本文转自作者 | 张璐诗
维京格•奥拉弗森（Víkingur Ólafsson），摄影：Ari Magg
演出档期密集的奥拉弗森表示，他的第一次世界巡演是从中国开始的，经过疫情的停滞和周折，他的重访中国计划终于被提上了日程。
冰岛钢琴家维京格•奥拉弗森（Víkingur Ólafsson）将在明年重回中国，携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先后登台上海和香港。最近我约了钢琴家在伦敦见面，他告诉我，自己等待重访中国等了很长时间，现在终于要发生了，他十分高兴。
今日的奥拉弗森已成长为国际舞台上一位炙手可热的演奏家，演出档期密集。他提及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他的第一次世界巡演是从中国开始的：“2008年10月，我父亲带着我一起巡演，我们到了北京、上海、合肥……记得当时冰岛经济破产，我在中国演出，每天看到电视上的中国记者在冰岛，神情严肃地用中文报道我家乡的新闻。”
那是奥拉弗森人生中第一次有机会重复演出一套曲目两次以上，他记得中国观众的反应相当好：“从冰岛来到中国，对我来说那是真的历险记，我也更喜欢纯粹的中国菜，跟纽约的中式快餐完全不一样。”2018年奥拉弗森曾与挪威一个乐团再访北京，原本两年前计划好将与香港管弦乐团做一次大规模巡演，主题是“丝绸之路”，因为疫情不得已取消。因而明年的中国巡演，奥拉弗森十分期待。
在伦敦看过他两次现场：第一次是2021年奥拉弗森首演夏季“逍遥音乐会”(BBC Proms)，数千观众来捧场；另一次是去年初秋他在南岸中心的一场独奏会，选择的是只能容纳三百人的小厅“Purcell Room”，氛围很好。奥拉弗森在每首作品之前自行先做解说，然后坐到琴前，曲目虽然在不同舞台上重复过多遍，他仍然能向观众展示出了“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新鲜乐感。这两次观演令我决定约他做一次访谈。到达见面的地方时，奥拉弗森正在看冰岛小说家和音乐人Sjón的一本八百多页厚的小说“Codex 1962”。后来他告诉我，今年要利用所有飞行的时间读实体书，不碰机上娱乐，因为他相信专心阅读对锻炼精力集中很有效。
生于1984年的奥拉弗森生长于冰岛，后来他到美国茱莉亚学院学习时，与王羽佳、邹翔等同辈中国钢琴家相熟，听说过“在中国学音乐很辛苦，竞争激烈，压力又大。在冰岛就完全不存在竞争。” 提到王羽佳，奥拉弗森透露已有打算与她在2024/25乐季合作一个双钢琴演奏，周期为一个月。奥拉弗森的母亲是钢琴教师，父亲是建筑师和作曲家，但他说爸妈从没催促过自己练琴，反而经常鼓励他多出门玩耍，少在家坐着。奥拉弗森从小学琴完全出于自发，从没参加过钢琴比赛，以他的话说是“没赢过也没输过”。奥拉弗森记得自己从小到大，到过冰岛演出的优秀钢琴家少之又少，因此长大后他很需要一个像纽约这样的城市，能随时去看高水准的音乐会，并因此报考茱莉亚音乐学院。
如今奥拉弗森与家人住在在雷克雅未克西南郊外，门外就是大自然。他说自己很记得前全球化和互联网的冰岛：“假如我在21世纪的冰岛成长，我会整天看Youtube，我会看到北京、莫斯科的神童；如果是今天，我父母肯定在我八、九岁时就会带我去伦敦学琴，我会更早接触到外界。我可能会成长得更快，也肯定会参加一些比赛，并会受到各种鼓舞。不过与此同时，有些东西也会消失：音乐教育并不像投资，可以在健身房设定好计划，可以用公斤去计算。如果你真想要制造出天才琴童也不难，从小就催他们苦练，年少成名也能实现。但这并不代表孩子心中对音乐有梦想，也不代表音乐能为孩子带来快乐。”奥拉弗森的第二个儿子在疫情期间诞生，他说决定等他们想学琴的时候才让他们学。
听唱片是奥拉弗森学琴时期的一项重要启蒙。他从12、13岁开始每天听父母收藏下来的大量黑胶唱片。长大以后，他将仅有的一点钱全花在了购买1920、1930年代的钢琴录音CD上：拉赫玛尼诺夫自己弹琴的录音、年轻时代的霍洛维茨、约瑟夫•霍夫曼、迪努•李帕蒂等人，这些经历对他影响至深：“作为钢琴演奏家时的拉赫玛尼诺夫在弹奏肖邦的作品时，他的诠释几乎是对作品的重新创作。直到今天他演绎的版本仍是最地道的肖邦，因为他对作曲家的理解如此深层，在此基础上的发挥也完全是肖邦的味道”，奥拉弗森认为：“这样的方法原本是19世纪到20世纪初古典音乐界的一种传统，但从20世纪中期开始发生了改变，人们以乐谱为诠释之本，按足了标记来，要渐强就渐强，要渐弱就渐弱。当你开始照本宣科去诠释作品，你就不再是在创造音乐，而只是人云亦云。这样可以说是好学生的表现，但绝对算不上是艺术家。真正的艺术是像格伦•古尔德在1955年录制的《哥德堡变奏曲》、霍洛维茨的年轻时代那样，能令你像是第一次听到这首作品那样。他们几乎是在即兴创作。”
不过，与今日许多年轻一代的人们相似，奥拉弗森听音乐的习惯也趋向碎片化：戴上耳机边听专辑边做别的事情。因此在设计自己的专辑时，奥拉弗森也倾向于选择短小的曲子，并将不同曲目拼贴在一起，将专辑整合成为一部完整作品，听者能感受得到专辑的结构，“就像是一趟旅程，其中有各种对比和叙事方式，不断改变观察的角度。”比如在他的巴赫专辑中，并不只有三首作品，而是选择了超过20首、不同时期的巴赫曲目。奥拉弗森选择曲目时，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真正想要去演绎的、有私人意义的作品，并能在其中找到与作曲家相遇的点。他补充道“这个过程需要很长时间，要学一部作品，就两周是不够的。要真正内化一部作品，至少要几个月，这些工夫是绕不过的。内化这部作品，直到它变成你的一部分，作曲家的作品就像也是你的作品。”
奥拉弗森一直都有“通感症”（Synesthesia），不同音调对应不同色彩：D调是棕色、E调是绿色、F调是蓝色、G调是红色、A调是黄色、B调是紫色、C调是白色。他说，这是自己对键盘上的白色琴键的基础感受。他又说，匈牙利音乐对自己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就像是最好的一道菜并不需要放太多糖，廉价的菜式才会放很多糖那样：“匈牙利音乐的风味通透得很，使人不难感受到原料的核心所在，我很喜欢这样的。”
奥拉弗森最近发行的专辑《From Afar》，是向匈牙利作曲家库达格的致敬。库塔格是在奥拉弗森“所有认知之中最喜欢的作曲家”。作曲家已经97岁，奥拉弗森原本从没想过要去打扰。然而有一天他忽然收到库塔格出版商的消息，说作曲家愿意在钢琴家下次到布达佩斯演出时与其会面。结果原本计划中十分钟的会面，在两人见面后延长到了三小时：“库塔格告诉我，他听我的录音已经有很多年，他喜欢我的演绎。他只是希望见见我。他坐在轮椅上，我给他弹了很多首作曲。就像是我给他演了一场私人音乐会，很美妙的相会。”到我回到家以后，就开始想以一张专辑的形式，向库达格写一封“信”。库达格还将自己改编成钢琴曲的巴赫《管风琴三重奏奏鸣曲第1号》题献给了奥拉弗森，这也收录在了新专辑中。
图片：South Bank Centre
奥拉弗森迄今出版的每张专辑都有耀眼的销售成绩，每年流媒体上也有2亿流量。他说如今已不再需要说服唱片公司才能去录制自己喜欢的音乐。“如果他们开始控制，我就离开。”签下唱片公司的首张专辑，奥拉弗森听从了公司的建议，录制了菲利普•格拉斯的作品集。“那是我惟一一张曲目不是我自己主张的专辑。如果完全是我自己的选择，会先录《哥德堡变奏曲》”。所幸奥拉弗森与80岁的作曲家合作也十分愉快。因为格拉斯这张专辑卖得好，公司本来还想让他继续录第二张格拉斯，而且只录美国音乐。当时钢琴家的回复是“如果非要这样，那我离开去别的公司好了。”公司倒是让步了，让他录巴赫。同样很幸运，巴赫的专辑比格拉斯的专辑取得了更成功的商业成绩。奥拉弗森认为，年轻人都需要争取，但有时候很难，因为会担心对大机构说“不”，人家以后都不会再来找你。“但那是你需要冒的险”，奥拉弗森回忆有次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团请他弹格什温的《蓝色狂想曲》，他回复说自己不喜欢这部作品，弹起来没有感觉，那个乐团到现在都再没找过他。但奥拉弗森现在回想，认为自己当时做的选择依然是正确的：“拒绝不容易，乐团觉得我很傲慢。可是我想假如当时我勉强去弹下这部作品，我担心我跟这乐团合作时永远都没机会去弹我自己真正喜欢的作品。”
图片：South Bank Centre
奥拉弗森与当今一批杰出的西方作曲家都有密切合作，其中包括了英国作曲家托马斯•阿代什（Thomas Ades）和美国作曲家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与这一批作曲家合作，对我诠释巴赫、贝多芬、莫扎特的作品也有新的启示。你会发现他们非常有弹性，速度、节拍等等，都不是单向的，力度的强弱对比，随着不同的演出场所、每一次演出时不同的钢琴，都会有变化。就像是生命本身，如果僵化不变，只有衰亡一条路。假如你不容许它与我们一起发展，它就会失去与现代生活的关联，我想这就是古典音乐的核心所在。所以当我与约翰•亚当斯合作了一段时间后回到贝多芬的奏鸣曲，我会感到更自由，而这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