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论做人的四句大纲:“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原来要真正达到游于艺的境界，前面还有三个条件。
首先是志于道。志是做人做事的原动力，道是万事万物之理的总和。求道、明道、合道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与人相交要通情理，习艺做事要通物理，否则做人没有真正的自由可言。志于道是明道、合道的前提，它代表人生的大方向。每一种艺皆有其自身的规律、志于道才能明通诸艺的规律，从而达到游于艺的境界。
德是人修道所得。合一分道，得一分德;得一分德，又能明一分道。道与德相互作用，无法割裂。所以真能志于道，就能自然地据有德。古人常说行善积德，何谓行善?即做合情合理的事，以善心对待他人他物。所以行善即是行道，行善即在积德。
仁是人符合天理的良心，是人人本具的至善本性，是无条件的、不计回报的、对他人他物平等的大爱之心。但是人的私情贪爱与不良习气将之遮盖难显，致使人的善性不能当家作主，从而做出伤天害理之事，结果给自己的生命带来不幸，甚至毁灭。依道而行即在明德，德明之时即是仁爱彰显之时，所言所行所思自然合乎天理良心，这便是艺是人身心所需的特殊活动。人通过艺的劳作与创作来表达自身的价值与滋养身心。“游于艺”是人通达物理后在
“依于仁＂
艺中达到自由自在的一种境界。艺是道的一种表现方式。道不可见，以艺显之。广义的道包括艺在内。道与艺本为体，非一不二。因此，有了上面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自然会有游于艺。艺虽是道之末，但道之圆满恰恰
是最后通过艺的完善来实现的。
根深才能叶茂，叶茂又促使根深。根深指道，叶茂指艺。根深才能叶茂，说的是以道统艺。叶茂又促使根深，说的是习艺进道。所以中国文化奉行的是内外兼修、动静交养、本末相资、情理并重、知行齐到的中庸之道。由此可见，孔子说的四句话是做人做事的大系统。因为我们的文化传承失落得太多太久，我们一时无法立足于大系统来恢复传统文化，如果只怀着急功近利的心态，单想抱住一门艺去恢复，结果往往是徒劳的，甚至会事与愿反。百年树人，大文化的恢复是需要多少代人的不解努力的。而习艺的问题实质上是做人的问题，是需要人付出终生努力的，一切一蹴而就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因此恢复道艺的艰难性是客观存在的。人是艺之本，人成艺オ成，做人难，成艺自然不易。习艺不忘本，则是习艺过程中最需要提醒自己与他人的地方。 射箭作为周代教育中的六艺之，并被视为诸艺之首是有道理的。
射箭的历史极其久远，考古发现三万年前就有弓箭了。作为自卫、杀敌、狩猎的*器武**、大概入类的历史差不多一样久远。弓箭在古代能做到远距离杀敌，自然算得上兵器之首，直到近代火器的发明
逐渐退出战争的历史舞台。
但在中国古圣的倡导下，这种具有高度*伤杀**力的*器武**居然也能摇身一变，成为“射以观德”的礼器
这是中国文化最伟大的创造之
文与武是两个极端，但在中国文化里面这两端是存在于一体之中的，叫＂文武一理”。就像一支箭代表武的箭镞与代表文的箭羽是以一根箭杆相连的，表示文如不通武不算真文，武如不通文也不算真武。所以大武之人必有文气、大文之人必有武气，就像智、仁、勇三种品格在圣人身上必同时具备但射箭的文的一面是需要特殊的引导与培养的。孔子说:“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射箭不看重射穿兽皮的强力，而看重静定才能射准的志正体直，这就将推崇强力的霸道转向推崇“发而不中，反求诸己＂的王道，即从胜人转向克己，将外在目标转向内在目标，从而将习艺与修身有机地结合起来。
孔子又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争与不争也是两个极端，而射箭又将这两个极端统一了起来，做到在不争中争，在争中不争。某些运动如篮球、足球等，双方面对面直接较量，两方都为了取胜，难免会出现伤害对方的小人之争，而射箭双方先作礼向对方表示敬意，输掉的一方下去要饮酒，表示自己是弱者。谁都不想承认自己是弱者而接受罚酒，所以谁都想射得好一些，这也是一种争，但这是一种双方都力求自己上进的君子之争，而不是想伤害对方的小人之争。难怪中国的圣人孔子是喜欢射箭的高手，印度的圣人释迦牟尼也是喜欢射箭的高手。试想，除了射箭，同时为中外圣人皆喜修习的技艺还有什么?由此也可见射艺在诸艺之中的独特了。
射箭在当今社会中传习，而真正达到百步穿杨的神箭手自古以来却没有几个。这是一门易学难精、雅俗共赏的技艺。
既然射箭与修身有这么紧密的联系，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古代的学校“庠”“序”都是表示射箭的地方，选拔官员也要通过“射侯，而乡射礼在古代为什么那么普遍。据说在现代的韩国尚能见到古代中国重射的影子，而在中国，其衰落的程度与恢复的缓慢比起古琴有过之而无不及。射艺真正兴起之时，必将是中国文化全面复兴之日。我们将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