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 “巴 扎”
——在*疆新**兵团的日子
作者：朱景统
（原*疆新**兵团工三师温州支边青年）
赶“巴扎”：没有在*疆新**（特别是南疆）生活一年半截的人，不知道赶“巴扎”是什么？更不能体会赶“巴扎”的乐趣。
“巴扎”维吾尔语，就是集市的意思，每逢星期天都有这样的“巴扎”举行。和维吾尔族一样，我也特别喜欢这一直延续下来赶“巴扎”的民族传统习俗。
1966年10月份，我和支边*疆新**生产建设兵团工三师廿三团五连的36名温州青年，被分配到离叶城县城十几公里外的新藏公路（*疆新**至*藏西**）起点零公里旁的连队，问我连队地址在什么地方，大家习惯了，叫叶城零公里。
叶城是南疆古老重镇、比较富裕的小县城，它是维吾尔族集中居住的地方，维吾尔族人民很朴实、忠厚、好客，对我们汉族人很是友好，特别是66年那*革文**狂热的年代，叶城基本上没有受到派性的强烈冲击。那时，我们穿绿军装的兵团解放军（当时*疆新**兵团编制属*疆新**军区管辖），特别受到民族同志爱戴和欢迎。
六、七十年代，*疆新**比起我们东部沿海城市，无论是交通、生活水平和物资供应等还是比较落后，作于温州三千多名支边青年来说，我也算是比较荣幸的，因为我们连队离县城最近，每逢星期天休息，我们没事三五成群搭车去县城赶“巴扎”，去购买水果和食品，改善伙食，得天独厚的是我们连队隔一道墙就是*疆新**军区汽车运输29团，都是*疆新**军区的，我们搭个便车去县城很方便。
叶城老貌（图片来自叶城零距离）
那时我才十七岁，工资39元零1分，因为叶城物价低，除偶尔给温州家里寄五块、十块钱，生活还算凑合，存不了多少钱，但还能赶得起“巴扎”。
赶“巴扎”，那时我们年轻，繁重的工作，加上连队食品供应缺乏，伙食单调，都盼着星期天的到来，以补给身体和改善生活，所以赶“巴扎”作于我们兵团人，确是一种特别难得的享受。
赶“巴扎”那天，一大早，从农村各公社、生产队骑毛驴、赶牛车，带着有限农产品来县城赶“巴扎”的维吾尔族老乡，特别的纯朴、善良，他们在县城的马路两边，有序地一路摊开自已的要交易的农副产品，如土鸡、鸡蛋、核桃、石榴、桃子……
赶着毛驴车去“巴扎”（农三师温州战友）
土鸡一元钱一只，鸡蛋五角钱十个，水蜜桃一角钱十个，核桃一角钱十个，哈密瓜二角一个，物价还真便宜。忠厚老实的维吾尔族老乡，不会做生意，个性又很固执，比如卖桃子，他一角钱卖十个，我们开价桃子一角钱十一个，他怎么也不卖，就只能十个，但他们卖桃子，买前可以免费品尝后再买，吃了不买也不生气，碰上我们这些兵团“土八路”，却顺着路边摆买桃子的摊子，一路免费品尝过去，不花一分钱，吃的肚子鼓鼓的。更有意思的是，有的维吾尔族老乡，卖桃子数桃核结帐，也就是大家只管围在那里吃，吃好后，他来数桃核数量付钱，我们一伙三、四个人就穿着高筒胶鞋，围在装桃子的筐边吃，乘老乡不注意时，我们就把桃核往鞋里塞（老实巴结的老乡，那会知道我们会这么缺德、耍赖），到后来，满满一筐子的桃子，剩下半篮子，数桃核只有十几个，明知道这数量不对，但找不到桃核，老乡也没办法，只好按核结算；还有我们去买“土红”（维族语：鸡），一元钱一只，我们给他一张一元的或二张五角的钱给他，他“塞的麦道”（维语：不卖），怎么不卖，我们觉得很奇怪，到后来我们知道，他们喜欢要钱的张数，一张一元钱不卖，我们就换成五分或一角的零钱给他，他们很高兴地就卖了，甚至有时还少一、二张，他们也乐意！
人“坏”了，做什么事，拦也拦不住。
那年代，*疆新**火柴比较紧张（记得好像全*疆新**只有乌鲁木齐一家*疆新**火柴厂），我们抓住这“机遇”，从温州带火柴来，把大包（十小盒），拆开分装十五小盒（温州火柴出厂每小盒装的满满，*疆新**火柴出厂是装不满的），去跟维吾尔族老乡换鸡蛋，一小盒火柴换十个鸡蛋，后来觉得火柴太大，从温州邮寄（那时候什么东西都可以邮寄，当然包括火柴）时间长，也不方便，就改叫家人寄打火石，放在信封里寄过来，时间短，数量多，交换也是一粒打火石换十个鸡蛋。这些事过去已几十年了，虽然，那时是双方自愿交换，各取所需，现在想想，真的很内疚、惭愧，这样的交换方式，投机取巧，小欺诈，不合情理。然而，即体现了维吾尔族老乡的忠诚、朴实、耿直、憨厚的品德。
让我记忆刻骨铭心的是一九七零年，正是*革文**“一打三反”运动最疯狂的时期，地方的阶级斗争，逐渐渗透到了兵团，我们连队也掀起“严打”运动的高潮。作于我们出身学生，十七、八岁的年龄，应该说是历史比较清白的吧，而那年代提出“阶级斗争是没有真空”、“阶级斗争何时何地都存在”的理论。运气不好，这场残酷的阶级斗争刚好让我给碰上：一次，我赶“巴扎”去了县城，身上带了十几公斤的粮票（那时候买什么东西都凭票计划供应），在叶城县百货公司前，用粮票跟维吾尔族老乡换布票（我们温州粮票不紧张，布票紧张），一公斤粮票换一米布票（换的布票寄到温州给亲戚朋友用），正在交易时，被*反造**派看见，把我带到一个房子，他们没收了我的粮票，并以投机倒把（那时投机倒把列为反革命罪），把我关了三个多小时，让我写了“投机倒把”的经过，严重的是他们把我的“犯罪证据”送给了连队领导，刚好，那时阶级斗争才开始，一下子还找不到目标，我就正好碰到枪口，当活靶打了。回到连队，脚刚踏进连队院子，却立即看到“*倒打**现行反革命份子朱景统”“*倒打**投机倒把份子朱景统”大字报，一看到这情景，头昏脑帐，连脚也站不稳了，感觉好像天要塌下来了！
当时连队还没有收工，还没人看到我，怎么办呢？逃也逃不掉，我突然想到，先到连队旁边师钻井队（师部直属单位，不所于我们连队管辖）温州老乡陈和土那里躲避一下，就这样心惊胆跳地在他那里呆了三天不敢回连队，陈和土偷偷地通知我们同连队温州老乡，张玉笛、童钢谷、徐星星等人，他们冒着包疵反革命罪的危险，来看我，给我送吃的东西，不时还给我通风报信，关于连队对我这事的动向。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这样下去总不是办法，最后，我硬着头皮回到连队，当晚全连集合，开始对我批判斗争，我低着头站在上面，只听见坐在下边，天天见面的战友，一阵阵高喊*倒打**“现行反革命份子朱景统”口号。我全身颤抖，手脚冰冷，热汗直流，心里直怨“巴扎”、“巴扎”，都是赶“巴扎”惹的祸。
接下来，全排、全班轮换批斗。最丢脸的是到营部（十二连）开会，人家带凳子，我带脸盆，先去用水泼洒会场（连队操场都是土，洒水防尘），然后别人坐在那里，我低着头拿着脸盆站在那里，一直等到会议结束，最尴尬的是其他连队的人，瞪着眼看我，心里真是好难受。为我这事件，还牵连到不少人，原*疆新**兵团农垦大学（现石河子大学）法律系毕业的上海支边青年徐福元，向连队指导员赵丰来提出，粮票换布票，是自已用的，大部份是人家托换的，不属于买卖和投机倒把，而且，当时大家都流行粮票对换布票，应该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属于“一打三反”对象，连队领导认为他为我辩护，把他也拉上来作陪斗。现在想想徐福元这位老兄，讲义气，想帮我解脱这场批斗，无故无冤也被挨斗了几天，真冤枉！
我被批斗半个月左右，实在找不出我其它的罪行。
也许是一种巧合，一班的上海支边青年李福根无意中说了一句话，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连队接下去转移了斗争目标，开始批斗他了，我这个“现行反革命份子”，连队批斗也就告一段落，到此结束，插科打诨、不了了之。
好笑的是，事过没几天，连队领导马上把我按排到大批判组（进大批判组要求阶级斗争觉悟高的人才能进去，也许，我被连队领导觉察到有点文字基础，可能看了我受批斗期间写的检讨书、认罪书，又会来点美术，写写画画的特长），当上了大批判小组的革命先锋战士。
更可笑的是，我们五连受兄弟连队（十二连）邀请，介绍大批判经验，连部推荐我去传金送宝，受到他们连队敲锣打鼓的夾道欢迎，其中一些人还认出我，前几天还是“现行反革命份子”来会场洒水，摸不到头脑，今天却怎么当先进来介绍经验发言了？
赶“巴扎”：“赶”出了许多笑话；“赶”出了我们那个纯真年代的悲与乐；也“赶”出了*革文**时期那荒诞，滑讥的故事。
一次次叶城“赶巴扎”的情景，让我依然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岁暮景迈群光绝，安得长绳系白日”。光阴荏苒，年龄增大，逝时不返，事不当初，离开叶城已好几十年了，我现在远离*疆新**叶城五千多公里的温州，在支边的岁月里，我在叶城工作的时间又是最长，返乡之情油然而生，乘身体力行，我想明年再去叶城赶一次“巴扎”，以了我对叶城“赶巴扎”的情结，并对“赶巴扎”的那段幼稚、调皮、耍赖的作为，而“反省”和“忏悔”。
追溯在叶城那年代的旧影，寻回在兵团那青春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