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善意
第7章 津巴多的监狱实验
臭名昭著的监狱实验
1971年8月15日上午10点左右，在西海岸，帕洛阿托的警察赶到现场，将9名年轻男子从床上拉了起来。其中5人因偷窃被起诉，4人因持械抢劫被起诉。当看着这些人被搜身，铐上*铐手**，然后被警车带走时，邻居们感到非常惊讶。
但是这些旁观者并不知道，这些都只是实验的一部分。这个实验将成为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科学研究”之一。这个实验将会登上新闻头条，并进入数百万大学新生的教科书。
当天下午，这些所谓的罪犯（实际上都是无辜的大学生）从420号楼的石阶上走下来，进入了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的地下室。欢迎他们的只有一块指示牌，上面写着“斯坦福郡监狱”。楼梯的尽头是另外一组学生，总计有9个人，他们都穿着制服，戴着墨镜。他们像那些戴着*铐手**的学生一样，来这里只是为了挣些外快。但是这些学生并不会成为“囚犯”，相反，他们被指派充当“狱警”的角色。
“囚犯”被命令*光脱**衣服，在走廊里一丝不挂地站成一排。他们的脚踝上戴着锁链，头上套着尼龙帽，每个人都分配了一个编号，从那一刻起，他们的名字就由这个编号代替了。最后，他们穿上囚服，被关进了监狱，三人一间（见图7-1）。
图7-1 斯坦福监狱实验
资料来源：Philip G. Zimbardo。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震惊全世界。在短短几天时间内，斯坦福监狱实验就失去了控制。在这个过程中，关于人性的一系列残酷“事实”暴露无遗。
实验的参与者是一群普通的、健康的年轻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报名参加这项研究时自称为和平主义者。
但是到了第二天，情况就开始恶化了。“囚犯”发动了*乱暴**，而“狱警”则用灭火器充当*器武**对他们进行了严酷的*压镇**。在随后的日子里，“狱警”想出了各种各样的策略来对付他们管辖的“囚犯”。牢房内到处是粪便，恶臭满室，“囚犯”无法入睡。在睡眠被剥夺的恶劣环境之下，他们不得不一个接一个地表示屈服，而“狱警”则陶醉于自己所掌握的权力中。
终于，8612号“囚犯”忍不住了。他不停地踢着监室的门，尖声叫道：“我全身像火烧一般！难道你们不知道吗？我要出去！这里面乱七八糟！我一个晚上也忍受不了了！我再也待不下去了！”1
主导这项研究的首席研究员、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也被卷入了这场闹剧。他扮演的是监狱管理者的角色，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实施严格管理。实验进行到第6天，他才终于决定结束这个噩梦般的实验，因为一名惊恐不已的研究生——他的女朋友——质问他到底在做什么。当时，有5名“囚犯”已经表现出了“情绪极度低落、哭泣、愤怒和极度焦虑”的迹象。2
这次实验草草结束了，津巴多和他的研究团队却不得不面临一个痛苦的问题：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今天，你几乎可以在任何一本心理学入门教科书中找到所谓的答案。在好莱坞大片、奈飞公司的纪录片，以及像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的《引爆点》（The Tipping Point）这样的超级畅销书中都有提及。又或者，去办公室的饮水机旁问问看，你也可以从同事口中了解所谓的真相。
答案通常都是这样的。在1971年8月15日，一群普通的学生变成了怪物。不是因为他们原本就是坏人，而是因为他们被置于一个糟糕的环境中。例如，格拉德威尔告诉我们：“如果你想知道如何才能对来自优秀学校、幸福家庭和良好社区的普通人的行为产生巨大影响，仅仅通过改变他们当前生活环境的一些细节就可以做到。”3
后来，菲利普·津巴多反复地说，一开始时没有人想到这个实验会如此失控。后来，他不得不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每个人都有潜在的可能做出最令人发指的行为。他总结说，对于发生在斯坦福大学地下室里的那些事情，必须这样来理解：那是“人们穿了‘狱警’制服后会表现出的‘自然’行为的后果”。4
罗伯斯山洞实验
很少有人知道的是，比津巴多的实验还要早17年，就已经有人进行过类似的实验了，而且也得出了几乎相同的结论。在学术界之外，恐怕大多数人都已经遗忘了这个几十年来一直激励着社会心理学家的罗伯斯山洞实验（Robbers Cave Experiment）。与斯坦福的研究不同的是，它的研究对象不是学生志愿者，而是毫无戒心的孩子。
1954年6月19日，12个大约11岁的男孩站在俄克拉何马城的一个公交车站等车。他们彼此之间都不认识，但是他们都来自正直体面的家庭，他们的父母经常带他们去教堂。他们的智商属于平均水平，在学校里的成绩也处在中间水平。他们当中没有人是麻烦制造者，也没有人是被欺凌者，他们都是适应能力相当强的普通孩子。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他们个个都表现得很兴奋。那是因为他们即将出发，前往俄克拉何马州东南部的罗伯斯山洞州立公园（Robbers Cave State Park）参加夏令营。这个营地曾经是贝尔·斯塔尔（Belle Starr）和杰西·詹姆斯（Jesse James）等传奇亡命之徒的藏身之所，占地大约8万平方米，有森林、湖泊和洞穴。男孩们没有意识到的是，他们将与第二天到来的另一群露营者共享这个天堂。他们还不知道的是，这是一个科学实验。所有露营者都是被试。
这项研究是由出生于土耳其的心理学家穆扎费尔·谢里夫组织进行的，他一直以来都对群体之间的冲突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他针对这个夏令营所做的准备工作称得上一丝不苟，他对研究小组的指示也非常明确：孩子们可以自由地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不受任何限制。
在研究的第一阶段，这两组男孩都不会意识到对方的存在。他们会待在不同的建筑里，以为公园里就只有他们一组人。到了第二个星期，他们会被带到一起，小心翼翼地进行接触。接着会发生什么呢？他们是会成为朋友，还是会闹得天翻地覆？
罗伯斯山洞实验是一个关于表现良好的小男孩，即“最优秀的男孩”的故事，但他们在几天之内就堕落成了一群“邪恶的、不安分的和恶毒的孩子”。5谢里夫组织这个夏令营的那一年，也正是威廉·戈尔丁出版《蝇王》的同一年。但不同的是，戈尔丁认为孩子们的天性是坏的，而谢里夫认为一切都取决于环境。
事情一开始很顺利。在第一个星期，当两组人没有意识到彼此的存在时，每个营地的男孩们在一起时都能进行完美的合作。他们建造索桥和跳水板，还一起烤汉堡、搭帐篷，很快就成了朋友。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实验发生了转折。这两个分别自称为“响尾蛇队”和“老鹰队”的小团体被组织者小心翼翼地介绍给了对方。当响尾蛇队听说老鹰队在“他们的”棒球场上比赛，并且向他们提出挑战时，两个团体间发生了长达一个星期的对抗和竞争。从那以后，事态迅速升级。第二天，老鹰队在拔河失利后焚烧了响尾蛇队的旗帜。响尾蛇队则通过发动午夜突袭来进行报复，他们撕破了老鹰队的窗帘，抢走了老鹰队的漫画书。然后，老鹰队决定，将大石块塞进袜子里用作*器武**，然后用*器武**来一劳永逸地解决冲突。在关键时刻，夏令营的工作人员设法对此进行了干预。
在那个星期的比赛结束时，老鹰队被宣布为胜利者，并获得了令人垂涎的奖品——每人一把闪闪发光的小刀。响尾蛇队则发动了另一场突袭，抢走了所有战利品，以此作为报复。当面对愤怒的老鹰队时，响尾蛇队只是报以嘲笑。“来吧，你们这些胆小鬼。”其中一个孩子挥舞着刀子嘲弄道。6
当孩子们开始抡起双拳时，谢里夫博士伪装成了营地管理员，坐在一边忙于写他的笔记。他当时就已经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个实验将是一座大金矿。
近年来，有关罗伯斯山洞实验的故事又重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我无法告诉你有多少权威人士把这项研究当成了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一把钥匙。响尾蛇队和老鹰队之间的冲突，难道不正是左翼与右翼、保守派与进步人士之间无处不在的冲突的象征吗？
一些电视制片人在了解到这项研究的前提假设之后，立即看到了其中隐藏着的卖点。在荷兰，他们试图毫不掩饰地重拍一部名为《这意味着战争》（This Means War）的电影。但是当事实证明这个概念真的意味着战争时，他们不得不提前终止了行动。
现在，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公开穆扎费尔·谢里夫写于1961年的原始研究报告。读完这份研究报告后，我可以向你保证：它根本不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作品。在开头那几页里，谢里夫告诉我们“人们对外来者的负面态度会在环境影响下激发出来”。解读：这就意味着战争。
但是，在抛开所有学术性很强的抽象概念之后，我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事实。决定举行为期一星期的竞赛活动的并不是孩子们自己，而是实验者。老鹰队队员对这个主意并不感兴趣。“或许我们可以和那些家伙做朋友，”一个男孩的建议是，“这样就不会有人犯傻，也不会产生任何怨恨了。”7
正是在研究人员的坚持下，这两个小组才去参加那些有明确的赢家和输家的游戏的，比如棒球赛和拔河比赛。比赛没有安慰奖，而且分数是由研究人员操纵的，目的是确保两队看上去势均力敌，以此强化竞争。
而且事实证明，这些阴谋诡计只是一个开始。
被误解的孩子们
我是在2017年夏天在墨尔本见到吉娜·佩里（Gina Perry）的，几个月后，她的新书《罗伯斯山洞实验》（The Robbers Cave Experiment）出版了。佩里是澳大利亚的一位心理学家，也是第一个深入研究谢里夫实验的原始档案的人。在翻阅挖掘了大量的笔记和录音之后，她发现了一个与过去50年来在教科书中重复出现的内容相矛盾的故事。
佩里发现，谢里夫在那个实验之前曾试图检验他的“现实冲突理论”（realistic conflict theory）。他曾经在1953年在纽约州的米德格罗夫小镇郊外组织了另一个夏令营。在那里，他也曾尽他所能让孩子们互相竞争。后来，谢里夫唯一透露的信息藏在一个脚注里，“由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和不利条件”，实验不得不暂时中止了。8
在墨尔本，佩里告诉我，她从档案中了解到，在另外一个被巨人遗忘的夏令营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在到达营地两天后，所有的男孩子都成了朋友。他们一起玩游戏，一起在树林里狂奔、射箭，扯着嗓子唱歌。
然后，到了第三天，实验组织者把所有男孩分成了两个小队——黑豹队和巨蟒队。在那一星期接下来的时间里，组织者使用了书中提到的所有技巧去挑拨离间，试图让这两个小队互相对抗。当黑豹队想要设计印有象征和平的橄榄枝的队服时，工作人员阻止了他们。几天后，其中一名工作人员偷偷撕毁了巨蟒队的一顶帐篷，他满心以为黑豹队会因此而遭到巨蟒队的指责。但是最后，他只能沮丧地看着两个小队的男孩们齐心协力把帐篷重新支了起来。
接下来，工作人员又秘密突袭了黑豹队的营地，希望巨蟒队会因此而受到指责。再一次，孩子们还是表现出了互帮互助的精神。有一个男孩在发现自己的尤克里里琴被弄坏了之后，甚至叫来了工作人员，要求他们提供不在场证明。“也许，”他指责道，“你们只是想看看我们会有什么反应。”9
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小组的成员的情绪变得越来越糟糕。他们这个昂贵的实验似乎注定要以失败告终了。孩子们并没有像谢里夫的“现实冲突理论”所说的那样反目成仇，相反，他们成了很好的朋友。谢里夫责怪了除他自己之外的所有人。他一直待到了凌晨两点，不断地踱步，就像佩里在研究录音中听到的那样，然后开始喝酒。
就在最后那几天的某一个晚上，紧张局势终于迎来了一个爆发点。当孩子们安安安静地熟睡的时候，谢里夫威胁要打一名研究助理，指责他没有尽最大努力在孩子们中间挑拨离间。这名助理出于自卫抓起了一块木头。“谢里夫博士！”整个营地都回荡着他的声音，“如果你真的打我，我会狠狠还击的。”10
当其中一个男孩发现一个记载了详细的观察结果的笔记本后，孩子们终于意识到自己被操纵了。事已至此，除了中止实验之外别无选择。如果说这个实验真的证明了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一旦孩子们成为朋友，他们就很难再互相攻击了。“研究者误解了人性，”一位参与那个实验的心理学家多年后谈到此事时说，“至少他们一定误解了那些孩子。”11
人性还是*局骗**
穆扎费尔·谢里夫博士在米德格罗夫小镇实验中的操纵行为是令人愤慨的，但与17年后其他心理学家精心营造的实验场景相比，它们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罢了。从表面上看，斯坦福监狱实验和罗伯斯山洞实验有很多共同之处。它们都有24名白人男性被试，它们都被设计用来证明好人可以自发地变坏。12但是，斯坦福监狱实验要更进一步。
菲利普·津巴多的研究不仅仅是可疑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局骗**。
我的怀疑是我在阅读津巴多出版于2007年的著作《路西法效应》（The Lucifer Effect）时浮上心头的。原先我一直以为，他的实验中的那些“狱警”是自动变成施虐狂的。津巴多自己也曾经无数次在采访中声称，甚至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做证时也说，这些“狱警会为了维护法律、维持秩序和获得尊重，来制定专门的规则”。13
但是在这本书的第55页，津巴多突然提到，在实验开始前的一个星期六，他与“狱警”见过一次面。那天下午，他向“狱警”简要地介绍了他们的任务。他给出的指示非常明确，不可能有任何误解：
我们可以制造一种挫败感。我们可以在他们身上制造出恐惧……我们将以各种方式剥夺他们的个性。他们将会穿着囚服，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会有人叫他们本来的名字。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编号，这个编号将代替他们的名字。总的来说，所有这一切都会在他们心中造成一种无力感。14
在读到这一段时，我惊呆了。这位本该完全独立于被试的科学家，却直截了当地说，他曾经训练过他的“狱警”。这些“狱警”原本完全没有想到要用编号来称呼“囚犯”，他们也没有想到要戴墨镜，更没有想到要玩虐待狂的把戏。所有这些都是津巴多明确指示他们去做的。
不仅如此，在实验开始前的那个星期六，津巴多就已经在谈论“我们”和“他们”了，就好像他和这些“狱警”是同一个团队的成员一样。这意味着，他后来讲述的自己随着实验的推进而迷失在监狱管理者角色中的故事，不可能是真的。津巴多从始至终都在发号施令。
要深刻理解津巴多的所作所为对客观研究造成的致命影响，我们必须先了解社会科学家所称的“要求特征”（demand characteristics）指的是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被试能够猜测出研究的目的，那么他们就会表现出这些行为，从而将整个科学实验变成一场舞台剧。我们发现，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正如一位心理学研究人员所说的那样：“这种要求无处不在。”15
那么，这些“狱警”真的明白实验组织者希望他们做什么吗？他们本来可能会围坐在一起，打打牌，聊聊体育运动和女孩子。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一名学生“狱警”说他事先就计划好了自己要做什么：“我心里有一个明确的计划，也在努力去执行，迫使某些事情发生，这样研究人员就可以推进工作了。说到底，如果我们都像乡村俱乐部的会员那样无所事事地坐着，研究者又怎么能从这个实验中得到一些东西呢？”16
即使在这样的证词大量出现之后，斯坦福监狱实验还是没有从教科书中删除，这已经够糟糕的了。但是情况还在变得更糟糕。2013年6月，法国社会学家蒂博·勒·特谢尔（Thibault Le Texier）偶然发现了津巴多在2009年做的一场TED演讲。作为一名兼职电影制作人，他的注意力很快被津巴多在屏幕上展示的画面吸引了。在勒·特谢尔经验老到的审视中，那些不断尖叫的学生的原始视频，看起来就像是一部扣人心弦的纪录片的完美素材，所以他决定先做一些研究。
勒·特谢尔向一家法国电影基金申请，获得了一笔补助金，于是他预订了飞往加利福尼亚州的机票。在斯坦福，他有了两个惊人的发现。第一个发现是，他是第一个查阅津巴多的实验的原始档案的人。第二个发现是，这些档案中包含了一些奇怪的内容。勒·特谢尔的热情很快就被困惑取代了，接着是沮丧。就像吉娜·佩里一样，他发现自己被成堆的文件和录音包围着，这些文件和录音呈现给他的是一个与教科书完全不同的实验。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接受津巴多所说的一切都可能是假的这个事实。”2018年秋勒·特谢尔告诉我。一年后，他的严苛的分析结果发表在世界顶尖的心理学专业期刊《美国心理学家》（American psychologist）上。“起初，我并不愿意相信自己的发现。我想，那是斯坦福大学的一位有名望的教授，一定是我弄错了。”
但是证据本身说明了一切。
斯坦福监狱实验最初并不是津巴多构想出来的。事实上，这是他指导的一名本科生，一个名叫戴维·贾菲（David Jaffe）的年轻人想出来的主意。在一次课程作业中，贾菲和其他4名同学认为把他们宿舍的地下室变成一个监狱是个绝妙的主意。他们召集了一些自愿参加的朋友，并于1971年5月与6名“狱警”、6名“囚犯”一起进行了初步尝试，贾菲自己则充当了监狱长一职。
“狱警”制定了一些规则，比如“囚犯之间只能用编号来称呼对方”“‘囚犯’必须始终称呼‘监狱长’为‘首席惩教官先生’”。接下来的星期一，贾菲在课堂上讲述了他激动人心的“实验”以及这个实验在参与者中激起的强烈情绪。津巴多被说动了，他决定亲自尝试一下。
但是，还有一个顾虑让津巴多踌躇了一下。真的能找到足够多的残暴的“狱警”吗？谁能帮助他把人最坏的一面激发出来呢？这位心理学教授决定聘请这名大学生做顾问。“基于我之前有作为虐待狂大师的经验，津巴多要求我提供一些策略。”贾菲后来这样解释道。17
40年来，在数以百计的采访和文章中，菲利普·津巴多一直坚持声称，斯坦福监狱实验中的那些“狱警”没有接到过任何指令。所有一切都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规则、惩罚，以及对“囚犯”的羞辱。津巴多把贾菲描绘成了纯粹充当“狱警”角色的被试，和其他人完全一样。
真相远非如此。事实证明，全部17条规则中有11条是贾菲制定的。为了迎接“囚犯”的到来，贾菲起草了一份详细的操作规程。在“囚犯”的脚踝上绑上链条的主意也是贾菲想出来的。*光脱**“囚犯”的衣服呢？也是他的主意。强迫他们光着身子站15分钟呢？还是他的主意。
不仅如此，在实验开始前的那个星期六，贾菲还花了整整6个小时和其他“狱警”待在一起，向他们解释如何使用铁链和警棍达到最佳效果。“我有一张清单，上面列明了需要做的事情，”贾菲告诉他们，“都是必须保证要让它们发生的事情。”18在整个折磨施虐事件结束后，他的“狱警”朋友对他“施虐的创意”称赞不已。19
与此同时，津巴多本人也对这个施虐的游戏计划做出了诸多“贡献”。他制定了一个紧凑的时间表，让“囚犯”没有足够的睡眠——“囚犯”会在凌晨2点30分和6点被叫醒进行点名。他提出的惩罚“囚犯”的建议包括让他们做俯卧撑，或者在他们的毯子里放带刺的贴纸或草刺。他还认为单独囚禁也许是一个不错的补充惩罚措施。
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津巴多要花这么多精力来控制实验，答案其实很简单。一开始，津巴多对“狱警”并不感兴趣。最初他的实验集中关注的是“囚犯”。他想弄清楚“囚犯”在巨大的压力下会怎么做。他们会有多无聊、多沮丧、多害怕？
“狱警”则把自己视为他的研究助理，考虑到津巴多正是这样对待他们的，他们这样想是有道理的。津巴多对他们施虐行为的震惊反应，以及声称这是实验的真正内容，都是事后捏造出来的。在实验过程中，他和贾菲迫使“狱警”对“囚犯”采取格外严厉的措施，包括训斥那些没有严苛对待“囚犯”的“狱警”。
在后来被公开的一段录音中，我们可以听到贾菲在严厉告诫一个“过于温柔的狱警”约翰·马库斯（John Markus），督促他在第二天对“囚犯”采取更强硬的态度：
贾 菲：“总的来说，你有点像缩头乌龟……我们真的想让你积极参与进来，因为身为‘狱警’你必须知道，每一个‘狱警’都必须表现‘强硬’，到目前为止，嗯……”
马库斯：“我不太强硬……”
贾 菲：“是的，但是，你必须试着强硬起来。”
马库斯：“我不知道……”
贾 菲：“我说的强硬是指，你知道，你必须……嗯……坚决一些，你必须在行动中……呃……做诸如此类的事情。嗯，这对整个实验工作真的很重要……”
马库斯：“对不起，我很抱歉……如果完全由我决定，我不会做任何事。我会让事情缓和下来。”20
令人意外的是，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大多数“狱警”即便在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仍然对要不要采用“强硬策略”犹豫不决。有2/3的人拒绝参与到这种残酷的游戏中来，有1/3的“狱警”对“囚犯”很友善，对津巴多和他的团队感到失望。其中一名“狱警”在实验开始前的那个星期天就提出了拒绝，表示他无法按照指示行事。
大多数被试坚持下来是因为津巴多许诺的报酬不错。他们每天可以赚1美元到5美元——这相当于现在的100美元，但是得坚持到最后才能拿到钱。“狱警”和“囚犯”都担心，如果他们不按照津巴多的剧本来演，就会拿不到钱。
但是，对于其中一名“囚犯”来说，金钱并不能构成足够大的激励，他在经过第一天的折腾之后就觉得厌倦了，想退出实验。他就是编号为8612的“囚犯”，22岁的道格拉斯·科尔皮（Douglas Korpi）。事实上，科尔皮在第二天就崩溃了。21他的崩溃形象出现在了所有的纪录片中，并成为整个斯坦福监狱实验中最著名的画面。
2017年夏天，一名记者找到了道格拉斯·科尔皮。22科尔皮告诉记者，他们的整个崩溃过程都是假装的——从头到尾都是假的。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秘密。事实上，他在实验结束后告诉了好几个人，其中就包括津巴多，但是津巴多没有理睬他。科尔皮还告诉了一个纪录片导演，但是后者把这个故事从他的电影中删掉了。
道格拉斯·科尔皮后来还获得了心理学博士学位。他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一开始很喜欢这个实验。第一天“真的很有趣，”他回忆道，“我大喊大叫，表现得歇斯底里。我想自己要表现得像个囚犯，而我一直是个好学生，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23
这种乐趣是短暂的。科尔皮本来是希望能花点时间复习备考的，但是自打他进了“监狱”，“津巴多公司”就不让他接触课本了。所以在第二天，他决定退出。
令他吃惊的是，津巴多拒绝让他离开实验。“囚犯”只有在出现身体或精神上的问题时才会被释放，因此科尔皮决定装假。首先，他假装胃痛。当这不起作用时，他尝试假装自己精神崩溃了：“我全身都像火烧一般！难道你们不知道吗？我要出去！这里面乱七八糟！我一个晚上也忍受不了了！我再也待不下去了。”24
这些呼喊声后来在全世界都变得“臭名昭著”。在这个实验结束后的几十年里，数以百万计的人“爱”上了菲利普·津巴多制造的这场闹剧。
“最糟糕的是，”其中一名“囚犯”在2011年这样说道，“津巴多在这40年来获得了太多的关注……”25津巴多甚至在分析数据之前就把实验的录像提供给了电视台。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逐渐成了他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心理学家，他的晋升之路畅通无阻，直到最后当上了美国心理学协会的主席。26
在一部摄于20世纪90年代的关于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纪录片中，学生“狱警”戴夫·埃谢尔曼（Dave Eshelman）表示，他也想知道如果研究人员没有逼迫“狱警”做那些事情，可能会发生什么。当时他无奈地说：“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了。”27
事实证明，我们是可以知道的。
埃谢尔曼不知道的是，当时两位英国心理学家正在为另一个实验做着准备工作。这个实验旨在回答这个问题：当普通人穿着囚服走进监狱时，他们身上会发生什么？
另一个监狱实验
这个实验始于英国广播公司在2001年打给这两位心理学家的一个电话。
那时正是电视真人秀节目开始大行其道的早期。当时《老大哥》（Big Brother）刚刚播出，各地的电视台都在忙着构思下一档能够吸引眼球的节目，所以英国广播公司的要求并不完全出人意料：你有兴趣再尝试一次那个关于“囚犯”和“狱警”的令人惊恐的实验吗？只不过现在这个实验要在黄金时间播出。
对于亚历山大·哈斯拉姆（Alexander Haslam）和斯蒂芬·莱克尔（Stephen Reicher）这两位心理学博士来说，这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斯坦福监狱实验最大的问题是，它太不道德了，以至于一直没有人敢去复制它，所以津巴多几十年来一直都在独享这个“最新成果”。但是现在，这两位英国心理学家得到了一个能够在电视屏幕上复制这个实验的机会。
哈斯拉姆和莱克尔同意了，但是有两个条件。第一，他们必须能够完全控制这项研究。第二，如果事情出现了失控的危险，那么伦理委员会将有权在任何时候叫停实验。
在节目播出前的几个月里，英国媒体上充斥着各种猜测。“人们会陷得多深？”“这档真人秀节目会变得疯狂而不受控制吗？”《卫报》这样问道。28甚至连菲利普·津巴多也表达了某种厌恶之情：“很明显，他们做这项研究是希望能像我最初的研究那样创造出戏剧性的结果。”29
2002年5月1日，当《实验》（The Experiment）的第一集播出时，全英国数以百万计的人紧紧地盯着电视机，接下来发生的事震惊了……
……事实上，它并没有令任何人感到震惊。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几乎可以说寡然无味。我耐着性子坐下来看完了所有剧集，总计4个小时，我很少看到如此枯燥乏味的电视节目。
那么，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在哪里出了问题？哈斯拉姆和莱克尔漏做了一件事：他们没有告诉“狱警”应该做些什么。心理学家所要做的就是观察。当这些普通的被试像在乡村俱乐部一样闲坐着的时候，他们能做的就只是在一旁看着。
事情刚刚开始，一名“狱警”就宣布他觉得自己不适合担任狱警的角色：“说实话，我宁愿当一名‘囚犯’……”
第二天，另一名“狱警”建议与“囚犯”分享“狱警”的食物，以提振士气。到了第四天，当“狱警”与“囚犯”之间似乎要发生一些摩擦时，一名“狱警”却对一名“囚犯”说：“如果我们能够坚持到最后，我们可以去酒吧喝上一杯。”另一名“狱警”还插话道：“让我们像人类一样来讨论这个问题。”
第五天，一名“囚犯”提议建立民主制度。第六天，一些“囚犯”溜出了牢房。他们径直走到“狱警”食堂抽烟去了，不久“狱警”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第七天，这些人投票通过了建立一个公社的提案。
有几名“狱警”确实曾经试图说服其他人回到原先的管理机制中，但是他们的建议没有被认真对待。由于实验陷入了僵局，事情只能到此为止了。最后一集主要是这些人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的镜头。在剧集的最后，我们看到了一些令人感伤的镜头，人们互相拥抱，其中一名“狱警”还把自己的夹克送给了一名“囚犯”。
与此同时，观众却觉得自己被欺骗了。双脚被铁链锁着的“囚犯”在哪儿？为什么“囚犯”的头上没有蒙纸袋？他们期待的那些残酷的“游戏”什么时候才会开始？英国广播公司播出的长达4个小时的节目从头到尾都是一些抽烟、闲聊和不停走动的镜头。或者，正如《星期日先驱报》（The Sunday Herald）总结的那样：“当你把好人放在一个邪恶的地方，然后拍成电视节目，会发生什么呢？实际上什么都不会发生。”30
对于电视制片人来说，这个实验所揭示的事实对收视率是非常“残酷”的：如果你让普通人独处，那么什么都不会发生。或者，更糟糕的是，他们会尝试去建立一个和平的公社。
但是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个实验却是非常成功的。哈斯拉姆和莱克尔在著名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十多篇关于他们的研究结果的文章。但是从其他方面来看，比如社会影响，我们还是可以说这是一次失败的尝试。英国广播公司这项监狱实验研究自此之后就完全淡出了公众的视野，人们津津乐道的仍然是斯坦福监狱实验。
对此，菲利普·津巴多有什么要说的吗？2018年，一名记者问他，后来发现的这些关于他的实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操纵的新证据，是否会改变今天的人们对他的实验的看法，这位心理学家回答说，他不在乎。“人们可以畅所欲言嘛，这是当时心理学史上最著名的研究。很少有研究是人们在50年后还会讨论的。一般人都知道这一点……现在它已经有了自己的生命……我不会再为它辩护了，最好的辩护就是它的长盛不衰。”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