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黔军参加北伐者四万余人，而袁祖铭在常德坐观成败，左右逢源。一九二七年一月三十日袁在周斓（第八军教导师师长）的“鸿门宴”上结束了生命；不久第九军军长彭汉章又相继被杀，袁、彭两部先后瓦解。第十军自一九二六年夏至一九二七年秋，转战长江南北，终于以蒋介石背叛革命，排除异己，军长王天培被害，十万之众于焉解体。
一九二二年，滇军第二次侵黔，袁祖铭退到贵定召开会议，商讨行动方向，王天培主张到广东依孙中山先生；袁则坚持下鄂西接收向吴佩孚购买的枪械。王天培的主张被否定，随袁到铜仁，继入川东，不久即加入四川战事。
孙中山先生北上前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先后派陈汉瑜、吴玉章（*产党共**员）来渝，策动驻川黔军北伐。当时袁祖铭还在一心一意走北洋军阀路线，陈汉瑜不能公开活动，因王天培在桂林时与孙中山先生见过面（按：“援桂”时，王天培部编为大元帅府直辖黔军第一混成旅；所部营长以上的军官均加入国民*党**。），返黔时并与先生约有密电码通讯，故陈到渝后即到巴山巷（王天培的住宅）与王会晤。陈返广州前并与之约好密电码通讯。吴玉章来渝后，王天培即奉委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长。时四川清乡督办刘湘联合刘文辉、田颂尧、杨森等提出川人治川的口号，并集结兵力包围重庆，袁祖铭看到形势咄咄逼人，遂于重庆召集所属将领开会商讨行止。席间王天培强调离川，参加北伐；依袁祖铭之意还想恋栈不走，但在此情况下，他也感到不离川已不可能，只好同意王天培的意见。
王天培率所部渡江进驻綦江，掩护袁祖铭及其直属部队过江后，袁取道桐梓、遵义赴贵阳。王天培则于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在綦江县“考棚”（清代的考试处所）宣誓就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长职，并率部进驻桐梓。是年贵州大灾荒，部队给养成为当前重要问题。王天培由桐梓打电报与袁祖铭：拟到贵阳与袁面商部队的行进路线和给养问题。并说：“我离黔多年，这次出去北伐，不知何时转回故里，很想到贵阳和父老们见一面。”袁复电说：“你已经就了国民革命军的军长职，何必来贵阳。至于部队的行进路线和给养问题，你自己斟酌好了。”
王天培以袁祖铭对他的态度如此，即决定把所部迅速带出贵州，为了克服沿途的给养困难，遂将部队分两路东下，第二十八师（师长王天锡）上遵义经团溪下镇远，循沅水出湘西；王天培自率第二十九师（师长杨胜智）由板桥出湄潭、凤冈下印江取道铜仁前进；又命第三十师师长王天生（当时该师还没有部队）赴黔东南一带召集各族青年（其中以侗族、苗族青年占大多数）参加北伐，王天生在天柱、锦屏、剑河、黎平、榕江、永从等县成立了两个团，取道湖南靖县、会同，下洪江。
第十军东下时，彭汉章怀疑是来追击他的。第二十八师到达镇远，彭即有人在镇远侦察。我将此情况电军部请示，王天培复电命我亲到铜仁与彭说清楚，以免发生误会，我到铜仁时，彭已将行李搬上船，准备出走，我将情况对彭说明后，彭始释疑，并决定等候王天培面商一切。
次日王天培到达铜仁，彭对他诉说道：“袁鼎卿（袁祖铭字）翻脸不认人，既夺了我的贵州省长，又命周继斌（周西成）来追击我……”辞色十分不豫。王天培慨叹说：“这只怪当初在桂林时你我都瞎了眼睛，才把他抬出来。现在他听信一班政客的话，又拉拢了周继斌，就把我们弟兄抛到九霄云外了。这次我出去北伐，很想于行前到贵阳与父老们见一面，同时和他商量部队的给养问题。他竟给我闭门羹吃，这种人还有什么良心。好在我们已有出路，也不必同他们计较了。我们弟兄只要决心革命，前途是无限光明的。你还记得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在桂林时，孙中山先生说的话么？*队军**是国家的，不是个人的私产。你我这么多年来与袁鼎卿在四川一道打内战，家乡子弟牺牲了不少，真不知所为何事！今天我两人的营门外都高悬青天白日旗，从此已由黑暗走向光明了。袁鼎卿喜欢怎么搞，就让他去搞吧！从此各行其是就算了。”彭说：“我是一个粗人，晓不了什么，以后还望您随时帮忙。”王天培又说：“我们这次出去，道路是光明的。但必须小心谨慎，防备何应钦、朱绍良、谷正伦们在里面捣鬼（按：袁祖铭“定黔”时，王、彭拥袁驱何、谷，因此结了仇）。”彭唯唯称是，并表示与王天培和衷共济。继后，王天培留第二十九师暂驻铜仁（因当时王天培命罗启疆在铜仁、松桃一带成立独立第一团，故留杨胜智在铜仁等候），与彭汉章先后东下。
一九二六年七月中旬，国民革命军王天培部第三十师及独立第一团集中洪江整训待命。这时，袁祖铭尚在贵阳，广州国民政府派张任民、张瑞华与之接洽北伐事宜。袁要求任命他为湘、黔、川、鄂联军总司令。他的目的是想乘机扩展部队，割据地盘，初无诚心北伐。广州国民政府虽已洞察其衷，但以袁为黔军首脑，又不能不适当予以位置，免其反侧。于是任命袁为左翼军总指挥，袁虽不满此，但在当时大势所趋的情况下，袁亦率其直属部队离开贵州进驻常德。
一九二六年九月四日，王天培在洪江奉命任左翼军副总指挥，于袁（祖铭）就（总指挥）职前代行其职，克期率第九、第十两军由常德出澧州截击吴佩孚长江上游总司令卢金山部。时卢金山集中四个师的兵力于藕池口、横堤一带；杨森部由沙市下公安至石首县。第九军及第十军两个师（第二十九、三十师）由澧州出击，与敌战于藕池口，我军失利，退守津市。继后第十军全部增援，王天培亲到前线指挥，再度出击，卢、杨败走宜都、五峰、长阳一带，我军乘胜追击，第九军向松滋、沙市挺进；第十军由枝江、宜都、长阳进攻。第十军到枝江时，复命第三十师渡河配合第九军攻沙市，解决杨森部罗觐光师，杨森退入四川；卢金山向宜昌方向败走。第十军进至古老背与敌再战，敌不支退入宜昌。时第八军已由武汉溯汉水而上，进抵襄阳、樊城；第九军及第十军之第三十师已克沙市。宜昌之敌在我军三面包围下，宣布愿意放下*器武**，接受改编，宜昌遂告克复。
第十军进入宜昌后，即将卢金山所部四个师及罗觐光部改编为教导第一（师长吴勉安）、第二（师长潘善斋）、第三（师长颜德基）师；余部编为独立第二团（团长唐思明）、炮兵团（团长樊松甫）、教导团（团长雷应楫）。随即报请总司令部派员点编（总部随即派周凤岐前来点编）。至此，第十军所部计有六个师、四个团，全军官兵九万余人。
第十军此时已扩展到两个正规军以上的兵员，而总部仍然只发给一个军的兵饷（每月三十万元），官兵生活十分困苦，除必需的伙食钱外，连鞋袜都没有发过一双。宿营后，士兵多自己编织草鞋（第十军的基本部队多数是贵州少数民族农民）。当时中央派吴玉章到宜昌劳军，目睹这些状况，对全军官兵称赞不置，慰问有加。拟闻吴返命后，曾以第十军官兵生活之苦反映了中央，但此时蒋介石已蓄谋背叛革命，排除异己，第十军官兵无论苦到何种程度，他也是充耳不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