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带一路”建设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中国在沿线国家的一些基础设施项目受到干扰，或是取消或是变动;沿线地区中国与主要大国的利益发生矛盾;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不断强化对沿线国家的监管。这些现象表明，“一带一路”主要面临三大战略制约:第一是国家主权原则的制约，放眼吉尔吉吉斯坦目前经历的政局突变，其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一带一路”建设;第二是大国势力范围的制约;第三是国际经济体系的制约。认真研判“一带一路”建设客观存在的战略制约，及时提出应对策略及相应手段，规避这些战略风险，避免国家战略利益的重大损失，才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进行和目标的全面达成。
“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既给中国带来了机遇，也让中国面临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来自于一些基本的事实:沿线国家涵盖了当今世界上错综复杂、充满矛盾的地缘政治板块，其中一部分是横贯欧亚大陆的文明破碎地带。一旦踏入这些区域，必然伴随着大量的战略风险。当然，出现战略风险并不可怕，只要抱着如履薄冰、诚惶诚恐的心态，认真研判国际体系中客观存在的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制约，随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政策，以规避这些战略制约而带来的战略风险，“一带一路”建设方能顺利推进。
问题的提出
“一带一路”早期建设中，基础设施项目是重点，且主要围绕两个方向而开展:一个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方向，以高铁、铁路、公路、电力和水利大坝等大型项目建设为主;另一个方向是海上丝绸之路，主要包括沿海国家的港口、码头和桥梁建设。这些大型项目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人力和技术。只有实力雄厚的中资企业尤其是央企才能承接这些项目，因为央企可以获得中央政府的背书以及各种信贷和基金的支持。因而央企也便于承担“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大型项目。
显然，“一带一路”前期行动的开展带有较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它的主导机构是国家发改委;它的参与主体主要是国有央企;它的主要项目是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它的决策理念是战略影响高于经济收益。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投入状况看，这些项目基本上属于重资产，其特点是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调头难和牵涉面广。所谓牵涉面广，是指项目会牵涉到当地国家甚至国际机构的诸多利益集团。重资产项目之所以成为“一带一路”投资重点，是因为存在某种理想化的预设前提，即把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看成是国内环境的自然延伸，只要与沿线国家政府建立友好关系，实现“政策融通”，这些工程项目似乎就能自然顺利完成。
发生在巴基斯坦的故事，是“一带一路”开局阶段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巴基斯坦在“一带一路”规划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主要体现在:中国“一带一路”规划的六大经济走廊中，只有中巴走廊是针对巴基斯坦这样一个国家的。据海外机构预计，中国在巴基斯坦投资总额高达600亿美元，仅瓜达尔港的投入就高达460亿美元。另外，还有公路、水利电力和网络等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热议中还要建设一条从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抵达喀什的铁路线路。国内普遍存在这样一种意识:如果其他地区出问题可以理解，唯独巴基斯坦不会、也不可能出问题。这种“淡定”意识源自于中巴长期积累的政治互信，尤其是基于中巴是全天候的战略伙伴。然而，近期中国在巴基斯坦的“一带一路”项目开始遭遇挫折。从人质绑架被害、信德省*威示***行游**反对“一带一路”到巴基斯坦官员明确宣布停止140亿美元的中巴合作水利大坝建设项目等。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检视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的风险问题。
中亚地区是“一带一路”陆上核心区域。总体上中亚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持积极审慎的态度，其程度取决于它们自身的实力、自信以及地缘态势。哈萨克斯坦是能源大国，经济状况良好，接近中等国家的发展水平。中国又是油气资源的战略买家，具有近邻便利，因此哈萨克斯坦对“一带一路”持比较积极的态度。然而，哈萨克斯坦对“一带一路”倡议并非被动的接受。纳扎尔巴耶夫提出了“光明大道”计划，要求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试图纳入其轨道，以便能够借用中国提供的建设资金助力本国现代化运动。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货物过境哈萨克斯坦时，存在灰色清关和延迟的障碍，从而增加了中国对外贸易的交易成本。
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发展状况比较落后，但这个国家比较讲究信用，不愿意随意借钱。中国曾提议要建设第二条亚欧大陆桥线路。这个规划中的重要干线就是修建中吉乌铁路线。对此，乌兹别克斯坦始终持保留态度。相反，它要求中国参与帮助从塔什干到费尔干纳盆地铁路线的修建，因为费尔干纳盆地是乌兹别克斯坦重要区域，与首都没有铁路交通，居民只能绕道邻国来往。于是，中国尊重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择，利用自己的先进技术，帮助乌国修建了中亚最长、难度最高的甘姆奇克隧道。
吉尔吉斯斯坦是贫穷的小国，本来可利用中国近邻的优势，从“一带一路”项目中获益。然而，中吉经贸合作也并非一路坦途。20多年来，拟议中的中吉铁路线始终没有落地。主要原因有:一是预算超高，目前接近70亿美元，相当于该国一年的GDP。中国虽然可以提供信贷，但因为是主权担保，其审议通过的程序复杂而艰难。二是中吉在铁路轨距上有分歧，吉坚持苏联时期的轨距标准，与中国标准不相同，这样会提高中国的运输成本。
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难题可能更多，上述案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带一路”会中途停顿或者完全受阻。总体上看，“一带一路”发展是大趋势，但对问题决不能掉以轻心。上述案例表明，“一带一路”建设进入深水区后，战略风险愈益增大。国内决策层与智库看到了这些问题并予以高度关注。沿线国家海外战略风险评估以及中国在海外安全利益的保护等问题纳入学者研究的范围。然而，目前研究中鲜有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环境中本身存在的战略制约问题，而这些战略制约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如果不正视这些战略制约并提出应对策略，那么“一带一路”推进中会遭遇更多的问题，其战略风险将会一路伴行。
“一带一路”建设的三大战略性制约因素
前文分析表明，“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处处有暗礁险滩，处处有制约。从战略高度看，这种制约主要来自三个大的方面。其一是国家主权原则的制约。尽管全球化、区域化浪潮成为当今历史的主流，但国家主权至上依然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中国在缅甸、巴基斯坦和尼泊尔的合作项目受挫，既说明了国家主权的重要性，也反映了国家主权的两面性。当一国政府支持合作项目时，该项目的进展就顺利;当一国政府对项目有保留和反对时，该项目随时可以夭折。因此，那些投资巨大、周期漫长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必然会遭遇不可预测的战略风险。其二是大国势力范围的制约。印度反对“一带一路”，背后要表达的意愿是:它是南亚地区的大国，中国在该地区的任何举动必须与之协商。与印度相比，俄罗斯比较委婉，而中国也相对尊重，因而表面上中俄的立场比较靠近。即便如此，俄罗斯对中国与中亚的合作始终保持着警惕的姿态。俄哈白关税同盟及时推出，有针对中国经济势力渗透的意味。此外，欧盟对匈塞铁路的敲打就是警告中东欧国家，别忘了这里是欧盟的势力范围。其三是国际经济体系的制约。这种制约虽然没有像国家主权和大国势力范围那么显性、那么刚性，但是，国际机构也会尽量利用其国际影响力对“一带一路”合作项目进行干预。它们也曾参与沿线国家的很多大项目，例如，世界银行长期以来提供大量*款贷**援助发展中国家修建水坝等项目。
有鉴于以上三大战略制约是当前“一带一路”研究中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笔者根据自己的观察和研究，以下分别作进一步的讨论。
(一)国家主权原则的制约
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共识。谁要是触犯这个原则，谁就会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和惩罚。即使是超级大国，在侵犯国家主权原则之前也要三思而行，设法找到一堆理由为自己的干涉行径寻求合法依据。国家主权是17世纪中叶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概念。它构成了近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基础。而在中世纪，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没有明确的国家主权概念。但自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以后，国家主权概念得到明确的承认，几百年来已经深深扎根于人类历史的发展中。
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与印度等国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将其当成外交政策的基石，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和认同。中印提出，国家关系相处的首要基础就是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对方主权及领土完整。发展中国家尤其支持国家主权原则，因为它是弱小国家维护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法器。地球上已经有近200个主权国家，因此尊重国家主权必然是任何国家包括大国在内制订对外战略、处理对外关系必须遵守和坚持的原则，是首先需要考虑的客观事实。就“一带一路”而言，国家主权原则意味着中国无法把自己的意志凌驾于沿线国家的政府之上。中国所提出的倡议或者计划推行的具体项目，必须获得所在国政府的认可。在“一带一路”初建阶段，中国遵守国家主权原则，提出了“政策沟通”的建设方针，把推进重点放在与沿线国家政府合作的项目上。中国所提供的基建信贷中，大部分要求沿线国家政府提供主权担保。
但问题随之也来了。由于“一带一路”早期推进的经济项目并非基于市场经济规律而是政治影响，这造成中方在推进“一带一路”项目时不太考虑经济成本而是照顾“政治面子”。这明显违背经济常识。国内企业不可能做亏本生意，最终还是靠国家财政补贴解决企业的利润问题。虽然短期内国家财政补贴尚能承担，但长此以往国家财力不堪承受。
国家主权原则引发的另一些问题是沿线国家政权的稳定性、信誉度与分利集团的竞争性。应该看到，“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都是重资产。它们投入大，成本高，建设周期长。有些项目可能要经历几届政府才能完成。在漫长的建设时期，可能发生一些不可预测、不可控制的变化。例如，沿线地区中有些国家政治生态不正常，其政府领导人经常会变更。他们中有的经过合法程序上台，有的可能在政治挑战下非程序地离任。沿线国家政局的这些变化，必然会影响这些国家政府与中国签订的项目，特别是那些主权信贷所资助的工程项目最容易遭受舆论诟病。新政府领导在*意民**的影响下，认为中国信贷资助的这些项目损害本国利益，于是有可能借国家主权之名搁置这些项目，甚至废除这些项目。中国利益之损失成为必然的结局。
最后，中国信贷资助的都是大项目。如此诱人的蛋糕，引发所在沿线国家利益集团的争夺。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沿线国家内部利益集团的博弈也非常容易波及中国的项目，损害中国的利益。
(二)大国势力范围的制约
战后国际关系的政治格局是由雅尔塔体系所决定的，其核心就是大国协商一致原则，具体表现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制。然而冷战开始以后，世界格局迅速两极分化，形成东西方对抗阵营。一方是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另一方是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冷战对峙的主要特征强调意识形态的对立与斗争，并非是大国之间的博弈。冷战结束以后，原来以意识形态为特征的两极格局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以旧有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博弈为主要特征的后冷战国际关系格局。“一带一路”正是在这样的地理政治环境下开展的。
从整体上来看，这一片地区曾经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势力范围。苏联解体后，除了美国继续保持影响力之外，其他域内域外大国也纷纷介入这一片地区。更有甚者，一些地区性大国如伊朗、土耳其和沙特等也利用地理亲近的优势，对周边地区施展自己的魅力。
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看，首先，美国对太平洋地区、印度洋地区等海上通道保持着绝对的控制力。沿海国家大部分与美国结成了亲密的盟友关系，包括菲律宾、新加坡、澳新甚至印度和越南。东南亚基本上是大国势力范围共享的地区。除了中国，美国、日本、印度、法国、英国和俄罗斯在该地区都有自己的朋友圈，交情不浅。
其次，俄罗斯继续维持对后苏联空间的影响力，包括中亚五国和欧洲东部六国3。欧亚这一片地区正好是“一带一路”的核心区域，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显然，没有俄罗斯的合作，中国的“一带一路”将寸步难行。俄罗斯虽然实力不及苏联时期，但作为全球性大国的雄风犹在，其战略目标远大，战略意识超强，战略胆魄惊世。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已经非常庞大，但仍然力图把影响力延伸到更远的地区。中东的乱局提供了机会。俄罗斯全力支持叙利亚阿萨德政权，打击伊斯兰国以及亲西方势力。俄罗斯还对亲西方的乌克兰政府进行*压打**，强夺克里米亚岛。在中亚地区，俄罗斯一方面借助于中国经济实力，防止中亚倒向西方。另一方面俄罗斯又对中国进入中亚表示谨慎。
在南亚地区，印度保持绝对的影响力。印度对这一地区具有天然的地缘政治优势。南亚次大陆地理上相对封闭，周边除了中国之外没有其他有影响力的大国存在。再者，印度人口绝对超越南亚其他国家，经济发展也遥遥领先。巴基斯坦、尼泊尔或斯里兰卡等都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对手。如果没有中国因素的影响，印度在南亚地区稳坐钓鱼台。因此，印度反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合理解释就是担心中国会动摇印度在南亚的优越地位。
中东欧地区属于欧盟的地盘。欧盟利用地理政治便利和经济文化优势，对中东欧国家保持较大的影响力。虽然欧盟不反对“16+1”的合作机制，但是，如果中东欧国家与中国关系超过限度，欧盟就会敲打，提出警告，而中东欧国家也无力抵抗欧盟的压力。至于像伊朗、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这样的地区大国，主要凭借自己在本地区的传统文化影响力，特别是伊斯兰宗教的影响力，对周边地区进行渗透。这样必然会影响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的开展。总之，无论是海路还是陆上，无论在东亚还是在欧亚抑或欧洲，大国势力范围对“一带一路”的战略制约可以说无处不在。
(三)国际经济体系的制约
与世界政治格局多样性的现象不同，世界经济体系则有统一的全球分工体系和全球价值链体系。参与这个世界体系的各个成员国必须服从由此而形成的国际经济秩序及其运行的国际规则。
追根溯源，当代世界经济体系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它起源于15世纪，经历了几个世纪到19世纪发展至成熟形态。它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建立了统一世界市场，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直接或间接地卷入进来。这个世界体系存在着核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也存在着价值链的高端、中端和低端。各个国家尽管政治上各有主张，但是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分工地位明确，不能越雷池一步。
冷战期间，苏联拒绝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自然被排挤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外，中国也曾长期被排挤在外。40年前，中国选择改革开放道路，与西方国家全面发展关系，终于与国际接轨，实际上是加入了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原苏联集团的其他成员国如中东欧国家和中亚国家，以及新兴独立国家也陆续加入了世界体系。可以这么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本上都是这个世界体系的成员国，只不过处于边缘地区或半边缘地区。
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尽管是崛起的大国，政治上具有独立自主立场，但在经济上不同程度地依附于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印俄三国都需要在西方国际市场上销售其产品，换取美元、欧元等国际货币，以实现国民财富的增长。中国虽然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处在中低端。在中国，很多产品是由西方跨国公司借用中国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而生产的。这些产品最终还是要运到西方市场上实现它的商品价值。故此，在“一带一路”设计中，贸易畅通占有重要地位，其目的就是要加快中国货物运往欧洲市场的速度，以此搭建亚洲经济圈与欧洲经济圈之间的贸易通道。这些现象隐含着一个事实，即中国没有自己主导的国际市场，仍然受制于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
经济实力强大的中国对西方体系的依附性尚且如此，遑论沿线国家。这意味着，沿线国家在与中国交易的同时，必须遵从西方主导的现有国际经济体系规则。一旦与中国签订的这些项目引发国际机构的非议，沿线国家必然会退缩，予以重新考虑。它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一起，构成了当代国际经济体系的主要架构，其本质是代表了美元构成的国际秩序，是美元霸权的体现。沿线国家虽然了解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善良动机，也愿意与中国开展经济合作，或接受中国的经济援助，但同时，它们也不得不接受美元霸权为核心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制约。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客观事实。
如何规避“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性制约因素
“一带一路”建设实践不是权益之计，而是一个战略性的倡议。虽然五年来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仍有战略性和具体性的制约因素。具体性的制约因素需要在具体的合作中通过具体措施来规避，但要规避战略性制约因素则需要战略性的顶层设计。
(一)关于国家主权原则制约的规避策略
可以预见，在相当长时期里国家不会消亡。国家主权依然是各国关系相处的基本准则。“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大部分都是发展比较缓慢的国家。国家主权至上原则仍然是确保这些国家生存和发展的主要法宝。这个认知很重要。它意味着，尽管中国在沿线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并要与之形成命运共同体，但是客观上存在“国家主权原则”这个结构性的战略制约，其不确定性和两面性随时可能改变中国在沿线地区的战略布局。
由于“一带一路”的大批基础设施项目建在境外地区，脱离中国主权的管辖范围，其管理与维护基本依赖于当地国家的主权保障。这些项目的信贷偿还与当地国家的财力、信用及政府意愿联系在一起。在国家主权帽子的笼罩下，当地国家政府既可以与中国合作，努力管理好这些项目并偿还*款贷**，也可以废除这些合作项目，拒绝偿还*款贷**。这完全取决于当地国家政府的决策意志，法理上也站得住脚。
再者，即使有的国家与中国关系良好，政府乐意合作和提供帮助，但也会存在中国无法干预的问题，如政局不稳、政府异己分子的捣乱等，而中国在沿线国家的这些基础设施项目大部分属于重资产。为了不让投资打水漂，中国不得不追加更多的投入，包括保护工程项目以及人身安全等，于是在沿线国家越陷越深，遭遇风险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呈现某种“超级大国的脆弱性”。这就是国家主权的战略性制约造成的困境，对此应该努力规避之。
首先，在沿线国家投入应该以轻资产为主，以民间资本为主。所谓轻资产是指，项目投入有限，周期短，见效快，又能惠及民生，即使出现问题，也可及时甩掉，不会拖累中央政府，不会损害中国与沿线国家政府的双边关系。其次，在沿线国家要走市场经济路线，对外信贷慎用主权担保。中国企业不能仅仅抱住政府这一条腿走路，应与沿线国家的市场力量打成一片，善于在各个利益集团之间保持平衡。这样中国的影响力才会牢固、持久。第三，应该把“一带一路”的建设重点放在国内，这样从根本上避免了国家主权原则的战略制约。“一带一路”最重要的战略目标之一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只有实现了人民币国际化，中国才掌握了国民财富增长的源泉。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最佳的途径就是在国际市场上流通。按照目前的条件来看，人民币不可能在西方国际市场上流通。中国只有设法在国内建设“一带一路”国际市场，才能比较容易地促进人民币的区域性流通。
因此，中国应该把主要的力量投放在国内建设上，提高国内市场的吸引力和开放程度，使其成为“一带一路”国际市场的主体部分。由于中国发展重点在国内，通过打造“一带一路”国际市场核心区域的虹吸效应，吸引沿线国家产品前来交易并使用人民币结算，从而成功地规避国家主权原则带来的战略风险。
(二)关于大国势力范围制约的规避策略
当今国际关系体系中，大国扮演着主要的角色。一部国际关系历史，很大程度上是大国之间博弈的历史。并非任何国家配得上大国的称呼，大国之所以成为大国，一是具有强大的综合实力;二是具有雄心抱负并制订远大的国家战略;三是具备坚定的国家意志与行动力。三种素质兼而有之的大国，其影响力的投射区域就比较广泛，其势力范围甚至包含若干个区域。例如，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它的势力范围可以说遍布全球。但是，国家力量相对薄弱、战略目标比较现实的大国，其影响力一般局限于邻近地区，例如俄罗斯和印度。在长期发展中，不少大国已经把势力范围与国家利益融为一体。为了维护自己的势力范围，有的大国直接使用*力武**;有的大国则胡萝卜加大棒;还有的大国主要依赖国际制度等软实力手段。但无论是哪一种方式，大国的势力范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客观存在。
越是自然资源丰富、战略通道重要的地缘政治地带，大国争夺势力范围的博弈就越激烈。而“一带一路”跨度很大，构成了若干个地缘政治板块。它历来是大国博弈的地区。自从近代国际体系形成以来，这一片地区就是诸大国进行激烈博弈的地带。每一块地区都曾充满腥风血雨，都曾是某个大国的势力范围。
在历史的长河中，“一带一路”沿线大国势力范围的分布也是几经变化而形成今日之格局。根据力量强弱、地缘亲近不同，大国在“一带一路”势力范围的存在也是千秋各异，深浅有别。有的是独享区域，深度介入;有的是共享区域，浅尝辄止。前者如俄罗斯对后苏联空间的控制，印度对南亚地区的控制;后者如中东欧地区，欧美影响力同时存在;如在东南亚地区，美日欧中俄印六大国影响力同时存在。
因此，中国在推行“一带一路”建设时，必须重视这些大国势力范围的存在。不考虑这些大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影响力以及利益诉求，中国在沿线国家的战略布局就有可能被搅乱，与沿线国家的关系会变得不确定，“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因此，我们一定要细心盘算，考虑周密，全面弄清这些盘根错节的大国范围区域及其利益诉求。这样，“一带一路”的航船可以避开各种暗流险礁，顺利前行。
具体策略有三:首先要主观上认识到沿线地区是大国势力范围博弈的客观事实。这一地区大国利益交织重叠，明争暗斗。除非自己是大国，沿线国家一般对域内外大国采取开放的立场。中国作为一个后来者，在沿线地区没有独享的特权。它必须正视其他大国影响力的并存，并与其他大国采取合作的态度。其次要奉行积极的大国协调精神。涉及本区域重大事务一定要与相关大国进行协商，力争各方在重大原则上达成共识，使得大国的利益维持在一个均衡点上。第三要防止大国之间的冲突。“一带一路”本身目的就是为了增进沿线国家人民的福利。如果其他大国为了谋求自己私利或者误解中国的意图，刻意*制抵**中国在“一带一路”上的进展，那么中国也要以一个平常心对待，避免刀枪相见。
(三)关于国际经济体系制约的规避策略
从战略层面讲，中国本身就是现有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一员。中国并不打算脱离现有国际经济秩序另搞一套。中国本身也受到国际经济体系的制约，很多方面还得遵守国际规则。当然，中国可以善于利用国际规则的空间，在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下积极争取自己的权益，积极为发展中国家谋求公平成长的环境。从这个思路出发，中国应该仔细研究国际经济体系对沿线国制约的具体情况，并在国际规则许可下进行巧妙的博弈。
国际经济体系主要由国际机构、国际规则和国际机制构成。它们既可以为全球性的，也可以是区域性的。前者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后者如亚洲开发银行、欧洲联盟和东南亚联盟等。这些全球性或区域性的国际机构在沿线国家都有自己的投入与利益诉求。它们通过国际规则的实施与国际机制的运用，深度介入沿线国家的内部发展事务，而沿线国家为了获得正常的国际发展环境，也不得不遵从这些国际机构所制定的国际规则。
一般来说，在沿线国家开展经济活动，主要涉及四方面的利益:当地国家的利益、相关大国的利益、国际机构的利益以及中国的利益。从排序来看，首先要尊重当地国家的利益;其次尊重国际机构的利益;第三是尊重相关大国的利益。中国的利益属于大国利益，可放在这个序列进行竞争，但主要是在台下博弈。一旦与所在国和国际机构发生利益冲突时，中国应该及时退让，避免矛盾公开化。这样，中国通过显示对国际秩序的遵守而提高“一带一路”的合法性，并由此占据舆论和道义高地。
比较糟糕的局面是，中国与当地国的合作项目因事先没有做好功课和详细掌握情况，突然遭遇某些国际机构的反对，进而陷入被动。如果中国贸然抗拒，容易造成违背国际规则、冲撞国际经济秩序的负面印象。其实，国际经济体系的制约是一种软制约。既然是软制约，说明存在可转圜的空间。中国本身在国际机构中的影响力很大，只要预先做好功课，不要明显违背国际规则，在沿线国家开展经济合作与项目落地时，与相关的国际机构充分协商，甚至委托智库或公关公司进行专业处理，就能避免掉入国际舆论指责的陷阱中。
毫无疑问，沿线国家受制于以美元霸权为核心的国际经济体系是一种常态。如果美元霸权的局面不改变，那么现有国际经济体系对“一带一路”的战略制约就会一直存在下去。只有建立了以中国为主导的“一带一路”区域性经济体系，沿线国家才能根本上规避现有国际经济体系的战略制约。
“一带一路”是中国的百年大计，也是世界的百年大计，容不得出现任何战略误判。故此，我们应该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把“一带一路”的前景、问题和困难想清楚，弄明白，进而找到解决问题的应对方案，以消除“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艰难险阻，把中国及沿线国家带向和平、繁荣与富强的远方。
（作者：陆钢，本文刊登于《社会科学》2019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