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中国足球总体上仍停留在业余层面。1936 年，参加柏林奥运会的中国足球队队员便来自各行各业，包括驾驶员、警务员、律师事务所书记、商人、公司秘书及大学生等。在时人看来，足球只不过是跑跑步、玩玩球罢了，以致并不怎么重视。
相比来说，李惠堂对于体育和足球的意义有着深刻的认识。在他看来，体育不只是身体锻炼，还关系到人生、社会、国家、民族。凡是公共卫生、个人自治、社会公益、民众纪律，乃至于国防建设，无不从体育训练中得来。所以，李惠堂提出“读书不忘体育，体育不忘读书”。一个人有了高深的学识，而无健全的精神去利用他的智慧，或者是只有健全的体魄，而无优良的学识去利用他的魄力，两者同样不行。
踢球的好处更是不少。李惠堂认为，足球能联络感情，消除隔膜，能引导良好道德和奋斗精神。足球能使人注重合作，养成互助美德，为将来立世准备。在一次演讲中，李惠堂还把足球比喻成食物和空气，视为人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尤其适合年轻人的成长。
民国时期，中国国际地位还比较低下，每个有识之士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国争光。李惠堂在率队参加的几次远东运动会和国际友谊赛中，时刻把国家荣誉放在首位，所以顽强拼搏，屡战屡胜。李惠堂曾经说，国家的盛衰，取决于民族的强弱。种强则国强，种弱则国弱。足球运动尤其能发展青年人的身心，振奋精神，“修养合群美德，锻炼人格体魄，沟通邻国友谊”，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命运。
当然，李惠堂也知道足球不是解决国计民生的万能钥匙。在他看来，提倡足球，须从普遍方面着想，不求畸形发展，“假如我国突然产生了十一个出类拔萃的超越良才，纵横捭阖，踢平了四海五洲，如果事事未上轨道，也不见得马上可以国富民强。”换句话说，就是以足球为突破口，振奋国人的精神，进而带动其他事业的发展。
对于开展足球运动，尤其是推动足球的职业化，李惠堂很早就有过较为详细的筹划。值得重视的有以下几点：一、汰滓存精，选择人才之宜郑重也。二，未雨绸缪，技能训练之宜得体也。三、马首共瞻，负责领导之宜得人也。四、办理假期，各个职业之宜保障也。五、行旅安适，经济预算之宜慎重也。六、研求真义，运动人格之宜顾全也。此外，李惠堂认为足球比赛的运作应该有条不紊，从管理者到主教练，都应该各司其职，而不是越权干涉。从今天来看，这些意见对职业足球的发展都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相比民国时期，今日中国足球的职业化有了长足发展，但总体水平与世界强国之间还有很大差距。当我们自问为什么没有梅西这样的天才球员时，倒不妨回望历史，看看近百年前为什么会产生李惠堂呢？李惠堂的球技高超，固然有一部分来自于他的天赋，但他对足球的认识，对比赛的态度，才是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中国足球的发展并不能单纯寄希望于某一两个人，而要从整体上进行全面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