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IC导读：
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进程，是40年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
对于中国汽车工业而言，2018年是个特别的年份。
4月10日，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国家主席习*平近**在主旨演讲中宣布，“下一步要尽快放宽外资股比限制特别是汽车行业外资限制”，并“将相当幅度降低汽车进口关税”。
7天之后，国家发改委发布消息：分阶段逐步取消汽车外资股比限制；5月22日，财政部宣布，自2018年7月1日起，降低汽车整车及零部件进口关税。
与年轻的车企人士不同，一些老汽车人对此有着更多感慨——在他们看来，历经40年，中国汽车工业和市场，即将推开另一扇大门。
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底气，来自过去40年中国汽车产业的蝶变。截至2017年，中国已连续九年名列全球汽车产销量第一，国内自主品牌的销量占比接近半数。新能源汽车领域，中国车企甚至实现部分领跑。
所有这些，和过去几十年的路程一道，已经载入中国汽车工业的改革开放史册，并成为中国汽车产业大踏步改革、扩大开放、迎接新挑战的明确信号。
打开第一扇门
车轮上的发展史，与国家的改革开放史有着几乎一致的脉络。
1983年，第一届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李谷一的《乡恋》火遍大江南北，那一年，在文化和物质上感受到改革开放气息的国人，将目光投向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汽车便是其中之一。
不过在改革开放之初，因生产、建设需要，国内汽车以中、重型载货汽车和越野汽车为主，汽车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普通百姓想要坐上一辆小汽车，可能性基本为零。
1978年，*小平邓**同志在一份关于外资车企建议搞合资经营的简报中批示“合资经营可以办”。这份批示被快速传达到几家主要国有车企，中国汽车人的思想禁锢由此打开。随后，中国政府主动派出多个考察团，前往欧美，与外资车企进行合资经营谈判。
时任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杨铿当时负责率队前往德国，在看到街上行驶的汽车大多是大众牌后，中国代表团决定在德方安排的行程之外，自行前往大众总部——狼堡一探究竟。
大众的工程师李文波是当时狼堡唯一的华人，作为翻译他亲历了这次会面。他回忆说，“中国代表团参观完工厂后，当即向大众总裁表达了中国发展汽车工业的想法。”
德国人对此充满兴趣，提出既可以出资金又可以出技术，并很快与中方就车型引进、生产规模等合作细节达成了一致。
1982年接任大众汽车集团董事长的哈恩后来回忆说，当时在大众内部，上海项目其实也有人不看好，但他坚持认为，中国正开启面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在各方面的发展将是不可抑制的。
“中国当时的改革开放政策、这个拥有世界上最古老文化的民族独一无二的特征和她5000年的历史说服了我。”哈恩谈道。
也是在李谷一唱火《乡恋》的1983年，在上海汽车厂总装车间内的一小块空地上，一辆轿车在7位工人手中组装而成，上汽第一辆桑塔纳下线。
经验证可行后，1984年10月，中德合资轿车项目上海大众正式签约成立。上汽持股50%，大众汽车集团持股40%（包括斯柯达汽车的股份），大众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持股10%。上海大众于1985年正式投入运营。
这成为中国汽车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跨国车企给中国汽车工业带来了资金、技术和全新的经营管理模式，中国汽车工业和市场的第一扇大门，由此正式打开。
冲动与阵痛
上海大众项目确立了中方与外资50∶50股比的合作模式，这成为后来两三年绝大多数合资车企的参考标准。
与合资车企百花齐放一起来的，还有体制机制放开后的无序发展。
1986年，“七五”计划将汽车制造业列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后，一些地方纷纷效仿将汽车列为当地经济的支柱，自行与外资谈判，建汽车产业开发区，建合资车厂。
经历过那个阶段的老汽车人回忆，那年全国一下子冒出来上百家汽车制造厂，除了*藏西**，几乎每个省区市都有自己的车厂，再后来一两年，有的省甚至每个地市都有一个厂子。
但是据徐秉金、欧阳敏所著《中国汽车史话》记载，除了一汽、二汽、上汽等国家投入巨大的汽车厂，其他绝大多数车厂每年的产量都不高，多的上千辆，少则几十甚至几辆。中国汽车工业在当时被一些外媒嘲笑“汽车厂数量全球最多，产量世界最少”。
注意到这种情况后，从1985年一直到1988年，国务院三令五申，规定除经国务院批准以外，在全国范围内不再安排新的轿车生产点。未经批准的地区、部门和企业不得再同外商洽谈引进轿车整车设计制造技术和装配线，或者建立中外合资、合作企业。
但在巨大利益驱使下，一些地方和企业仍将此当作“狼来了”的故事。
当时的一个典型“反面教材”是广西柳州。1988年当地以柳州微型汽车厂（以下简称柳微）为基础，未经主管部门审批，擅自与法国雪铁龙公司谈判，签署了总价值2000万美元的引进合同，引进雪铁龙公司已淘汰的排量1L的VISA车技术，建设规模为年产5万辆的轿车厂。
得知这一情况后，当时国务院有关领导要求国家计委与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组织调查组，对此事进行认真调查。调查结束后，国家计委通知广西方面，立即停止轿车生产的组织。
柳微雪铁龙事件只是一个缩影，闸门放开的合资轿车发展一哄而上，归根结底源自国民快速上涨的消费需求。需求不满足，尝试继续冒险就存在内在冲动。
柳微雪铁龙事件后，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认为除了继续严格控制进口轿车，用轻型面包车代替部分公务用车也是可行的。这份报告得到认可，随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全国城乡出现了成千上万辆小型面包车，也被人们称为“小面”。被踩刹车的柳微，后来也以“五菱”品牌为核心，专注发展微型面包车。
疏导同时，出台产业政策规范行业也势在必行。从1993年到1994年初，国务院主持召开了多次汽车工业产业政策座谈会，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体改委和机械工业部以及上海汽车研究所、东风汽车工程研究院、长春汽车研究所等，都参与了政策制订的全过程。
1994年7月3日，国务院正式颁布《汽车工业产业政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汽车产业政策，《中国汽车史话》评价道，“它为抑制汽车产业发展乱象，引导和规范汽车产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政策支持和保障作用。”“为中国汽车工业大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
“双福”叩门
汽车工业的大发展很快到来，而且不只是国企，在改革政策支持下，它还向民营企业家敞开了大门。
1963年生于浙江台州的吉利董事长李书福，第一门营生是在街头给人照相，之后又办过冰箱配件厂和冰箱厂，上世纪9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大浪潮中，李书福开始了造汽车之旅。
他的浙江老乡、一手打造了万向集团的鲁冠球听说李书福要造汽车，告诉他造车有两个入门条件，“一要有政府许可支持，二要有上百亿资金。”
当时的李书福，要钱钱不够，要政府发许可证，找到当地政府，刚把想法说出口，就得到一句“不可能”。
1999年，时任国家计委主任*培炎曾**到吉利调研时，李书福直言：请国家允许民营企业家做“轿车梦”，如果失败，也给我一次失败的机会。
2001年，李书福的“造车梦”迎来转折点。
这一年11月9日，国家有关部门增发一批汽车生产企业产品名录，吉利一款车型榜上有名。同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开始大幅降低整车和零部件进口关税，逐步开放国内汽车市场。
2004年，国家发改委又发布了《汽车产业发展政策》，推动汽车产业结构调整和重组。这一改革政策，为民营资本拆除了迈入汽车行业大门的最后一堵墙。
2005年的法兰克福车展上，李书福用牡丹花装饰了一个特别大的展台，红色跑车的车身上披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李书福把红旗一掀开，有西方记者写道：“中国人来了！中国汽车来了！”
当时惊呼的记者一定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当时有点土气的李书福，若干年后带领吉利汽车收购了百年品牌沃尔沃、路特斯，并成为了百年车企戴姆勒的股东。
比李书福小3岁的比亚迪董事局主席王传福，是另一位汽车产业界广为熟知的“叩门人”。
1995年，已经在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做到总经理的王传福，意识到手提电话的发展对充电电池的需求与日俱增后，决定“下海”自己干。
与李书福在老家创业不同，王传福相中了改革开放的桥头堡——深圳。上世纪90年代初火爆荧屏的电视剧《外来妹》，点燃了无数人的深圳梦，“南下”成为不少年轻人打拼的方向。
王传福1995年创立的比亚迪最早做的是电池生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在国内私家车市场每年60%的增长“诱惑”下，王传福也决定入局。
2003年1月23日，比亚迪宣布，以2.7亿元的价格收购西安秦川汽车有限责任公司77%的股份，一步到位拿到轿车生产资质，成为继吉利之后国内第二家民营轿车生产企业。
15年后的今天，比亚迪新能源汽车的销量排名全球第一，1980年代初期还一片荒芜的深圳坪山区，在成为比亚迪的大本营后，也升级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的示范基地。
“时代成就了我们。”王传福说。
“赚美元、赚欧元”
如果说引入合资、开放民资引发中国汽车工业格局和制造体系的大范围深层次变革是个起始，那么新世纪的国际化浪潮，则是中国汽车工业自我变革的第二段征程。
2006年1月，北美车展吉利展台，吉利工作人员向每一位采访的外国记者发放资料，标题异常醒目：“Geely to Enter the US market in 2008”(吉利将在2008年进入美国市场)。
“我们的野心并不大，美国去年（指2005年）一年销售汽车1700多万辆，我们只是给美国消费者提供另外一个物美价廉的选择。”敢想敢干的李书福设想：到2012年，要在美国卖掉10万辆吉利汽车。
吉利的选择几乎代表了所有中国汽车品牌企业家的想法。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也曾表态：“我们希望世界的市场也是中国汽车企业的市场，我们要把美元、欧元赚回来。”
但和所有产业的国际化类似，初期，中国车企的进展并不顺利。当吉利在美国市场展开实质动作后，问题随之而来：首款出口北美市场的汽车产品没能过质量检测关，吉利的汽车发动机也无法通过美国防止废气排放污染法规检测。
吉利陷入了两难。如果重新设计发动机，需要不短的时间，购买其他品牌发动机则会增加成本，吉利车的价格必须低于1万美元，才会有些许竞争力。而选择以低成本、低质量车型切入的路线，又无法在别人的地盘立足。
曾经豪情壮志的李书福，在2008年坦言，对于进入美国市场，吉利还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
吃一堑长一智，在碰壁之后，中国车企也学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经验和教训。
比如，欧美市场的政府准入以及对汽车排放要求十分复杂，当地经销商对产品的功能配置也有特殊要求。中国车企走出去，首要需解决这些差异问题。
长城汽车研究出了一套海外市场应对策略：定价8万元的车，海外经销商往往会根据当地情况要求增加一些特殊性能，价格也相应一点点提高，这样合同很难谈成；如果直接就定价10万元，将许多性能的价格全都包括在内，由经销商根据他们所需要的配置来选择，将不需要的性能减掉，价格就会更便宜，经销商也更乐意接受。
奇瑞国际公司则有自己的一套海外市场“宝典”，包括如何开拓国际市场、如何避免反倾销、如何开拓经销商关系等内容，奇瑞汽车的每一个海外工作人员都把 “宝典”贴在工位格子间上，碰到什么样的问题，到“宝典”中相应位置找解决方案，遇到新问题也随时补充。
在不断的碰壁−分析总结−找解决方案的循环中，奇瑞、长城等20多家中国汽车企业已在俄罗斯、巴西、伊朗、南非等国家和地区建立超过90家组装工厂。
向上突破
对于中国汽车工业而言，把格局从本土扩大到全球，一个核心支撑是从中低端转型到高端，这是一次全方位变革。
2017年，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接受“定位理论之父”艾・里斯建议，参照奔驰、福特、丰田等老牌车企，用姓氏命名品牌，推出了长城汽车的高端品牌“WEY”。
魏建军曾对一些车企重营销的行为不以为然，但为了这个“赌上自己姓氏”的品牌，魏建军亲自出镜且原声录制了WEY的视频广告大片。为了拍摄这部广告片，54岁的魏建军顶着大太阳，在长城上来来回回跑了将近四个小时。
在魏建军的“亲身示范”下，WEY的运作思维和营销操作全面对标国际品牌：找来顶尖足球明星C罗代言，高铁站、机场、商场展厅、电视、平面广告，随处可见WEY的身影，WEY甚至还开通了高铁品牌专列。
同样主动颠覆自己的还有王传福。工程师出身的王传福，此前一直将研发核心技术、掌控制造水平，看做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认为车身外观不过是锦上添花的东西。为此他还定下规矩，比亚迪的新车造型绝对不会请外国人来设计。
如今，为了摆脱国产车“不上档次”的刻板印象，比亚迪花重金挖来奥迪的前设计师沃尔夫冈・艾格操刀车型设计工作，甚至在车标细节上，比亚迪也“没放过”，换上对应车型特有的汉字标，比如比亚迪宋把“BYD”换成了汉字“宋”，比亚迪唐也挂上了“唐”字车标，充满中国特色。
和刚刚打开国门的情境相似，除了积极的变化，这些革新也不可避免会伴生新的阵痛。
在中国车企中较早探索高端化转型的奇瑞对此深有体会。2010年，一直靠性价比、速度和规模取胜的奇瑞突然宣布，进入全面战略转型阶段，开始追求品质和品牌形象的转变。
在转型最初的那几年，缩减中低端产品的投入后，奇瑞的销量出现较大波动。一年、两年、三年……无论是新成立的高端品牌观致汽车还是奇瑞与捷豹路虎合资产品，销量都未取得预期成绩。
业务和销量的变化传导到了人事层面。在这期间，奇瑞汽车销售公司更换了多位负责人，被一些媒体评述为一波一波的“人事震荡”。奇瑞的转型也由此招致非议，外界不少人质疑奇瑞“瞎折腾”。
但最近两年的数据显示，熬过几年的低谷，坐了数年的冷板凳后，奇瑞销量已经开启逆势上扬之路，2018年的前8个月同比增长13.9%。
新的“陌生人”
40年时间，中国汽车工业从边缘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这不是故事的结束，车轮上的改革开放进程，仍在继续。
紧邻北京长安街的东方新天地商业区，有着玻璃窗的NIO House格外显眼，这是成立不到5年的新兴汽车公司——蔚来汽车的用户体验中心，它显然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汽车展厅，更不是4S店，这里不仅有车，还有咖啡厅、休息室，还售卖书包、T恤等周边产品。
“有人找我要名片，我说不要了，你*载下**一个蔚来APP就能找到我。”易车网创始人李斌，现在更多被提及的身份是蔚来汽车创始人，频繁在各种场合为年轻的蔚来代言。
李斌创办蔚来汽车的同一年，UC优视创始人何小鹏把自己一手创建的公司卖给了阿里。两天后，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宣布对外开放特斯拉电动车相关技术的全部228项专利，何小鹏是特斯拉车主，打电话过去询问专利的事，得到回复:“你们可以用这些专利，但是至于怎么用，和我们无关。”
何小鹏动了造车的心思，自己出了一部分钱，再加上他的湖北老乡——小米创始人兼董事长雷军以及傅盛、李学凌、俞永福、吴宵光等天使投资人的支持，2014年中，小鹏汽车公司问世。
“陌生人”越来越多。2015年，曾在沃尔沃、吉利等车企任职的老汽车人沈晖创办了智能汽车品牌威马汽车；2017年9月，南京知行新能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FMC）发布旗下的新能源智能汽车品牌拜腾……
国家发改委在《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征求意见稿)》中提出，要加速推进我国智能汽车产业发展培育，到2020年智能汽车新车占比要达到50%。
这些造车新势力的生长方式和速度也与传统汽车产业的发展轨迹截然不同，资本、模式、产品、运营、上市……它们打上了深深的互联网烙印。
有不少汽车产业老人并不看好这些“互联网汽车公司”，在他们看来，这些造车新势力不过是新趋势下的“过路者”——一个传承了上百年的实体产业，不会这么容易就被颠覆。
究竟是“过路者”还是“颠覆者”，或许还没有答案，但随着智能化、电动化、网联化、共享化为代表的“汽车新四化”到来，他们的“搅局”，何尝不是中国汽车产业超车的新机会？
这是车轮上一次全新的“改革开放”，正如国家打开国门引入合资经营、引入民资、放开外资股比、降低关税所带来的新浪潮一样，只有目标最坚定、战略最清晰的弄潮儿才能生存下来，勇立浪尖。
走过40年，汽车人怎么说
从1978年到2018年，汽车产业成为了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轿车开进了亿万中国人的家庭。如今，中国已连续九年名列全球汽车销量第一。
从最初的摸着石头过河到现在逐渐走向世界舞台，中国汽车产业这一路的成长，离不开中国汽车人的执着和努力，也离不开中外资企业的合作共赢，站在行业一线，这些汽车企业家对于改革开放有着深切的感悟和期待。（排名不分先后）
大众汽车集团(中国)执行副总裁张绥新：
奇迹中的奇迹
中国改革开放是世界经济的奇迹，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则是奇迹中的奇迹！
大众集团是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跨国车企之一，从1978年开始和中国接触，今年也是大众汽车集团庆祝与中国建立关系的40年。2017年，中国汽车销量超过2800万辆，连续九年名列全球第一，稳居世界第一大汽车市场。这十几年时间，又从百万辆到突破两千万辆的规模。
这些奇迹都得益于政府与时俱进的改革开放政策，得益于中国汽车企业与国际企业精诚合作，得益于日益加剧的行业及市场竞争。竞争积极地促进了合资企业、国有企业、自主品牌的共同发展，增强了技术、品牌、产品、体系等各个方面的提升。
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
相信我们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奇瑞汽车作为汽车企业如何造车，如何开发汽车，如何提升品牌，如何打造中国汽车走向国际，走向“一带一路”，走向欧美海外国家？这是一个实践的过程。
奇瑞汽车要感谢中国的客户对于中国品牌的扶持，他们对中国品牌的使用，才让我们能够走到今天。改革开放40年间，我们速度有了、规模有了，质量也有了，品牌也有了，我们中国人要自信，相信我们。
吉利汽车董事长李书福：
归功于改革开放
吉利因为这40年的历史机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从小山村走向全中国、走向全世界。所有这一切都应归功于改革开放的好政策，我们必须倍加珍惜。
我们必须积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必须知恩图报，致富思源，必须团结带领全体员工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在创新创业的道路上实现更可持续的发展，必须积极践行习*平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心全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宝沃汽车集团总裁杨嵩：
世事终须有人担当
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缩影，回首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不平凡岁月，作为一个四十多岁、和中国改革开放近乎同龄的人，我有幸经历了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最为黄金的时代，同时也感恩这个时代带给我们的机遇。面对未来，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人才和英雄，这也应了那句“世事终须有人担当，不得人人皆隐”。让我们一起努力！
BYTON拜腾总裁、联合创始人戴雷：
中国正引领未来趋势
中国正在带动和引领汽车行业发展的趋势。因为改革开放为汽车行业培育了创业和创新的沃土；同时政府愿意推动新能源车产业，并提供发展条件。我一直深信中国还将领导未来的智能出行和汽车产业。
为迎接自动驾驶及共享化的出行未来，拜腾致力于创造面向未来和贴近客户需求的高端智能电动车，还将提供前所未有而直观便捷的用户体验。我相信拜腾这样植根中国、布局全球的企业将会和中国汽车行业一起迅速走上世界舞台。
奇点汽车联合创始人、CEO沈海寅：
拥抱“新四化”
虽然未能亲身经历中国自主品牌汽车的崛起，但我非常有幸见证并深刻参与到中国自主品牌汽车2.0时代——智能汽车时代。随着“新四化”—智能化、电动化、网联化、共享化的到来，不仅让百年汽车重获青春，同时造就了中国汽车产业弯道超车的新机会。
我希望能和各位创新者在中国汽车的“新四化”大潮*共中**同成就一番事业。“逆风翻盘、向阳而生”不仅是中国汽车的愿望，也成为每一个有梦想的中国汽车人为之奋斗的新方向。
合众新能源汽车总裁张勇：
创业环境更包容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合众新能源成立第四年。回望发展之路，作为改革开放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受益者，我们切身感受到市场的变化，创业环境更包容、自由，市场正主导着经济资源的配置与发展。
作为国家战略新兴产业，新能源汽车蕴藏着巨大机会。随着汽车强国之路的开拓，未来世界市场格局注定被重构，这是时代赋予的使命与责任。谋势而动，顺势而为。合众新能源期望在新一轮产业升级中占领制高点，为行业发展、社会进步、环境改善做出应有的贡献。
电咖汽车董事长兼CEO张海亮：
汽车正在被重新定义
改革开放40年，中国汽车产业从单纯引进到自主品牌爆发式增长，已经成为最大和最有活力的汽车市场。这是所有中国汽车人努力奋斗的结果。我亲身参与到这个产业时代的构建中，至今心潮澎湃。
智能化大潮之下，汽车正在被重新定义。我期待把新的机遇和挑战化作创业的激情，为用户带去全新体验的产品。我的选择就是创立电咖汽车，用最为可靠的造车经验为产品融合最新的智能科技。新的时代，我们重新出发。
威马汽车创始人、董事长、CEO 沈晖：
智慧出行冠军梦
时逢改革开放40年后的新时代、新机遇下，中国汽车产业正在拥抱未来“电气化、智能化、自动化和共享化”的新趋势，智能电动汽车乃至智慧出行产业将迎来一场由中国引领的新工业革命，也将是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换道超车的重要引擎。
威马汽车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普及智能电动汽车，然后通过数据高效驱动智能硬件发展，进而成长为智慧出行新生态的服务商，成就中国人在智慧出行领域的世界冠军梦！
北汽新能源*党**委书记、总经理郑刚：
迈向汽车强国
四十载峥嵘岁月稠。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中国汽车工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支柱性作用。时至今日，汽车产业依然是改革开放不断探索前行的重要驱动力，而新能源汽车正肩负着汽车产业和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历史使命。
北汽新能源以做大做强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助推中国由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为己任，始终坚持使命驱动、创新驱动和服务驱动，我们坚信，只有在开放共享中激流勇进，才能真正地获得“产业自信”和“民族自信”。
作者： 路梦怡 、王慧
本文来源：财经国家周刊
王小鲁：改革40年与中国经济的未来
01
改革40年与中国经济变化
（一）中国经济主要变化
1977年改革前一年，中国人均GDP按当时汇率折算是198美元，2017年为8836美元。如果用人民币不变价衡量，人均GDP增长了25倍。用美元不变价格衡量，增长15倍。1977年人民币兑美元的官方汇率是1.7：1，当时人民币是高估的，实际上高于15倍。总体上，改革期间中国经济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77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有17.5%，即80%以上中国居民是农民，而且当时农民的生活状况很差。2017年城镇化率58.5%，农村居民下降到少一半。
关于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1953-1977年这25年GDP年均增长率是5.9%，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只有1.7%。这两个数字可能还有一定程度的高估。改革以后1978年到2017年这40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是9.6%，居民人均收入年增长率是7.4%，大幅度高于改革以前。
关于贫困人口，按2010年的贫困线标准（不变价格人均2300元人民币），1978年农村贫困人口占到97.5%，当时的农村人口几乎都是贫困人口。2016年这个比例下降到了7.3%，90%以上的农村人口脱贫了。
关于经济总量，1977年中国GDP折算成美元远低于很多中小型人口规模的发达国家。改革以后，经济增长加快，先后超过了俄罗斯、加拿大、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日本，现在居世界第二位。虽然人均GDP还比美国相差几倍。
（二）改革40年的主要进展
第一，从低效率的计划经济转向效率更高的市场经济，总体上中国可以说是市场经济国家了。
第二，从封闭转向了开放。改革前中国对外贸易非常少，既没有对外投资，也没有外来投资，和世界经济几乎是不连通的，人员和世界各地之间也几乎是不交往的，现在变成了一个总体上开放的经济，而且发展到对美国有两三千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以至特朗普要和中国打贸易战。
第三，从过去的国有经济一统天下转变为混合经济，实际上民营经济已经占了一大半。改革开放前，农业以外基本上是国有经济，在工业产出中，1977年国有企业占比77%，其余部分是集体所有制企业。现在这个比例倒过来了，2017年非国有经济占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已达78%，国有控股企业只占22%。
第四，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以前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是有保障的，基本上终身就业，看病可以报销，退休后可以领养老金。但这些保障其他城乡劳动者和居民都不能享受。农民更不用说了，生老病死完全是自己的事情。现在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基本上有了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农村有低保、养老保险、新农合（合作医疗），保障程度较低，但是基本上都能够享受。现在的主要缺口是农村进城务工人员。
（三）40年改革的实现方式
以上成就的取得可以形象地概括为“摸着石头过河”，即走一步看一步的渐进式改革。这种改革方式和世界上其他转轨国家，如前苏联及当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比，有非常大的不同。俄罗斯在上世纪90年代推行“休克疗法”式的改革，一夜之间废除原有的国有经济，计划全部取消，价格控制全部放弃，企业全部私有化。随后俄罗斯GDP跌掉将近一半，卢布大幅贬值。1988年时卢布官方汇率是0.5卢布换一美元，*市黑**价格是5卢布换一美元。实行休克疗法以后，贬到5000卢布换一美元，经历了恶性通货膨胀，经济几乎崩溃。中国渐进式的改革尽管每一步都不彻底，但是基本平稳地度过来了，而“休克疗法”式改革带来了严重的危机。
中国的改革道路当然也不是十全十美，在改革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改革期间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腐败盛行，这种情况只在最近几年有所改变。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不完整的，政治体制改革可以说无限向后推了。
02
改革全面展开的80年代
（一）主要改革内容
第一是农村改革，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或者叫包产到户，废除了原来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低效率体制，恢复了农户个体经营的方式。这个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第二项改革是对外开放。1980年建立四个经济特区，吸引外资，逐步开放自由贸易。80年代中期把特区的一部分政策扩大到天津、上海等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随后逐步把这些开放政策推向全国。
第三是取消限制性政策促使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农村改革以后，家庭经营提高了效率，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农民在政策允许下开始办自己的乡镇企业，从事非农业生产，包括服装、玩具、日用品等大批消费品和部分生产资料。当时的国有企业完全按照政府计划进行生产，结果是生活消费品严重短缺，这时候乡镇企业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生产，迅速满足了市场需要。开始时乡镇企业都是集体所有制，随着发展，渐渐出现了很多个体经营者和私营企业。这些企业的发展填补了市场空缺，打破了原来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
第四是国有企业改革。1978年，四川省率先推行国有企业扩大自主权试点，从几家企业开始，给了企业几项自主权，如果超额完成了国家的生产任务，超产的产品企业可以自行销售，价格可以浮动，不纳入国家计划。试验很成功，因为企业有了自主权，生产扩大了，利润增加了，职工可以多发奖金，大家都看得到利益，激励国有企业向市场靠拢。改革以前企业按政府任务生产，全部产品由政府调拨，利润也全部上交给政府，企业缺乏积极性。80年代改革中国企开始进入市场，在市场上求生存。四川的试点随后扩大到全国6000家企业试点，再后来扩大到所有的国有企业。
第五是促进了城市化。过去城乡之间是隔离的，城乡居民两种户口，农民不能随便进城市，改革期间开始允许农民工进城打工，逐步开启了城市化的道路。
第六是*轨双**制价格改革。当时为了避免大的经济震荡，计划价格没有取消，但同时允许国有企业超额完成任务的产品按照市场价格自行销售，乡镇企业从一开始就没有纳入计划，它们的产品都按市场价格销售。随着市场导向经济部分的发展，市场价格调节的范围逐步扩大，政府定价的范围逐步缩小，通过这种*轨双**制的方式基本平稳地过渡到市场价格占主体地位。
第七是财税体制改革。过去地方财政收入全部上交，支出由中央核定。80年代初为了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实行了叫做“财政分灶吃饭”的改革。地方财政收入按一定比例留给地方支配，不再全额上交，使地方政府有了一定的财权。1983-1984年又实行了两步利改税，从过去全部企业利润上交政府变成了交所得税，税后部分归企业支配。后来又经过几次调整，使各类企业税负均等化，税制基本上和市场经济国家相衔接了。
第八是金融体制改革。80年代初已经有工、农、中、建四大银行了，但起初是严格按业务领域分工的，每家银行在自己的领域都具有垄断地位，其后逐渐允许商业银行间业务交叉、有限竞争。再以后各地方商业银行都出现了，外资银行也进来了，大体形成了金融市场。
第九是建立资本市场的改革。过去这是个意识形态禁区，80年代一些企业开始试行了股份制，后于1990年建立了深圳和上海两个证券市场，于是中国有了资本市场。
80年代改革内容相当丰富，这些只是其中一些主要的方面。
（二）取得的经济成就
第一，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改革前全国粮食产量一直没有超过2.8亿吨，农村老百姓吃不饱饭是普遍现象，推行包产到户改革后1984年超过了4亿吨，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农民能够吃饱饭了。加上提高粮价、开放市场，几年内很多农户拆掉了土房、草房，住上了砖瓦房。
第二，城乡差距缩小。农村改革先行，而且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农民收入增长加快，城乡间的收入差距缩小了。1977年城乡收入之比2.6倍，80年代中期缩小到2倍以下。以后有所反弹，到1990年是2.2倍，仍然小于改革前。
第三，乡镇企业快速发展和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到80年代末，超过一亿人在农村从事非农就业。
第四，建立特区和沿海地区开放吸引了外资，促进了对外贸易，促使外贸迅速发展起来，成为推动增长的一个因素。
第五，地方政府通过财政分灶吃饭，有了积极性，开始参与市场竞争。这在市场经济国家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政府不是企业。但80年代民营经济还很薄弱，国有企业局部改革只带来了有限变化，市场仍然短缺，地方政府参与竞争，根据市场需要进行投资，对于改善市场供应、促进地方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不过随着市场发展壮大，政府需要退出。如果继续参与资源配置，用行政权力干预市场运行，就会干扰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就是一个不完整的市场经济。实际上这些年在这方面也确实出现了很多负面的情况。
最后，从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改革期间，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进入了快车道。1978-1990年，年均经济增长率9.2%，居民收入年均增长8.8%，是中国有史以来老百姓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
03
90年代的改革
（一）两个标志性事件
90年代有两个标志性事件对改革有重要意义，一是1992年*小平邓**南方讲话，二是1992年召开了*共中**十四大。1989年以后，有几年出现了改革的停滞和局部*退倒**，有些已有的改革措施在往回收，有些地方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受到*压打**，有一股力量要把经济向改革前旧体制的方向拉。1988年全国乡镇企业就业9500万人，1990年减少到9200万人，减少了约300万人。企业减少了38万户。个体私营企业更受到打击，但缺乏具体统计。1992年*小平邓**视察南方，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讲话”，其中有震撼力的两句话是：“只有改革开放才能救中国”、“谁不改革谁下台”。这得到了大部分地方政府及民间各界的广泛支持和积极反响，促使改革重上轨道。1992年下半年召开了*党**的十四大，明确了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二）1992年后的积极变化
第一，1992年以后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障碍、政策障碍减少了，民营经济重新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市场经济以其自身的逻辑继续扩展。
第二，1994年实施分税制改革。80年代财政分灶吃饭、利改税等改革给了地方和企业很大的自主权，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中央财政收入比重下降，政府财政收入在GDP中占比越来越小，造成政府财政紧张。1994年推行了分税制改革，中央和地方政府按照税种划分收入，建立了一套较规范的税收体制，解决了中央财政紧张的问题。但事后看这一改革也有考虑不周之处，财权上收比较多，地方政府一度财源比较紧张，有些地方政府连工资都发不出去了。为解决这个问题，给了地方政府*地征**卖地和支配土地收入的权力，以补充地方财源。但这一体制后来负面影响越来越大，带来了诸多问题。当时的分税制改革，在更大程度上是政策和制度的调整。
第三，住房改革。改革前城市居民没有自己的房产，从80年*开代**始试点，90年代推广，把企业职工、机关干部住的公房以很低的价格售出，从此城镇70%-80%的居民有了自己的财产。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
第四，国有企业改制。80年代国有企业进行了有限的改革，还有很多体制问题没有解决。到90年代中期，中小型国有企业全面亏损，成为严重负担，只有大型国企还有少量盈利。当时中央决定“抓大放小”，对大企业加强管理，并推进了股份制、公司制改革。对经营不善的中小型企业采取租赁、重组、出售、直至关门倒闭等措施，很多僵尸企业被淘汰掉或改制为民营企业。从1996年到2000年，国有工业企业总数从11万户下降到5万户，但改革后经营状况大幅度改善，利润总额从400亿上升到2400亿元。改制为民营企业的大多数都扭亏为盈。这一改革对提高企业效率起了重要作用。改革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些地方的改制过程透明度低，不规范，出现了低估国有资产、幕后交易、利益输送、对待下岗职工不公平等情况，值得总结经验教训。但总体上90年代后期的国企改制对经济起了积极作用。
第五，社会保障体系自90年*开代**始建立，90年代后期国有企业改制导致大批员工下岗，有些生活陷入困难。此后加快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形成，覆盖面逐步扩大。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形成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不可缺少的部分，有重大意义。
04
2000年代的改革
2000年代的改革*特中**别重要的有如下几件事。
第一，中国于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从此中国成为国际分工体系的平等成员，世界大门对中国打开，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
第二，取消了农业税和农村相关收费。80年代农村改革后，又出现了很多新问题，导致苛捐杂费越来越多，农民负担日益加重。2006年国务院取消了农业税和相关收费，又增加了对农民的种粮补贴，对农村居民是非常重要的改变。
第三，政策调整促进了城市化发展。以前的城镇化政策强调“积极发展小城镇和小城市，严格限制大城市的规模”，2000年左右进行了政策调整，变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2003年又发生了孙志刚事件，导致废除针对城乡流动人口的收容遣送制度。此后城市化速度明显加快，城镇化率在此10年间从36%上升到了50%。
第四，扩大了社会保障覆盖面。2000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1.3亿人，到2010年扩大到3.6亿人，城镇基本医疗保险覆盖4.3亿人，覆盖面扩大到非就业城乡居民。
90年代和2000年代的改革和80年代改革相比，内容相对减少，但并不意味着改革已经完成。不过已经推出的这些改革仍然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2000-2010年这十年间，经济继续保持了年均10.6%的高速增长，居民收入年增长率8.2%。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加入了WTO以后，出口增长加快，10年间年均出口增长20%，强有力地拉动了经济增长。另一个原因是城市化发展加快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带动作用。
在这10年间，民营经济继续快速发展。2000年非国有工业企业占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50%，到2010年达到72%。民营经济在此期间继续保持为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在这个期间，政府加大了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快速发展，也对经济增长做出了一定贡献。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若干严重的问题：
第一，腐败越来越严重。第二，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基尼系数从0.41上升到0.48，进入了世界上少数收入差距特别大的国家行列，差不多可以那些收入差距极大的拉美国家相比。第三，国有投资大幅度地增长，政府配置资源强化，对市场的干预在增加，影响了经济效率。第四，货币政策保持了持续宽松，导致债务杠杆率大幅上升，金融风险加大。第五，投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投资效率显著下降。第六，产能过剩越来越严重，经济结构失衡变成一个突出的问题。最后，政治体制改革一词在此期间也变得更加敏感。
05
2010年以来的改革以及当前经济状况
*八大十**以后加大了反腐力度，对腐败蔓延起了显著的遏制作用。2013年的*共中**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 “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该决定包含60项改革措施，具体有300条以上。这些改革措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目前看来进展仍不理想，只有部分领域的改革有推进，还有大量的改革措施在等待落实。
这期间的一个积极的变化是收入差距扩大趋势有所抑制，基尼系数最高的时候（2008-2009）达到了0.49，近几年略有下降，在0.46-0.47之间波动。这期间推进结构再平衡有所进展，但更多地还是处在治标阶段，还没有实质性触及深层次的体制原因。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7年间保持了接近10%的高速增长。但2010年以后逐渐下降，过去3年都在7%以下。这意味着结构失衡给经济增长带来了困境。这期间民营经济的增速也在明显放缓，在工业中去年首次低于国有企业增速，是一个不太好的信号。长期以来积累的产能过剩、房地产库存过大、杠杆率过高、效率持续下降等结构失衡的因素在这个期间起了主要的作用，拖累了经济增长。最近几年虽然推进结构再平衡有进展，但是很多政策还是靠行政手段落实的，并非靠市场实现的。例如去产能，是靠政府定任务、下指标实现的，而导致产能严重过剩的一些深层次体制问题还没有解决。
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结构失衡造成全国的资本生产率从2000年以后逐渐下降，而且降得很快。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在80年代和90年代平均在0.5左右，2016年已经下降到0.14，投资效率明显降低。效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过度投资、低效率投资和消费不足。在2000-2010年期间，消费率大幅度下降，资本形成率（投资率）大幅上升。2010年消费率从过去的60%多降到48%，投资率从30%多上升到接近50%。2010年以后略有回升，投资率小幅度回落。但是现在的投资率比过去80到90年代仍然高10个百分点，消费率低10个百分点。
消费率和投资率的变化原因何在？过去十几年间政府投资大量增加、加上宽松的货币供应不断刺激投资，是主要原因。有些人认为政府投资多了是因为老百姓储蓄太高，不消费，拉不动经济增长，政府不得不用这些储蓄来扩大投资。这个解释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数据。在总储蓄结构中，从2000年到2015年政府部门在总储蓄中所占比重从-3.6%上升到正的9.5%，上升了十几个百分点，金融部门的储蓄占比也上升了五个百分点，而非金融企业部门和住户部门的比重都有大幅度的下降。由此可见，储蓄率和投资率提高的原因并不是老百姓提高储蓄、不消费了，政府才被动地进行投资以拉动经济增长，相*政府反**在扩大投资中扮演了一个主动的角色，在提高投资率的同时也提高了政府的储蓄率。从可支配总收入的占比变化，也可以看出是政府部门和金融部门的比重上升，而居民收入占比是下降的，从2000年的67%降到2015年的61%。因此可支配总收入的分配在这些年发生了一些不利于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变化。
用固定资产投资数据看，国有控股单位（包括政府投资和国有控股企业投资）投资与GDP之比在1990年是15%，2000年是18%，2010年25%，2016年达到28%，是不断上升的。在此期间政府的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虽然也有上升，但是幅度有限。公共教育支出在这些年份从2.5%、2.2%，上升到3.6%、3.9%，公共卫生支出从1.0%、0.7%上升到1.4%和1.9%。和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相比，2010年我国公共教育支出占3.6%，中等国家平均水平占4.1%；我国公共卫生支出占1.4%，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占2.7%，都比我们高。我们各级政府过度热衷于固定资产投资，但在改善民生方面做得不够，这是导致结构失衡和经济增长乏力的最突出原因。事实上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并不是无条件的，在投资率过高的情况下，投资效率下降，消费受到挤压，反而会拖累经济增长。
06
未来改革着力点和中国经济展望
（一）政府改革
过去有一种说法，所谓中国模式或者说中国特色，就是由政府来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的政府是强政府，可以把全社会的资源集中起来办大事，所以比市场经济国家发展更快。这个道理对吗？改革以前政府几乎集中了全部社会资源，但只换来了中等速度的发展，而且老百姓的收入是长期低增长的，二十几年生活没有明显改善。改革以后转向了市场经济，放手让民营经济发展，增长才进入了高速轨道。所以，把中国特色或者叫做中国模式概括为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一个片面的概念。在改革期间，对经济增长最主要的贡献是市场的贡献，是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做出的贡献，这是第一位的，政府也起了作用，如基础设施投资，修了高速公路，建了高铁网，这些对经济确实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是不能把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当作中国的主要或唯一特点，否则中国就不是市场经济国家。
第一，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目前我们面临的很严重问题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各级政府常常还是GDP导向，为了提高GDP增速用行政的力量扩大投资，替代市场，干预市场，干预资源配置，造成过度投资，带来了低效率，反而影响了经济健康增长。这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没有摆清楚造成的问题。因此政府需要推进改革，首先需要改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第二，政治体制改革和建立反腐败的制度基础。反腐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体制弊病没有根本消除，权力过度集中，行政透明度低，缺乏民主监督，腐败仍然有制度基础。这是需要改变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现在有一些小的进展，但还没有看到重大突破。未来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仍然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第三，政府职能转变。政府在物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进展迅速，但是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仍然严重不足，比如公共医疗、教育、户籍制度、收入转移支付等制度建设，也包括建立一套法治体系。突出的问题是政府改革长期滞后，即政治体制改革长期滞后。近期需要做的是政府职能转变，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把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理清楚，把资源配置交给市场，在市场失效的那些领域政府要承担主要责任，包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基础设施建设、法治建设、推进科技进步等。
（二）宏观政策
货币政策长期宽松的状况必须改变。近期有好转，2017年M2增长率终于从过去的每年百分之十几降到8.2%，虽然仍高于GDP增长，但比以前显著放缓了，这是一个积极的变化。这个改变如果能够持续下去，未来有望避免重大的金融风险。否则，中国经济增长还将继续面临爆发金融危机的危险。
（三）产品市场的改革
在这方面，虽然市场早就在发挥主导作用，而且民营经济对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仍未充分实现公平竞争。一些产业部门垄断程度还高，竞争性企业负担还偏重，政府的审批、干预偏多。近期在减少政府审批这些方面有进步，但还有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例如在不同类型的企业间，如国企和民营企业之间，大型企业和小企业之间，还没有做到事实上一视同仁、公平竞争。因此在产品市场上所需要的改革，首先是要实现公平竞争。
（四）要素市场的改革
未来要素市场的改革要解决股市到底是资本市场还是*场赌**的问题。在房产市场上，要解决房子是用来住的还是炒的这个问题。目前土地市场是由各级政府垄断，独家*地征**、独家卖地，抬高了地价、房价，对收入分配有严重的不良影响。土地制度改革需要推进，要解决政府独家*地征**独家卖地，还是由市场来配置土地资源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说了，要形成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可以直接入市，农民宅基地可以流转。但是这些方面还有种种限制，改革进展非常有限。在银行体制方面，现在还是大银行主导，行为还不完全市场化，进入门槛太高，小型民间金融机构没有发展起来。这妨碍了小微企业融资和发展。在投资领域，政府参与过多。整体来看，要素市场发育仍然不良，影响了资源配置效率，也影响了收入公平分配。
（五）国有企业改革
过去国有企业职能定位不清楚，比如在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应该是扮演一个平等竞争者的角色，还是单独强调国有企业要做大做强？国企在管理制度方面，政企分开没有完全解决，现在又出现了一个*党**组织和企业之间应有什么关系的问题。*党**领导企业是在大政方针方面领导，*党**组织起的作用是监督企业依法依规经营，还是由*党**组织代替企业的董事会进行决策或干预企业经营决策？竞争性领域的关键问题就是实现公平竞争，优胜劣汰，谁做得好谁就有理由做大做强，谁效率低就需要改革，再不行就淘汰。
在天然垄断性领域，国有企业要发挥重要作用，但并不是说国企垄断就不是垄断了，国企如果不能摆正企业和公众利益之间的关系，同样会造成严重的问题。因此，不光需要政府监督，还需要社会监督。此外还要防止和减少行政性垄断。
在公益领域，像医疗、教育，还有很多课题需要破题，要让公益性企业或者公益事业单位回归公益，但同时还要防止官僚化、行政化的趋势。这些领域也需要引进竞争机制，让民营企业进入，两条腿走路。这可以推动公立机构提高效率。
（六）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这方面已形成了一个大体上全面覆盖的体系，但要注意城镇里仍然有三分之一的居民没有城镇户口。这些新城镇居民，即“农民工”，长期在城市里打工，但多数不能入籍，大部分没有纳入到城镇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重大缺失。户籍改革有些进展，但需要加快。目前与新进城的人数抵消后没有减少多少非户籍人口。而且有些大城市还在驱赶农民工。
目前公共服务和再分配体系仍然还有很多缺失，对减小收入差距作用很有限。公共服务均等化还有待推进。这些方面如果不推进的话，就没有办法实现一个公平、有效、合理的分配。
（七）财税体制改革
在税制改革方面，需要实现更公平的赋税。如居民的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税是累进的，从3%到45%，而资本所得、财产所得、偶然收入税率都更低。我们一直要说实现所得税的综合计征，但这一点到现在没有做到。公共资源的管理有待改善，政府支出结构有待改善，特别是政府支出的重点需要从投资转向服务于民生。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也要转到民生方面。
（八）改革的落实
现在有很多改革虽然已经写在文件里了，但没有实现。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在很多方面很多地方还没有落实。如果改革只有顶层设计，没有基层创造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难以获得成功。依法改革道理上是对的，但是改革如果没有先行先试，依法改革能走得出去吗？法律不改，改革可能走不出去。可是如果先改法律，没有社会实践，没有社会各阶层的积极参与，光靠顶层设计和少数法学家参与，这样的改革能够推进吗？
（九）未来的增长趋势
我们在考虑若干制度和政策因素影响的条件下对未来增长进行了预测。根据模型分析的结果，设定了三个场景。一是常规场景，基本按照过去几年的趋势进行外推，假定仍然只有局部的、部分的改革，货币政策只有小幅度的调整，但做不到去杠杆。二是危机场景。假定像前几年那样杠杆率还在继续大幅度地上升。第三场景假定加快几个关键领域的改革和政策调整，其一是货币政策恢复中性，经过几年时间转向去杠杆，其二是通过改革和政策改变引导消费率和投资率调整，使消费率回升到66%左右，投资率逐步降到34%左右。其三是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和政府膨胀趋势受到约束。三种场景模型演算得到的结果差异非常大。
按照改革和调整的场景，我们到2030年人均收入可以达到两万美元，中国可以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
按照常规情景，未来只能达到中速增长，2030年我们还处在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间的边缘地带，可能仍然低于中等收入国家上限。
按照危机场景，未来平均增长至多保持在3%，到2030年仍然是一个相对偏低的中等收入国家，这期间和其后可以说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这三种不同的情况都与未来的改革和政策调整有密切的关系。如果改革推不动，实际上还有可能向反市场的旧体制*退倒**，社会有可能两极分化，使得结构失衡常态化，增长逐渐停滞，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改革能够推进，中国还有巨大的增长潜力，2030年以前中国可以顺利加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也可以成为一个更加公平、和谐、充满活力的社会。总之，改革是大家的事，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推进。
本文作者：王小鲁（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本文来源：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ID：SIFL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