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协主席，其实真的不需要特别懂这个足球这个行当。
事实上，他只需要做好两件事：一个是选择并信任自己选择的专业人士去负责具体事务；二是扛住压力，并在适当的时候跟上面伸手要资源。
纵观二十年，中国足球由法规帮管不行，由秘书帮管不行，由水上帮管不行，由乒乓帮管不行，*法讲**规不行，*法讲**律不行，讲金牌不行，讲金钱也不行。
真的把中国足球嚼烂了，它其实只是诸多行业*规则潜**的遮羞布，过多地暴露在公众视野里只是因为足球比赛的曝光度高，没法藏着掖着。
这个道理，蔡振华懂，陈戌源也懂。但他们最终都没能逃离这个体制本身的桎梏，因为涉及多方利益的博弈，所有的足球改革只是点到即止。
蔡振华的时代
二零一零年七月，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中最年轻的蔡振华，接替退休的崔大林出任主管足球的总局分管领导。从那时起，蔡振华身上多了“足球”的标签。
三年后，二十四节气大寒之后第二天。在香河县北务屯村里，第三届足代会正式召开。在这届足代会上，蔡振华正式出任足协主席。此时距离上一届二零零三年足代会，已经过去了十一年。
“从今天开始，我担任中国足协主席，就知道这很难，也许真的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这是蔡振华在就职足协主席的那一刻，给自己下的判决书。在他的眼里，这是个滚烫的位置，如坐针毡。
二零一三年七月，蔡振华表示，希望利用十年的时间让中国足球重回亚洲一流。此时，足协自身的改革也拉开序幕，《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正式对外公布。
有意思的是，仅仅两年后，在二零一七年六月，足协紧急召开人事变动会议。刚刚升任体育总局局长助理的杜兆才空降足协，和蔡振华平级。
彼时，作为足协主席的蔡振华没有参会，此后他在中国足球界的公众视野中渐渐淡出。
如今，蔡振华调任中华总工会。他的办公室从天坛东门搬到复兴门外大街，从紫禁城的东南角搬到了西边，更靠近中南海。
但他彻底告别了摸爬滚打了二十一年的体育界，离开的原因无人得知，*场官**的波云诡谲暂不议。
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人们只知道，在那满打满算的八年里，蔡振华熬完了与中国足球有关的所有热情。
足协主席的悲哀
足协主席是个高危职业，身败名裂者不计其数。人们甚至无法明白，究竟是他们本来就如此，还是受到了中国足球的浸染。
任职前，蔡振华是中国乒乓球的功勋教练、传奇名宿。离职后，蔡振华混成了中国足球圈里的“蔡乒乓”，冲击世界杯失败的罪人。
谈论蔡振华，还可以把时间线再往前推一点。
韦迪执政初期执行的是“国家队优先”，他在二零一零年提出“大国家队”战略，在后期则转为“联赛和青训优先”。在那个时间节点上，韦迪这味药虽然烈，但好歹给中国足球续了命。
后继者蔡振华则是继承，甚至进一步强化了韦迪末期便进行的“联赛为主”的管理思路，放开了资本进入的通道。同时进一步收紧改年龄的口子，并且和公安部联网，让地方体育局也没办法去改年龄。
蔡振华其实很克制，他知道对于中国足球来说：“野蛮生长，做大蛋糕更重要”。所以金元足球即使是饮鸩止渴，但烧钱也能见到点火光。在他的任期内，国字号球队的成绩回暖。
国足从连续三届世界杯预选赛进不了亚洲十二强到再次打进十二强。从连续三届亚洲杯小组赛出局，到连续两届打进亚洲杯八强。
此外，中超球队开始在亚冠具有竞争力，青训逐渐产出高质量的球员。
但蔡振华的足球领域生涯，是从一比五输给泰国开始的。“泰国足球都进步成什么样了，中国足球拖了这么多年了，要有点耐心。”
二零一四年，蔡振华走向台前，完整经历了冲击二零一八年世界杯的全过程，期间国家队有过两次换帅。
佩兰四十强赛客场被中国香港逼平，国足几乎没有出线希望，蔡振华下决心用高洪波换掉了佩兰，最终神奇晋级十二强赛。
职业化以来，国家队多次冲击世界杯，期间从未有过在预选赛进行过程中换帅的先例。蔡振华用卡马乔换掉高洪波，时间点就是在两个阶段预选赛之间。
十二强赛，高洪波带队输给乌兹别克斯坦后，蔡振华脸色铁青，在房间里不停地跨步，大口大口抽烟。
在随后的足协的全体工作会议上，蔡振华甚至光着脚，汲着拖鞋，头发凌乱，紧急启动选帅机制，最终和已经与恒大签约的里皮达成共识。
中国足球的循环
与其说蔡振华比陈戌源运气更好，不如说因为后者本身与体育界的隔离，其人脉和手段都远不及，加上改革涉及多方利益，陈戌源显得进退维谷。
中国足球每次世界大赛的规律是：前期疯狂虐菜耀国威，中期意外落败或被逼平，逐渐失去主动权，后期遇小组强敌浴血奋战，悲壮出局。
这十几年中国足球的恶性循环，也能够清晰地明白，中国足球的当政者，他们看重的东西，第一位永远是自己的仕途，足球发展是次要的甚至不重要的。
从中国足球的特色和过去多年来的经验来看，陈戌源的落马换不来中国足球的天亮。
一个行业在十三年内两次推倒重建，可以预见这个行业未来在社会当中的公信力会更低，更会成为社会的痰盂。
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足球只有收拾好自己的玻璃心。它的生死现在不由自己做主，当国家需要它再做些微贡献之时，它就得苟延残喘地再活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