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历史选择了毛*东泽**，他带领他的伙伴们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使当时占地球六分之一的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但胜利的路上并非都是鲜花与掌声，毛*东泽**在当年险恶的环境中做出特殊功业，反而被“左”倾路线及其代表人物给予了残酷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撤销职务、赶出红军等等。屈指算来，毛*东泽**在遵义会议之前共遭受了四次重大打击。然而毛*东泽**始终意志不倒，信心不变，顽强战胜挫折，对前途始终充满信心，终成千古伟业，英名永耀史册。
第一次遭受打击发生在1928年3月，被错误“开除*党**籍”。
1927年秋收起义失利后，毛*东泽**迅速做出决断，停止向大中城市的进攻，带着战后余生的700余人上了江西省井冈山，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地区。上山，是当时惟一正确的选择。
在井冈山上，毛*东泽**历经无数艰难，终于说服了当时井冈山的两位农民起义首领袁文才、王佐，于1928年2月接受起义部队的改编，成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为团长，王佐为副团长，何长工为*党**代表。这就标志着自1927年7月中国*产党共**成立之后首次有了自己的比较正规的武装力量和相对稳定的根据地。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正当革命节节胜利，根据地日益巩固之际，1928年3月，湖南特委派出一个叫周鲁的“钦差大臣”来到井冈山，批评毛*东泽**“行动太右”、“烧杀太少”，宣布取消前敌委员会，撤销毛*东泽**前委书记之职，更令人震惊的是周鲁居然宣布开除毛*东泽**的*党**籍。这样一来，作为*党**的创始人、“一大”代表的毛*东泽**居然连*共中***党**员都不是了，并且是在扩大根据地的胜利途中，他精神上承受的打击可想而知。
那么，周鲁何来如此大的权力，开除*共中**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党**籍？据周鲁讲，他来时看了中央文件，中央决定开除毛*东泽***党**籍，他是来执行的。由于在特殊年代，一般没有绝对把握不随身携带文件，多靠口头传达。毛*东泽**被开除*党**籍后，又不能不安排职务，因为他在*党**内、*队军**内，特别在井冈山根据地群众中享有无可替代的威望。迫于形势，只得安排毛*东泽**担任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何挺颖被任命为师*党**委书记。
历史有时就是这样让人哭笑不得。于是乎，我*党**第一个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党**和*队军**的缔造者毛*东泽**成了连*党**支部会议也无权参加的“民主人士”。
在极度痛苦中，毛*东泽**仍然执行湖南特委的命令，率部从江西进入湖南，支持那里的*动暴**，这是常人无法忍受的。1928年4月上旬，毛*东泽**在湖南却有了意想不到的发现。原来特派员周鲁对中央文件作了错误的传达，文件是1927年11月9日至10日由瞿秋白主持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的决议，批评毛*东泽**放弃攻打长沙，转向井冈山是“违背中央策略”，是“单纯军事投机”。理由是毛*东泽**参加过“八七”会议，会议之后中央派毛*东泽**回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收*动暴**政策，是事实上的湖南省委中心，应对湖南省委所犯错误负严重责任，因而决定“开除毛*东泽**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虽然这个处分够重了，但毕竟不是“开除*党**籍”，一个月的“民主人士”生活从此结束。
事实最有说服力。随着*产党共**领导的*动暴**一次次失败，人们才逐渐认识到毛*东泽**是正确的。毛*东泽**为中国*产党共**保存了实力，搞出一个工农武装割据的成功案例，他不仅让一些起义队伍有了归宿，而且为众多的起义队伍提供了榜样。中央对他的处分自然也就烟消云散了。
第二次遭排挤是在1929年6月22日召开的红四军“七大”上，毛*东泽**遭受不公正待遇，“落选”了前敌委员会书记。
由于红军处于初创时期，诞生于井冈山会师后的红四军内部，对如何带兵打仗、如何发展壮大红军，爆发了大争论。在讨论中毛*东泽**一度成了少数派。中央特派员刘安恭甚至说他是“自创体系”，是“*中反**央派”。
当时的中央“二月来信”，指责毛*东泽**搞“家长制”、“逃跑主义”等，在红四军传达后，有人要求毛*东泽**、*德朱**都离开红四军，要求毛*东泽**交出军权。当时军权集中在前委，前委书记是最高军事领导人，这是当时特定历史环境必须实行的一种体制。
在这种背景下，毛*东泽**迎来了他革命生涯中的第二次挫折：红四军召开“七大”选举前委书记时，坚持正确路线的毛*东泽**竟然“落选”了，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
会后，时在病中的毛*东泽**带着已有三个月身孕的妻子*子珍贺**等一行6人黯然离开红四军，以红四军前委特派员身分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祸不单行，不久毛*东泽**患上了恶性疟疾，徘徊在生死线上。落选和患病的双重打击，把毛*东泽**的政治生涯推向低谷。
历时半年之后，毛*东泽**才返回红军。为了统一思想，于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了红四军“九大”，也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我军的建军原则，毛*东泽**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红四军“九大”之后，毛*东泽**指挥红军打败了国民*党**10万大军，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毛*东泽**在*党**内、军内声望大增。1931年5月，毛*东泽**接替项英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同年6月20日，又接替项英任中央苏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德朱**、项英为副主席，*剑英叶**为参谋长。
第三次遭受打击是1931年11月召开的赣南会议，毛*东泽**被错误地剥夺了在*党**和*队军**内的领导职务。
当毛*东泽**意气奋发地领导红军打败蒋介石对苏区的三次“围剿”之后，他的功绩和威望在红军中已经深受大家尊敬和赞许。但厄运再一次降临，在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上，毛*东泽**被剥夺了*共中**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央苏区军委书记职务，成了专搞地方工作的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
事实的经过这样的：1931年5月，项英被撤销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改由毛*东泽**担任，可在不到半年时间，又撤销毛*东泽**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改由项英担任。项英被撤职后到上海反映毛*东泽**太右，不执行中央决定。上海的中央很重视这位工人出身的领导人的意见，加之，项英也要求执行王明路线，这样，王明、博古等人又支持了项英。
接着，毛*东泽**的红军总政委也被取消了。至此，他在*党**内、军内职务，全部被无端剥夺了。
1932年，红军攻打赣州失败后，时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周恩来请毛*东泽**火速下山，然而毛*东泽**在军内无职务，由于林彪、*荣臻聂**等拥护毛*东泽**，毛*东泽**便在林彪任总指挥的中路军中以“政府主席”的身份指挥作战，运用战国“围魏救赵”之计，不仅解了赣州之危，而且在漳州取得重大胜利，挽回了红军打赣州的败局，特别是打漳州时，还搞到两架侦察机。
就在毛*东泽**指挥红军节节胜利之时，上海的临时中央，却正在批判毛*东泽**，公开发表文章说毛*东泽**是“*党**内的机会主义”者。
历经波折后，直至1932年8月8日，中革军委才又重新任命毛*东泽**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第四次遭排挤是在1932年10月上旬的宁都会议上，毛*东泽**再次被错误地剥夺了军权。
当时，苏区中央局要求贯彻“左”倾路线，攻打大城市。复职后的毛*东泽**等认为不能鲁莽行事，命令红军就地发动群众，准备迎击国民*党**第四次对苏区的“围剿”。但苏区中央局大为恼火，同时又收到临时中央的指示电，命令前方停止活动，他们立即赶到前方要求开会解决问题。
于是，*共中**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10月上旬召开了宁都会议，“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见1932年10月21日《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而且把矛头突出地指向毛*东泽**。
会议争论的焦点是前线的作战方针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在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情况下，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所谓 “积极进攻战略”同以毛*东泽**为代表的“积极防御战略”斗争的总爆发。
对前线的作战方针，当时的临时中央和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与在前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周恩来、毛*东泽**、*德朱**、王稼祥的意见，是有严重分歧的。所以，在宁都会议上便出现前方中央局成员为一方，后方中央局成员为一方，其阵营分明的对立局面。
宁都会议刚开始时，因为周恩来在前线没有到会，所以，会议先由任弼时主持召开。
在任弼时的主持下，后方中央局的一些人因为会前得到临时中央的支持，所以气势很盛，咄咄逼人，一时占为上风，逼迫会议“一致同意中央长信指示”。
所谓“中央长信”，即临时中央于1932年7月21日给苏区中央局和闽赣两省委要求坚决执行“进攻路线”，“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长信。
会议在对中央苏区自2月攻打赣州以来的全部工作进行总结时，把矛头指向了毛*东泽**。
面对这种情况，毛*东泽**没有屈服，据理反击。而后方中央局的成员们认为毛*东泽**态度不好，“承认和了解错误不够”，见1932年10月21日《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于是进一步对毛*东泽**横加指责。毛*东泽**对后方首脑们的批判极力反驳，并且得到王稼祥等人的支持。就这样使会议陷入僵持的局面。
正在这时，周恩来从前线赶到。他是*共中**苏区中央局书记，所以到会后便由他主持会议。
会议决定周恩来负军事总责，毛*东泽**被“免去”红军总政委到后方工作。
宁都会议以“左”倾路线大胜而结束了。毛*东泽**默默地回到曾栋材家的黄泥草屋“养病”。红军总政委一职由周恩来代理。就这样，“左”倾路线的执行者们还不解气，发展到1932年10月26日，临时中央正式撤销毛*东泽**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由周恩来兼任。这次被撤职的会议毛*东泽**未出席，1956年毛*东泽**回忆这段往事时说“缺席裁判，一审终审，不许上诉”。
乌云终究会散去，雨过天晴后，就迎来了云开日出。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共中**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挽救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危机而召开的。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肯定的毛*东泽**的军事战略主张，确立了毛*东泽**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会议在与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东泽**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开始确立，标志着中国*产党共**在政治上走向成熟。这是*党**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点，中国革命从此打开了新局面。（刘继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