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孩的思维方式大不同
02 男孩的7大思维特质
我的父母和老师一点儿都不理解我。他们从不肯在这上面花一丁点儿时间。他们把我硬套在一个小框框里：他是个男孩，要么成为总统，要么一无是处。
——洛伦，14岁
图森市的卡罗尔曾给我的报刊专栏写过这样一封信。
我是一位单身母亲，有3个儿子，他们中年纪最大的14岁，最小的才8岁。我还有一个11岁的女儿。在男孩的成长过程中，我发现他们很迷茫，而我自己也充满了困惑。我那个14岁的儿子喜欢和4个男孩“混”在一起。当人们看到他们走在路上，穿着松松垮垮的牛仔裤，不停地互相讥笑打趣时，你可以看出人们充满了担忧。我的儿子，就因为他率领着一个由男孩组成的小团体，在人们眼里突然变成了罪犯。
我10岁的儿子内森有一天放学回家，告诉我老师说他总有一天会进监狱。我儿子是个好学生，循规蹈矩，成绩优秀。我给老师打了电话，而她不以为然，说：“那只是个玩笑而已，我只是想告诫内森要多加小心，注意自我约束，不要跟着男孩的小团体学坏了。”
我8岁的儿子现在仍然喜欢拥抱妈妈，不过他已经开始有点儿疏远我了，我也放手让他这么做。但我自己的困扰却随之而来：虽然我知道这是男孩必经的发展阶段，但还是忍不住为他们担心。我并不怎么担心女儿，因为我能搞懂她。我清楚女孩是怎么处理事情的。但是男孩就不一样了，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风险。虽然我爱我的儿子，但不得不承认我经常会对他们横加干涉，有时嫌他们没有男子气概，有时又觉得他们太过男性化了。
我甚至不清楚自己到底想问什么问题，可能就是想找人倾诉一番养儿子的费心耗力。我觉得自己知道应该对男孩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但又并不肯定。几年前，我还确信给男孩玩娃娃是个挺不错的主意。这一招在我大儿子身上的作用大概维持了30秒，然后他就把那个娃娃扯个了七零八落，而我对于“男女一个样”的信念也随之瓦解。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和丈夫都想弄明白男性思维到底是什么样的，不过现在可能只剩我一个人仍然对此感兴趣了。那么你呢？你已经找到答案了吗？
我给卡罗尔的回复是：“我也仍在找寻答案的途中。一起努力吧，总有一天我们会搞清楚的。”这封信以及多年来寄到我手中的许多类似信件，激励着我开始了本书的写作。当我与父母、男孩以及各种社团组织一起工作时，不得不费力应对一件事，那就是人们经常对男性思维及其所带来的文化抱有一种两极分化的态度。热爱它，又憎恨它；尊敬它，有时又害怕它。我们时常把男性文化中的*力暴**因子视为一种娱乐，直到这种*力暴**出现在自己的家庭里。最重要的是，我们都希望它变得与现在不同。有些人耗费了毕生的精力，试图改变男性思维的核心特质；而另一些人，如约翰·施托尔滕贝格（John Stoltenberg）和安德烈娅·德沃金（Andrea Dworkin），则呼吁人们应该彻底终结男性思维所带来的文化。
然而直到最后，持类似主张的人都没能撼动男性文化分毫。事实上，从古至今，男性的思维方式从未有过任何显著的改变，因为它是由男性的生理特征决定的。在开始探讨男性文化之前，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前提假设摆在我们面前：一种认为男性文化具有天生的缺陷，必须加以弥补和修正；另外一种则认为男性文化的本质是不应该被改变的，必须更好地引导它、培育它，而不是妄加批评、肆意改动。如果从第二种立场出发，我们就能够制定更加完善的教养策略，更好地爱护男孩。这类策略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人们一直忽视了在充分培养男性文化和妥善保护整体文化之间存在的相互依赖的关系。
男孩生来就需要一种文化，它应当具有自己的规则和秩序，可以为男孩提供特别的指导。如果这种文化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如果我们试图改变它的核心特征，破坏它的内在秩序，那么我们就不仅仅在“爱男孩”这件事上犯了错，还将整体社会文化都推向了日益严重的*力暴**、性别歧视以及其他危险的边缘。
哪怕这种假设在你看来难以接受，我还是希望你能够继续往下读几章，把男孩看作这样一种生物：具有特定的生理硬件，需要社会文化通过适当的软件来加以训练。本书的全部目的就是为男孩编写一个这样的软件，并把它安装到文化、家庭、社区乃至整个社会中去。很多年来，我一直在观察和帮助男孩，阅读过的研究文献多达数千页。我学到的一切都在告诉我，在西方流行的“社会化造就男孩”的理论是一个从未有过任何成功先例的社会实验。西方社会的傲慢信念在其中暴露无遗：我们竟然相信人类有能力创造出一个不受自然驱动的社会！据我所知，西方文化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抱有这种观点的文化，而且这一观点也仅仅流行了几十年。如今，这层思想的迷雾终于开始散去，现实再次清楚地展现。
自始至终，文化都是由人类的生理构造产生的，是大自然的造化之工。在我们的生活中，各种社会化影响相互交织，构成的网络可谓极度复杂，但这也只是人类的生理特性催生的产物罢了。我们为男孩创造了体育活动，男孩自己成立了帮派，从事科学事业的男孩比女孩多，男孩在讲话时使用的是男性特有的言语风格……如果历数男孩独特的“文化”模式，可以列出一个非常长的清单，但几乎其中所有的条目，也包括男性的*力暴**行为在内，其根源都在于男性的大脑和激素给他们带来的思维特质。
因此，我将采取更加现实的方法，或者像库拉纳普尔医生所说的那样，更加注重“精神”的方法，而这意味着保持谦卑：我不相信任何人有能力改变男孩的天性，或者能够让男性思维的基本特质发生一丝一毫的改变。但我们可以引导男性文化，让它结出最丰硕的果实。只要父母、导师以及所有的教育组织都不再将力气浪费在改变男孩的任何天性上，而是让其发挥原本的作用，帮助男孩成长得真实而健全，我们就能够更好地指导他们、监督他们，构建他们的生活秩序，约束他们的能量，并以他们需要的方式来爱护他们的社会和文化。
男性文化的基石是几项特殊的思维特质。接下来我将证明，如果能够正确地引导这些特质，而不是将其视为洪水猛兽，它们中的大部分都是有益于男孩的。
竞争思维：只有通过竞争，才能获得价值感
男孩需要通过竞争和良好的表现来获得价值感。男性思维的这一特质可以应用到哪些方面呢？对一个男孩来说，如果没有人传授他技能，没有人向他示范如何在竞争中赢得胜利，也没有人赞赏他的成功的话，他将感到迷惘而无助。
男孩与竞争
在男性的自我形象中，通常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贬低别人建立起来的。一方会以类似的戏谑开场：“嗨，混球，最近怎么样？”另一方则会回击道：“还不错，猪头，你呢？”妈妈们经常向我提起她们有多么痛恨这类对话。但她们也非常清楚，自己对此几乎无能为力。有一位妈妈曾经对我说：“如果不互喷脏字儿，我15岁的儿子和他的朋友们简直就无法讲话了。当我在旁边的时候，他们还会稍微收敛一点，我猜因为我是个成年人，或者因为我是女性。但是我的天啊，我无意中听到的那些对话简直让我惊呆了。”
男孩们会在言语和身体上展开竞赛，并以此为基础来构建和发展他们的部分关系。对男孩来说，竞争是一种有益于成长的行为。在他们构建的文化和语境中，自我形象必须通过类似的策略才得以建立。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做出预测，男孩反驳他人的可能性通常要高于女孩。我们也可以预料到，在男孩的生活中将会涌现出各种隐形的“等级”系统，在这类体系中，男孩们会为了更高等级的“座次”而互相争斗。我们也可以期待他们能够相互合作，只要在他们看来，这种合作关系是安全的，比如他们可以确定某次合作中存在一定的秩序，保证自己不被别人占便宜。
通常情况下，体育运动和比赛能够很好地展示男孩是如何聚集到一起，通过相互竞争逐渐成长起来的。站在场外旁观的男孩不太可能被男性玩伴邀请参加比赛，而旁观的女孩受到同*伙伴性**邀请的可能性则要大得多。但男孩会花更多时间密切观察场上的情况，寻找可以加入的机会。这会让他显得更像是被“抛弃”了。如果他拥有健壮的体格或娴熟的技巧，又或者基于跟同一群孩子相处的经验，他知道自己具有某种社会性优势，就会径直加入比赛。但如果他在任何方面都不占优势，就会选择静静地等待。
良性竞争对于男性的发展和自我形象来说至关重要。研究表明，如果一个男孩参与了有组织的体育运动，那么他吸毒、加入帮派、表现出*社会反**行为的可能性都将低于那些没有参加体育运动的男孩。
男孩必须以各种方式相互竞争，而且必须取得令自己满意的表现。如果这种需求得不到满足，如果社会没有给他们提供足够的竞争机会，那么男孩将同社会本身进行斗争，而这不仅会伤害到社会，最终也将伤及男孩自己。
当然，竞争本身也可能遭到滥用。有些父亲过分地沉迷于此，在他们眼中，儿子只不过是一部用来比赛的机器。有些男孩直到长大之后，还对其他类型的人际关系一无所知。玛丽亚姆·米德济安（Myriam Miedzian）对男性*力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正如她在《男孩就是男孩》（Boys Will Be Boys）一书中指出的那样，竞争会滋生各种形式的*力暴**。
但是这些负面作用只会出现在少数男孩身上。绝大多数男孩不会滥用竞争，而只是把它当成生活的一部分。无论是渴望在体育比赛中拔得头筹，想成为班里最聪明的人，想要在国际象棋比赛中获得冠军，还是跟兄弟姐妹们永无休止的对抗，或者希望在绘画或演奏乐器的技巧上胜过所有人，对于每个想要理解男孩、改善男性文化的人来说，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帮助男孩找到一个竞争的舞台。
竞争、攻击性与愤怒
在竞争和攻击*行为性**之间存在确定无疑的相关关系，而这二者又都和愤怒情绪有关。古代文化对此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训练士兵就利用了这一原理。例如，在古罗马文化中，士兵的愤怒被认为是其力量的一部分，怒火燃烧得越旺盛，士兵在战斗中就会越勇猛。遵循同样的道理，当罗马文化引导男孩迈向成年时，长辈、父亲和老师会教育他应当在何时何地、采用何种方式来恰当地表达愤怒。换句话说，男孩不仅习得了男性文化中的竞争和攻击*行为性**，也学会了“愤怒管理”。
当我们参与到男性文化中时，应当对其中的竞争活动进行适当的监督，并且对男孩发起的攻击*行为性**加以约束和控制，构建出一些秩序，这一点至关重要。如果我们不能充分利用这些经历，抓住其中每一个机会向男孩传授管理愤怒的技巧，他们就会肆意发泄自己的力量，而这意味着我们面临的个体*力暴**将变得越来越严重。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将会讲到可以通过给男孩提供一些可丢弃或无生命的物体，让他们学会如何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怒火。例如，鼓励他们利用沙发、球棍、床这类事物来宣泄愤怒，并告诉他们，对有生命和无生命的物体发泄怒火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行为。类似训练对于高睾酮水平的男孩来说尤为重要，你可以通过行为表现分辨出这些男孩，他们通常比一般男孩更加争强好胜，也更有攻击性。
如今，这类教育显得越发重要，因为随着社会价值观的变迁，从小就被当成战士来训练的男孩已经越来越少了。在我们祖先生活的时代，人们认为男孩总有一天会成为战士。这个男孩身处的文化会负责把他教养成人，他将自然而然地成长为一个富有牺牲精神的人，会毫不犹豫地为了多数人的利益献出自己的生命。从婴儿期起，他所接受的就是男性文化和女性文化共同的教导，向他传授各种知识技巧，带他认识精神生活的真谛，教他控制和管理自己的情绪，其中当然也包括了愤怒情绪，这是他作为生命的保护者所必须具备的素养。他懂得哪些事情是重要的，哪些生命值得保护以及应当在什么时候做出牺牲。
在当代西方社会中，绝大多数男孩都没有接受过这种教育，也缺乏愤怒管理方面的训练。随着军事体系逐渐失去支配地位，成年人必须意识到竞争行为的教养作用，在向孩子教授愤怒和竞争管理方面的技巧时，不要忘记把这一点也传递给他们。
当男孩想要宣泄情感时，通常不能把有生命和无生命的物体很好地区分开来。因为他不懂得前者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而后者只有单纯的用途。实际上，出于对男性能量的恐惧，很多人教育男孩不要对任何东西发火，哪怕只是无知无觉的物品。但这对男孩来说是行不通的，无论是他们的生理“硬件”，还是文化“软件”，都和这种教导难以兼容。
想要理解竞争在男孩生命中的价值，有一个非常实用的做法，就是去观察日复一日的竞争性活动对他造成了哪些影响，如体育运动、象棋比赛、学习成绩、他和朋友们的口舌大战。在这些活动中，他是收获了自信还是受到了打击？他在言语或身体的对抗中是否逐渐占据了上风？他的技巧是否变得越来越纯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不用担心，他正在稳步前进。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他就迫切需要成人的帮助：帮他找到合适的组织、环境以及水平相当的朋友，以免他被对方的高超技艺*压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帮他发现自己擅长的运动，磨炼技能，提供必要的器材装备，让他有条件跟人一争长短；当然，还要教他认识到，在言语对抗和社会竞争之外，还有其他方式可以获得自信。
力求卓越
对个人卓越感的探求根植于男孩的身体和文化之中，只有通过竞争能力的不断提升，他们才能切实地获得这种感觉。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
男孩需要去竞争、去战斗，需要感觉自己经受住了物质世界和人际社会的考验。我们的任务是帮助他们更好地认识和满足这种需求，而不是去压制它。
然而这种理念常常令人感到恐惧，因为它容易让人联想到战争，而战争意味着孩子们会被死亡夺走，地球将变得伤痕累累。但我们不该以狭隘的视角来看待每个男孩心里都居住着的“战士”。的确，这个“战士”可能被训练成一部战争机器，但是，只要有恰当的引导和教育，他也可以掌握其他各种各样的技能，在别的竞争中一展身手，这个“战士”拥有无限的可能性。我们应当和男孩分享竞争性的活动，例如，和他们一起进行体育锻炼，或者同他们来一番唇枪舌剑，以此帮助他们建立起更加积极的自我形象。否则，男孩就会在其他地方宣泄自己的能量，而通常情况下，他们选择的方式都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转变受害者思维
想要理解男孩社会对竞争和行为表现的热忱，就必须停止用受害者思维来评判社会和各类人际关系。受害者思维的核心观点是：“我生来就是一个受害者，因此其他所有人都应当接受教育，确保他们不会来伤害我。”当人们宣称“女性生来就受到男性强权的欺压，因此必须利用一切机会来消灭男性的特权”时，遵循的就是类似的逻辑。这种“我受到了伤害”的思维模式将会限制我们的能力，让我们在养育男孩时束手束脚。它忘记了我们每一个人，不管男性还是女性，都应当对自己负责，都有义务学会保护自己、照顾自己。尤其是在一个人长大的过程中，并不会有其他人来对他负责。
如果我们对待男孩的态度完全受到“受害者标准”的摆布，就只会把竞争和战斗看成有害的事。如此一来，在教育男孩的问题上就难免一错再错，而男孩也将为此进行报复。如果我们说：“竞争和对抗是不好的，会有人受到伤害。我不想看到我的儿子受伤，而且我们还必须保护女性免受男性的欺压，所以不要再向男孩宣扬竞争和战斗了。”男孩就会奋起反驳：“你不懂。对我来说，爱往往存在于艰苦和磨砺、规则和竞争之中；它意味着冒险，意味着一次次被*倒打**，再一次次爬起来；它是身体和心灵上的伤痕，是断裂的骨头和破碎的心。我之所以能够成长，是因为有人在不停地驱策我，他们因为在意我才同我竞争。如果你不愿意正视我的这些需求，固守着自己的养育模式不肯改变，那么我的成长之路将会是扭曲的，你也将自食其果。”
参与竞争活动
深夜篮球、青少年体育协会、各种校内运动、空手道以及其他类型的武术……送你的儿子参加这类积极向上的竞争活动，将为他构建健康成长的秩序。与此同时，你和周围的人也应该花更多时间陪伴他一起练习，帮助他在自己的项目上做到最好。飞盘运动可能让你深感无聊，但你仍然需要一次次地扔出那个盘子。男孩会在竞争活动中遇到严酷的考验，如果你把他领进了这些活动的大门，然后就把他抛诸脑后，让他独自面对这些挑战，他的自我形象很可能受到威胁。
调整交流风格，更多地引入带有玩笑性质的竞争，可能会对你身边的男孩有所帮助。对男孩的嘲弄有时会过火，或者被成年人当成*压打**男孩的手段，对其精神造成打击；不能反唇相讥也会让男孩感到痛苦。但是你大可以无伤大雅地捉弄儿子一番，用略带挑衅的玩笑来刺激他做得更好，而不是干巴巴地反复说教。例如：“你就这样出门吗，同学？你臭死了。你难道是在垃圾堆里长大的？”这种交流方式会让男孩感觉自己很受尊重，你或许觉得这很奇怪，但它确实会让男孩感觉更加强大，更有力量。
相比直接对话，通过收集邮票、搭建模型、演奏圆号或是打篮球等能够磨炼技能的活动与男孩交流，可以让你更加顺利地接近一个问题男孩。
男性的生理和文化推崇以“并行”的方式进行人际交往，这也被称为“肩并肩的接触”。无论什么年龄的男性，当他们站在一起，为了一场比赛或一个项目共同奋斗的时候，感觉是最好的。
尤其当一位男性产生情绪困扰的时候，这种做法将会给他极大的帮助。
一位单身母亲告诉我，她决定改变和儿子诺亚之间的相处方式，用她的话来说就是，“建立一种更加肩并肩的关系”。她和11岁的诺亚常常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发生冲突，尤其是诺亚最近变得很沉闷，经常心事重重，而她无论如何也没法让儿子开口谈谈自己的烦心事。在一位咨询师的建议下，她决定邀请诺亚和她一起跑步，这是她每天早上的例行活动。开始时诺亚拒绝了这个要求，但有一天他决定试一试。当两人肩并着肩，一起向前迈步的时候，母亲发现儿子变得乐意讲话了。诺亚开始享受跑步的技巧和挑战，这一幕让母亲感觉到“好像有一扇新的大门为诺亚、为我们打开了”。
理性思维：任务当前，同情心没那么重要
男孩同样是富有同情心的，只是表达方式与女孩极为不同。在紧急情况下，男孩的第一反应常常是调动全身的能量来应对事件本身，除非事态已经恶化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迫使他们必须将“同情”提到首要位置上来。你可以在身边的比赛中观察到这一点，例如，看看那些玩街头曲棍球的男孩是怎么做的。开球时，两个男孩的球棍猛地冲撞在了一起。被打中的男孩痛呼出声，这让拿到球的男孩回头张望，在短短的一瞥间，他对同伴的伤势做出了评估，判断自己是否必须放弃射门得分的目标，先去照顾这个受伤的朋友。如果他认为同伴的伤势没有严重到必须中断比赛的程度，就会继续向前突破防守，寻找射门得分的机会，这才是他目前的首要任务。在任务中，特别是当任务涉及表现评价时，男孩对小小危机的第一反应通常不太可能是同情性的，无论这一危机是发生在街头、家里、学校中还是车库内。
反之，当男孩认为同情性的反应有助于问题解决时，也会在第一时间对他人的身体创伤或情绪压力表达关怀。如果队员的伤势已经影响到了比赛的正常进行，那么毫无疑问，他们会优先进行伤员的护理工作。如果怀有一种更加崇高的社会信念，或是某条在男孩看来至高无上的真理，如保护他人、帮助他人、为了某个理想而奋斗等，也会影响男孩的行为。他们必须做出抉择：要么继续完成某项特定的任务；要么放弃任务，转而去关怀照料他们所负责的对象，也就是说，他们应当保护、帮助的人，或是和他们怀有共同理想、并肩战斗的同伴，这时他们就会放弃任务，选择给予这个人同情。男孩也经常会利用同情来达到某个特定的目的，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没有恶意的操纵他人的手段。如果男孩认为，向握有某项资源的人表达同情能够提高自己获取这项资源的可能性，他们就会先向这个人表示慰问和关心，而把成绩和表现暂时抛在一旁。
如果男孩认为同情行为既不能促进问题解决，也不具备任何社会意义，对自己来说也没有丝毫好处的话，就不太可能向受伤的人伸出援手。相反，他们会略带挑衅地想要激发伤者的斗志：“兄弟，站起来，你伤得没那么重。”当然，并非所有男孩都是这个样子。一位母亲曾经对我说：“我的儿子比女儿更有同情心。他会热心地帮助每一个人，哪怕那人并不真的需要帮助。”尽管存在这样的例外情况，但如果有人想要更好地理解男孩和男性思维方式，我还是建议他去看一看男孩是如何把同情和任务联系在一起的，比如照看妹妹的任务、照顾爸爸妈妈的任务、打猎的任务等。如果这个男孩受到了良好的教育，那么当他完成猎杀时，会为自己杀死的这头动物感到同情，还会为自然界的骚动和不安感到同情，这是由他的猎杀行为引发的直接后果。男性一直充当着“保护者”的角色，不仅人类如此，其他动物也是如此。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或许就在于，通过“保护他人”这样的任务，男人可以用一种有规则、有秩序、有目的的方式来表达同情。
当男孩和女孩一起玩时，男孩的同情行为会变得更加复杂。以下两句话是从同一个男孩的口中说出来的。
“站起来，兄弟。你伤得没那么重。”
“你没事吧？来，让我帮你一把。”
第一句话可能是他在比赛中对一个跌倒的男孩说的，而如果伤者是个女孩，他就更可能说出第二个句子。斯坦福大学的埃莉诺·麦科比（Eleanor Maccoby）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她注意到，男孩在跨性别的文化背景中所展现出来的同情远远超过了他们在男性文化中的表现。她认为这种倾向是“基于性别的”，也就是说，男孩对于女孩抱有更高水平的同情。但是，这一原则也有着非常有趣的例外。如果保护某人是男孩的任务，那么无论对方是男性还是女性，男孩对这个人表现出的同情程度通常是相同的。或者当男孩发誓要维护某位男性在组织中的领导地位时，也会倾向于对他施以更多关怀。这又一次验证了本节一开始就提到的那项基本特质：男孩的同情行为取决于他是否把同情看作任务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保护他人、追随领袖、履行自己在组织中的职责。
想要知道“共情训练”或“敏感度训练”能够在男孩身上产生哪些效果，就必须意识到，只有当同情成为任务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时，男孩才会优先做出同情性的行为；男性的生理和文化特性极大地限制了他们的同情心，这与女性非常不同，对于女性的生理和文化来说，表达同情是一件极为自然的事情。
因此，当一个男孩目睹他人受伤时，应当教他做些什么呢？我们当然可以训练男孩变得更加敏感，但也可以鼓励他用其他方式来表达关怀。尤为特别的是，男孩不习惯马上表示同情，换句话说，他们倾向于在比赛结束或任务完成之后再做出反应：“你在第三节摔的那下可够狠的，现在感觉怎么样？”又或者，他们会给伤者提供一些其他帮助，乍看起来似乎和受伤这件事没什么关系：“喂，兄弟，要我载你一程吗？”
大多数面向男孩的共情训练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那就是试图让男孩在意外发生的那一刻立刻做出反应：“天哪！我很抱歉，你没事吧？”男孩思维的核心特质之一就是无法说出这样的话。无论是男性的生理还是文化，都不允许其所参与的竞争性任务或整个系统仅仅为了一个磨损的齿轮就停止运转。当我们想要让男孩“像女孩一样有同情心”的时候，相当于在要求他为了处理一个微不足道的故障而打断整个系统的正常运行。毫无疑问，他们会拒绝这种做法，并站到我们的对立面去。更为可取的策略是教导男孩认识同情的本质，并且让他们知道可以采取无数种方法来向他人表示关心，其中也包括了“不那么及时”的同情和与任务相关的同情。
可以这样教育男孩：“如果有人受伤了，你至少应该在比赛结束后关心一下他的伤势。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的话，那可就称不上是一个好朋友了。”男孩可以很快掌握这种方法，并乐于付诸实践，因为他在这样做的时候不必勉强改变自己的核心倾向。“如果某人受伤了，而你对此负有一定的责任，那么你要确保在今天结束之前为他做点什么。”这种做法给了男孩处理的时间，让他可以更好地决定应当如何补偿受伤的伙伴。这比简单地责备他不够敏感效果要好得多。
与其勉强男孩改变第一反应，不如引导他们把同情看作一项任务，一项甚至带有几分神圣性的任务，且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和能力来完成这项任务。
这绝不是在否认男孩有责任去救助一个重伤的人，每个男孩都应当具备基本的同情心。但施以紧急援助、评估伤害的严重程度并给予有助于解决问题的及时帮助，这些本来就是男孩的本能。我们应当设法影响他们的文化，不仅适当地培养这种天性，同时也巧妙地向他们传授一些更加复杂的、男孩特有的同情反应。
群体思维：偏爱同伴群体，创造广泛社交圈
在社会学中有一条被反复证实的真理：男孩更喜欢在大型群体中进行社交活动，而女孩则偏爱三两好友之间的交流。人们甚至在灵长类动物身上也观察到了类似的倾向，证明该倾向具有一定的生物学基础。随着这种倾向衍生而来的其他社会学现象也已经得到了德博拉·坦嫩（Deborah Tannen）等语言学家以及以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为代表的人类学家的广泛研究。
在赞比亚的恩登布（Ndembu）部落中，特纳再次发现了他在其他许多部落中都曾注意到的现象：男性和女性文化会采取非常不同的方法来构建各自的性别团体。例如，当人们引导男孩进入生命的下一个阶段时，整个仪式都是在大型*会集**中完成的；而女孩的启蒙过程则更加私人化，通常只由某位女性长辈单独负责。特纳把这种差异表述为男性文化的“集体性”和女性文化的“个体性”之间的差别。
德博拉·坦嫩在其著作《你只是不懂》（You Just Don't Understand）中指出，北美的男性和女性也具有类似的行为模式。男性的语言和社交风格更像是日益扩张的社会团体的产物；而女性则发展出了更多“一对一”式的人际关系，讲话风格也更适合这种交往模式。
男孩的社会生活带有强烈的集体主义色彩，这是和他们的生理特征相适应的。大型群体意味着男孩能够创造出更大的能量循环，能够在更广泛的人际范围内产生影响。在这个过程中，男孩也可以更加充分地满足他们对于空间以及频繁的体育活动的需求。对于不擅长快速加工复杂情绪信息的男性大脑来说，大型群体无疑是一个更为适宜的环境，允许大脑根据需要“关闭”或者“打开”，而一对一的二元关系则需要大脑的情绪功能一直处于运行状态。此外，大型群体还可以为男孩提供更加丰富多样的竞争机会。男孩得到的关注越多，就会感到越有力量；除非和对方之间存在更深入的关系，例如亲子、师徒或者伴侣，否则他不会满足于一个人的注视和支持，哪怕这个人德高望重、有权有势。他更喜欢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男孩会被大型群体吸引，并以此为基础来构建自己的文化。没有“同伴群体”的男孩是迷惘而无措的。男孩加入帮派组织的理由可能千差万别，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对群体的渴求。在这里，他们可以放松身心，可以获得目标；成为群体的一分子不仅让他们感到自己充满力量，还可以使他们免受情绪刺激的不断侵扰。
当我向人们讲授男孩的这些特点时，有时会遇到听众的反驳：“你这是在给男孩设限。你把他们框得太死了，男孩不止如此。”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我们必须承认，男孩确实具有上述倾向。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们一直试图向男孩的生活中注入更多个人主义，但男孩常常对此感觉不舒服。正如一个16岁男孩描述的那样：“我只想和伙伴们待在一起。我妈总是想要占用我的时间，还有姐姐、阿姨也是一样。她们想让我坐下来，同她们聊天，而我只想躲得远远的。”
在第3章，我们将会清楚地看到，为什么整个社会必须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以实际行动表达对男性文化团体构建方式的尊重。尤为关键的一点是，如果想要帮助塑造更加健康的男性团体，那么作为成年人，我们就需要对男孩本能性的群体行为进行更好的监督和引导。
有一个名为“环绕式关怀”（Wrap Around Care）的心理服务项目，对男孩思维的集体主义特征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如果一个男孩或女孩在学校中遇到了麻烦，表现出危险的*行为性**、抑郁、过于好斗，或者在生活中制造了太多的冲突和压力，父母可以向该项目的心理咨询师寻求帮助。在“环绕式关怀”项目中受训的咨询师很少做那种每周一次、每次一小时的例行家庭访谈。虽然这也是备选方法之一，但他们最主要的工作是帮助父母在邻居和朋友之间建立一个社区同盟，或者说一个扩展家庭。咨询师将帮助父母营造一种群体的氛围，让朋友和家人更多地参与到孩子的生活中来，甚至在父母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这些人就已经准备就绪，等待着随时施以援手。咨询师不仅将这些人联系在一起，甚至还会教他们如何才能更好地帮助这个家庭。
这类项目满足了家庭对于社会帮助的需要，尤为特别的是，它满足了男孩生理和文化中对于群体的偏好。
独立思维：努力寻求自由和独立之间的平衡
一位父亲曾经对我说过这样一番话。
我非常努力地想要和自己的父亲有所不同。他几乎从不拥抱我，我这一辈子，能记起的拥抱可能只有两次。母亲曾说：“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他就认为你可以一个人生活，甚至独自征服整个世界。”虽然不想说逝者的坏话，但父亲从来都不理解我。因此，当我跟自己的儿子相处时，总是乐于拥抱他，无论任何计划和活动都不会将他排斥在外。然而最近，我注意到他发生了一些变化。他8岁了，不像以前那么喜欢抱抱了，会更加频繁地躲开。有时我觉得，我正在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他。当我向男性朋友们提起这件事时，有些伙计对我说：“可能你太想避免变成你父亲的样子，做得有些过头了；可能你儿子就想一个人待着。”
几乎每个养过儿子的人都会注意到，没过几年，男孩就从一个软乎乎的抱抱熊变成了一截硬邦邦的木头。随着年龄的增长，男孩会逐渐变得疏离而冷淡，这是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或许你的儿子直到18岁仍然和你很亲密，但他同样很可能在未来某个时间点发生改变。这不仅仅是一位父亲想要同儿子保持亲密关系而用力过度的问题，其中有更加强大的生理和文化需求在发挥作用。
对男性文化的研究展示了男孩是如何通过塑造文化生活来满足其生理需求的。他们不仅需要可供表现自己的大型群体，同时也需要一些空间作为舒适区，在那里可以感到加倍的放松而不会受到威胁。男性之所以会把马上转向*爱性**视为表达亲密关系的方式，且在*爱性**前后羞于搂搂抱抱和长时间的亲密对话，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行为性**的弱点：快速直接、流程固定、一气呵成。对于男性来说，把亲密关系变成一件需要耗费两三个小时的事情未免太危险了。
有许多著作对这种“男性对独立的需求”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如莉莲·鲁宾（Lillian Rubin）撰写的《亲密的陌生人》（Intimate Strangers）一书。顺带一提，这可真是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名字！独立自主的需求起源于男性的身体，并得到了文化的进一步强化。男性文化会这样教导其成员：“如果不想有人对你颐指气使，动手动脚，你完全可以把他推到一边去。”相比女性文化，男性文化会给予男性更多这样的权利，而他们也更善于利用这一权利。珍妮·科基尔（Jeannie Corkill）是一位婚姻与家庭关系方面的咨询师，她曾经对我说过这样一番话：“有一次，我接待的来访者是一位单身母亲，她不知道怎样才能让男人尊重她的需要。我告诉她去看一看自己的儿子是如何设立界限的。男孩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划定界限、争取独立自主的权利了。”
这个建议中蕴含着丰富的智慧。想一想有多少男孩早早开始了反抗，拒绝按照别人的要求做事，“不让任何人骑到自己的脖子上”。想一想当一个男孩受到大孩子的欺负时，他是如何拒绝寻找援手，决定“自己搞定这个问题”的；想一想男孩为什么会在加入团队之后的某一天，突然抛下一句“见鬼去吧，我要走了”，然后转身离开。当然，也有很多非常独立的女孩和不够独立的男孩，科基尔有些过于一概而论了。然而，男孩确实会更快地意识到，成为团队的一员并不意味着必须放弃独立的权利，结成亲密伴侣也是如此。
当然，男性渴望独立的生理和文化倾向也可能在发展中超过正常的限度，或是走上歧路。不恰当的教育会让男孩相信“独立”意味着“不用承担责任”，这对男孩本人和社会来说都非常危险，一些文化对此一直小心提防。例如在土耳其东部，当男孩迈入成年时，人们会教育他如何在“自由”和“责任”之间保持平衡。他可以自由地做一个男人，但在获得这份自由的同时，也必须承担起相应的义务。大部分男性祖先也是通过类似的方法学会了独立和相互依存之间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主要有三股力量在发挥作用：男性本身、他所处的社会以及定义了男性角色的文化典籍。
在当代西方社会中，由男性生理控制的男性文化仍然赋予了男孩更多“独立自主”的权利，鼓励他们展开独立的冒险之旅；然而当今的文化不再拥有典籍的指引，男人和女人无法通过传统学会男性在自由中应该承担的责任。男孩不仅失去了引导，通常也缺乏足够的榜样和示范，因此，他们一天天地迈向独立，却不懂得如何在人际交往中做到坦诚而亲密。他们经常会成为不负责任的成年人，无法与伴侣结成稳固的亲密关系。
几十年来，男性文化中的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我们试图向女性文化求援，希望她们能够告诉我们，对男孩来说，独立、依赖以及相互依赖究竟意味着什么，男人们又应当为此做些什么。这种做法产生了一定的效果，然而很多时候，“女性是受害者，男性是加害者”的论调占据了上风，非但没有帮助男孩成长，反而让他们背负了更加沉重的羞愧感和负疚感。如果男孩接受的教育告诉他，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护弱小的女性免受他自己的侵害，那么用不了多久他就会意识到，这种教育早就断定他是一个有内在缺陷的人。然而在内心深处，他知道这种判断是有失公允的。
近年来，社会讨论中再次出现了男性思维方式的身影。促成这种变化的一个原因在于女性重新开始寻求男性的帮助。母亲们已经清楚地看到，男孩在成长过程中需要更多男性文化的参与。很多母亲曾向我诉说养育男孩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特别是对那些不得不独自抚养儿子的单身母亲来说，处境更是艰难得多。这些女性已经意识到，她们无法帮助自己的儿子成长为真正的男人。正如一位母亲说的那样，她们无法“与男孩身体中的男性部分展开对话，这部分的他总是会远远地逃开”。
在一种没有借助大众公认的文化典籍来定义男孩生活和男性责任的文化中，想要帮助男孩驾驭自由和责任是非常困难的。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男性一直依循着故事和书籍的教导而生活。这些典籍为男性文化提供了传统、规则、人生目标、衡量承诺的标准以及精神上的确定性。今天，在大部分男孩成长的社会背景中，它们已经不再被男性文化奉为圭臬。因此，既要引导男孩对于独立的渴望，又要让他们学会相互依存，并迫使他们在必要的时候放弃独立，这种自相矛盾的任务无疑是非常困难的。
在今天的美国社会中，那些能够主动适应男性思维方式、敢于正视男性特质的人正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他们在土耳其东部的同仁和古代的先辈们。这些人中间不仅有父亲和男性导师，也包括了母亲和女性导师。这些无所畏惧的父母、导师和教育者不仅仅致力于抚养、教育孩子，还担负起了为男孩提供规则、人生目标和精神上的确定性，引导他们去探索力量和名声的真谛的任务。他们非常清楚，人们必须接纳男孩，用规则约束男孩，给他们做出示范，正视他们追求独立的生理和文化倾向，尊重他们在群体中的个人自由；如果缺乏这样的教育，男孩就会把情感淡漠当成独立，把不负责任看成自由，男性的沉默寡言也不再意味着灵魂的独处，而是可悲的孤寂。对于如何教导男孩掌握这其间的平衡，本书的第二部分提供了明确而实用的具体方法。
冒险思维：只有通过牺牲和奉献，才能找到自我
艾伯特·派克（Albert Pike）曾说过：“为自己所做的都会随着死亡而消逝，为他人和世界所做的则会永垂不朽。”自我牺牲的精神存在于每个人的天性之中，同时也是男性思维的一项基本特质。在某个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任务中，共同的承诺会把男人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当他们执行这项任务时，得到磨炼的可能是个人的能力，获得赞赏的或许是单独的个体，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彼此之间马上形成一种同伴的情谊，每个人都会感觉到自己是有用的，甚至是至关重要的，是人类精神和生命延续过程中的一分子。
1901年，美国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写下了《当男人直面自己》（When a Man Comes to Himself）。这是一部极富洞察力的著作，今天，如果一个人想要知道哪些事情对于男孩来说是最有价值的，仍可以从这本书中汲取到一些智慧。威尔逊总统建议人们把男孩培养成有深刻觉悟的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就是自己在同伴中扮演的那个角色。男人们热爱权力和名誉，但是，如果他们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使用权力，其中没有无私的奉献，只是为了牟取个人的功名利禄，只是因为喜欢操纵和摆布别人；那么当离开这个世界时，他们将会觉得自己渺小、不安、一贫如洗，灵魂永难升华。”
威尔逊说出了男性文化中的一项古老传统，它教育男孩，个人的冒险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和自我牺牲的任务联系起来。男孩可以自由地追求属于自己的权力，但与此同时，必须意识到这种力量绝不是仅仅为了个人的利益服务的，也应当成为集体的能量源泉。只有这样，社会才能欣欣向荣，整个世界才会变得更加美好。
亚拉巴马州的男孩卡里·贝克（Kahlil Baker）因为在“预防伙伴项目”（Partners in Prevention，PIP）中的杰出工作而获得了斯威勒人道主义学生奖（Swearer Student Humanitarian Award），这也让他从一个少年蜕变成了一个男人。在该项目中，年龄较大的黑人学生志愿者会担当年龄较小的黑人青少年的教练和导师。同成千上万个男孩一样，贝克为了集体的利益做出了自我奉献，这种行为使他发现自己获得了足以改变世界的个人力量。
和男孩打交道时，如果能够为他提供同等分量的冒险和使命，将使双方都获益良多。男孩需要把生命当作一场探险，他们会反复试验，想要发现自我的真谛。只有通过这个过程，他们才能把自我的能量“挂上挡”，才能获得人生的动力。与此同时，男孩也必须找到自己的使命，它会成为男孩和同伴之间的纽带，将他们紧紧地维系在一起，让他们更加清楚地认识自己，和自己所属的文化、部落、国家更加紧密地拥抱彼此，看到自己与天地万物之间的联系。
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男孩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准备着为了自己坚守的原则而做出牺牲。甚至当他们加入黑帮团伙，为了某些在我们看来非常无谓的原则而付出生命的时候，遵循的仍然是这样一种精神。这些原则就是：对同伙忠诚、保护地盘、招兵买马。作为父母、导师、教育者以及政策制定者，应当如何引导男孩这种自我牺牲的原始力量呢？或许每个人都应当仔细地看一看身边的男孩是如何生活的，并思考一下如何向他们的冒险欲望中注入必要的使命感。向他们示范如何将使命视为自身的冒险，就可以把这二者联结起来。我们可以不时地给他布置一系列小任务，比如丢垃圾或者修剪草坪，但要将这些琐碎的工作置于更有意义的背景之中，让男孩认识到自己正在完成一项重要的使命：让家里变得更舒适。把这种使命感、这种背景刻入男孩的大脑，而不要局限于家庭琐事本身，会让男孩更乐于合作。这种任务也可以是找一份课余的兼职，为此，男孩必须减少玩乐的时间。这里的使命是帮助维持家庭生计。那些生来就拥有一切、总是坐享其成的男孩既不懂得什么是个人的奋斗，也不了解使命的意义。
对很多男孩来说，战争和军旅生活以一种非常戏剧化的方式将冒险和使命、个人奋斗和集体利益联系在了一起。它会告诉男孩：“你的人生将因为牺牲而获得永恒的意义。”今天，大部分男孩并不是通过这种方式学习和成长起来的。在短短的几十年间，战争这个社会文化中原本举足轻重的要素已经失去了昔日的辉煌，但是男孩对类似精神的追求却始终如一。这就是今天的影视和游戏作品仍然极度热衷于战争题材，体育文化中也经常硝烟弥漫的原因之一。
除了体育比赛，恐怕没有一种社会活动能够像战争、探险和征服一样，将冒险和使命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尽管体育比赛在秩序结构上与战争存在相似之处，但只有战士的使命能够赋予男孩神圣感，这是射门或投篮得分的任务永远无法企及的。
我们必须在家庭和社区中找到一系列合适的任务，从修理家用器具这样的琐事，到“预防伙伴项目”之类的社区服务工作。把这些任务交给男孩时，要向他们解释为什么这些工作既是个人的奋斗，同时也是一项使命。我们需要教育男孩：“当你做某某事的时候，就以某某方式获得了力量，或是所谓的‘名声’。找到一项有益于社会的使命，你也将在精神层面获得奖赏。我想你已经长大了，可以明白精神的意义。”
当男孩懂得牺牲不只意味着失去，同时也代表着收获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地理解了这种关系。简单地告诉他“你必须按照我说的做，否则我会让你后悔”，或者“你必须这样做，因为我告诉你这样才是正确的”没有用。男孩需要看到，只有通过牺牲和奉献，人们才能真正地找到自我。
榜样思维：渴望男性榜样的指引
如果没有男性榜样，男性文化就会失去方向，人类的整体文明也会陷入危险之中。西方文化已经忘记了父亲和其他男性榜样的重要性，这或许是西方社会有史以来犯下的最为严重的错误。一旦失去这二者的帮助，人性中的很大一部分就面临着消失的风险。
针对这种社会现状，许多作品做出了颇为深入的探讨和分析。在作品的字里行间，在新发表的文章中，在报纸杂志上，我们都能够看到，美国文化正在重新发现男性榜样对于人类生活的必要性。
如果没有思想活跃、经验丰富的年长男性从旁指导，男性文化就会更像是一个帮派，而很难称得上是一种文化。年长的男性可以给男孩文化提供必要的约束，为其指明方向，成人和年轻人之间的代际互动将会产生神奇的效果。
年长的男性会教导男孩如何尊重女性。“什么样的男孩才会打女孩？”他会严厉地指责某个不负责任的男孩，从他口中说出的话比较容易被男孩接受。当男孩看到拳打脚踢对女孩造成的伤害时，也可以通过共情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但如果没有年长者的当头棒喝，他就不会懂得，打人并不等同于强大。年长者的声音正是男孩试图在年轻的自我中构建的那个低沉声音的回响。
年长的男性会教导男孩，如何在与女*交性**往时把握合理的界限。接受过这种教导的男孩不会一边对女性言听计从，一边又对她心生厌憎，直到某天突然弃之而去。“真正的男人懂得倾听他人讲话，其中当然也包括女人，”年长者会这样教育男孩，“他不但听得进去别人的意见，同时也乐于发表自己的观点；他会争取自己的权利，但这不是通过压制女性来实现的。他想要寻求的是双方的共识，而非控制。他既不会被女性控制，也不会试图控制女性。”
年长的男性还会教导男孩如何适应身体、心理以及精神上的变化。他会帮助男孩找到人生的使命，帮助他们积累冒险的技能。他会教导男孩自我牺牲和自我毁灭之间的区别，并告诉他们，只有前者才是对社会有所贡献的。
想要为男孩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女性文化就必须同男性文化冰释前嫌，主动递出和解的橄榄枝。很多男人没能承担起身为成年男性的责任，其中一半固然是由于他们自己的疏忽，另一半却应归咎于女性的阻挠和干涉。如果离异的母亲能够把儿子和女儿交到父亲手中，如果父亲能够主动争取养育子女的权利；如果母亲愿意帮助儿子同其他男性建立联系，如果男人能上前一步，主动同男孩建立这种联系；如果女人能够摆脱受害者的角色，如果男人能够摆脱加害者的角色，那么孩子将从这种改变中受益无穷。因为首先，男人自身的状态会因此得到改善，身体和精神都将变得更有活力，得以重新担负起那项艰难而奇妙的工作：呵护男孩长大成人。
男孩经常会向我们传递一些难以识别的“榜样暗号”。例如，一个男孩某天回家之后，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的生物老师克兰先生是个挺牛的人。”这时他真正想要表达的可能是：“我认为克兰先生是个不错的榜样。但我很害羞，又容易紧张，帮我更好地接近他吧。”我们应当及时分辨出这些暗示，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可以给克兰先生打个电话，和他聊聊儿童教育方面的心得，聊聊如何给孩子们树立榜样；也可以和他交流一下彼此的价值观；如果可能的话，邀请他参与到孩子的家庭生活中来。几十年之前，每个家庭仍然同邻居乃至整个社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无须父母插手，男孩就可以很容易地在自家附近找到一个榜样，可能是某个朋友的父亲，也可能是叔叔、祖父，或者同一个小镇上带他工作、教他技术的师傅。男孩可以同这些人建立亲密的纽带。如今，这些原本天然存在的榜样人物已经越来越少了，因此我们必须更加留心帮助男孩找到他们。
当然，也有一些男性榜样是“坏”的、不健康的、消极的，我们必须始终提防这类角色对男孩造成影响。然而我们也应当意识到，阴暗的榜样并非男性文化的常态，更为关键的是，如果能够帮助男孩找到更多“好”榜样，尽管他们可能并不完美，但这样一来，男孩就不太容易受到那些负面人物的吸引了。不管哪种文化都避免不了阴暗角色的侵扰，他们始终都牢牢地占据着自己的一席之地。
成就思维：运动是男孩实现自我的最佳途径
“加入这个队伍，你就是我们的一分子了。”当男孩听到这样的话时，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并非所有男孩都喜欢或是擅长运动，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或多或少地参加了校内校外的某些体育活动。在美国，有超过2 000万的孩子在校外机构参与体育运动，包括棒球小联盟、青少年足球等，其中大部分参与者是男孩。据估计，还有更多孩子参加了无正式组织的“街头”运动，包括篮球、网球、足球、橄榄球以及其他自发组织起来的队伍。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男孩旁观朋友打球，渴望着自己也成为其中的一员，这些孩子的数目是难以估量的。同样超乎想象的还有著名的迈克尔·乔丹、乔·蒙塔纳（Joe Montana）、肯·小葛瑞菲（Ken Griffey, Jr.）等体育巨星在男孩身上造成的影响。
男孩会把生活变成一项运动，同时也让运动占据生活的很大一部分，其投入和专注程度时常令旁观者感到惊叹。心理治疗师特里·特鲁曼（Terry Trueman）是两个男孩的父亲，他对我说的一番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男孩生命中有一个特殊的阶段，在这个时期，他的身体会决定精神，精神也会反过来影响身体，而这一切都是通过体育运动实现的。”特鲁曼认为，运动是一种综合性的体验，不仅是身体上的，同时也是心理和精神上的。
前文曾经提到过，男孩需要不断磨炼在三维空间中操纵物体移动和进攻的能力。父母、教练以及男性榜样有责任为男孩的攻击性找到一种有秩序的宣泄方式，向他们传授进攻的技巧和目标。那些很少得到成人帮助的男孩只能自己寻找宣泄攻击性的机会，比如参与街头的体育运动。
体育比赛中凝聚和寄托了男性思维太多的追求和价值取向：强壮的肉体、坚韧的心志、情绪上的快意、自我形象的提升以及体育运动特有的精神魅力，这让它成了美国娱乐生活中最有代表性的活动之一。这种影响力也造成了一定的负面效应。很多男性在参与和观看体育比赛上花费了太多时间，而且体育运动反而提高了许多男性的攻击性。还有，巨额的社会财富不公平地流入了少数几个体育巨星，也就是“那些只会玩球的家伙”的口袋。
有太多的父母、导师和教育者过分执着于男孩在体育竞赛中的成绩。《胜者为王：兼论其他类型的美式迷思》（Winning Is Everything and Other American Myths）一书的作者、心理学家托马斯·塔特科（Thomas Tutko）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这一令人不安的社会现象：“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在15岁就已经伤痕累累、身心俱疲了，只因难以满足父母、教练、支持者们的殷殷期待，也无法实现他们自己的个人追求。”
整个体育系统都是以竞争为基础的，因此必须得到妥善的指导和监督。很多父母和教练都未能担负起这份责任，或者忽视了情绪和精神上的训练，或者将成人的计划安排强加给孩子，或者缺乏基本的洞察力和同情心，不能及时发现孩子的困扰。无数男孩饱受比赛挫败感的折磨，自尊下跌到远远低于参加体育运动之前的水平。他们开始逃避体育活动，学会了蔑视权威，变得敌意十足。
尽管体育运动存在某些固有的负面影响，但在男孩的生活中，它仍然是最有力也最有效的社会化力量之一。南希·拉佩尔有两个儿子，大的16岁，小的14岁。她曾对我说道：“男孩需要的只是聚在一起，然后就能自己搞明白很多事情。这就是游泳比赛真正的意义。它的目的不在于培养奥运冠军，而在于给男孩提供一个发现自我的机会。”我曾无数次地听到男孩说，体育运动给他们带来了多么美好的感觉，让他们感到多么自信。在运动中，他们的身体得到了夸赞，竞争能力受到了挑战，自我意识有了发展的机会，他们对一个庞大的集体产生了归属感，在组织中获得了一席之地，明确了目标，在必要的时候，他们会为了队伍的利益而拼上自己的身体，甚至愿意放弃自己的位置。如果队伍中有教练，那么他们还获得了与一个潜在的榜样和导师建立关系的机会。
在体育活动中，男孩可以找到另一个家庭。15岁的埃里克是独生子，他对我说：“橄榄球给了我一群兄弟。我有时喜欢他们，有时又很讨厌他们。我猜这就是真正的兄弟带给你的感受。”11岁的蒂姆在一支少年足球队中踢球，他是这样说的：“有时，踢球会让我感觉良好，甚至比和家人在一起的感觉还要好。”体育运动让男孩们走到了一起，构成了一个团队，甚至是一个大家庭，这种归属感会成为男孩的坚实后盾，让他们更加顺利地成长。
体育运动还为情绪发展提供了空间，为参与者提供了表达同情和关怀的机会。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每个人都在找寻的“知己”，可以交到一群谈天说地的伙伴，和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以毫无顾忌地用男孩的方式讲话。在男孩成长为男人的过程中，体育运动担负着一部分的引导责任。它为男孩提供了发展的框架，支撑着他们走向成熟。如果导师足够优秀，体育活动还将使男孩懂得，成长既意味着欢乐，也代表着责任。
至此，我们已经对男孩的7大思维特质进行了探讨，然而还有更多特质未曾涉及，我对此颇感惭愧。但我希望这些讨论能够抛砖引玉，启迪你的思考。你可以自己动笔，列出你在男孩思维中注意到的其他特质，并把这些特质先放到成年人的世界中做一番实际考量。接下来，你可以同身边的男孩开诚布公地谈一谈他身处的男性文化，将这些知识和智慧传递给他。即使做不到这一步，你至少会对男性思维的优点和缺陷有一个更加清楚的认识，可以更好地扬长避短。在对男性思维进行研究时，我希望你能够始终保持客观和接纳的态度，不要因为它的某些特征令人恐惧就去贬损它、否定它，或是抛弃其中负面的部分。男孩不会欢迎这样的态度，作为报复，他们会对你所有的努力都表示拒绝。
曾经有一个家庭处理问题的方式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家的儿子想在高中入学时加入学校的橄榄球队。他是个很有运动天赋的小伙子。父亲对这个决定没什么意见，但母亲表示坚决反对，最终，她的拒绝让这个男孩受益匪浅。虽然开始时她只是出于对伤病的担忧才没有点头答应，但她给儿子列举的反对理由中并非只有恐惧。她劝说道：“想一想吧，你也可以打篮球或是踢足球。你也很喜欢这些运动。橄榄球并不能带来额外的好处，你在橄榄球中能得到的，在其他运动中也同样能得到。”而她的儿子则争辩说，在学校里，只有橄榄球运动员才能获得特别的关注。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反复争论了将近半年。做母亲的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但也一直在耐心地倾听儿子的主张。然后选拔期开始了，这时，父亲开始站到妻子的一边，而男孩的决心发生了动摇。最终，时间解决了余下的问题。这个男孩确实更喜欢篮球了，而通往橄榄球的大门也正在缓缓地关闭。他最后选择了篮球和足球，并靠着足球奖学金升入了大学。
在做出最终决定之前，这对父母就一个关键的人生问题和儿子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和商讨，他们向这个男孩表明，他们尊重他的身体和灵魂，但与此同时，也想帮助他找到更加合适的人生道路。如果我们能够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体育运动，那么它将成为男孩灿烂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男孩生命中的两大重要阶段：童年期和青春期
在讨论男孩的生理学和文化时，我们统一使用了“男孩”这个词，似乎暗示着无论什么年龄的男孩，其行为表现都是完全一致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让我们先暂停讨论，强调一下理解男性思维在人生旅途中的作用时，考虑不同年龄阶段特点的重要性。不同的发展期不会从本质上改变男孩的生理特点，从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天起，他的行为就受到了睾酮的影响，头骨中运转着男性化的大脑，基因类型是男性。但是在某些特定的时刻，他的内在特征受到了文化的接纳还是拒绝，将对他的成长产生深远的影响。说得更具体一些，只要能够让父母、导师以及教育者们懂得应该对不同年龄的男孩抱有哪些期待，就足以使他们摆脱愧疚和困惑的折磨了。
在男孩逐渐跨越各个生命阶段的过程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关键问题是他如何与父母、导师、教育者建立亲密的依恋关系，又如何同他们分离。虽然他似乎逐渐变得冷淡、疏远、难以相处，但你或许应该注意到这些行为下隐藏的更加深层的事实：心理上的分离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独立，在内心深处，他仍然眷恋着你。
0～10岁，至关重要的童年期
当男孩还是个婴儿的时候，似乎并不像女儿一样亲近你，因为他的眼睛不会总是停留在你的身上，注意力很容易被其他事物吸引。但实际上，他对你的依恋同样强烈，也同样需要亲密的爱抚行为。父母对男婴的爱抚通常不如对女婴多，主要原因就在于男婴与父母的视线接触较少，身体动作则更加活跃。但男孩也需要安全感，哪怕被毯子紧紧地裹起来。他也希望能经常被人抱在怀里，其需求程度可能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期。西方文化认为，男孩通常不像女孩那样需要爱抚和搂抱，但事实并非如此。
大脑前额叶是负责大部分社会功能和认知功能的脑区，而男性大脑前额叶成熟得比女性更慢，也就是说，男孩前额叶的发育水平要低于同龄的女孩。这给了我们更充分的理由来反对社会试图灌输给人们的观点：让小男孩一个人独处。有研究者认为，男性婴儿大脑的这一特点使得他们在情绪上比女孩更脆弱，因此需要更加小心照顾。
婴儿研究已经达成了一项共识：你不可能惯坏一个小宝宝，只有当他长到18个月左右时，才能真正开始理解规则的意义。在此之前，任何严格的约束或是故作冷淡的对待都只会给成长中的大脑造成混乱乃至损伤。
在大约2岁的时候，男孩火力全开，开始了颇富戏剧性的个体化过程。这是他出生以来，第一次试图与主要照料者分离，寻求独立自主。这时，照料者应当给他更多的情绪空间和身体上的自由，不要以为他是在“生妈妈的气”或者“讨厌爸爸”。这个孩子正在试验独立。如果父母阻挠他的试验，让他对自己试图脱离父母的行为感到内疚，表现得对他的独立缺乏信心，或者以其他形式来发泄自己害怕被孩子抛弃或不能成为合格父母的担忧，都会对孩子核心自我的发展造成冲击。
一个人的核心自我包括人格、气质以及其他先天倾向。在2～5岁时，孩子的一部分自我会非常清晰地表现出来。如果父母和照料者试图改变孩子的这些特点，会增加这个孩子患上人格障碍的风险，对其整个人生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这里所说的改变并不等同于约束管教，而是指试图扑灭孩子对于独立的渴望，想要转变他内向或外向的人格类型，想要让这个男孩的关注一直停留在自己身上，妨碍他和世界上其他可亲可敬的人建立亲密关系以及看着这个孩子的天赋一天天地显露而试图去扼杀它。
当男孩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时，他将再次朝着个体化的方向迈出一大步，变得更加独立，能长时间地离开父母。如果父母既懂得适当地“放手”，同时也不忘向孩子表明，自己会一直在他身边，陪伴他、支持他，如果父母能把耐心和关爱一直维持到青春期之后，那么孩子将从父母的这些行为中获益终生。研究发现，如果男孩在10岁之前经历过持续的创伤、父母离异，或者父母的教养方式发生过明显的改变、前后矛盾，那么当他进入生命中的第二个十年时，就更可能反叛父母的价值观，或者表现出*社会反**倾向。
10～20岁，并不可怕的青春期
显而易见，男孩生命中的另一次巨大转折开始于青春期到来之际。对很多主要照料者，通常情况下也就是母亲来说，青春期是一个麻烦不断的阶段，因为男孩开始变得非常疏远，而他们热衷的同伴群体和男性文化又往往显得既难以理解，又危险重重。然而，男孩的疏远是一种正常的独立行为，应当得到适当的鼓励和支持。我在《王子与国王》（The Prince and the King）一书中详细探讨了父亲和成年男性文化在男孩成长为男人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本书的第二部分也将对该过程的一些实际细节展开更深入的探讨。
母亲对儿子“放手”，并不意味着母子之间的爱变得淡薄了。它只是表示母亲开始给予双方心理上的解放，让儿子不再依附于母亲，母亲也不再依附于儿子。放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对于某些单身母亲来说，这个过程更是显得尤为困难。有些单身母亲身边缺少情绪稳定、心理健全的成年男性，有些对前夫或其他男性怀有不切实际的情感幻想和社会期待，这让她们不能放心地看着自己的儿子进入男性文化的领地。在《养育好男人所需要的勇气》（The Courage to Raise Good Men）一书中，奥尔加·西尔弗斯坦（Olga Silverstein）分析了带儿子的单身母亲的艰难处境。西尔弗斯坦解释道，有些单身母亲找不到可靠的方式来给予儿子自由，在她们的生活中，缺乏有爱心、有智慧、有能力的男性提供的帮助，因此不得不将儿子牢牢地捆在身边，试图凭借一己之力来引导他度过青春期。每一个紧抓儿子不肯放手的母亲都在埋下危险的种子，她的儿子可能会在青春期的成长过程中给母亲制造各种麻烦，也可能会暂时顾及母亲的感受，但在以后的成年生活中向其他女性乃至整个社会展开报复。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们将一起探索如何缓解男孩的青春期给西方文化造成的巨大痛苦。如果能够成功做到这一点，那么对于男孩本人、父母，乃至整个社会来说，青春期将会成为一段快乐的时光。被我们称为“青春期”的这个阶段并非注定伴随着猛烈的反抗。根据我的观察，西方是唯一一种持有这种假设的文化：“他是个青少年，这代表着他将要反对我，憎恨我，这是必定会发生的事情。”然而，从生理发育的角度来看，男性青少年并不像他们时常表现出来的那样，需要不断反抗周围的世界。无论对父母、对他们自己，还是对其他人来说，他们都不必然成为一种潜在的危险。如果一种文化默认反叛是男孩度过生命中第二个十年的必经之路，那么它实际上相当于抛弃了这些踏入青春期的孩子，不给予指导，也不提供必要的秩序和规则。
无论男孩正处于生命中的哪个阶段，他们始终都是男孩。他们会成长为什么样的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组织各种社会关系、安排并实施了哪些教育计划、在青春期为他们构建起了怎样的亲友系统。在男孩的生命中，青春期是很多人都深感畏惧的一个阶段。
从对男性文化的观察以及与其共事的经历中，我所学到的最为重要的一课就是：采用更适合男孩的方式来养育和教导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人类文明的未来。
绝大多数的犯罪行为是由年轻男性实施的，91%的*力暴**犯罪者是男性。针对这一严峻的事实，西方文化的反应就是对青年男性施加更多限制。就像医疗中的伤害控制一样，该措施的确具有无可争辩的优点。然而这种严防死守的做法忽视了男性犯罪行为所传达的更深层信息。男孩之所以寻衅滋事、不服管教，是因为无论社会还是他们的父母都没有提供足够的榜样、机会和智慧，让他们能够自在地融入社会，感受到自己所享有的权利。
男孩们叫喊道：“我们想要得到更多。我们值得父母更多的爱护，需要导师、媒体以及社会更多的关注。如果你们不能满足这些要求，我们就自己来夺取。生理特征赋予了我们攻击的倾向，而我们会让它变成现实。你们要么接受这一点，要么就学着做得更好。”
对于男性思维的研究让我懂得了一点，即存在缺陷的并非这种思维本身，而在于我们对待它的方式。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们将看到一些更好的处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