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开之后，人们反而出现恐慌情况，嘴上抱怨国家为何不管我们的同时，手上开始疯狂抢购囤积连花清瘟等抗疫药物。也有人开始担心，会不会出现大规模的重症、死亡，会不会出现超级变种。
其实，这些恐慌和担心都是多余的，放开的决定，是国家在充分信息支撑下经过慎重研判，而做出的决定，是完全主动的，也是完全对人民负责的。事实上，大家应该把国家决定放开这个信息当成疫情已经乐观可控的证据，而不应该当成恐慌的理由。
在抗疫这件事上，我们大可相信我们的国家，大可相信我们的文明。我们国家和文明中就具备强大的抗疫基因。
具体来说，放开这一决定的做出是有三重保障的，第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文化和决策机制；二是，以三大国医为代表的医德高尚、专业精湛的医疗队伍；三是，这个也比较重要，以整个西方为实验室，摸着西方过河。
中国和西方的根本差异之一，就是中国的政治文化和决策机制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不仅当下如此，也是悠久的历史传统。“以人民为中心”，就是传统上说的“民本”，即以民为本，以“民心”为本。这使得，我们的以人民为中心决策机制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和支撑，不仅有深厚文化理念的支撑，还有悠久制度的支撑，即尧舜之道。
这一切就使得，中国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决策机制不仅是真心的，而且是有效的。真心是决策的目的，有效是决策的执行能力。就抗疫而言，当局的决策是真诚地、真心地在为保护人民健康而抗疫，同时，也有能力组织全国人民和调动全国资源去执行和落实。
在西方政府的决策机制中，既缺乏真心，也做不到有效。在西方的民主机制中，其决策目的就不是以人民为中心的，而是以平衡利益集团间争夺为目的。实际上中国式的统一的人民的概念，在西方压根是不存在的，他们的社会是分裂为各大利益集团的，所以才发展出*党多**制。
西方以*党多**制为民主的象征，殊不知它恰恰是社会分裂为不同利益集团的表现和证据。社会分裂为不同利益集团，就不可能有统一的人民，连人民都没有，何谈以人民为中心，何谈为人民服务。因此，西方的政府只是一个各个集团间的利益争夺、平衡机制，而非一个独立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为人民服务的机构。
只是一个利益平衡的机制和场所，当然不仅缺失真正地为人民服务的目的，也不具备调动全国人民和调配全国资源的执行能力。这是西方抗疫失败的根源所在。
其实在中国，以人民为中心不仅是政府的执政理念，也是所有人的最高价值，在普通人身上就表现为家国情怀，精忠报国的精神。这是因为在中国文化中，义理、人民、国家实际上是三位一体的，中国的最高价值理念就是义理，而义理也是共识，包含者人民和国家的。而国家则又是基于义理的，以人民为中心的。
医生也是中国人，也具备中国的义理文化和家国情怀，也有精忠报国精神。大疫来临、新冠来临，广大医护人员也都愿意用自己所学所能，参与甚至献身到抗疫中去，去保家卫国，为保护人民。所以，医学专家很自然地就和政府成为抗疫的决策共同体。
钟南山、张伯礼、李兰娟是医疗队伍中的三位杰出代表，可谓三位大国医。在中国，由于国家、人民、义理三位一体，国家中包含着人民性和义理性，因此国家就被赋予了崇高价值，任何事情、人物上升到国家级，就是最高级。一个人能够被冠以“国”字，就是最高荣誉。当然只有一个行业例外：国足。国家足球队肯定不是中国人中踢球最好最有天赋的。
当然，所有为抗疫而做出贡献的医疗人员都配的上国字，因为他们在为国家出力，为人民服务。只是这三位大国医，不仅直接参与抗疫，而且为抗疫决策建言献策。
日前，三大国医都对公众明确表示，病毒的毒性已经降低到可以放开管控的程度，应该将抗疫的重点转向重症的治疗。轻症可以居家治疗，无症状甚至可不称其为病人。张伯礼还说，其实轻症和感冒的确很难区分，而且两者治疗方法相似，这也意味着对于症状很轻的感染者，也不必非要用抗原去测一下，当感冒治疗即可。
这意味着，新冠病毒已经衰变到大号感冒的程度。
以三大国医为代表的中国医学专家的研判，是基于中国自身的情况，而西方世界则在开放上为中国提供了大规模的真实试验，实际上整个西方社会就是中国的巨型实验室，我们是在摸着西方过河。
以整个西方为疫情开放的实验室，摸着西方的石头过河，这样的说法显得很不人道，很残忍，但事实就是如此。不是我们有意要西方去做我们的试验室，不是我们去要求西方去做我们的敢死队。而是因为西方没有能力做到对疫情的防控，而我们则可以做到。
一直与处于放开状态的西方，就为我们观察和研判是够可以放开提供了试验数据，现在这个数据告诉我们，放开的时机已到。
当我们可以做到对疫情的防控时，就掌控了抗疫的主动权，可进可退，可以封控也可以放开。这里的关键并不在封控还是放开，而是抗疫可封可放的主动权。《孙子兵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说的就是这种主动权。
疫情来了，如果病毒毒性大，我就封控，以封控抗病毒，如果毒性小，或者具备疫苗能力、治疗能力，我就放开，以治疗抗病毒，不去侥幸地期盼和依赖病毒毒性小，即像战争中“无恃其不来”、“无恃其不攻”。
西方的抗疫不能封控，只能放开，就缺失主动权，是被动的，也是侥幸的、投机的，只能期盼和依赖于病毒毒性的减弱，象打仗中只能“恃其不来”、“恃其不攻”，一旦敌人真的来了、攻了，便会溃不成军。
因此，中国的放开是中国式放开，而非西方式躺平，因为抗疫的主动权依然存在，如果需要依然可以封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