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洪
题记： 从今天起，推出《风物说》，主要介绍山东有关城乡历史沿革、气候物候、镇村街区、*物文**胜迹、历史遗存、名人遗踪、逸文撷趣、民风民俗、民谣方言、地方戏曲、民间艺术、特产风味等内容。也许会随着远行的脚步，涉及到国内其它地方，甚至外国的内容。
首篇推出《勇哉山东人》。山东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齐鲁文化源远流长，几千年来绵延不绝，传承至今，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山东人。历史学家钱穆认为：“若说代表中国正统文化精神的人，譬如西方的希腊，在中国则首先应推山东人。自古迄今，山东人最有做中国标准人的资格。”
近日，读到一篇短文《勇哉山东人》，标题就吸引了我，“勇”在何处，是孔圣人说的“仁者必有勇”、“知耻近乎勇”、“勇者不惧”，还是山东人文化性格中的无畏无惧、威武勇猛？《勇哉山东人》发表在1936年8月的《北辰画刊》上，作者署名凌霄汉阁主，全文如下：
我国世运选手及随征记者，路遇南洋一带游览哥伦坡埠，有华侨三百余人，计粤籍者十其余皆山东人！继至孟买城，则千余华侨中，粤籍三百，余为湖北及山东人！
山东人勇于冒险，善于殖民，故如北平之饭庄业，劳工业，水夫粪夫，五行杂作，久成有力之集团；而关外三省之移居，历史悠久，为世人所共悉。盖冀鲁本系接壤，而辽东与鲁东亦一苇可航，其势至便。若夫南洋各埠，则近水楼台莫如两广，不意侨民仍以山东为多数，此可惊也。
登州城鼓楼
案山东一省约分鲁东鲁中鲁西三部。东三府曰登莱青，而登州各县，处于极东，只为一隅，原非省会。然居北平者向来只认登州人为山东人。《揆盒子》一剧，一名《看看山东人》，而其口白，则完全登州话。（是吴佩孚口音，非孙传芳之鲁中语，亦非靳云鹏之鲁西语）。盖凡饭庄，盒子铺，肉架，各“肴馔生理”，多数为登属，故如《黄一刀》剧中之“掌秤的”，也是满口“有又，有又”（登人读“肉”如“又”），其意亦是形容山东人，然而还是登州人。登州地瘠而滨海，竞争生存，颇勤远略。今南洋之山东人中，想来登州籍，亦不在少数也。
山西人以善于经营商业知名于世。故曰“密密层层的树，重重叠叠的林，燕飞不到处，少不了咱山西人！”此乃绝妙好词，烘托十分有力。词句虽见《山阳县》剧中，而戏剧亦系采自流行之歌谣，晋人自负之神态活跃纸上，鲁人似未遑多让云。
1936年德国柏林奥运会期间，柏林华侨欢迎中国代表团的情形。
此文是作者看到中央社冯君写的通讯有感而发，文中所说“世运”（世界体育运动会），指的是1936年8月1日～16日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十一届夏季奥运会。中国派出由政府官员、体育界名流和运动员教练员等143人组成的代表团，其中运动员69名。这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组团参加奥运会。而之前参加的第十届（也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仅有刘长春一名运动员。
1936年德国柏林奥运会开幕式上中国代表团入场
在第十一届奥运会上，因为中国运动员的竞技水平远逊于世界水准，并未取得优异成绩。但是奥运赛场外运动员的言行、国术队员的精彩表演，以及足球队在欧洲友谊赛中的表现，或多或少地弥补了奥运赛场上“交流”与“展示”不足带来的遗憾。更值得记住的是，参加这次奥运会的中国选手靳贵第、陈镇和、符保卢、王润兰等人。抗战爆发后，他们都义无反顾地投身烽火战场，最后均英勇牺牲。他们既是奥运选手又是抗战英雄。
’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的中国足球运动员
中国奥运会代表团是经过近一个月的水陆旅行，才终于抵达赛地柏林的。因为政府拨款不足，为了筹集经费，中国足球队不得不在奥运会开幕前两个多月启程。5月20日由上海乘船出发，经香港赴越南、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缅甸、印度等地，一路踢球，一路筹款。好在足球队东南亚之行战绩不俗，共进行了27场比赛，除4场踢平外，其余23场全部获胜。
20世纪初的科伦坡
此文中所说“南洋一带”，是明清时期以中国为中心对东南亚一带的称呼。中国人去南洋区域活动(官事、经商、打工、迁徙)，历史上称为“下南洋”。从大概念上说，山东人闯关东，山西人走西口，广东人下南洋,并称为清代以来三次最著名的大规模人口迁徙。
1938年科伦坡菜市场
文中“哥伦坡”即科伦坡(Colombo),斯里兰卡首都，是一座典型的东南亚海滨城市。记者发现，当时在科伦坡有华侨300人，除了10名广东人外，其余都是山东人；而到了孟买城，这座印度西岸大城市和印度全国最大海港口城市，千余名华侨中，广东籍约三百，其余为湖北及山东人！
印度西岸大城市孟买
一般人的印象中，“下南洋”的应该是广东、广西人居多，原因很简单，即“近水楼台莫如两广”；正如“下关东”本是同为北方的山东人居多一样，顺理成章。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其侨民则 “以山东为多数”，正所谓“此可惊也”。为什么呢？皆因“山东人勇于冒险，善于殖民”。山东人素来高大威猛，威武雄壮，正是由于山东人粗犷豪迈的形象，以及其敢于冒险的精神，一战期间所招募赴欧华工约有三分之二是山东人。
一战时期准备奔赴欧洲的山东劳工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者对山东地域的人作了一番分析，以为外界所认识的最能代表山东人的是“登州人”。登州上古时属莱子国，战国和秦时属于齐郡，汉朝属东莱郡，汉文帝曾封齐悼惠王的儿子将闾为牟平侯，即指此处。而登州这个名字最早是唐朝初年才出现的，唐武德四年（621年）始置登州。登州在明朝洪武年间升格为府，因其军事要冲地位，《明实录》载：“时以登、莱二州皆濒大海，为高丽、日本往来要道，非建府治，增兵卫，不足以镇之。”登州府与莱州府互为依托，明朝还把登莱巡抚的官署设在登州府，辖区涵盖登州、莱州和辽东诸岛。清朝延续明朝旧制，登州府的地位仍然较高，治所设在蓬莱。辖区大体包含蓬莱、黄县(今龙口)、栖霞、招远、莱阳、福山（今烟台福山区、芝罘区)、文登、荣成、海阳、宁海(今烟台牟平区、莱山区)。
蓬莱水城海门
“登州地瘠而滨海，竞争生存，颇勤远略。”清末民初的闯关东中，主要以山东、北直隶的人口为主。从口口相传的经验来说，山东人闯关东的陆路路线是从喜峰口或山海关进入东三省的，海路则是从蓬莱、烟台等地经大连、旅顺进入东三省。有资料统计，至1911年东北三省的1841万人，闯关东的人口约1000万，其中山东约占80%。至民国初年，山东人闯关东人口总数超1800万，其中来自登州府、莱州府的约占山东人闯关东总数的80%。由此推论，到民国时期，“今南洋之山东人中，想来登州籍，亦不在少数也。”
民国时期莱州城
在文末说到 “以善于经营商业知名于世”的山西人，走南闯北，茫茫戈壁沙漠，浩瀚长江黄河，风里雨里雪里，他们从不怕吃苦，为了“货通天下”，甚至将生死置之度外。晋商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钱庄、票号最为出名，称雄明清500年，富可敌国。然而，山东人与之比较起来，则毫不逊色。
泰丰楼
文中还提到“北平之饭庄业，劳工业，水夫粪夫，五行杂作，久成有力之集团”，也多为山东人，此言不差。单说北京的饭庄，兴起于清代末期，“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而一向讲究“吃点、喝点、乐点”的满洲八旗贵胄不许经商，这是“大清律”的明文规定。 为掩人耳目，八旗子弟则暗中投资，雇用手脚勤快，颇能吃苦的山东人为其经营。这种满汉合作的饭庄，均开设在闹市区，其字号吉祥典雅，院落清洁恬静，桌椅古香古色，一派富丽堂皇。
东兴楼
在这些饭庄业，昔日素有“八大楼”“八大堂”“八大春”“八大居”之说。“八大楼”的名气大小依次为东兴楼（萃华楼）、泰丰楼、致美楼、鸿兴楼、正阳楼、新丰楼、安福楼和春华楼，无一不是山东鲁菜馆子，且有六家是福山人所开。从民国初年开始，泰丰楼就是*党**政要员出入的频繁场所，袁世凯、孙中山，宋庆龄、蒋介石等等，都是泰丰楼的常客。张作霖在北京自封为“大元帅”时,常招“东兴楼”的头灶到他的住宅主持烹调大宴宾客。当时奉系军政要员请客宴会也都爱到“东兴楼”。画家张大千多在春华楼用餐，并传授数道经典菜品。烤鸭称得上第一鲁菜，一般是卷大葱，全聚德烤鸭里卷黄瓜，据说是梅兰芳先生的创意。
孔子与孟子
山东是孔孟之乡，儒家思想塑造了山东人的文化性格：为人朴实、吃苦耐劳，胸怀坦荡、仗义疏财，讲义气，守本分，等等。由于受海洋文化和黄土文化、齐文化和鲁文化的双重影响，山东人既有进取的精神，又有保守的性格。面临新形势、新使命和新要求，山东人既要继承发扬忠厚正直、豁达淳朴、崇礼尚义、勇敢坚韧、勤劳智慧的优良传统，更要着力培育改革创新、开放包容、忠诚守信、务实拼搏、敢为人先的新时代山东精神，踔厉奋发，笃行不怠，赓续传承，奔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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