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既有乡村田野、茅草农舍、巍巍高山和滔滔大河，又有都市繁华、日式洋房、校园美景和三尺教鞭；既有童真烂漫和快乐情趣，又有幼稚荒唐和伤心眼泪。虽不光彩，但刻骨铭心。
一
虽然我是在南关岭出生的，但是我的学前生活主要是在金县大魏家骚靼村度过的，所以骚靼村应该是我的故乡。
那是一个择水而居的自然村落。
在我家房前约50米处，有一条大河。在河的转弯处，有一个大水坑，那是我和村里小伙伴经常戏水的地方。河边有一株老杨树（小叶杨），夏日，常在树荫下乘凉。
起初，我家住土改时分配的三间草房，以后，又向东接了两间并改成五间瓦房。还套了一个大院，院边有杏树、枣树等。
远处，有一座大山。夜半三更，常常听到山上传来阵阵狼嚎。曾把山上石板底下的蝎子当蟹子抓，手掌被蛰了一个大包。山腰有一个果园，总是隔墙望着各种水果垂涎三尺。
家里养一条不嫌家贫、不二忠诚、凶猛而不失温顺的大狼狗。奶奶从父亲（时任区委书记兼区长）那里得到打狗的信息后，提前将狗放走并叮嘱几句话，不多日，它自己又能回来。
在房后约30米处，有一座小庙。常能见到善男信女到庙前烧香拜佛，祈求平安。庙前有一株嘎嘣树（小叶朴），结一种圆形、绿豆粒大、熟后由绿变黑、微甜的果实，经常吃。
有段时间，吃炕泥、锅台泥和山上一种黄色的酥石，还吃上瘾了，把炕和锅台扒得千疮百孔，直往外冒烟。父亲求得一副偏方，用油炸一小碗炕泥给我吃，之后，再也不想吃了。
春天，拐着小筐拿着刀铲子挖野菜。秋天，扛着小镢头拦花生，其实，靠拦是拦不了多少的，主要是跟在拉花生的马车后面往下拽，在拦花生时，曾被相邻的小朋友用镢头伤过头。还常常上山搂草……
有人说，能回去的是家乡，回不去的才是故乡。骚靼村，在我家随父亲进城后不久，被一座新修的水库淹没了。
但是，我记住了那三间茅草房、五间瓦房、农家大院和院中的各种果树；记住了那条河、大水坑和河边的老杨树；记住了那座山、山里的蝎子、果园和那些从未曾谋面的狼；记住了那座小庙和庙前的嘎嘣树；记住了那条通人性的大狼狗；记住了那碗香喷喷的油炸炕泥……
故乡消失了，记忆永存。
在广阔天地里，自幼养成了吃苦耐劳、顽皮好动、任性不拘的性格。这种性格，一方面，给早期的成长造成了许多烦恼和羁绊；另一方面，成为后期成长、生活和工作的宝贵精神财富，而且受益匪浅和终生受用。
二
我是穿着母亲做的虎头鞋和大褂、留着母亲剪的小平头进城的。进城后，我这个土得都快要掉渣的农村稚童，一步迈进班里有市委书记“公子”和市长“公主”的育才小学。
育才小学（现大连24中学），东傍解放路，北邻劳动公园，西依绿山，南濒老鳖湾，环境优美，条件优越。学生都是来自市委、市政府各部门的干部子弟。
正在该校读高年级的姑姑（校少先队大队长）住宿，我走读。走读生中午也有一顿饭，饭菜极讲究，都是我从来没有吃到过的，特别是，那能流油的肉包子，我无论如何都不能理解，当时的那些同学，怎么舍得拿肉包子当*器武**，相互攻击。
我被音乐老师挑选到学校合唱队，我的一幅蜡笔画在全校展出，后来，我还入选学校足球队。一度沉浸在新奇、优越和从未有过的享乐之中。
好景不长。我所面对的，不仅是美味佳肴和校园美景，还有黑板和三尺教鞭，还有连接在一起的苏式桌椅和呆板的坐姿，还有绕口的拼音字母和生僻的生字、生词，还有难懂的加、减、乘、除和分子、分母。毫无兴趣，一头雾水。
头脑里，只有那些曾经给我带来无限快乐的大山、河流和树木。校园里，也有河流和树木，还有花园曲径、大片果园，但，那都是在教室之外；周边，也有大山和树木，还有劳动公园、老鳖湾，但，那都是在高墙之外。教室和高墙，又岂能阻挡住一颗狂野躁动的心。我经常情不自禁地流连在校园里，身不由己地翻越高墙到大山和公园里，找寻那曾经的快乐。
我不能忘记，在一个寒冬的下午，我逃课翻墙到劳动公园荷花池溜冰，不慎掉进冰窟窿里，几经反复和挣扎，才从较厚的冰层爬上冰面，浑身湿透，连打哆嗦，又急忙翻墙跑回教室，坐在地板上，背靠在暖气上取暖。当时，我受到老师严厉斥责和同学们无情奚落。
我又怎能忘记，一场大雨过后，我在校园里扑到一只麻雀揣在衣兜里。上课期间，它挣脱出衣兜，忽而上下飞窜，忽而站立窗梁，忽而歇落灯罩；我奋力追捕，时而穿梭桌椅，时而攀上窗台，时而爬上书桌。同学们也纷纷投入抓捕大战，有的还站在书桌上挥动双臂大声吆喝……折腾许久，麻雀才从窗口逃脱。教室里一片哗然。我当时没顾及观察老师，老师似乎也没有横加干涉，估计是从未见过这种场面，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当晚，班主任老师家访后，我遭到父亲一顿暴打。
……
在老师和同学们的眼里，那只掉进冰窟窿里的“落汤鸡”，俨然就是一个被核辐射污染而改变了基因的另类。我被嘲讽、歧视、排斥、孤立，逃课、逃学、离家出走，自尊心丧失、自暴自弃、破罐破摔。
挨打成了家常便饭，鞋底子、木棍子和炉火钩子相加。每次用哪种“刑具”，可能是视错误情节而定。当炉火钩子高高举起的那一瞬间，总是歪头看看钩尖是朝上还是朝下，还好，都是朝上，也总打屁股，那也要命啊！开始总是忍着不吭声，父亲越打越生气，越打越来劲，后来多喊几声“再不敢了”，能轻点。父亲每次都是选择在南大屋“动刑”，可能是因为那里的空间大，能施展开和不易损坏其它物品，同时把门销插上，不准母亲和姑姑干预。有一次，姥姥从乡下来我家，正赶上我挨打。当她听到屋内传出噼里啪啦的棍棒声和声嘶力竭的嚎叫声，使劲用手掌拍门并高喊：“开门！开门！别打了！别打了！”我一听是姥姥的声音，心想：可得救了。没承想父亲不仅不开门和停止殴打，反而力度更大了。姥姥一直记着这件事，以后还经常念叨。
“好汉不吃眼前亏。”为了避其锋芒，免遭皮肉之苦，在犯错后离家出走。有时，夜宿大连火车站，记得最后一班火车是0点30分，乘客出站后大清扫，并赶走所有滞留人员，我只能再找一个地方蹲半宿；有时，啃着小朋友从家里偷出来的大饼子，瞒着他的家长，在他家的门厅里熬一宿；有时，徒步约40里，到乡下的姥姥家避难，为了不让姥姥看出来我是从学校里跑出来的，我把书包用石板压在途中炮崖子山上一株大松树下，当父亲在姥姥家找到我往回领，我又独自走回泡崖子山上取回书包，再走回大连。
俗话说：“小孩记吃不记打。”好了疮疤忘了疼，仍屡屡犯错。屡犯屡打，屡打屡犯，周而复始。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老话讲：“子不记父仇，子不念父过。”我不仅没记恨父亲，还觉得实在是“罪有应得”。父亲还把以后我对他的孝顺，说成是“棍棒底下出孝子”。
三
刚进城时，我家周围的小朋友，看我土里土气又姓孙，不仅不和我玩，还经常围住我，敲着破脸盆子把我当猴耍。有一次，被一个比我大五六岁的大男孩制止，并警告他们：以后不准再*辱侮**我。从此，一直跟随他。
他叫王玉山，个子不高，身材魁梧，家里开豆腐坊，是我们这片街的孩子王。他为人正直，球踢得好，威信很高，我们都屁颠屁颠地跟随左右。他带领我们踢盒子、打群架、踢足球、骑马打仗……
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很难想象那些游戏，曾经给我们这一代少年儿童，带来了多少快乐和怎样的快乐。
打群架的地点和时间，都是事先约好的，不是真打架，而是学解放军和电影中的情节双方对阵，把石头当*榴弹手**，拿一根木棍或竹竿当枪，也冲锋、抓俘虏、审问和拷打，但都是装模作样。我曾被俘虏过，大义凛然，没叛变。不论是战前侦察，还是在战斗当中，都积极请战和冲锋在前，有拼命三郎之称。
当时踢的小皮球，是大伙捡废玻璃换钱买来的，比棒球大不了多少，越大越好踢。王玉山要求我们，多捡玻璃多卖钱，好买更大一点的，还说谁捡的多，夏天坐他家的平板毛驴车上夏家河子玩。那时不知道夏家河子在哪里，也不知道那是一个什么地方。我很向往夏家河子，拼命捡玻璃。不知为什么，后来没成行。
我刻苦练球，很快就踢上这片街队的主力，还初露体育天赋。
当年踢球，主要在马路上踢：那时车少，只是路窄，有时球还能打碎临街人家门窗的玻璃。有时上北面留屯儿小山上踢：那里原是苏军的高射炮阵地，山头被削平，有几个圆形炮坑，在坑周边的平地上踢，只是总捡球。偶尔到南面废弃的苗圃踢：只是坡度大，地还不平。经常到原市体育场踢：当时两个外场和内场，都免费开放，每个星期天，都能有十几个、事先约好和自发组成的小足球队，到这里比赛；来得早的占足球场，足球场一分为二横着用，来得晚的在跑道上踢；摆上衣服或帽子当球门，没有明确的边线和底线，没有裁判员，也没有时间限制，一直踢到对方服输了为止；一般都能承认犯规和接受处罚，要是哪个队耍赖，以后就不再和他们踢了；争议最多的，是球出没出线和进与未进。
就这个踢法，当时的力士胶鞋，三场球下来，大脚趾头便能露出来。每周六晚母亲都把鞋藏起来，更多的时候，我是光着脚去踢的。脚趾头伤了好，好了伤，两小腿至今还能清晰看到的累累疤痕，都是当时踢球留下的。
王玉山，是我的保护神和足球启蒙教练。这些经历不仅是当时我在校门之外的主要乐趣，而且为以后从事体育工作奠定了基础。
我相信，在当年市体育场的那些小伙伴中，还会有人，要么也走上体育工作岗位，要么入选到国家和其它各级足球队。
四
1958年，育才小学在“反特殊风”中解散。我转到家附近的沙河口区联合路小学读五年级。
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转到联合路小学后，我的境遇和状态，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积极变化。
一个穿着育才小学足球队队服、从干部子弟学校转来的学生，在联合路小学的同学当中，有些与众不同。不仅有同学和我交往，平生第一次有朋友，而且还真的有几个好哥们。我在育才小学被冷落和孤立的历史，似乎终结了，这在之后，我所发生的一次车祸中得到证实。
那是小学五年级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和几个同学到原香炉礁海滩赶蝼蛄虾。在上半夜回来的路上，有一辆汽车从身后疾驶而来。这辆车所面对的是一个十字路口，但是汽车并没有继续直行而是向右转弯，却没有打转向灯。当时，我正走在汽车将要转弯的路口中间，见状，急忙转身躲闪。汽车突如其来，我猝不及防，再加上路刚修完，上面覆盖沙子，脚底打滑面朝下摔倒在路上，右小腿伸出被汽车轧断。
我艰难地转身坐起来。回想刚才那一刹那的剧痛，看着那条完全失去知觉和不受支配的右小腿，望着那辆扬长而去的汽车，如一场恶梦惊醒——我遭遇车祸了！
与此同时，也强烈地意识到，虽然我断了一条腿，但是却用一条腿，换取了很可能是粉身碎骨、命丧黄泉的下场，既后怕又庆幸。
走在前面的同学，听到响彻夜空的那声惨叫，回头看看那个坐在路上已完全无助的我和那辆即将消失在夜幕中的汽车，便大致明白了，刚才都发生了什么，急忙跑回来……轮流把我背回家。记得到家时，已经是下半夜了。我疼痛难忍一直没合眼。
第二天早晨，还是昨晚那几个同学又来我家，用我家的一个轴承平板小车，把我拖到距家约6里地的牟接骨私人诊所。医生给我接好骨、敷上药、打上石膏、开了几副中药，然后他们又把我送回家。以后重新接骨和多次换药，还是那些同学，利用星期天休息时间，用那辆小车，把我一次次拖去拖回，直到我能拄双拐上学为止。
这件事，不仅让我第一次体会到同学的深情厚谊，还领教了牟接骨高尚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记得初诊时，母亲给我5元钱，回来后还剩2元多钱。在那个年代，很少有漫天要价的。
当年之所以没有追究肇事者的责任，是因为那个年代的人，既缺少维权意识，也不知道如何维权，一旦遇到这种事情，一般都是自认倒霉。
后来，我在旅大市中学生田径运动会上获高中组跳高比赛第一名，并打破市纪录，还曾在海上万人游泳大会上获万米比赛第一名。之后，我到大连造船厂医院，想找牟接骨（合营后他在此院工作）当面致谢，并用我成功接骨的事例，称赞他的医术。正值*革文**，医院内空无一人，只有满楼的大字报。
……
那伴随着稚嫩与朦胧，烦恼与羁绊，体罚与棍棒，启迪与希望的童年岁月，流逝在生命的长河中。
文忠
2020年3月12日于大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