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蔚六：曾担任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口腔医学系主任、口腔医学院院长，上海第九人民医院院长，中国抗癌协会头颈肿瘤外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200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1976年，邱蔚六是上海第九人民医院口腔颌面外科的主治医师。7月28日这天早晨，他还没有上班，从收音机里听到了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消息。第一反应就是：作为一名医生，自己该马上向组织表达想要参加医疗队的强烈愿望，赶赴地震灾区。
当时，大字报形式的决心书仍然是表达思想、决心和愿望的主要方式。这天早晨，邱蔚六一到医院上班，就看见到处都贴有想要去唐山抗震救灾的决心书。他和很多同事一起，走进医院*党**总支办公室，找工宣队、军宣队领导表决心，积极争取第一批参加抗震救灾医疗队，赶赴唐山地震灾区。
当时，上海市卫生局下达文件，要求上海第二医学院系统每个附属医院组织1——2个赈灾医疗队，每个医疗队分两个组，每组15人。邱蔚六当即报名，他的妻子王晓仪，当时担任口腔内科医生，也不甘落后，态度非常坚决地向领导表示，请求一起赶赴抗震救灾第一线。但两个人家里总要留一个，所以领导决定邱蔚六去灾区。
医院领导经过全面考虑，很快组成两支由30位医务人员的赴灾区医疗队，队员以外科系统为主，兼有内科医师、护士、检验师和药师。主力队员都是即将毕业的76届工农兵大学生实习医生。邱蔚六和内科杨顺年医师分任队长，院*党**总支副书记祝平和工宣队邱春华为指导员。
大家立即开始了出发前紧张的准备工作，药品、干粮（压缩饼干）、饮用水以及简易帐篷等，一应俱全。平均每位队员要负重30 公斤左右，既要从当地较差的供应情况考虑，也要能拿得起、走得动，不能因为装备超重而影响救治行动。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全体队员心急如焚地在医院内待命。
7月29日清晨，出发命令终于下达。邱蔚六和杨顺年立即率领医疗队，带着药品器械，由几辆解放牌大卡车送到老北站，登上专列，一路北上。这是上海赶往灾区的第一批医疗队。
专列从当天上午7点20分出发，说是专列，其实就是那种装货的火车，没有座位，大家就铺了几张草席，席地而坐。列车开开停停。队员们个个如坐针毡，唯恐许多脆弱的生命经不起这一分一秒的拖延。一路上，指导员带领队员们学习当时的报纸社论，大家争相表决心。火车颠簸了一天一夜。
30日上午，到了天津郊外的杨村。由于天津也受到地震破坏，从天津到唐山沿途道路崎岖难行，救援队从杨村机场转*用军**飞机到唐山。到达杨村机场，那里并无飞机等候，全是候机的人。时值盛暑，气温高达35℃，队员们只好找树荫躲避太阳，以干粮充饥。经过将近12个小时的待命，在下午5时登上苏制安-24飞机。
辗转37小时，终于到达了唐山。当晚就在唐山机场郊野短暂露营休息。当时，机场是地震灾区的指挥中心，耳畔飞机起降声不断。到处是等待的人，有医疗队，有运送救灾物资的，有解放军，还有“人定胜天”等大幅标语激励人心。与指挥部联系后，医疗队工作地点设在离唐山几十公里的丰润县。
救出活人，主要由解放军担任，伤员则一律转送到唐山市区外的各临时医疗点救治。为此，医疗队员必须再从机场赶到丰润县，开展救治。丰润县在唐山市的北面。次日凌晨2点多，队员与一些被转运的伤员一起随车从市内向市外行进，颠簸、狭窄的公路上车水马龙，三四十公里路程汽车竟开了6个小时。
到了丰润县以后，救治点设在县人民医院旁不远处，三天的时间，已经积压有许多转移过来的伤员，等待救治。伤员们都集中在一个用竹子架起来的大棚中，好几百人都直接躺在地上，伤病者一片*吟呻**声，夹杂着呼救声。
大多数伤员都是从泥土瓦砾中被抢救出来的，创口直接与污物接触，几乎100%的开放性创口都已感染。那时候北方白天很热，但是7月底8月初晚上还是很凉，白天炎热，伤员在现场被发现得迟，加上卫生条件不行，创口都感染了。许多伤员送到医疗队时已历经七十多个小时，因此发生肢体坏死、坏疽。为了保证他们的生命，不得不实施截肢手术。
医疗队下车整理了一下东西，就开始包石膏。伤员中90%以上是压伤或挤压伤的骨科患者。其中，约70%为骨折，且主要发生在四肢；还有约10%伤员为截瘫。头颈、颌面部创伤多伴颅脑创伤或高位截瘫。这种创伤患者的高度集中和骨科患者的高构成比例，是震灾创伤救治工作的重点。
首先，伤员的处理是以救命为主，特别是要防治压榨伤的并发症——肾功能衰竭的发生；其次，是处理感染引起的肢体坏死、坏疽和处理好因脊髓损伤而导致截瘫的患者。伤员来的头三天，大家72小时没合眼。主要是那么多重伤员，都需要手术，需要治疗，还要分出轻重缓急。三天以后，邱蔚六开始每天上午查房，下午处理病房里的工作，换药、牵引，床边透视，下达医嘱，夜里做手术。
当时有个大约20岁的小伙子，小腿开放性骨折，由于伤口外露又没有缝合，苍蝇也可飞进去，有时候，蛆就在创口爬进爬出。由于当地卫生条件差，缺少消毒和缝合的能力，消毒水是最缺的物资之一。因为消毒水用量大，医疗队也没有多带，只能用粗盐兑上开水，用棉花蘸着清创。条件有限，只能这样紧急处理。伤员看到上海医疗队到了，非常高兴，其中一个70多岁的老大爷，当场跪在地上说：“赶快救救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是重伤。”
初到时，在帐篷里面，可同时开展三台手术，从当天早晨到达以后一直持续到第三天中午12点，手术不断，一台接一台。没有手术灯就多打几支手电；没有血浆，医生们撸起袖管抽自己的血……限于条件，各种手术都只能在局部麻醉下进行。尽管医疗队里配备有麻醉师，但毕竟是杯水车薪，想实施全身麻醉几乎是不可能的。医疗队员背去的所有药物在半天内即已告罄，手术不得不在针刺麻醉的辅助配合下进行。
整形外科的俞守祥医生连续做了20台手术，除了患者下手术台时间外，没有任何休息。他做完第20个患者以后，已经极度疲劳，昏倒在岗位上。一位工农兵学员在极度劳累时，就靠在帐篷外面抽支烟，驱散一些疲劳，但是烟还没抽几口，叼在嘴上就睡着了。伤员家属看了以后，含泪把烟拿掉。帐篷外面躺了很多伤员，因为伤痛不停叫唤*吟呻**，但是一看到救护人员如此疲劳、如此辛苦，他们硬是忍着，把痛苦忍住。
护士长潘佩华，三台连着的手术，格外辛苦。在医院正常手术情况下，一般一个手术台，护理人员是2——3个人。但是潘佩华一个人同时管三台手术，当然还有其他同志帮忙，不过主要的护理工作还是她管。到了极度疲倦时，她就让其他同志用手拍打她脸部，保持清醒。大家都不忍心下手，于是她就自己动手。手术的医生看到这个情况，是一边手术，一边眼含泪花。
医疗队刚开始没有地方住宿，次日帐篷到了以后，才解决了。帐篷旁边二三十米处就是一个尸体坑，而且余震不断，很不安全。当时电、通信都因遭到破坏而中断了，没有电，手术开展很困难。
当时每个医疗小分队都有几顶*用军**帐篷，每个小分队住在一起，男女分开。没有床、队员们就捡两块砖垫垫，在砖上搁上门板，或是直接铺条芦苇席就睡。如果有块塑料布铺着，就是最好的待遇了。余震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天中一直不断。吃饭吃到一半，地面就开始震动，大家也不怕，还笑着调侃：“又震了，又震了。”晚上睡觉，身下就跟开火车一样，轰隆轰隆。
震后第七天，北京驶来几辆水车，车上挂着“毛主席送来幸福水”的标语，大家才有干净水喝。吃的东西很少，缺水使得脸没法洗，胡子没法刮，大小便都成问题。
一周后，大家吃到了小米粥，领导知道南方同志吃面食不习惯，经常会给一点米。队员出发时，带了几箱压缩饼干，吃了近一个星期。一下雨，压缩饼干全都潮湿变烂了，根本就咽不下去。后来一见到压缩饼干就受不了。再说，一直吃压缩饼干造成大便困难，非常难受。七天之后，当地百姓从废墟中挖出粮食来支援医疗队。
老百姓送过来的粮食用布盖着，一看那布上一片黑，掀起来才发现，全是苍蝇，吃了基本上都会闹肚子。长时间的劳累和腹泻，兄弟单位救援队的一些医生发起了高烧。肠道感染是地震半个月之后最严重的问题。天气炎热，尸体迅速腐烂，加上公厕倒塌，粪便污染河水。许多老百姓舍不得他们的猪烂掉，就烧来吃，结果肠道感染非常严重；还有一些人是因为喝了被污染的河水。
队员们轮休时都睡在帐篷内的芦席上，由于不必担心受伤，加之劳累，哪怕是余震引起滚翻也能酣睡。第一周的高强度工作，睡眠少。吃压缩饼干也影响了排泄习惯，没有正规的厕所，要方便只能去远离驻地的高粱野地，完全过的是类似战地的紧张生活。
灾区的蚊虫尤其厉害，即使躲在帐篷里也不能幸免。常常在早晨醒来时发现被蚊虫叮得“遍体鳞伤”,大家不由得边赶蚊虫、边戏谑地说：“我们是与天斗、与地斗，还要与蚊子斗。”
邱蔚六还在针刺麻醉和局部麻醉的配合下，为一例题颞下颌关节强直病例完成了颞下颌关节成形术。之前，为了感受针刺麻醉，曾用自身做试验，有过“针麻确具有镇痛作用，但镇痛不全”的初步体验。通过救灾实践，感到针刺麻醉在特定条件下还是有很大作用的。
紧急救援阶段持续了四天四夜，截至8月4日，医疗队一共接收、救治、转移了五百多人。一周之后，后勤补给工作跟了上来，医疗队得到了药品和医疗器材的供应。对一些在医疗点上无法进一步治疗的患者，如截瘫，以及还需要进一步手术治疗的伤员，也开始被转入上海等地的定点医院进一步做“阶梯治疗”。
随着伤员病情的稳定，医疗队的工作重点逐步转向预防肠道传染病。地震后的天然污物、被摧毁的工厂废弃物、一些被埋在震塌建筑下未被清除的人畜尸体，这些都成了污染源。而这些污染物的清理又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队员大多具有上山下乡、防病治病的经验。在搭建临时厕所、定期喷洒消毒、控制饮水的来源和煮沸饮用等环节，做得非常严密仔细。所以，除个别发病患者外，医疗队所在的地区没有发生过疫情。
8月底，在现场搭起了临时医院。说是医院，其实就是由大棚变成了几个病区，十分简陋。医疗队分为五个病区，仅按内科和外科分类。与此同时，一间简易手术室也随之建成，安排人员24小时值班，每天多时可诊治一百多名患者。
医疗队中，除在职医务人员外，还有八位上海第二医学院口腔医学系76届毕业的工农兵学员。他们是当时在九院各科实习的年轻医生王华新、刘淑香、步兵红、刘家华、陈志兴、高寿林、郑如华和盛意和。由于他们都有社会经验，无论是医疗工作还是其他后勤工作都积极肯干，工作出色。为了固定骨折，他们自制夹板；学员步兵红的舅舅在唐山工作，他也顾不得前去打探其安危；不少队员还自己掏钱去资助一些有经济困难的伤员，所有的宣传工作也都由他们包干。
当时有一个剧团，刚刚到唐山演出，地震时，有的住在楼上的人往下跳，跳下去摔死的也有，存活的也有。有的不跳倒没事，有的跳了以后房子塌下又把他压在下面，所以真的不是能预料的，而且这种决策都是几秒钟之内的事情。
从1976年7月31日抵达唐山至9月30日返回上海，队员们在丰润县工作和生活了两个月，随即来接班的九院第二批医疗队在当地工作的时间相对更长。
医疗队员中，有的是家中稚子嗷嗷待哺无人照料的母亲；有的是妻子抱恙需要爱人陪护的丈夫……然而，在国殇时刻，他们都义无反顾地选择奔赴灾区一线。因为代表的不仅是医生，不仅是九院、是上海，更代表*党**和政府派去救灾救伤员的英雄。是政府的手臂。
回到上海后，邱蔚六邂逅了一位曾经做过十多年医生的朋友，之后改行当了公务员，生活一直很安逸。直到这次唐山地震发生，他开始后悔，他说：“在这样的灾难面前自己显得无能为力，此时此刻如果能作为一名医生，能在抗震救灾第一线履行医生的职责，心中一定感到无比自豪。”
唐山抗震救灾医疗援助的经历，既锻炼了带队的老师，也进一步磨炼了工农兵学员。其中，学员陈志兴在医疗队工作表现优异，后来邱蔚六担任九院院长时，就推荐他担任副院长，他之后又被提拔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副校长、上海市知识产权局局长。其他七位工农兵学员，都已成为业务骨干。
其他年轻医师、护士等也得到了“实战”锻炼。一位1975年毕业、当时还是低年资的内科住院医师简光泽，在邱蔚六任九院院长兼*党**委副书记时，推荐他任*党**委副书记，后来任九院*党**委书记。护士长潘佩华，后来也担任了九院的护理部主任。
抗震救灾的医疗实践，也成为培养、锻炼和考验人才的大学校。上海九院医疗队在唐山抗震救灾战斗中，是一支拉得出、打得响、能打胜仗的坚强团队。面对每一次考验，九院全体医疗救援队员都毫不含糊地递交了一份份出色的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