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北京外国语大学韩国语系教授周晓蕾（40岁）是在韩国外国语大学国际地区研究生院韩国系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知韩派”教授。对中韩间思想交流非常感兴趣的她，于2020年在韩国出版的《殖民地朝鲜的知识分子，走向混沌的中国》一书，还被选为2021年韩国学术院优秀学术图书。
以北京冬奥会为契机，周教授是如何看待在韩国日益突出的*华反**情绪的呢？周教授指出，最近韩国社会*华反**情绪的原因是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发生的对特定集团的歧视和厌恶，以及对两国间物理上交流的限制、政治圈在选举时期助长*华反**情绪以获得选票的态度等所导致的。同时周教授还表示，两国部分媒体所刻画的刺激性或容易引发矛盾的焦点也是问题的原因。
周教授指出，韩国青年一代表现出的*华反**情绪的背景是“个别不安型民族主义”。这是日本学者高原基彰在《中日韩网络一代彼此憎恨的真正理由》中提出的概念。周教授解释说：“将对未来的不安归咎于外部的‘似是而非的敌人’。”今年2月16日，韩国记者以书面形式对周教授进行了采访。
-在韩国留学生活时期和最近相比，您认为韩国的*华反**情绪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我在韩国度过了5年的留学生活。在韩国期间，我一次也没有从韩国社会或韩国人那里感受到过歧视或是厌恶。我坚信韩国人整体上对中国人非常友好。作为对韩国产生感情并想要深入理解韩国社会的韩国学研究人员，在过去2年里，我用忧虑的心情关注着逐渐变得高涨的韩国厌华情绪。现在，韩国社会对中国的认识已经超越*华反**，更接近于厌华。这不是我的个人经历，而是我通过问卷调查或媒体感受到的。从我2017年回国至今，我共目睹了3次韩国的厌华浪潮。它们虽然具有各自的特征和纹路，不能够一概而论，但仔细分析的话会发现，这三次浪潮存在一贯的模式并且具有共同点。第一次浪潮出现在2020年2~3月左右。当时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而且即是韩国国内首次出现新冠肺炎感染者的时期，也是4月第21届韩国国会议员选举前夕。新冠肺炎疫情和国会议员选举这两个因素重叠在一起，‘禁止中国人入境’等厌恶中国人的氛围开始扩散。当时厌华浪潮的主要特征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威胁恐怖所引发的。同一时期，不仅是韩国，在其他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总选结束之后，‘K防疫’开始有效运作，风波渐渐平息。第二次浪潮出现在2021年3~4月左右。电视剧《文森佐》因卷入所谓的拌饭PPL争议而遭到*攻围**，史剧《朝鲜驱魔师》也因为所谓的歪曲历史争议，仅播出2集就停播了。这是从所谓的‘文化工程’争议开始的厌华浪潮。4月初，首尔、釜山市长的补缺选举结束，风波平静下来。第三次浪潮是在距离20届总统选举仅1个月的时候爆发的。因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韩服争议’和‘判罚争议’而引发的此次厌华浪潮，似乎在近几年里达到了最高潮。从表面上看，这次虽然继承了第二次厌华浪潮的特征，但从朝野大选候选人全都出面这点来看，情况非同一般。这三次厌华浪潮存在两个共同点。第一，都发生在后疫情时代。过去两年里，在韩国出现的厌华浪潮，应该从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后出现的经济低迷、特定人种和集团遭受歧视·厌恶所蔓延开的世界性大脉络中进行了解。另外，我认为这还与新冠疫情切断中韩两国人民之间物理上的往来、限制人文交流的现实情况有着直接关系。第二，三次厌华浪潮恰巧都是在重要选举前爆发的。很难排除其背后隐藏着韩国国内政治力学的要素。每当出现厌华浪潮时，批判文在寅政府亲中框架的声音就会不断涌现出来。第一次时，参与弹劾文在寅总统的*愿请**人数超过100万人。第二次时，对文在寅国政履行的肯定评价跌至就任以来的最低值。而这次第三次的‘政治效果’要等到大选结果出来后才能知道。”
-以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比赛为契机，两国的“爱国主义网民”发生冲突。实际上，中国的反韩情绪达到了什么程度呢？
“严格来讲，目前中国还不存在类似韩国厌华情绪一般的‘厌韩情绪’。中国媒体将在韩国爆发的‘韩服争议’和‘判罚争议’传到中国国内之后，微博、体育论坛、博客等SNS和论坛上一度出现嘲弄、贬低韩国人的文章。中韩两国网民们在Instagram或推特上展开了激烈的舌战。从整体上来看，中国人所具有的‘厌韩情绪’的程度和幅度远远不及韩国的厌华情绪。因为中国官方媒体和主流媒体都克制了对韩国国内厌华情绪的报道。我认为这是为了不想加深中国国内的‘厌韩情绪’，避免对中韩关系产生负面的影响。在看到这次韩国厌华情绪浪潮后，大多数中国人的普遍反应不是厌恶，而是更接近于‘惊讶’、‘无法理解’。几天前，我们北京外国语大学韩语系的学生给我发来了短信。他说无法理解‘韩服争议’和‘判罚争议’为什么在韩国会蔓延到厌华情绪。就连学习韩语且相对来讲比较了解韩国的学生们都没法合理解释这一现象，那么平时不了解韩国、甚至不关心韩国的多数中国人则更会对这一现象感到诧异了。”
-短道速滑比赛之前，中国少数民族之一的朝鲜族在开幕式上穿的韩服在韩国社会引起了争议，您怎么看？
“说实话，在‘韩服争议’爆发的时候，包括我在内的中国的韩国学研究者们都感到非常惊讶。中国少数民族之一的朝鲜族穿着自己的民族服装参加国家活动是长久以来惯例。看到韩国社会对此如此愤怒，我不得不感到惊讶。韩国朝野政治圈提出的‘反对文化工程’提醒了我们，应该从去年第二轮厌华浪潮的延长线，以及韩国国内政治力学的框架下看待这一问题。我认为，他们建立‘文化工程’这一框架，然后有意地将一直存在于网络空间的两国年轻人的‘非理性’争论提升到了政治层面。‘工程’这种表达方式，俨然包含着政府主导的意思。但这并非事实。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或主流媒体从未主张过‘韩服是中国的’或‘韩服是汉服’。”
-有人批评称，两国媒体加入反韩、*华反**情绪，进一步加深了矛盾，您对此怎么看？
“随着新媒体的出现，感到危机的传统媒体逐渐呈现出以点击数为生的特点。他们通过突出某些刺激性或者容易引发矛盾的话题，或者只报道一些‘想看到的东西’，逐渐失去了合理性和客观性。从国家间相互认识的角度来看，媒体再生产歧视和偏见的反作用力更加让人担忧。我于2020年8月在韩国出版了名为《殖民地朝鲜的知识分子，走向混沌的中国》这本拙作。书中分析了在100年前的20世纪20年代访问中国的朝鲜知识分子们，是如何在‘对中国的认识’上投射出了对朝鲜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苦恼与思考。我写书的时候经常思考的问题就是，该怎么做才能让中韩两国这‘永远的邻居’超越民族主义、近代主义、政治理念所产生的的偏见和误会，而变得互相理解。因为正如我在书中所确认的那样，增加物理上的接触，并不意味着相互理解。1942年，竹内好曾批评日本知识分子们所写的中国游记。他说‘去中国一趟回来之后，写下一些去中国之前就已经知道的东西。看不到每个人作为人类的脸庞，只看得到*那支**人（近代日本对中国人的贬称）’。因为放弃了自己观察的眼睛，因此看不到当地丰富的细节和复杂的纹路。结果就是，通过对此进行谈论的生产者--媒体，进一步巩固了现有的偏见，并重新产生了这些偏见。然而在100年后的今天，这个现象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越是韩国年轻的一代，越表现出强烈的*华反**情绪，这一点非常引人注意。
“我看到韩国媒体报道称，韩国20多岁的年轻人是引领*华反**情绪的核心集体。虽然其中存在着复杂的原因，但日本学者高原基彰在《中日韩网络一代彼此憎恨的真正理由》一书中所提出的主张令人产生共鸣。作者认为，随着进入后冷战时代，中日韩网络一代之间错综复杂的厌韩、厌华、*日反**现象，在民族主义的传统理论框架下是无法进行说明的。有分析认为，以网络为中心蔓延的厌恶情绪的根本原因，是无法进行高度增长时出现的‘个别不安型民族主义’。这是一种感情性的心理机制，将对不安定的未来的不安，归咎于‘外部的似是而非的敌人’。我认为，这一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比较适合来说明中韩年轻人之间展开的‘民族主义键盘对决’。无论是中国还是韩国，都各自面临着自己的社会课题，因此应该警惕那些将国内矛盾转移到对他国（人）的敌对和厌恶的现象。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学生们，大多是2000年代之后出生的，他们学习韩国语，对中韩两国间的互相认识非常敏感。几天前给我发短信的那个学生在谈到两国年轻人之间的网络舌战时，用担心的语气问我，‘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中韩合作的民心基础会不会崩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