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第11期“三校一所”企业史读书会上，*京大南**学新中国史研究院李玉教授提出在中国企业史研究中，要注意“说礼”与“说理”的融合，此话题引起与会者特别是在历史学院工作与学习且习惯采用传统史学研究范式师生们的高度共鸣。李玉教授曾撰《关于加强中国近代史研究“说理”性的几点思考》一文，认为中国传统史学叙事的“说礼”性在近代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借助跨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转换思路，扩大视野，可增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说理”效果，这也是史学研究“科学化”创新的内容之一。今“企业史研究”微信公众号获李老师授权特转载该文，希望加深大家对企业史研究传统史学范式如何社会科学化这一重要问题的认识。
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史学理论关乎史学研究的路径与方法，历来受到学者重视。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之所以日新月异，繁荣发展，与研究取向的改变、学科方法的提升有很大关系。笔者于此过程中，在研习前贤理路的基础之上，感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说礼”与“说理”问题，有所心得，不揣谫陋，妄提拙见，敬请指正。
一、从说“礼”到说“理”
历史学是研究历史的一个学科，一种学术，一门学问。不过，历史与历史学都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演进，历史的演进造就了历史学的演进。中国史学在近百年来实现了由传统向近代、现代，乃至后现代的转变，其主旨也渐由“说礼”趋向“说理”。
礼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概念之一，《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言：“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论语·为政》亦言：“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关于“礼”的解说不胜枚举，但礼学或礼制大体上是一种政治制度或文化心态。在解释、发展“礼学”的过程中，中国古代又有“理学”的生成与发展。
在政治与文化层面，“理”与“礼”有许多交叉之处，但不完全重合。“礼学”注重规定性，“理学”则强调先验性。从某种程度上讲，“理学”就是解释“礼学”的一类思想理论体系。宋明理学穷究“天理”“性理”，从根本上讲还是一种“礼学”；二程、朱熹等把“三纲五常”纳入“理”规范，加以提升，旨在“论证封建纲常名教的合理性、永恒性”。而传统语汇中的“理”又有多种含义，其中包含原理、依据、缘由之意，正如《韩非子· 解老》所言：“理者，成物之文也。长短大小、方圆坚脆、轻重白黑之谓理。”柳宗元也在《送薛存义序》中说过：“势不同而理同。”
提起“理”，自然会想到国人日常使用的“道理”一词。虽然在古代“道”与“理”系分别而言，意涵不完全相同。钱穆先生曾对此进行过精细的解读，中国古代哲学史与思想史著作也均有相应剖析，但将两个字合组在一起，则比较接近本文所言“理”的含义，即事物背后接近纯粹关系的机理或原理。
申言之，“礼”主要用于人文或社会意义层面，而“理”则偏重于科学意义层面。“礼”附着较多的情感、政治、信仰色彩，而“理”则为事物发生与发展的缘由及其逻辑关系；或者说，“理”就是减少附着人文或社会意义与个人情感色彩，从而揭示出的事物自然原则或科学本质。
二、中国历史叙事的“说礼”传统
中国传统史学的主旨与主要功能就在于“说礼”，《春秋》固不必说，自《史记》《汉书》开始，虽然体例与内容不同于前，但“说礼”本旨则一。此后，历代官修正史更是“说礼”的典型。正如柳诒徵在《国史要义》中所言：“史官掌全国乃至累世相传之政书，故后世之史，皆述一代全国之政事。而尤有一中心主干，为史法、史例所出，即礼是也。”
传统史学所说的“礼”包括“教”“政”与“情”等内容，教就是儒家提倡的纲常名教、伦理道理，即所谓道统；“政”就是历史执政者的合法性，乃即政统；“情”就是所谓的人情、人性，往往附着于名教之上，或许可称之为“人统”。这些无疑是历代正史、别史，乃至杂史书写的旨趣之一。
传统史学在近代虽然呈现多元化趋势，且有了一定的“科学化”表现，但所谓的“新史学”，仍以政治史、思想史与文化史为主体，注重是非、对错与得失评价，由此决定“说礼”仍是其主要功能。梁启超提出治史当以“民统”代替“君统”，其所说之“礼”也由传统的“君礼”变成近代的“民礼”。正如梁氏所言：
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
虽然梁启超主张治史当采用跨学科方法，但他更强调史学须“为生人，为今人”，这使得他主张的史学之“礼”带有强烈的时代性，他在《新史学》中指出：
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吾辈食今日文明之福，是为对于古人已得之权利，而继续此文明，增长此文明，孳殖此文明，又对于后人而不可不尽之义务也。而史家所以尽此义务之道，即求得前此进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也。史乎史乎，其责任至重，而其成就至难。
归根结蒂，梁启超非常看重历史研究能为后史发展提供相应咨询，这在一定程度上又有古代史学“通鉴”的性质，只不过“通鉴”的主体与目标不同而已。
梁启超等人主张的史学“说礼”功能转向，显然是受近代社会环境与时代特质激发所致。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史学叙事与论述主旨开始强调民族性与国家观念，梁启超就设想藉史学著述“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在他看来，“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他甚至认为，“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史学能够影响，甚至左右国民思想，不正是其强大的“说礼”功能吗？
随着革命文化的兴起，史学或者成为宣传改良的依据，或者成为论证革命的材料，成为解释阶级斗争的注脚，于是史学沦为革命理论、阶级学说的附庸。新时期，史学的资政与教育功能得到继续发挥，普及和深化历史教育，让国人知晓近代中国屈辱受难和曲折发展的历程，激发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以更加饱满的精力投入到国家建设之中，也是史学研究的主要目标之一。此理尽人皆知，毋庸赘述。
三、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说理”需求
其实，传统史学也不乏“说理”的案例，例如清代以文字训诂以及以考据为内容的朴学等，就有这方面的表现。但传统史学中的“说理”成分毕竟不占主流。近代史学分支增多，除了政治、思想、文化、外交等“说礼”性较强的学科之外，也有科技、经济等具有一定“说理”性的分支，但总体而言，史学研究重“礼”轻“理”的格局未发生根本改变。相较古代而言，近代史学的“说理”需求更大，主要原因不外如下几方面：
其一，历史内涵不断扩大。社会演进是一个生活越来越丰富、生产越来越复杂的过程，物质形态与技术手段，以及由此产生的生活方式、政治仪式较前变得更为繁杂，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与文化生活中需要记载与研究的内容不断增加，尤其是物质形态与技术层面的重要事物对于历史前进的推动力越来越大，需要加以研究，否则难以对历史进行全面评价。
其二，历史议题逐渐多元。传统的历史叙事与历史研究一般偏重于“义理”层面，以政治及文化议题为主，近代以降，受社会思潮和文化思潮影响，史学议题的多元化与多样性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后现代思潮直接冲击并瓦解了传统史学的研究理路与叙事主体，在不可避免的“碎片化”背后，凸显出对一些“纯学理”的关照。
其三，专门史学的发展。随着社会技术进步，尤其是科技支配作用的不断增强，专业性问题越来越多，于是产生出诸如农业史、医疗史、环境史、技术史、工艺史、交通史、材料史、心理史、服饰史、色彩史，以及数学史、化学史、农学史、物理学史等专业性非常强的学科门类，从而推动了纯粹技术史或学理史研究的发展。
近代社会区别于古代的地方当然有很多，但科技进步的意义无疑是非常巨大的，正如马克思所言，资产阶级在它诞生之后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创造了比过去各代加起来还多的生产力。自然力的征服，机械、化学在工业与农业上的应用，轮船运输，铁路、电报，整块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魔法似地突然涌现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曾经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沉睡在社会劳动的怀抱里呢？”不管是科学还是技术，不仅扩大了社会生活的内涵，而且极大地影响着政治、文化与思想。尤其是随着工业革命、信息革命的相继发生，技术的支配作用越来越明显，技术的垄断性、控制性越来越强。单就记录人类活动轨迹的原初功能而言，史学研究也当给予“技术”更多的空间。例如对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西方“坚船利炮”，无一不是工业革命之后新技术的产物，中国落后挨打，首要原因就在于技术实力不济。从“师夷长技”到“赶英超美”，到“四个现代化”，再到今天的信息化、全球化，无一不折射出技术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越来越上升。
技术改变历史不仅表现在宏观方面，更体现在微观方面。近代以降，新工艺、新材料、新方法等逐渐通过各种途径影响着人们的衣食住行，从而改变着民众的思想与习惯。例如钟表等精密计时手段，使民众有了生活方面最大的“公约数”，也使得社会的“精确动员”成为可能；钢筋、水泥、沥青、玻璃等新材料的广泛使用，使民众的生活无论在平面还是立体均实现了革命性的转变。基础设施的改善，同时伴随着电灯、煤气、自来水、电报、电话、无线、汽车、火车、轮船的推广与应用，以及造纸、印刷技术的改进，从而为公共空间的拓展、社会环境的改变，以及民众交往范围的扩大、学习效率的提升提供了极大便利。这些“硬技术”，加上公司制度、工厂制度、会计制度、保险制度、审计制度、银行制度、证券制度，乃至于拍卖制度、招标制度等“软技术”，无疑使民众的观念、习俗与行为方式发生相应改变，从而推动着社会近代化的步伐。而这些“硬技术”与“软技术”的发展水平与质量，也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实力，乃至其在国际处境中的地位与遭遇。因此，无论是各项“硬技术”，还是“软技术”，理所当然应当成为历史研究的主体之一。也就是说，历史研究首先应当搞清这些具有重要意义的技术本身的历史演进。这自然是一项“说理”性较强的工作。
当然，历史不单纯是科技史、材料史、机器史、工艺史、制度史，社会生活、思想文化、政治斗争、民族问题等自然也占据重要位置，是史学研究不可轻视的内容，但这些议题与史学“说理”功能并不对立，传统的革命史、政治史、文化史论述之所以感觉“说礼”多于“说理”，就在于研究者本身感性多于理性，在研究过程中“证明”少于“说明”。对此加以注意，进行适当调整，自然会使政治史、文化史研究的“说理”性有所提升。
四、提高中国近代史研究“说理”性的可能
近代以降，提升史学的研究“说理”程度的可能性不断加大。
首先在于学科理论的发展。历史研究理论或者说历史哲学不是停滞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近代以降，受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思想的影响，史学研究的主旨渐从“政治化”向“科学化”演进，从而为历史著述“说理”性水准提升铺垫了一定的基础。正如研究者指出，近代科学技术、科技成果与科学思想对于历史研究的影响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鼓励人们对历史的演变作出科学的解释”，其二是“号召人们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于是，“历史”与“科学”的关系不断密切。马克思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而其他学派也在不断探索历史科学的内涵与研究理路，兰克学派、年鉴学派、计量史学派莫不在这方面做过相应的努力。近些年来，受到广泛关注、也产生众多争论的“后现代史学”，以及由此产生的史学研究“碎片化”现象，也与历史研究受“科学性”支配而产生的路向转换有关。
其次在于研究方法的改进。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理路与方法不断改进。与历史相关的学科，如经济学、工商管理、货币金融、会计审计、社会治理、群体心理、公共管理、法学理论、政治文化、行为科学、组织理论等等，无不为历史研究提供非常重要的借鉴，有助于提升史学研究的“科学化”程度。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倡导“新史学”之时，就指出地理、地质、人种、人类、考古、语言、政治、社会、宗教、经济，乃至天文、物理、生理、化学等学科，皆与史学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他特别强调史学研究要注意汲取“诸学之公例公理”。
传统史学叙事之所以重“礼”，根本原因有二：一则研究内容重人文，一则研究立场重情感。借鉴其他学科的范畴、概念、视角、理论与方法，无疑有助于提高史学研究的“科学理性”或“技术理性”，也就是梁启超所说的其他学科的“公例公理”，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降低历史研究中“人文理性”与“感情色彩”的比重。
在借鉴跨学科理论以提升史学研究“说理”性方面，单就中国近现代史学术领域也已有不少成功的案例。诸如经济学上的“偏好理论”、制度变迁学说中的“路径依赖”理论，就会使我们对于近代中国的保守派、顽固派的言行产生“同情的理解”。而“溢出效应”理论则会使后人对于近代租界与外国企业的理解更加客观。黄宗智教授关于长江三角洲小农经济“内卷化”(即“没有发展的增长”)的论述，是对经济学边界效应学说的借鉴与运用。杜赞奇研究华北农村近代遭际之时提出“权力的文化网络”理论，体现了典型的跨学科分析视阈，尤其是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的理论运用到历史案例研究。而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理论已被杜恂诚教授成功地运用于对近代上海金融业变迁的研究。近年来日益兴盛的计量史学研究，则更增加了史学研究的科学化程度。此外，社会史、文化人类学、医疗卫生史，以及环境史、建筑史研究，也均有明显的“科学化”趋向。
五、笔者在加强历史研究“说理”性方面的初步探索
目前，学术界在探索历史研究“科学化”路径与方法方面已取得诸多成果，特别是一些“跨界”学者贡献良多。但限于篇幅，无法详细展呈，本文仅就笔者在历史研究过程中对于加强“说理”性进行的一些初步探索斗胆提出，尚请方家批评教正。
例如关于晚清洋务民用企业采用的“官督商办”制度，学术界已有非常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以往学者多侧重于对此项制度的政治效用进行评价，笔者借鉴结构与功能主义理论，将行为主体与行为方式进行了划分，把“官”与“商”，“督”与“办”分别组合，发现其中的多重动态博弈造成了此项制度明显的“翘翘板效应”。史实表明，“官”与“商”之间很难形成静态的平衡，这是其“制度困境”的重要成因。在此文之外，笔者还想进一步说明，一项制度或一个组织内部只要存在两个以上的主体、两种以上的行为模式，只能以动态方式实现平衡，比较理想的处境是双方组成的“翘翘板”震动幅度小而频度大。在一个“翘翘板”系统中，有“大起”必然就有“大落”，其结果必然影响制度总体效用。当然，在一项制度或一个组织中，远不止两个行为主体或两种行为方式，但无疑可以析分为多个或多种“翘翘板”，从而形成一种立体的“翘翘板”系统，这或许也是现代企业或组织博弈论的一种形象表达吧。
再如，关于厘金制度，从晚清时期就被普遍视为阻碍中国工商业发展的“恶税”，受到官绅商学各界的口诛笔伐，晚清与北洋政府也久欲撤废，但直至国民政府成立后才于1931年最终以“裁厘改统”方式，“实行废除厘金制度”。何以这种人所共知的秕政久存不废，而且政府都无能为力？着实有其极为复杂的原因。学术界一般会归究于晚清与北洋政府的内政不良，导致各级官吏治国乏策、扰民有余。笔者通过考察晚清厘卡对抗政令的细节，发现厘金之所以“坐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厘卡养活，甚至养肥了一大批人，他们强烈捍卫这一秕政，即使明知厘金病商，也不会改变，从而造成厘金制度对于中国工商业的长期“*绑捆**”。再进一步加以某种程度的“学理”性分析，笔者以为不仅厘金制度，任何一种制度都附着了强大的“制度食利者”阶层，于是提出了“制度*绑捆**与*绑捆**制度”的论述角度。
还如关于戊戌变法时期的政争，笔者从“公共选择”与“个人选择”的角度考察“国家求变”与“个人应变”的互动关系，期望在解读戊戌变法曲折进程与丰富内涵的基础之上，提炼关于宏大社会运动中关键人物角色配置、偏好呈现与利益谋划之于运动内部结构及其走向的重要影响。西方学者对于“领袖学”有过专门研究，其实领袖就是在大时局、大场域中“个人”与“大众”互动的结果，时代如同大潮，领袖人物不仅是弄潮儿，更是领潮人。如何界定时代大潮中的“个体”与“公共”“精英”与“大众”的关系，有许多机理性的内容需要关注。
关于辛亥革命思潮，笔者借用社会传播学、组织行为学的理念，提出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从“革命意识”到“革命思想”，再到“革命思潮”的动态演进模型。通过比较太平天国与辛亥革命，笔者想论证革命进程中的“动能”与“势能”，以期说明何以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军事动员与社会动员远超过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却未能实现*翻推**清政府的目标。笔者还从“政治录用”的角度观察兴中会与同盟会时期孙中山的领袖角色；从“政治输入”的角度分析中国国民*党**早期意识形态建构。
在近代人物对待西学的思想差异方面，笔者提出了国人对于新知、新事、新物，从“接收”到“接受”的论述框架。笔者还通过研究近代中国的“官利”制度，以期与制度变迁理论进行某种“对话”；通过研究近代口岸制度变迁，提出“止损”动机是制度演进的动力之一；在研究晚清“昭信股票”的过程中，笔者提出了关于“经济理性”与“政治理性”关系的一些思考。
近年来，笔者在研究与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寻找新的“非人文议题”，开始关注近代中国的“速度”“亮度”“材料”“色彩”与“声音”。其中，关于“速度”之于中国近代化的影响，笔者组织过多次研讨，取得一些成果。关于其他“非人文议题”的探讨，也正在陆续展开，期以有成。
当然，历史研究的主体与客体都离不开人。既有人，则在研究过程中的“情感因素”自不能免。我们提倡“说理”，意在尽量使历史研究者的视野更加开阔，方法愈趋多样，分清“历史”与“现实”的边界，使研究者本人或团体尽量不“参与历史”，增加历史学的“案例”功能，展现历史的多重面相与复杂机理，从而增加史学研究的“科学化”效果，这也是史学研究创新的路径之一。
为适应阅读，略去注释
原文刊登在《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
作者简介：
李玉，历史学博士，*京大南**学新中国史研究院教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京大南**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主任；致力于中国企业制度史、近现代企业家、政府与政策史研究，出版《晚清公司制度建设研究》《北洋政府时期企业制度结构史论》《晚清政治经济史论》等著作，主编大型企业史、工业史资料集多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项目、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等各类课题十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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