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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堂口斜对面是北京路小学，学校正门对着十字路口，侧面则在胜利街上。
小时候我们除了摆“竹床阵”乘凉，很少出弄堂，隔街相望的北京路小学显得格外神秘，只看见校门口经常有大孩子出入。直到在北京路小学读学前班，才第一次走入这座神秘的校园。
北京路小学侧面有一个不大的院子，院子里是之前的老教学楼，有着“红砖白檐红瓦”的英式建筑。新教学楼建成后，老楼为办公使用，有几间也作为年轻老师的宿舍。依稀记得老楼一层是个小卖部，有很多零食和玩具，一层大厅很凉快，夏天不开风扇也感到丝丝凉意，院里栽种着几颗老树，两手伸直都抱不住，一阵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
新教学楼一侧的操场稍大些，顶头是一个司令台，每周一学生们都会在台前列队升旗，校长则站在台中间满口“汉普”激情洋溢的呐喊训话，我们学前班的就爬在窗前观看这一“盛况”。
学前班的生活很“新鲜”，初次接触语文和数学，老师说这是知识，那个年代在幼儿园基本很少会教这些，都是以“保育”为主。新鲜事物总会让人着迷，写字、算数，每周还有半天的兴趣班，书法、毛笔画是兴趣班的主要课目。
松柏里对口小学是鄱阳街，所以在北京路小学只待了大半年。2006年因长江隧道的建设需要，北京路小学*迁拆**搬至百步亭花园，成为现在育才怡康小学的前身。
鄱阳街小学创办于一九二七年，解放前名为汉口市直第五小学、汉口第一小学等，一九五六年始用现名。
鄱阳街西南起于江汉路，东北至黎黄陂路，长不足2公里，与两侧的胜利街及洞庭街平行，民国时期横跨英、俄两租界。
从江汉路（原歆生路）到至合作路（原界限路）属于汉口英租界。交汇道路有怡和街（今上海路）、阜昌街（今南京路）、华昌街（今青岛路）、北京街（今北京路）、宝顺街（今天津路东段）、天津街（今天津路西段）。
从合作路到黎黄陂路（原夷玛街）原属汉口俄租界，名开泰街，收回后改名三教街，中间与列尔宾街（兰陵路）交汇。
1946年元旦，国民政府在收回全部租界后，将鄱阳街和三教街统一命名为鄱阳街。
松柏里距鄱阳街小学仅几百米，小孩子走路慢，10分钟左右也可到达。一年级刚入学时父母还天天接送，后来熟悉了，便和同学们结伴而行。弄堂里的孩子们基本都就读同一所学校，自然也就“分帮结派”。“码头文化”浓郁的武汉人属地感很强，放学后同一弄堂的大孩子们会主动带队回家，对女孩子也会格外的照顾。回家的路上大家热热闹闹、疯疯打打，那时马路上的机动车极少，家长们也不会担心危险，到家后大家也都主动回家做作业，并相约晚饭后再集合玩耍。
那个年代没有过多物质上的攀比，人们的“三观”都很正。弄堂里的孩子们之间会比谁先“戴红领巾”，谁期中、期末考试成绩最好，特别是同一年级会比较各自班的平均分数，优秀的孩子则成为整个弄堂的骄傲。
从“家长攀比孩子”到“孩子攀比家长”，不是孩子“进步”，而是教育“退步”了。
鄱阳街上以近代英、俄各式建筑为主，路两侧郁郁葱葱栽满了近半世纪的法桐，从在这长大不觉得，直到长大了、离开了，方才回忆到这里的美。无论四季，各有不同。
记得每期《正大综艺》播出后，弄堂里总会争吵不休，有的说电视里是兰陵路、有的说是黎黄陂路、有的说是青岛路，只到“争论各方”叽叽喳喳的跑到实地考察后，方才作罢。
鄱阳街上近代历史建筑很多，大多是以沈祝三为首的“宁波帮”所筑，包括上海路口的天主教主教座堂、圣公会主教座堂、东正教堂和英国礼拜堂等，最为著名的就是八七会址纪念馆，这座原名为“怡和新房”的西式公寓楼，见证了中国*产党共**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转折。那时，每当结伴而行，总会止步观望，虽打闹而过，但也是一种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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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奶奶家住江汉关临江巷，每到暑假便是孩子们的乐园。我和堂弟经常跟着姐姐和妹妹们玩着女孩子的游戏，偶尔也会“独自”开拓我们自己的天地。女孩子们喜欢在家里玩，我们则好奇探索未知的世界。
临江巷的房子为8层楼，也算是汉口第一批“高层建筑”，在江汉路沿线除四明银行外，算是“第二高楼”。楼顶的天台是属于我们的“秘密花园”，天台由四栋相连，所以很大，上面除天井、水箱、管道外，还有各家各户堆积的杂物，好奇的我们会探索到任何角落，“寻宝之旅”玩的不亦乐乎。直到快天黑，奶奶喊我们回家吃饭。
天台的四个天井楼道是最神秘的地方，由于四栋楼相连，四个天井一模一样整齐的排列着，每个天井都有交叉、相对的两个楼道，分别对应一栋楼的两个单元（大家可以脑补一下），这样四个天井就有八个楼道，通往八个不同的单元楼。对于年幼的我们，这些天井犹如时空门一样的存在，经常会因走错而坠入“空间迷宫”，最后只能下到一楼才能寻找到正确的楼栋，而爷爷奶奶家住7楼，这一捷径需要走16层楼才能到达，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选择的。
我和堂弟都喜欢站在天台上看风景，天台的一侧是长江，夏季就算是白天，也有阵阵江风吹过，夹杂着丝丝江水的味道。那时长江上有很多江鸥翱翔，一边飞一边热得“嗷嗷”地叫。最美的画幅莫过于江汉关大楼，庄严的钟楼上停满歇息的江鸥，每当钟声响起，它们会一拥而散，待确认安全后又重回落脚。
江汉关大楼的钟声是每十五分钟敲响一次，原来是机械钟，2000年9月由于零件磨损严重而退休，从此变成了*物文**，后用电子钟替代，但“音质”大家都能分辨。老汉口没有城市的“喧嚣”，也没有高楼大厦的屏障，每当钟声响起，半个“汉口城”都能听到。
江汉关的钟声也是有规律的，浑厚的《威斯敏斯特曲》分四个小节，每小节四个音符，大钟每刻点报时一次，第一刻点奏第一小节，半点奏第一、二小节，第三刻点奏一、二、三节，整点奏完整个曲子再根据时刻打点。远远的就算看不到钟楼，也能准确分辨时间。
江汉关大楼作为武汉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个人认为历史意义和人文价值远超过钢筋混凝土的黄鹤楼，是武汉近代繁荣和屈辱的见证，1985年重建的黄鹤楼因为“新”则很难纳入我们的回忆。从1924年1月18日，江汉关大楼的钟声第一次响起，至今近百年历史，这才是老汉口最熟悉的声音。
武汉人所有的历史时刻都会在江汉关大钟下记录，婚纱照、千禧年、跨年、武汉解封……这才是一个城市地标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江汉路作为老汉口“租界”和“华界”的分割线，我们的天台自然可以欣赏到不同的“风景”。
天台的另一侧则充满老汉口市井味的汉正街，一排排不逊于租界的老宅分布在大大小小的里弄，这些老宅大多是当时汉口的“地皮大王”刘钦生所建，与“租界区”不同，这些里弄又由各个“巷”所串联。汉正街的得名源于“她”就是老汉口的正街，新建“张公堤”、废除“袁公堤”后，又有了长堤街，老汉口的正街仅此两条。除开正街，其他都称作巷，巷的得名则源于“水巷”、“火巷”，老汉口人依江而居，房屋多为木质结构、又因江风大，经常发生火灾，于是就有了水巷、火巷，水巷是便于快速从江边运水救火，火巷则相当于如今的消防分区，利用火巷的沟渠、防火材料及措施将大火阻隔在原有区域内不再蔓延。因此众多“水巷”、“火巷”便演变成为现在的“大街小巷”。如今，汉正街片区仍保留不少有“水”、“火”为名或偏旁的巷子。
风花雪月虽宜人，下里巴人也有趣。天台另一侧则是别样的“风景”，一副充满市井味的“清明上河图”。
由一栋栋灰墙红瓦排列成的“大街小巷”上，人头攒动，两侧的商铺占据了半幅街道，板车与人流交错，却又井然有序，打货者的西装革领和"扁担们"的上身赤膊毫无违和。叫卖声、讨价声、争吵声与音响的歌声又显得那么和谐。
人流的起点和终点大多源于“小河”边大大小小的码头。码头上停满了客轮和货轮。那时铁路交通还不算发达，高速公路也少，坐拥长江、汉水之利的武汉便占据了独有的水运交通优势，自古就有“货到汉*活口**”的美誉。码头上，小的轮渡船可以到达武汉三镇甚至郊县，大的客轮最远可以到上海，汉正街的繁华正是得益于长江航运的鼎盛。
相比繁华的街道和码头。小巷内又是另一番景象。孩子们在巷口跳着皮筋和“房子”，主妇和老人满则坐在一起边摘菜边聊天。透过一扇扇窗子，有人悠闲着在躺椅上看着电视、有人半躺在床上听着收音机，楼顶有人在晒衣服、有人在浇花喂鸟，偶尔还会对着楼下喊两句。大街的喧嚣丝毫没影响他们悠闲的生活，也许这就是处在市井之内的“老汉口”，独有的生活态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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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岁那年，搬家至循礼门，松柏里慢慢变成了回忆，长大后偶尔路过，会进去看看，直到2006年因建设“万里长江第一隧”而*迁拆**，记忆便越发模糊。
起初，循礼门对于我们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我和堂弟是从北京路一起搬过去的，在同一小区、不同的楼栋，离开了熟悉的环境，我们开始“相依为命”。
那时感觉循礼门很远，过了中山大道、过了铁路边。老汉口人把“京汉铁路”当做城区的边界，边界外称为“铁路外”，我们便成了“铁路外”的人。
循礼门位于解放大道和江汉路的交汇处，得名于清末为抵御太平军所筑的汉口堡，汉口堡自西向东分别设置玉带门、便门、居仁门、由义门、循礼门、大智门、通济门、便门八个堡门，后由张之洞拆除后，循礼门便成了地名。
与北京路一带不同，解放大道沿线是当时名副其实的新城。解放大道原名“中正路”，1949年5月因武汉解放，改为现名。1955年道路拓宽至60米，并陆续修建了武汉剧院、武汉展览馆、武汉体育馆、武汉饭店、中山公园、协和医院、同济医院、武汉商场、新华路体育场、武汉市青少年宫等，作为新城，配套也算完善。两侧的楼房也是“清一色”的工业风，一看便是“大工业时代”的产物。
定居循礼门的我们，对所有事物都感觉新鲜。由于搬家，我们也从鄱阳街转至安静街小学，随后一年安静街和球场街小学合并，改名为吕锡三小学，校名是为纪念“老校友”吕锡三。
想必大家在小学语文课本里早已认识这位少年英雄，年仅13岁的他，在湍急的黄孝河上为救落水儿童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后为纪念这位少年英雄，*共中**武汉市委在青少年宫后门处建立纪念碑，并由董必武同志亲笔题词。
每逢暑假，青少年宫就是我们的新乐园。相比松柏里的小世界，青少年宫则是广阔天地，记得进门不远就是一个小游园，里面有迷宫、有滑滑梯、有秋千还有沙坑。游园对面是青少年宫的地标建筑跳伞塔，关于跳伞塔的故事很多，很多人都说是摔死了人而被迫停业，实际出事那天我就在附近闲逛，无非就是风大把游客撞到了塔壁上受了点轻伤而已，后来因为安全原因就从此关闭了。
再往前走就是著名的青少年宫体校，对于体校印象比较深刻，在专业体制时期，市队、省队都是由这些为数不多的基础体校推荐的，体校的选拔也比较严格，一般都是去附近各学校挑选，我由于身高优势曾有幸入选少年篮球队，后来练得无聊就退出，还是比较喜欢自由闲逛的生活。
体校对面就是吕锡三纪念碑，在一片阴森的树林里，由于幽静，很多老头在那里遛鸟。青少年宫后门是一个小的人工湖，湖是原黄孝河填平后保留下来的，湖面有个小岛，可以划船上去，湖边是当年武汉第一个蹦极塔。
再往后走，就是体校的足球场、篮球场和游泳馆，游泳馆就是汉口第一个水上乐园——青少年宫水上世界的前身，建设水上世界时一并将篮球馆和游泳馆拆除。
水上世界是我们那时最喜欢玩的地方，没有之一。起初门票是8元，放那个年代算是很贵的，还好家里有个亲戚在那工作，每年暑假会给我们很多赠票。
只见过游泳池的我们觉得每个游乐项目都很有趣，水上飞索、各类高空滑梯还要自己拿着游泳圈爬上去，冲浪池里有很多“小妹妹”，穿得也很少。漂流是参与人数最多的项目，玩一次至少要排一个小时的队。
由于住得近，我们会在早上10点刚开门就去，中午之前的各游乐项目排队人较少，基本可以岔着玩，首先我们会把漂流玩个够，待人多的时候再去冲浪池凑热闹，傍晚回家时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水上世界里有餐厅，羊肉串、烤肠、泡面、盒饭等应有尽有，可是贫穷的我们只能饿着肚子，回家后狼吞虎咽一番。
循礼门的夏天已经有了空调，回家吃完饭，第一时间洗澡、开空调是每个家庭的常态，吹着空调、看着电视、喝着冰镇饮料、吃着批发冰棒，享受着凉爽的夏天。我们家第一台空调是窗机，安装时需要对窗子进行改装，一般家庭都会装在卧室，睡觉的时候才舍得开，早上天刚亮就会起床关掉，然后就着凉意打开电扇继续睡，待室温慢慢上升方才起床，记得母亲常说的是“空调开了早点睡觉，免得浪费电”。
那时，各家各户也基本都普及了彩电，彩电的出现让画质更丰富，电视节目也更多了。家里有点条件的会加装闭路电视，闭路电视的优点很多，首先不用天线，保证了画质的清晰；其次，没有电视广告，一部电视剧可以全天候连续*放播**，一次看个过瘾；然后儿童节目也可以全天候观看，很多国外引进的动画片也只能在闭路电视上观看，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小神龙俱乐部》。白天家长出去上班时，闭路电视加小霸王游戏机，可以混上一整天。
相信那个年代的孩子们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小霸王，随机自带一盒游戏卡和一把枪，游戏卡里只有几个射击游戏，打飞碟、打鸭子，还会有一条“贱狗”在偷笑。免费游戏玩上个一两天就厌倦了，然后就会吵着家长买游戏卡，市面上的游戏卡很多，从1合一到500合一不等，价格随着游戏游戏数的减少而上升，超过1*合6**一的游戏卡基本都有很多重复的，名称也起的千奇百怪，拿魂斗罗为例，有超级魂斗罗、魂斗罗兄弟、魂斗罗战士、魂斗罗大战魂斗罗、魂斗罗先生等，其实打开后就是同一款。由于游戏众多，各家条件都有限，游戏卡便成了孩子间社交的工具，那时固话还未普及，往往都是拿着自己玩厌的游戏卡亲自去街坊、同学、亲戚家去交换，好玩的、新上市的游戏大家都愿意被交换，拿着一盒烂大街的“64合一”或“128合一”跑上一天，都不会有人搭理你，就算讲义气的“朋友”也许只会让你在他家玩上两局而已。
那时除了小霸王还有街机，暑假期间，没钱在家玩“黑白机”，有钱出去玩“街机”，街机的游戏操控感更强、人物剧情更丰富、画面内容也更有趣，最主要的是互动性更强，初代街机的游戏种类不多，最大的街机店也就七、八上十台，一台只能装载一种游戏芯片，基本常年不更换，都是些爆款游戏，街霸、恐龙快打、侍魂、1943、三国志、小飞侠、中国龙等，为寻找自己喜欢的冷门游戏，往往会顶着烈日走上好几站路，买上5毛钱的游戏币玩两局回家。
无论是小霸王还是街机，玩得厉害的孩子总会让崇拜。一类是游戏的天赋，一类是玩得多，熟能生巧，还有就是我这一类。我从小喜欢逛书店，杂志、故事、历史、文学什么类型都看，游戏杂志更是爱不释手，杂志中除了对各类机型上的新款游戏介绍外，还有很多经典游戏的攻关策略、隐藏彩蛋和小技巧之类的，例如侍魂里“霸王丸”之类英雄的超大招、变卡通娃娃，吞食天地里的攻关技巧等，我都会一条条的背下来，回家抄在小本子上整理成“秘籍”，必要的时候拿出炫技。
相信大家还记得“上上下下左左右右+ABAB”吧！
80后喜欢回忆，是因为我们这代人成长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经济发展、社会也在变，“成长”太快、经历太多，愈发喜欢回望，当眼前虚无缥缈、发现身后才是真实美好的，正如《岁月神偷》的那段歌词：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
好的坏的都是风景
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
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
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
…………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