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前，张国荣从24层的纵身一跃让每年的4月1日从此变得不同。

人们缅怀他，追忆他，他的名字因为岁月的冲刷而变得更加耀眼。张国荣这三个字，代表着芳华绝代，代表着半生惆怅，也代表着香港的黄金时代。

东方君这一代人的青春与港片难解难分。时光可以逝去，但绝不应该被忘记，港片承载了一代电影人的汗水和才华，也承载了一代观众的记忆与青春。在“网生代”追逐的娱乐头条里，在新生代影迷的视野里，港片逐渐退场，和褪色的剧照一起，变成了可供回忆的情怀。

谈论香港电影，更像描述听说过、遇见过、相处过，更可能是爱过的一个人，或一只猪。

我是麦兜：一座城的童年想象

文 | 林松

他们的鱼丸粗面卖光了，就是所有跟鱼丸粗面的配当都没了。

中国南边有一座城市叫香港，香港南边有一个地方叫大角咀，在好彩酒家斜对面旧中桥百货公司的楼上，有一家春田花花幼稚园。幼稚园里有一群可爱的小朋友，其中一个叫麦兜，长相平平，智商也平平，和妈妈麦太一起过着不富裕但快乐的生活。麦兜的祖先麦子，名兜，字仲肥，是一位秉承 “无用”思想的发明家。麦兜的父亲是菠萝油王子，因流落香港而失去了故国，邂逅麦太不久又踏上了复国道路，一去不返。麦兜的校长曾经是一名音乐家，迫于金融危机组建过春田花花合唱团，但最终难免倒闭的命运……麦太、Miss Chan、 Mary、春田花花同学会里的同学们，麦兜的身边总有许许多多平凡但可爱的人物，过着笑中含泪的生活。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邵氏、嘉禾等公司各领风骚后，香港电影渐入佳境，商业上一片蓬勃，票房一路飘红屡破新高，也涌现了王家卫、杜琪峰等一大批具有作者意识的电影导演。但香港动画却没有出现同等、相应的爆发和增长，仅仅在电视动画上有一些尝试。电影动画方面，1981 年和台湾合作的《老夫子》短片曾经大受欢迎，是为数不多的亮点。

直到2001年圣诞期间《麦兜故事》的横空出世，香港动画影人独立制作的港产动画电影才算宣告有一部扬眉吐气的作品（香港本土票房超越了宫崎骏的《千与千寻》，是当之无愧的港人骄傲，实实在在创了一个票房奇迹）。到 2014 年《麦兜：我和我妈妈》上映，这一系列动画电影已经不紧不慢制作了六部。

麦兜生于单亲家庭。一天，电闪雷鸣，一只塑料脸盆从天而降，转啊转啊转到了麦兜妈妈麦太的产床前。在脸盆落地前，麦太许了好多愿望，有了很多期待，比如希望孩子帅如周润发、梁朝伟，长大后发达发财等。但麦兜长大后，当然没有成为发仔、伟仔，而是和你我一样，成为一个普通、庸俗的上班族，一个平凡的负资产者，一个吃饱了饭就会感谢上苍的平常人。

麦兜爱吃，贪睡，容易长肉，和妈妈麦太相依为命，社会经济地位明显处于中下层。他的性格单纯乐观，善良是他最大的优点。但他资质驽钝，似乎无论怎么努力，也摆脱不了失败的命运。

谢立文赋予了麦兜一种和麦太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善良，无用，但是快乐。采访中，谢立文提道：“好像是先有了麦兜，然后才有故事。麦兜是一个生命，它就在那里。我见到一杯水，就会想如果麦兜见到这杯水会怎样。”

麦兜的祖先麦仲肥就是“吃饱了撑的”和“无用价值观”代言人。麦子，名兜，字仲肥，孔仲尼同时代人，是我国一名“极次要极次要的思想家和发明家”。他发明了电饭煲，但忘记了发明电；他发明了史上第一台电话，但只有等贝尔发明了第二台电话，才能通话，为此他苦等多年；麦仲肥甚至发明了一台计时器，一年等于一秒，一千年才报时一次，十万年才会有公鸡报时，对古代人类毫无疑义。对于麦子的发明，校长有一套解释：“你看，茶杯里的水可以轻易地托起一根牙签，但如果是一条船，就需要江河、大海。”

无用的价值观，还表现在春田花花幼稚园的教学项目上。《麦兜：菠萝油王子》里，Miss Chan 给幼稚园学生上课，教育他们如何耍赖、诈死，跟茶楼的伙计吵架。《麦兜故事》里，黎根把即将失传的绝学“抢包山”传给了麦兜。“抢包山”自 70 年代就已被禁止，民间不再有这项活动，更别说跻身奥运会了。这项无用的运动，除了给麦兜粗壮的小腿，别无他用。

无用相对有用，就好比孩童相对成人。在资本主义价值观里，一切行为可以被切割为有用或无用。能为资本创造价值的技能视为有用，反之则应被抛弃。在社会中，儿童成长为成人，就是逐渐切割掉无用的技能，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种人，在谢立文的语境里被称为“社会栋梁和未来主人翁”。“什么时候才算悲观，就是你说好一个人一定要做什么，一定要成为社会栋梁，一定要买楼的时候，就是很悲观了。”谢立文坚定地站在了无用的一方。

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社会栋梁。尤其在阶级日益固化的香港。底层香港人的上升通道被堵得严严实实，教育资源分布严重不公，连报名幼稚园都需要通过家长面试。像春田花花幼稚园毕业的人，混得好的比如《春田花花同学会》里面的上班族、餐厅伙计，混得差的就是《麦兜：当当伴我心》里面的黑*会混社**混。同时，贵族学校幼稚园的校友个个脑满肠肥，出场仿佛明星走红毯，捐款动辄亿万，和春田花花幼稚园的筹款会相比，一天一地，有云泥之别。

于是麦兜一次又一次承继“无用”，坚持立在资本主义的逻辑之外，以对抗现代性的成人与儿童的分割。有时，这种无用也会成为平凡生活的一个出口。譬如爱抖脚的麦炳，他说：“抖脚，好像会让日子过得实在点。”在同一部电影中，继承了父亲天赋的少年麦兜依靠抖脚，跟世界著名的大提琴演奏家 Jo Jo Ma 同台演出，仿佛已成为人生赢家。

《麦兜：当当伴我心》里，长大后的春田花花同学们，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艰难地生存着。但他们学会了歌唱，这是校长留下的“生命中最珍贵的一份礼物”。有了这样一份礼物，足以鼓励他们在资本主义丛林厮杀的时候，内心保有一份纯属于人类的童真。

“麦兜”系列不是一个成长故事，它反成长，反励志。诞生二十余年，麦兜始终保持儿童的形象，从而抵抗资本主义的物化。麦兜和周星驰式的小人物也不同。周星驰饰演的小人物更贴近上一代香港人，他们白手起家，努力奋斗，最终发达发财，实现阶级跃迁。也许，周星驰有他来自商业的压力。周星驰式的小人物励志题材是好莱坞屡见不鲜的故事套路，是本土化的“美国梦”，也是资本主义不厌其烦输出的价值观。

长大后的麦兜，成为了最普通的大人

歌声就是一种*器武**。“麦兜”系列电影，插曲是很重要的元素，甚至承担起抒情、叙事以上的功用。《麦兜：当当伴我心》是一部完整的音乐剧。在儿童合唱团的歌声中，警察和绑匪会达成和解、麦兜和麦太会互相理解、校长会号啕大哭、观众会被勾起无限乡愁，歌声可以抚慰每一颗谈不上成功、为生存苦苦挣扎的平凡心灵。

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作为“麦兜”系列的灵魂，谢立文说：“我觉得麦兜是一往情深，表里如一的。”麦兜，是香港这座文化沙漠里的诗意。

香港有两面。中环的摩天大楼代表了它的摩登和国际，油麻地、石板街代表了它的市井和平民。透过浮华的表象，普通香港市民的生活其实相当平常、幽默，充满了人情味。黑帮、武侠的打打杀杀，商场之间的尔虞我诈固然精彩，但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碗鱼丸粗面足以告慰平生。用《春田花花同学会》里被夹着头的法国号乐师的话来说：“揾碗饭吃嘛。”

*本文摘选自《别来无恙：香港电影1997—2017》，删改较多，更多精彩内容请查阅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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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来无恙》

本书以香港电影过去20年的发展轨迹为脉络，选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佳片作为讨论对象，试图通过光影编织出一段香港电影的美好时光， 它们代表了香港电影，也代表了香港这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