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折不挠的"九支队"
1932年，刘善忠、高朗亭在延川组织起一支武装，名叫延川游击队，不久又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后来刘善忠被混进队伍中的土匪打死了，加之打了一些败仗，队伍的生存遇到了挑战。起初组建这支武装的情况，*党**组织并不知道。武装建立起来后，他们主动寻找*党**组织，先找到清涧*党**的区委负责人刘耀三。刘又通过绥德南区区委报告了陕北特委。特委很重视，专门把高朗亭同志召来开了会，确定编为陕北工农革命游击队第九支队。并派毕维周到延川代表陕北特委给游击队授旗发印。同时，还决定游击队由高朗亭继续负责，另派艾龙飞去做政治委员。这是1932年冬季的事。
1933年春，强世清、师发直二同志由红二十六军回到安定，游击队当时正缺乏像强世清、师发直这样打过仗懂军事的同志，于是由特委到那里巡视工作的毕维周通过安定地下*党**组织动员他们二人参加了九支队。当时，适逢国民*党**横行无忌的安定县县长刘述明骑马由安定城出发去瓦窑堡，游击队决定除刘以平民愤。当天，强、师二人埋伏在刘述明必经的秀延河一座桥下。当刘骑马过桥时，开枪把他由马上打下来，当场就死了。强世清等人把事先写好的游击队布告张贴在大路旁后从容离开。这件事震动了陕北。敌人曾派重兵搜捕我游击队员，但一无所获。九支队由此名扬陕北。此后不久，特委决定把九支队改为一支队。由高朗亭任队长，强世清任副队长，派常学恭去任政治委员，未到任。当时陕北特委就领导这么一支部队。后来游击队内部闹矛盾，加上在处理这一些问题时意见不一致，安定的强世清、姬振元、白德胜和延川的一些人闹分裂，在永坪附近，强世清、白德胜等把高朗亭及其部属的枪支收了，安定籍的队员都跟强世清离开延川，企图不明。
恰在这时，我由特委到清涧巡视工作。听到九支队的情况后，知道问题严重，急忙让惠世文带路找到了高朗亭。高讲了事情发生的经过，我很着急，生怕强世清他们一时糊涂投降了敌人。因此急忙动身去追。整整追了一天一夜，天明时，追到安定西区和北区交界处一座山头上的村子里，总算追上了他们。当时强世清因病离队休养，队伍由白德胜带领。我给他们做工作，批评他们收高朗亭的枪这个做法不对，要求他们继续革命，不能走别的路。白德胜当时态度还好，他表示，虽然闹了分裂，仍然一定在特委领导下干革命。以后他的表现也不坏，打仗很勇敢。任志贞同志在1933年夏天参加了这支游击队，并担任一个分队的指导员。任志贞是陕北第一位女红军战士，在战斗中，她和白德胜建立了感情，后来两人结了婚。这支部队当时很能打仗。曾经由强世清率领南下，在旬邑一带打了胜仗，找到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并与红二十六军配合，打开了合水县城。合水攻坚战，安定游击队是主力之一，担任攻城突击任务，这一仗共同歼敌一个营，声威大震。
红一支队在战斗中得到了锻炼，提高了作战本领，战后又补充了些枪支，重返陕北。在返回安定某地的战斗中，政委魏武同志牺牲。他们在陕北活动一段后，又南下与红二十六军配合行动。为加强部队政治工作，红二十六军派杨重远同志担任政委。杨重远在安定枣树坪一带战斗中牺牲，此后不久，强世清被敌人捉去杀害。也就是这一年腊月，因叛徒告密，部队遭到偷袭，白德胜、任志贞在突围时被捕，受尽敌人种种酷刑，坚贞不屈，英勇就义。这些主要领导人的相继牺牲，游击队元气大伤，为了保存力量，只得暂时把枪压了。马明方同志前往安定路上，听说游击队失败，就指这个时期的事情。后来，陕北特委派人去把枪取出来，带到绥德南区。紧接着谢子长同志被任命为西北军事特派员由北平回来，路过绥德南区时，把这些枪支和一些战士带回定安县，重新组建了队伍，仍然叫一支队。不久，贺晋年同志担任了这支游击队的政委及队长。此后在谢子长同志直接指挥下，部队迅速恢复和扩大，由几十人发展为数百人，并编为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第一团，由贺晋年同志担任团长。
回顾陕北革命武装斗争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显而易见，陕北武装力量的建立，不只是某几个人的功劳，而是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依靠农村的广大群众取得的成果。是先有了*党**的基层组织，有了许多拥护革命的基本群众，然后经过配备干部和组织工作，才建立起武装力量。在*共中**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决定分四个区域发展武装力量后，四个游击支队很快建立了起来。此后五、六、七、八、九等支队都搞了起来，一直发展到后来的20几支游击队，几乎各县都有了自己的游击队和游击小组。
陕北革命武装力量不断壮大和武装斗争不断深入及各级苏维埃政权的建立，震撼了国民*党**井岳秀在陕北的统治基础，使敌人惊恐万分。1934年5月，井岳秀调动了他的全部兵力1.5万余人，对陕北各根据地和游击区实行大规模"围剿"。敌人以连排为单位，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企图一举消灭我红军游击队，摧毁革命根据地。针对敌人的进攻，陕北红军组成了以谢子长为首的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全力御敌。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战斗，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这个第一次"围剿"。此后，陕北革命形势更加好转，革命武装和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并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遥相呼应。1934年底，蒋介石*动反**集团调集了六个师，加上各县民团等地方*动反**武装计五六万人，对陕北、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企图用隔断两块根据地联系的办法，达到分头消灭的目的。鉴于此，*共中**陕北和陕甘边两特委举行联席会议，成立了西北工委，同时成立西北军委，以统一领导两块根据地的红军粉碎敌人的"围剿"。到1935年7月，我西北红军取得多次重大胜利，粉碎了敌人的"围剿"，解放了六座县城，使陕北、陕甘边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红军、游击队发展至近万人。
恢复*党**的县委
1933年冬，当我离开神府，返回葭县的时候，神府游击队（特务队）已经行动起来了。等到分头出去组建武装的四路人马聚齐，便开了一次特委会议，汇报了各区建立武装的情况，并研究了恢复各县*党**的县委的问题。当时参加会议的有崔田夫、马明方、我、张达志、高长久等。陕北原先好多县都有*党**的县委，但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和比李立三更"左"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下，许多县*党**的县委垮台了。各县*党**的领导机构大都只有区委。如绥德县委，这个在1927年秋就建立起来的老县委，一直坚持活动，一度曾代替绥德地委领导各县的革命斗争，但因执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于1931年春解体了；榆林县委也是在1931年*党**、团组织发动"红五月"活动后的"榆中事件"中被迫解体。后来虽然纠正了这个错误路线，但陕北各县*党**的领导机构尚未得以恢复。至1933年冬，随着武装斗争的开展和群众革命热情的高涨，加强各县*党**的领导问题已经突出地摆到了陕北特委的面前。所以，这次会上决定首先恢复葭县、绥德、清涧等几个县*党**的县委，并在其他条件业已成熟的县新建县委。
当时，特委机关所在的葭县，也只有个区委，直属陕北特委领导。会议决定首先恢复葭县县委，并派我去搞这项工作。我当即到曹家坬召开了*党**员干部会议确定成立新的县委，由高长久同志担任县委书记。绥德组建县委是我同张达志一道去办的。这次前去的路上还遇到一点麻烦。两个人一道从葭县出发前往绥德南区的铁茄坪。路过绥德义合镇时，出乎预料地遇到了敌人。原来安定县游击队在附近刚刚行动过，敌人派出一个连驻义合防范。当时我们身上带着文件。两个人都化装成小商人，头戴瓜皮帽，上身穿着小皮袄，肩头背着褡裢。只是文件没在褡裢里放，是装在裤腿里，用腿带儿扎着。一进义合镇，就见满街是敌人，退出去也来不及了，我们就去馆子里吃饭。其实是想躲避一下，商量对策。两人买了饭，坐在馆子里不紧不慢地吃着。*军白**的士兵也有来吃饭的，看见我们这两个小商人，也没有理睬，也没有盘问搜查。我们发现敌人很麻痹，就大胆穿过镇街出了城门洞，走到了铁茄坪。
铁茄坪村在绥德县城南二十几公里的无定河川，村子里有几十户人家，多数都姓崔。崔田民、崔田夫就是这个村的人。还有个崔文运，是崔田夫的哥哥，这是个很好的同志。崔田夫和崔田民大革命时期就在村子里宣传革命，组织农民协会，大约于1928年建立*党**、团支部，所以绥德*党**的工作转入农村后，铁茄坪一带*党**、团组织一直坚持活动，*党**员干部比较坚强，特委据此确定在这里成立新的县委。不料我们刚到铁茄坪，又遇到了敌人。原因是我们的游击队把国民*党**狗腿衙役杀了九个半（其中有一个没杀死）。那天是腊月初七，清涧解家沟正遇集日，豪绅衙役们来收粮收款，逼得很凶，闹得鸡犬不宁，当地群众一致要求游击队打击一下敌人的嚣张气焰。于是二支队的白雪山等人连夜出击解家沟，当场捉杀了九个半狗腿衙役。敌人闻讯惊慌失措，于是派兵四出搜捕。铁茄坪离解家沟不远，平时早已有"闹红"的传闻，所以也成了敌人搜捕的重点村之一。我们见敌人来了，就急忙上了山，在村子的脑畔山上坐了半天，眼看着敌人走了，才下到村里去工作。
铁茄坪这一带我过去下乡时经常来，许多村里的群众都认识我。崔田夫家我去得最多。他家境很贫穷，傍山有两孔烂窑，没有土地，全家的生计全靠老崔给财主家揽工维持。老崔白天出去给地主揽工，晚上则穿一双没屁股鞋，披件烂袄子走村串户宣传革命道理。每次我去的时候，他家总是吃高粱喳子稀饭和些发黑的苦菜。去得多了，和他家里人都很熟。所以崔田夫的老婆一见我就说，她头一天晚上做了个梦，梦里听人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马文瑞到咱家。"开玩笑说是我把*军白**惹引来的。后来我们在那里召开了一次干部会议，成立新的绥德县委，并推举崔文运（人称大老崔）担任县委书记。
建立绥德县委的任务完成后，我们要返回特委。走到一个叫吴合家畔的村子，天黑了，肚子也饿了。我记起村里有个农民*党**员叫刘九功，便提议到他家里吃点饭，借宿一晚。张达志同意，两人便进村去找。不巧刘九功没在，他的老婆本来也认识我，但见两个饿汉进了门，嘴噘起很不高兴，显然是害怕我们吃她的饭。没办法，我们只好再走。走到路上，张达志不停地说："这他妈怎这么个样儿！"逗得我一路不停地笑。两人摸黑走到四十里铺拐沟里的雷家崄村，饿得实在不行了。这个村的地主家养了一个晋剧班，戏班正在唱戏，周围有些卖吃食的。我们想买的吃点东西，可两个人身上只带几毛钱，只好每人买一碗熟面吃了，连夜赶回特委机关。张达志回家去了，我住在葭县曹家坬，处理特委日常工作。
曹家坬会议
快过春节了，有一天郭洪涛同志、李铁轮同志来了。是中央驻北方代表派他们来的，并明确指示，郭参加*党**特委领导工作，李参加团特委领导工作。他们二人按照常学恭告诉的接头地点和暗号在曹家坬同我接上了关系。我通知马明方、崔田夫、张达志、高长久等同志前来曹家坬开会。过了几天，大家都来了。由郭洪涛传达中央驻北方代表指示。郭在传达中讲，北平开了个陕北*党**团联席会议，崔逢运、鲁贲、常学恭和他们二人（郭、李）参加，北方代表也派人参加了。实际上那个会不能叫陕北*党**团联席会议。前面讲过，崔、鲁二人由于在米脂事变后不辞而别，曾被特委决定开除*党**籍，他俩当然不能代表陕北*党**、团组织。常学恭是特委派去汇报工作的，后来留下了，再没有回来。北方代表的秘书李华生在联席会上讲了许多。郭、李带来了上级的文件。那时的*党**内文件几乎全是油印的，字很小，刻印得很工整清晰。郭的传达和文件中有一条是批评我们陕北特委右倾，搞"富农路线"，对武装斗争消极怠工。马明方和我不同意这些批评，认为讲得不切实际，没有根据。实际上，在这几年中，尤其是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后，陕北的革命斗争在特委的领导下搞得有声有色，不但*制抵**了"左"倾错误路线，而且大胆地开展武装斗争，扩大和新建了几支游击武装，使许多村庄实际上由我*党***党**员掌握。同时，各县的*党**组织也相继建立健全，这一切都是在特委的领导下取得的，坚持在陕北的特委成员及各级*党**的负责同志都付出了艰苦的努力。所以，对这些不切实际的批评，大家无论如何难以接受。此外，郭的传达，第一，讲到北方代表指示，由他担任特委组织部部长，并强调了组织工作的重要性。第二，讲到北方代表指示，陕北特委要继续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武装，进行土地革命，强调开展游击战争应该搞兵运、拉兵变，有这种配合，才能更好地开展。这一条指示，我们认为是正确的。我们以往进行的兵运工作几乎都失败了。高志清骑兵旅，我们派进去不少人，过了一段时间都跑回来了。井岳秀部队有个教导营，我们也派进去一些同志，并建立了*党**的支部，后来在准备举行武装*动暴**时被敌人发觉，多数被抓、被杀。王贵宾同志即是在那里被捕后牺牲的。这两处搞兵运工作的条件都不存在了，剩下的就是三边新编的杨虎城的一个警备骑兵旅（旅长名谷连舫），不久前有我们的一部分同志参加进去。那些同志我大部分认识，于是会上就确定我到三边去做兵运工作。给我的任务是，指导我们的同志加紧工作，必要时把队伍拉出来。在这次会上，还决定把*党**、团组织分开，分别自成系统；并继续按照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精神，扩大和新建游击武装，开辟绥（德）、米（脂）、葭（县）、吴（堡）、清（涧）新的游击根据地，发动组织群众，成立赤卫队、少先队、贫农会、妇联会等革命组织。会议决定按照中央驻北方代表的指示，由郭洪涛担任了特委的组织部部长，马明方改任宣传部部长，我仍任团特委书记，北方代表派来的李铁轮担任团特委宣传部部长，崔田民仍任团特委组织部部长。会后，我按照特委的安排去三边搞兵运工作，郭洪涛、李铁轮等人随特委机关一块儿到吴堡县的樊家圪坨一带开展工作。
谈到兵运工作，这里顺便讲一点有关的情况。陕北*党**组织对兵运工作是一向重视的。早在1929年红石峡会议上，陕北特委就提出了搞武装斗争的三种形式，即白色的、灰色的和红色的。白色的即*党**组织派人到国民*党***队军**中做工作，力争能组织兵暴或兵变，这样既瓦解敌人的力量，又可用以建立自己的武装。灰色的即派人去做土匪的争取工作。陕北当时的土匪多如牛毛，有些啸聚山林的土匪势力比较强大，如后九天的土匪，不但人多（有1000多人），而且枪也不少，具有一定的战斗力。而这些土匪中的多数人是贫苦农民出身，因生计所迫不得已才落草为寇的。这些力量如能争取过来，加以改造即可为我所用。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党**组织曾向后九天杨庚武部派了赵文蔚、谭生彬、张宗孝等同志去做工作，只可惜这股力量后来被井岳秀部属高双成收编，杨庚武等逃出来投奔了我陕甘游击队。后来杨在瓦窑堡附近的一个村子进行争取土匪的活动中被敌人发现杀害了。红色的即发动组织工农群众，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
实际上，陕北特委在1932年开始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之前，一直注重*军白**工作，并先后派遣了大批的*党**团员、进步青年到井岳秀、高志清及驻甘肃、宁夏的石子俊、王子元等国民*党**部队去当兵，发展*党**员，争取武装力量。从1928年到1932年，*党**在这些部队中建立了一些秘密支部，并发展了若干地下*党**员，先后领导了一些兵变活动，但由于得不到地方*党**和群众的密切配合支持，都失败了。这些，为我们以后做好此项工作提供了经验教训。
【马文瑞（1912.11—2004.1），陕西子洲县（原属米脂）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产党共**，同年任共青团绥德县委书记。1930年后，任*共中**安定县北区区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长、县委书记，*共中**陕北特委委员、陕北特委南路特派员。1935年任陕甘边区东部地区革命委员会主席。1936年任*共中**陕北省委秘书长、省委*军白**工作部部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共中**陕北西分区*党**委书记、陕甘宁分区*党**委书记、庆环分区*党**委书记、陇东特委书记兼陇东军分区政治委员。1940年兼任陇东中学校长。1942年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第三八五旅政治委员。1944年秋，任*共中**中央西北局组织部副部长、部长，西北局常务委员，西北局*党**校校长，西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西北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1953年任*共中**中央西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1954年9月任国家劳动部部长、*党**组书记。“文化大革命”中遭到*害迫**。1977年6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同年底任*共中**中央*党**校副校长。1979年起任*共中**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1984年5月至1993年3月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88年任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党**组成员、法制委员会主任，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