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克鲁沙，2009年

奥斯克鲁沙，2009年

在东部山区离维舍格勒不远的地方坐落着一个村庄，一年四季基本上都难以进入，要是遇到恶劣天气，那就彻底与世隔绝了。在这个村子里，如今仅仅生活着13个人。我相信，这13个人在那里从来都没有过陌生的感觉。他们不是从别的地方来到这儿的。他们在这里度过了人生最长的时光。

也毋庸置疑：这13个人不会再去任何别的地方。他们将会是生活在这里的最后一代人。他们不是在这儿的山上，就是在山谷的一家医院里结束生命。随着他们生命的终结，他们的庄园会彻底破败——孩子们不会去继承——同时逝去的还有他们的幸福和咔嚓作响的髋关节。他们的烧酒会使有视力的人变成瞎子，又会让瞎子重见光明。他们的酒将会被彻底喝光，或者也并非如此，过不了多久，这里就再也不会有人酿造烧酒了。你再也看不到带木制十字架的酒瓶。那一道道篱笆不会再隔离什么有意义的东西。那一片片田地将会变得荒芜。那一头头猪要么被卖掉，要么被宰杀。我不知道那一匹匹马儿将会何去何从。这里的阔叶植物、玉米和黑莓将会日益凋零。可话说回来，或许黑莓会自行繁衍生息下去。

2009年，我第一次来到这里。回想起来，当时一看到那些电线杆，我就默默无声、毫无意义地寻思着电的事，当最后一个人在这里离世后，电力会不会被切断呢？这些电线杆之间的嗡嗡声往后还会响多久呢？

加夫里洛往生机勃勃的草丛里狠狠地吐了一口痰后大声说：“你怎么回事啊？刚来这里就口口声声不离死亡。我要好好跟你说说。我们世世代代在这里活下来了，死亡可没什么大不了。只要你们看护好我们的坟墓，或者时不时献点花，和我们说说话，这里的一切就会继续下去。有电没电无所谓。而且，谁也不用给我献花。我死了以后要花干什么用呢？事情就是这样。现在走吧，睁大眼睛，我要让你看几样东西。你显然对这里的一切一无所知。”加夫里洛是村子里最年长的人之一。

这村子叫奥斯克鲁沙。这老人是我们在村外的路边上偶然遇上的，他的两手仿佛是用泥巴烧成的。之所以说我们，是因为我不是独自一人。这次出行是奶奶克里斯蒂娜一手安排的。

同行的还有斯特沃，他开车送我们来，一个十分稳重的人，长着一双蓝汪汪的眼睛，有两个女儿，日子过得比较拮据。

这一天，奶奶也不在乎阳光的炙热，穿着一身黑衣裳。她话很多，回想起来许许多多的往事。事后看起来，仿佛她那时预感到那些往事不久便会离她而去了。她要再次亲眼看看奥斯克鲁沙，也让我第一次来亲身感受奥斯克鲁沙。

对奶奶而言，2009年是她人生最后一段美好的岁月。她还没开始健忘，她想干什么时，身体还听使唤。在奥斯克鲁沙，她漫步在那一条条半个世纪之前走过的路上，那时她是年轻的妻子，陪着丈夫一起。我爷爷佩罗出生在这里，在一条条山沟里度过了他的童年。他于1986年死于维舍格勒，看着电视就倒下了。当时，我正在旁边卧室里玩着塑料印第安小人射杀骑马牧童的游戏。

奶奶以前断言说，当时我不是10岁就是5岁或者7岁。对此我绝对没有弄虚作假或说谎，而始终只是夸张和虚构而已。我当时肯定并不明白这之间的区别是什么，现在任何时候也不想把它弄明白。但我心里乐滋滋的，因为奶奶好像很信任我。

在我们前往奥斯克鲁沙的清晨，她又一次强调说自己始终心如明镜：“你就是喜欢虚构和夸张，你如今甚至依靠这玩意儿来赚钱。”

我刚刚回到维舍格勒，打算休整一下，因为随着我的第一部小说问世，没完没了的阅读分享之行已经弄得我苦不堪言。我随身带了一本作为礼物。但荒唐的是，那是德语版的。

这本书写的是我们的事吗？奶奶问。

我立刻应答道——在我看来，我说，虚构是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而不是再现我们的世界。瞧这虚构的东西，我敲了敲书的封面，它就是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江河会说话，祖先会永垂不朽。我心里所想象的虚构，我说，是一个由创造、感知和回忆组成的开放性体系，它可能会与真正发生的事实产生摩擦——

“产生摩擦？”其间奶奶咳嗽了一声，接着使劲地把一个装着酿柿子椒的大锅端到灶台上。“你坐下，你饿了。”她说着把那本书摆放到一个花瓶上，犹如把一件博物馆展品摆在基座上。

接下来说到了赚钱的事。

酿柿子椒的味道让人像是回到了1984年冬天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奥林匹克运动会正在萨拉热窝如火如荼地举行。我踩着雪橇，装扮成一个冬季项目运动员的样子，犹如我们的斯洛文尼亚英雄，他们身着五彩缤纷、十分显眼的紧身运动衣，风驰电掣般地从山上滑下去。我赢得了每一场比赛，因为只有当我身后再也没有人可能超过我时，我才开始滑起来。

此时此刻，我一边等待着美味的柿子椒，一边望着山坡上库普家的房子，自从战争爆发，那里满目疮痍，空空如也。那时候，当我踩着雪橇来到奶奶家里时，她已经把柿子椒摆在餐桌上。我的手指冻得直发痒，奶奶紧紧握住我的手，要让它们暖和起来。就在这时，电视里*放播**出尤雷·弗兰科在大回转滑雪比赛中赢得了银牌的新闻。没有柿子椒，对这座城市回忆的插曲也就不复存在。

奶奶给我倒上水。喝水很重要，她1984年就说过，2009年又这样说，而且她始终坚信，人每天必须喝很多水。水杯还是同一个水杯，我打眼就看到了杯沿上那一道细小的裂纹。

“奶奶，这玩意儿也该换个新的吧。”

“你不是长着眼睛吗？你从另一边喝不就行了。”

我这样做了。她袖手旁观。观看我怎样坐着。观看我怎样问来问去。奶奶，你身体好吗？你一天到晚干什么呢？有人来看望你吗？这是些我打电话时也一再寒暄的话题。

片刻间，她满脸不高兴，不愿意说自己的事。只有当我询问起其他人，询问起邻居们，她才会娓娓道来：“打你上次来这里以后，没人过世或者发疯。拉达还活着，佐丽察还活着。纳达住在五楼上。他们只是变得有点不正常了。到了这把年纪，也就这样了。不过也好。好在他们还活着。他们疯疯癫癫的。可在我看来，这也不是什么坏事。”

就在这时，门铃响了。

“噢，我的安德烈！”奶奶一边大声喊，一边急忙走到门前。我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和奶奶像个小姑娘似的咯咯笑声，听到包装袋的沙沙声和奶奶说谢谢的声音。她回到屋里，直接收走了我的盘子。我还没吃完，但已经有几分饱了。

“这人是谁？”

“我的警察。”奶奶大声说，仿佛这样一说，一切便不言而喻。

我打算去洗碗，奶奶把我从厨房里赶出来，这事可不是男人干的。她以前就这样说过，指的是打扫卫生、收拾床铺、洗洗涮涮等事情。奶奶出身于一个男人剪羊毛、女人织马甲的家庭和时代。行为举止要时时自然得体，幻想必须永远埋在心里，语言要准确和粗犷。后来有了社会主义，开始讨论起妇女的作用。可女人讨论完回到家里，依然要去晾晒洗好的衣裳。

奶奶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姨奶奶扎戈尔卡不想再漫无尽头地等待新时代到来。她要去上学，要上天，要进入宇宙。她想成为宇航员。在患有软骨病的双胞胎兄弟托多尔和图多尔的帮助下，她先学会了抗拒，然后学会了阅读和算术。15岁时，也就是那次大战结束不久，她抛弃了童年时代生活的山区，仅仅牵着那只在山崖上陪伴着她、让她开心的山羊，踏上了前往苏联的旅程。在巴纳特(1)，她跟随一位匈牙利飞行员学习飞行。在潘诺尼亚平原一条机场滑行道上，他们度过了一个温和的夜晚。她没爱上他。她去了维也纳，长达三年之久的时间里在军营里给人家打扫厕所，并且在多瑙河河畔让一个在那里当兽医、面色苍白的苏联上士教她俄语。这人名叫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亚历山大会唱歌，也会弹吉他，虽然水平不怎么样，但他兴致盎然。在多瑙河畔，这个来自伏尔加河畔高尔基城的苏联人为我那来自鲁扎夫河畔的斯塔尼舍瓦茨山村的姨奶奶扎戈尔卡歌唱了一条条美丽的河流、一座座美丽的城市和一双双美丽的眼睛——一双双褐色的，或许也是蓝色的眼睛。反正如今要确切地说眼睛是什么颜色也无关紧要了。而姨奶奶想要从歌唱的苏联人那里得到的，与他想要从她那里得到的并不相同。她离开了维也纳，牵着那只山羊，带了一些盘缠以及一个苏联上士的证件，留着短发上路了。19岁生日时，她到达了莫斯科。她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战斗机飞行员训练。1959年，她被选拔进入苏联首个航天员预备组。但对她飞向太空的梦想来说，已经为时太晚了，美国人不久之后登上了月球，并在上面蹦来蹦去，而苏联人在任何地方都不会甘居第二。1962年2月一个温暖的星期一，她走进了瓦西里·帕夫洛维奇·米申(2)的办公室，并且说，她有一个想法和一只健康的老山羊。仅仅半年之后，姨奶奶扎戈尔卡的那只山羊，一只来自波斯尼亚东部山村斯塔尼舍瓦茨的山羊被发射送入月球轨道。它没有名字，也许在重返大气层时被烧光了。

扎戈尔卡死于2006年。到了生命尽头，她既不曾特别疲倦，也不曾特别悲伤。她耳朵不好使了，牙齿也掉光了。我奶奶护理着这个被她称为扎戈尔卡的可爱的姐姐，直到生命最后一息。当我正要再次坐到桌旁时，奶奶说：“你在这儿干什么呢？快过去，去洗碗！你到底在犯什么傻啊？”

洗碗池下方挂着一条洗碗布，几乎跟我年龄一般大。红白格子，在洗衣机里经历了无数次的旋转，已经变得软绵绵的，像麻花似的。我擦干一个盘子、一把叉子、一把刀子，还有那个有裂纹的玻璃杯。

奶奶换好衣服站在我身后。黑色的上衣，黑色的裤子，只有橡胶靴子是黄色的，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转眼间穿上礼服的女超人，只是奶奶的头发不长，也不是金色，而是卷发，雪青色。她穿着一身丧服。

“你要去哪儿？”

“我们乘车去奥斯克鲁沙。”

“我不是刚刚才到家吗？”

“回到家里，你有的是时间。但奥斯克鲁沙等不及了。”汽车喇叭响了一声。“司机也已经到了。”她把头巾系在下颌边上，在镜子里看了看，然后又摘下来。

“你听着，”她说，“你还从来没有去过山上那个地方，你应该感到愧疚。”我依然一动不动。“犹豫不决可从来不是什么好事。”

我不知道，这话是她从哪儿弄来的，但是听上去十分美妙。

“我们去待多久？”

“一旦你到了山上那个地方，你就永远不想离开了。”

过道里放着装满食品的袋子。这些准保是“她的警察”顺道送来的。现在我要背着它们。奶奶含笑注视着我。“欢迎回家，”她说，“我的小毛驴。”

如果说维舍格勒有过黑社会的话，那我奶奶就是头子了。小时候，我就知道有三个名声在外的小混混惧怕她，服服帖帖地为她办各种事。每当她去理发店让人家把她的头发染成雪青色时，绝大多数情况下，会有一个人突然站在理发店门前，嘴里磕着南瓜子。奶奶一理完发就走到街上，悄悄向他说些什么，这人立刻就带上某些使命急急忙忙地消失在巷子里。

奶奶从来没上过学。男孩子必须上学，却宁可在外面游来荡去，她说。女孩多么喜欢上学，都不得不待在家里。母亲教会了她缝衣服、织毛衣、干家务，姐姐扎戈尔卡教会了她读书和写字。

看样子，奶奶无所不是，无所不能。我也深信，她似乎能轻轻松松地经受生活的考验，无忧无虑地度过生命的衰老。然而，随着病情的发展，这一切都化为泡影了。她的病是从2016年春天开始的。奶奶挪动了一些东西，可想不起来它们去了哪儿。她寻思着选择一个恰当的词语，却忘记了要说什么。她不再记得怎样用遥控器，便把它拆个乱七八糟。只有人家领她去理发店，她才会去理发。她被一个销售代理忽悠，花200欧元买了一个破枕头。她从前曾胁迫他买了自己一个旧枕头。不然的话，他就会遭到一顿暴打。

2009年，她的身体状况还不错。2009年春天，奶奶还能毫不费力地下三层楼去院子里。蓝色的宇戈车(3)发动了，穿着牛仔裤和T恤衫的司机急忙上前把她扶进车里。他向我介绍说自己名叫斯特沃，并且一边向奶奶点头，一边补充说：“司机。”

通往奥斯克鲁沙的小道坚硬而不平坦，让宇戈车吃尽了苦头。小车费了好大劲儿才有惊无险地从一个个坑洼里爬出来。然而斯特沃很快就受不了了，我们也不忍心让他继续这样开下去。

我们打算步行继续前进。这时，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呼叫奶奶名字的声音，群山将回声友好而严肃地镌刻进春意盎然的天空里。

奶奶微笑着。

一开始看不到那个呼叫的人的身影，接着马路上方的树林里闪现出一个年轻人来。他纵身跃过斜坡，令人十分惊心，却如同山羊一样精准地落在地上。一个年轻人，他走得离我们越近，就变得越苍老。他的胡须里挂着冷杉针叶。

当他走到离我们几步远时，他又一次呼叫奶奶的名字。他摘下帽子——一顶塞尔维亚民间礼帽。他们面面相觑，久久都不说话，你甚至可以用情意绵绵来描绘此时此刻的情形。

他先是与斯特沃握握手，然后转向我，一边夸张地打着手势，一边大声呼喊着我的名字，一切都显得有点过分夸张：转身的声音太大，眼睛太显褐色，指甲缝里满是泥土。

“你就是克里斯蒂娜的孙子。我叫加夫里洛。我们是亲戚。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所有的事，可怎么说呢，我宁愿让你先亲眼看一看。”

让我亲眼看看是从公墓开始的。奶奶要去给公公婆婆上坟。加夫里洛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领着我们来到一片斜坡草地上，周围都是歪歪斜斜的树木。向西望去，视野一片开阔，连绵起伏的山丘上，零零星星地散落着一些房子和庄园。一座山高高地耸立云天，郁郁葱葱的树林几乎覆盖到山顶，峰顶呈现出赤裸的岩石，在阳光下闪耀着殷红的光芒。在奥斯克鲁沙，亡灵们可以眺望美丽的远景。

我们行走在一座座坟墓之间，头顶着正午的烈日，穿过高高的草丛。我一边尽力跟着加夫里洛的步子，一边斜望着山顶。这时，老人突然用手掌顶在我的胸膛上：“当心，你在胡思乱想什么呢！”

只见一条蛇横穿过面前小路。

“Poskok（蝰蛇）(4)。”加夫里洛嘘声说。

我向后退了一步，仿佛又回到了当年那惊心动魄的时刻，回到了多年前在维舍格勒同样炎热的一天。

Poskok意味着：一个孩子——我？——和鸡舍里的一条蛇。

Poskok意味着：阳光，它透过木板缝隙切开尘雾弥漫的空气。

Poskok：一块石头，父亲将它举过头顶，要打死一条蛇。

Poskok这个词语里包含着skok，也就是跃然而起的意思，而这个孩子想象着蛇的样子：它猛地跳到你的脖子上，给你的眼睛里注射毒液。

父亲说出了这个词语，而比起鸡舍里那条蛇来，我更害怕这个词语。

在奥斯克鲁沙的公墓里，我凝固在这个闻所未闻的词语里瞬间闪现出来的一幕幕图景前。对这个孩子来说，Poskok包含着一切会让人心有余悸的东西。毒液和要开杀戒的父亲。看样子，仿佛父亲与这个词语在这个孩子，也就是我的心里所引起的东西已合为一体。我害怕这个词语，担心这个动物，和父亲一样害怕。我站在他的斜后方，眼睁睁地看着二者，父亲和蛇。一种预感告诉我：父亲打不中。父亲打不中，这个词语会开始变成skok，张开大嘴。我，既毛骨悚然，又十分好奇：如果不是父亲战胜了蛇，而是蛇战胜了父亲，那会是怎样的情形呢？我感受到一排牙齿狠狠地咬住了父亲的脖子，Poskok。

父亲使劲儿地扔出那块石头。

而对这个翻译过来的词语——Hornotter(5)，我不感兴趣。

奥斯克鲁沙公墓里那条长鼻蛇盘绕在一棵果树的树冠里，要寻找一个更好的视角，以便窥视这群入侵者。一副绿莹莹的样子，一副镇定自若的神情。它安然地缠绕在树枝上，沐浴着阳光，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一个位于我祖宗坟墓上方的掩体。

在那里，美食和饮料在等待着我们，还有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她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一把大刀，正在把熏肉切成薄片，即使那条蛇就在距离她几米远的地方爬上了那棵歪树干，她也无动于衷。

加夫里洛从我的胸口上收起手，继续向前走去。奶奶和斯特沃越过我，要去和那女人打招呼。她们把带来的美食摆上去，饮料装在塑料袋里。墓穴盖板成了餐桌。肉和面包已经摆在上面。没人再去关注那条蛇。看样子，仿佛它不过是个幻觉而已，只是说说罢了。奶奶点上蜡烛。

我转过身。从一座墓碑到另一座，边走边念着名字。我念着斯坦尼西奇。念着一个又一个斯坦尼西奇。几乎每座墓碑上，每块木牌上都写着我的姓。他们从一张张小相片里注视着我，自豪或尴尬。我觉得，只有这样的神态：自豪和尴尬。

苔藓遮盖住了几个名字，时间让几个名字风化了。“没有一个人被遗忘。”加夫里洛后来在我太爷爷太奶奶墓前信誓旦旦地对我说。他指着那些看不清的名字说：“这个也是斯坦尼西奇，那个也是斯坦尼西奇。”他停了一会儿又说，“这个我记不清了。”

大个子女人过来和我打招呼，先是握握手，然后递给我一杯烧酒。“玛丽亚，”她说，“加夫里洛是我丈夫。你带水果了吗？”

这是玛丽亚：在树底下像树干一样高。一件绷得紧紧的灰色连衣裙宛若一个铁匠的围裙。她出身于一个山村，离这儿隔着几座山谷，我忘了那村子叫什么。在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去世那天，那个村子里有一位姑娘降生了，红头发，不同寻常，很美丽。据说，小姑娘两岁时就开始说拉丁语，也不同寻常，但首先不实用，也无益。人们教她学习草药知识。过了不久，姑娘每个星期二都会相当精确地预言未来。一些应验了，另一些失灵了。1994年，她在寻找欧蓍草——几天来，村子里有一个人一再抱怨流鼻血——的途中撞上了一颗地雷。

我把装着橙子和菠萝的袋子递给玛丽亚。她把水果摆在墓地上。

“他们应该喜欢吃吧？”我问道。

“不知道，”玛丽亚说着用手里的大刀削去菠萝皮，“我喜欢吃菠萝。你也想吃吗？”

玛丽亚如此高大，当我站在她身旁时，可以看到她下巴上的毛细血管。她手指灵巧，行动敏捷。瞧她怎样切开菠萝。瞧她怎样从坟墓上跳下来取东西，接着又跳上去。这时，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女击剑手来。

在我们上方，在那棵山梨树的树冠里，poskok窥视着，那条头上长角的蛇。今天是2017年9月25日。我坐在汉堡城铁里，在我身旁，有两个45岁左右的人谈论着《宠物小精灵》。她们的话语在暗暗地窥视着我，让我不知所措，也让我高兴，我必须在这些话语之中为这个故事寻找到真正的话语。

这个故事以回忆的消失和一个很快就会消亡的村庄开始。它在亡灵们的当下开始：在我太爷爷太奶奶墓地旁，我喝着烧酒，吃着菠萝。空气中弥漫着蚯蚓气味，弥漫着蒲公英乳汁气味，弥漫着牛粪气味，说什么就是什么吧。这里的房子是用石灰石和山毛榉建造的，它们散落在山峰和周围的树林之间，仿佛是从中雕刻出来的。或许很美丽。我问过加夫里洛美不美的问题，他是不是曾经认为奥斯克鲁沙十分美丽，养猪人加夫里洛，猎人加夫里洛。

除了说他妻子美丽之外，他向来都觉得美不美无所谓，他边说边吻了吻玛丽亚的肩膀。我相信他会补充一些更为实实在在的东西，说句有关长年累月辛勤劳作的话，说句有关土地的话，或者说句有关收成的话。然而，加夫里洛只是从一个可口可乐瓶子里给自己斟上酒，然后坐到墓地上。

奥斯克鲁沙是一个美妙的名字。说得不对。奥斯克鲁沙听起来很生硬，缺少亲切感。没有一个你可以把握得住的音节，无节奏，一种古怪的音素组合。没错，瞧瞧开头：奥斯克——这是什么意思呢？谁会这样说呢？——然后一下子跌落到莫名其妙的词尾：鲁沙。生硬，斯拉夫语特有的生硬，同巴尔干地区的词尾没什么两样。

我似乎可以保留这个词的原汁原味，也许人们会认为我就是一个来自巴尔干的人，生硬的斯拉夫语词尾？不言而喻，这些南斯拉夫人，彼此混战不断，行为举止恶劣。

然而，这种想象的图景压根儿就不会有任何意义。你应该怎样看待生硬的斯拉夫语词尾呢？斯拉夫文化不是什么绅士礼帽，不是什么你可以不容置疑地描述的东西，只要你明白什么是绅士，什么是礼帽就不言自明了。

可话说回来，或许有人看到这样的说法时，虽然对嘲讽地复制偏见和陈词滥调不感兴趣，但却明白奥斯克鲁沙意味着什么，奥斯克鲁沙是什么。奥斯克鲁沙是一种果树。一种非常受人欢迎的果树。确切地说，一种令人敬重、让农民十分信赖的山梨树。农民们如此申明，关键在于他们对其抱有敬畏感。奥斯克鲁沙是Sorbus Domestica(6)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名称。

山梨树是一种抵抗力强大的果树。果实完全成熟时，向阳一面红彤彤的，其余部分则呈黄色。果实向阳一面甜蜜可口，而背阴一面味道苦涩。寄生虫远离果实，因此不需要特别护理，也不必喷洒药物。相反，树干和树叶会遭受严重的虫害。

在波斯尼亚山区，在这个日益陷入悲哀的国度最东部有一个村庄，它不久将会不复存在。奥斯克鲁沙。80年代，这里生活着上百人。有一个弹奏塞尔维亚独弦琴。有一个组织多米诺骨牌比赛。还有一个雕刻蜡龙。人们穿着毛皮衣，玩着多米诺骨牌，在温暖的争执中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冬天。夏天里，人们像模像样地涂上防晒油。有一次，一个来自冰岛的背包旅行者迷路闯荡到这里，他很喜欢笑，并且在一次多米诺骨牌比赛中赢得了可敬的第四名。

在那一次次战争期间，这种与世隔绝的状况可能挽救了无数生命。除了自愿参加这场或那场战争而失去生命的男人外，奥斯克鲁沙始终安然无恙，毫发无损。凡是留在这里的人，全都死于别的原因。

在奥斯克鲁沙的公墓里，我与亡灵们分享着我的名字和面包。我们在祖先的世界里享用着熏肉。这时，加夫里洛开口说话了。

“这里，”他边说边给地上洒些酒，“是你太爷爷长眠的地方。你太奶奶一生只能偷偷地喝酒。”他在太奶奶那边也放上一只酒杯，然后目光移开，为的是让她继续偷偷地喝。我们相互碰杯祝酒。

奶奶在公公婆婆墓前不辞劳苦地忙碌着。她从黑色的墓穴板上刮掉鸟粪，拔除杂草，剪去灌木丛。她搬来两块石头，我不明白她有什么用意，只是搭把手，她要把石块放在这里那里。

如今，墓地周围的一切成了确确实实萦绕在奶奶心头的回忆。她自己让人修建了这墓地。“谁都不愿意关心这事，”她反复说道，“连一代又一代后人也置若罔闻；如果没有这些长眠在这里的人，这个世上哪会有他们呢？”

公墓里的酷热弥漫着咸咸的气味，四周回荡着蝉鸣的响声。加夫里洛寻求着我的目光。我朝他点点头，立刻又觉得在一个公墓里点头是不合时宜的。

“你看到那个地方了吗？”他边说边指向那里，“他们的房子就坐落在那里。”

“我太爷爷太奶奶的？”

“是的。”

“那儿吗？”

“不，在那边。”

“可以看到围着篱笆的地方吗？”

“不是的，是那边。那里什么也看不到。”

我笑出声来。加夫里洛并不觉得可笑。正是在这个时刻，加夫里洛问我，我从哪里来。

既然话说到这里，那就不妨说说来历吧，一如既往，我心想着。于是我开始说起来：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首先必须弄明白，这个我从哪里来指的是什么。指的是那个产房坐落其上的丘陵的地理位置吗？指的是最后分娩阵痛时刻那个国家的边界吗？父母的来历？基因、祖先、方言？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出身毕竟永远是一种身份建构！一种服饰，一旦它罩在你的身上，那你就得一辈子穿着它。这样的服饰是一种魔咒！或者，如果有点幸运的话，一种财富。出身并不归功于任何天赋，却能带来利益和特权。

我就这样说来说去，没完没了，加夫里洛也不打断我的话。他掰开面包，把边角递给我。然后他说：“从这里来的。你就是从这里来的。”

我嘴里咬着面包。等待着他说个究竟。从这里来？是什么从这里来？因为太爷爷太奶奶的缘故？

加夫里洛在袖子上擦了擦一根黄瓜。当他吃黄瓜的时候，他谈论的是黄瓜，谈论的是广为传播的转基因蔬菜。当我几乎失去了说话的头绪时，他抓住我的胳膊，仿佛要试一试我的肌肉力量，并大声说：“你是从这里来的。你就是从这里来的。你会看到的。你跟着我一起去看看好吗？”

“我有选择吗？”我至少打算逗逗乐吧。

“没有。”加夫里洛说。而奶奶则悄悄地说：“你可别不识好歹啊。”

我抬头望着那条蛇，几乎确信无疑：它立刻也会说些什么。它毕竟在这里土生土长，理解这里群山的语言，也许比我更明白这里发生了什么，甚或知道我应该对什么心存感激。

我们收拾好东西。斯特沃和玛丽亚把那些袋子拎走了。我尾随着奶奶和加夫里洛。两人把我领到一口井前，一口司空见惯的水井：四周围着石头，上面搭着木头斜顶，有曲柄、水桶和井绳。加夫里洛说：“这眼泉水是你太爷爷发现的，这口井是你太爷爷挖成的。你太爷爷去世前最后的愿望就是让他妻子，也就是你太奶奶从这井里弄一口水给他喝。她听了却说，你自个儿去弄吧。”

我应该喝这井水，可我一点儿都不渴，也害怕有细菌。但我不想让任何人失望，不想让太爷爷失望，也不想让加夫里洛和奶奶失望，于是我喝起来。果不其然，这是我喝过的最香甜的水。当我立刻要给我的水瓶灌满井水的时候，奶奶说：“你爷爷就出生在奥斯克鲁沙。他是喝着这口井里的水长大的。他在这里的树林里寻找过蘑菇，并且杀死了第一头熊。他当时还不满8岁。”

“你从哪里来，小伙子？”加夫里洛又问道。可我心想着：庸俗的归属感！我可不会因为这一点点水而变得软弱。

然而接下来，不管你心里怎样想，奶奶又继续说起来：“你太爷爷就出生在奥斯克鲁沙，”她说，“这一切都是他的地盘。在那边山上，你放眼望去，他在那里建了自己的房子。”

“去看看吧。”加夫里洛说。两人又开始行动了。“在我们这里，向下俯瞰山谷，向上仰望维亚拉茨山，哪儿还有比这更好的美景呢？”

可一到那里，眼前只有几块雕凿粗糙的石头，一座房子的残垣断壁或者什么。上面密密麻麻地布满蜘蛛网，看上去十分可怕。我竭力要从中想象出一幅建筑图像来。我穿过荨麻，攀爬到已经变成废墟的房子里，眼前尽是残破的家具。一个破裂的柜子，苟延残喘，延续着那什么都没有承载的生存。在一张仅剩下骨架的铁床上，一只蜥蜴无所畏惧地守候着。而透过一个曾经是窗户的洞口，一些树枝追随着我爷爷童年时的一个个梦想。可话说回来，天哪，这一切对我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我喝过了太爷爷井里的水，并且用德语来书写它。这水承载着那一座座高山的重负，承载着我永远都不必承载的重负。某些东西属于你，这话说起来很轻松，但却让你困惑不安。不。这水冰冰的，喝起来是纯粹的水的味道。我做出抉择：我。

“你从哪里来，小伙子？”

那么现在也可以说，就是从这里来的？奥斯克鲁沙。

(1)　Banat，东欧历史上的民族杂居地区。东自南喀尔巴阡山脉，西至蒂萨河，北邻穆列什河，南滨多瑙河。该地区现今分属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匈牙利。

(2)　苏联工程师，他领导了苏联载人登月计划但最终失败。

(3)　Yugo，南斯拉夫时代扎斯塔瓦汽车公司生产的一款微型小汽车。

(4)　Poskok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蝰蛇是一种有剧毒的蛇类，主要分布在欧洲南部和高加索地区的岩石沙地中。

(5)　Poskok的德语译文。

(6)　山梨树的拉丁学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