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的政治体制千差万别：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共和政体，美国实行的是资本主义的总统制共和政体，英国实行的是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政体，德国实行的是资本主义的议会共和政体......在有些国家最高领导人是明确的，然而在有些国家最高领导人这个概念其实是比较模糊的——既可以指地位最高，也可以指权力最大。这两者有时是统一的，有时则并非统一的。哪些国家地位最高的领导人并非权力最大呢？典型的例子就是英国、日本这样的君主立宪国。
我们不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英国女王和英国首相究竟谁是最高领导人呢？日本天皇和日本首相究竟谁是最高领导人呢？如果从英国和日本宪法规定的国家元首而言：英国女王和日本天皇是国家元首，然而作为君主立宪国的英国和日本的君主是虚位的，由议会选举中产生的多数派上台组织内阁，而国家的实际政务是由内阁负责的。如果从权力大小来看：英国的女王和日本的天皇都比不上首相，因为他们都不掌握实权。然而英国女王和日本天皇的地位威望却是首相所无法比拟的。
首相是要受一套政治运作机制制约的，如果首相违背了既定的制度程序就会遭受弹劾，人们可以自由表达自己对首相及其政府班底施政的不满。我们知道英国和日本的首相都曾出现过频繁更换的现象，然而王室却始终受到国民的崇拜。这种在国民精神意识领域的权威性是负责实际政务的首相及其政府班底成员所不具备的。所以在英国、日本最高领导人这个概念其实是模糊的：王室地位崇高却不掌握实权；政府内阁手握实权却并不享有崇高的威望。
尤其是在日本天皇长期以来被赋予了高度的神性：中国古代的皇权*制专**是通过制度实现的有形的*制专**，而日本的天皇*制专**是通过精神实现的无形的*制专**。中国皇帝自称天子，然而天子之上毕竟还有天，所以天子是可以被取代的。中国历朝历代的*反造**者都会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号，言下之意就是因为君主的倒行逆施已导致天命的更替，所以人民就有权*翻推**他。然而在日本天皇本身就是天、就是神，事实上在日本的神道教中天皇本身就是作为一个神的形象出现的。
根据日本人自己的创世神话：日本国是由天照大神的子孙神武天皇建立的。在1889年颁布的亚洲第一部宪法《大日本帝国宪法》第一条就写着：”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所谓的”万世一系“其实是值得怀疑的：在日本史籍中关于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生于何时、葬于何地根本没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实际上在于公元592年登基的推古女皇之前的33代天皇的事迹基本都等同于神话传说，也就是说直到公元592年之后日本历史才有了真正较为清晰明确的文字记载。
我们姑且不去讨论推古女皇之前的33代天皇究竟是否曾真实存在过，然而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自从日本有文字记载的确切历史以来日本皇室的确出自传承着同一血缘的同一个家族，而从公元592年至今这千余年时间里中国、朝鲜半岛、越南等国无不经历了多次改朝换代。日本皇室的历史也许并不像其所吹嘘的那么悠久，但日本皇室的确是全世界现存的王室中最古老的。日本皇室能如此长寿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反映出其对民众精神生活的强大影响。
尽管天皇被视为神，然而在日本历史上天皇真正掌握实权的时间并不长：在推古女皇的时代日本实际上还没进化到成熟的国家形态，而更像是由各部族组成的松散联盟。甚至有人怀疑当时根本就不存在”天皇“这个概念：推古女皇说得直白些就是部族联盟的首领，只不过后来随着日本的民族意识抬头之后才创造出“天皇”这一称谓。这时的日本实际上处于由氏族部落文明向较为成熟的国家形态过渡转型的时期。在这一过程中以苏我氏为首的各部落氏族首领拥有极大的权力。
公元646年的大化改新是日本天皇为建立像中国唐朝一样的中央集权制帝国所做的一次努力。大化改新后日本效仿大唐培养了一个职业官僚阶层以代替以前的各氏族首领，建立起三省六部的中央集权制度。然而日本毕竟不是唐帝国：大化改新时日本的氏族贵族势力仍相当强大，以致于他们与生俱来的骄傲与光荣即使在皇权面前也能光芒四射。如果将国家比喻为一家公司的话：那么日本的贵族阶层就是这个国家的集体股东，天皇只是世袭的贵族领袖，远未达到中国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程度。
大化改新后的日本一度从中国引入科举制，试图以此打破森严的阶级壁垒：通过引入在朝中没任何根基背景的庶民百姓人家的子弟实现制衡世家贵族的目的，从而起到强化中央集权的效果。然而日本的科举制在贵族势力的反扑下于公元1177年后彻底废弃。大化改新后的日本也从大唐王朝学习到了班田制和租庸调制，但只有庸和调收归中央，而租却留于地方，这就意味着相当程度上保留了地方世家豪门的权力。日本由此形成了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
中国古代尽管也存在门第高低之说，然而也一直存在英雄不问出处的说法。尤其是科举制的存在为寒门子弟提供了一条上升渠道。尽管这条渠道相当窄，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种事在古代中国还是有可能发生的。相比之下古代日本社会的等级森严远超中国：基本上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来就打洞，任何人都不能逾越自己的身份地位。纵观漫长的日本古代史中像丰臣秀吉这种由底层跃升高位的例子几乎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来。
日本这种森严的身份等级制度实际上对中央集权构成了一定挑战。如果是在日本贵族阶层是这个国家的集体股东，而天皇只是世袭的贵族领袖；相比之下中国皇帝则是国家的唯一股东，事实上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帝国以来中国的贵族阶层就处于日渐消亡的状态。尽管在古代中国也存在门第高低之分，但这只是一种世俗观念，真正能对国家政治产生影响的贵族阶层在中国是不存在的，帝国所有子民都是皇帝的私有财产。皇权可以让人生，让人死。
在古代中国皇权可以让混迹街头的韦小宝一夜间飞黄腾达，也可以让一个偌大的钟鸣鼎食之家顷刻间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然而在身份等级制度森严的日本世家贵族的权力不可避免会对皇权构成一定挑战：公元10世纪外戚藤原家族建立起了自己的摄关政治体制。所谓摄关政治就是由藤原家世代担任摄政实际把控朝政。这类似于中国历史上的外戚干政，所不同的是：中国历史上的外戚干政要么最终导致像杨坚这种势力强大的外戚篡夺江山，要么就是最终羽翼渐丰的皇帝设法清除掉外戚势力，然而在日本藤原家族使摄关政治得以制度化。
当然天皇是不甘于将自己的权力拱手相让的，于是皇室想到了利用当时势力日渐壮大的佛教：天皇往往选择在壮年时退位出家，担任法皇，然后亲自辅佐幼主，以免藤原家架空小天皇。于是这一时期形成了皇室和佛教结盟对抗外戚的格局，可就像当初藤原家辅佐皇室*倒打**了旧贵族之后摇身一变成为新贵族一样，佛教势力在法皇的庇护下得以迅速壮大起来。公元794年恒武天皇为摆脱佛教势力对自己的控制将都城从遍布佛教势力的奈良迁到平安京（后来的京都）。
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导致藤原家的势力死灰复燃。当皇室、外戚、佛教三路神仙打架之际地方上因为不断地土地兼并而涌现出大量私人庄园，庄园主往往会雇佣打手看家护院，这就是后世的日本武士的雏形。天皇和藤原家在相互角力的过程中不断借用武士的力量，这就给武士阶层的崛起提供了机会：当时实力最强的两家武士集团分别是平家和源氏，经过长期的撕逼大战后源氏家族的源濑朝于1185年正式创建镰仓幕府，从此开启了武士掌权的幕府时代，天皇彻底成为了摆设。
由于天皇远离政治中心，反倒使其躲过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之后日本的各路野心家们不断撕逼，但无论谁上位都只是取代前一届幕府掌握国家实权，谁也没打算废掉有名无实的天皇。在长达七百余年的幕府时代期间武士阶级建立的幕府政权实际执掌着日本的军政大权，任何力量若要挑战幕府的权威，哪怕是天皇也被认为是叛逆不道，以致于在日语中出现了“天皇御谋叛”一词。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该看到：在武士阶级的内心深处虽藐视皇室的军事实力，但对其残留在人们心中的威望始终有所忌惮。
日本的身份等级制度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尽管它削弱了皇权的存在感，事实上即使在号称天皇具有实权的年代也是会受到周边贵族势力的种种牵绊，但另一方面它也使处于严格的等级制度下金字塔最顶端的皇权充满了浪漫与神秘的色彩。中国皇帝选择了追求不受制约的无限权力，于是就必须削弱贵族的力量，消解等级秩序，实现“在皇权面前人人生而平等地为奴”。这样做的结果却使皇权直接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而日本古代的天皇更像是一个传说中神一般的存在。
由于不和民众发生直接接触，因此也难以和民众产生直接矛盾，而在日本严酷的等级制度下皇室和掌握实权的幕府基本都能守住自己的本分：皇室不会逾越血统与门阀的限制而肆无忌惮扩张自己的权力，而幕府也不敢逾越血统取皇室而代之。皇室在精神上所具有的不可侵犯性在七百余年的幕府时代其实一直存在：尽管新兴的武士政权可以架空皇室，但却没任何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废黜皇室。这种状态一直维持到19世纪日本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为止。
1867年10月日本最后一届幕府政权德川幕府在倒幕势力的威逼下将大政奉还明治天皇。明治天皇掌权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史称明治维新。其中涉及天皇制本身的就是实行君主立宪政体，所以严格意义上而言：明治天皇虽然不像他的祖辈一样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傀儡，但也不是一个能完全大权独揽的*制专**君主。表面上明治宪法试图打造一个类似英国的君主立宪国家，而在这样的国家体系中天皇应该居于统而不治的地位。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明治宪法其实给天皇保留了很大的权力。
明治宪法第一条就明文确定：大日本帝国皇室万世一系，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子孙，君主大权神圣不可侵犯。尽管从理论上而言：作为立宪君主的日本近代天皇本来是不能直接干预政事的，然而实际上天皇的权力一旦实行起来却具有扭转乾坤的力量。事实上明治天皇、昭和天皇都曾利用军部的力量颠覆内阁，随着军国主义势力的日益膨胀就使天皇的权力和权威得到进一步扩张。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一度想要严惩包括日本天皇在内的所有战争罪犯以报当年在菲律宾的一箭之仇。
麦克阿瑟曾发誓：“不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我死不瞑目！”这一观点也得到了中国、苏联、澳大利亚等反法西斯同盟国的支持，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使他迅速改变了观点：他看到本来高喊着一亿玉碎的口号准备负隅顽抗到底的日军在天皇的命令下迅速解除了武装，他本以为自己的士兵会遭到各种暗算和袭击，结果却是日军士兵列队欢迎他们的到来，这一刻他敏锐地意识到天皇是美国实现对日占领的绝佳工具并发出了“天皇是胜过20个机械化师团的力量”。
1945年9月27日麦克阿瑟在美国大使馆迎接了前来拜访的日本天皇裕仁，关于他们的谈话内容迄今为止无人知晓。此后一直到1946年1月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收到的1488封信件中有337封与天皇有关，其中大多数要求保留天皇制，甚至有人公开发出威胁：“你们敢动陛下一根指头我就要刺杀麦克阿瑟”。1946年元旦天皇裕仁在美国占领当局的压力下发布《人格宣言》：首次向全国民众申明自己只是一介凡人而非神明，天皇的“现人神”地位自此开始打破。
1946年2月在麦克阿瑟的策划安排下日本天皇裕仁开始巡视全国，实际上麦克阿瑟是想借机了解天皇在日本国民心中的地位以确定天皇对美国的占领政策所能起到的作用，这将直接决定美国对天皇制存废以及是否审判裕仁的态度。尽管裕仁早已在美国方面的主导下否定了自己现人神地位，人们从他与麦克阿瑟的合照上清晰地看到他只是一个其貌不扬、身材矮小之人，根本与传说中英明神武的形象不沾边，可在长期的精神*脑洗**作用下人们还是自发出来欢迎裕仁。
很多人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目睹天皇的真容。这对民众和天皇都是一次互相适应的过程。民众发自按他们的天皇个子矮矮的，有时身体显得不大协调。之前从未有过这种经历的天皇因为紧张而频频向民众挥动礼帽，嘴里始终重复着一个词：“啊，原来如此”。这和战前军国主义宣传中那个英明伟岸的天皇形象判若两人，但裕仁所到之处却受到了民众的欢迎，因为他们觉得这很真实。就在组织这次天皇出巡的同时美国占领当局还授意日本媒体进行了一次关于天皇制存废的舆论测试。
这次测试的结果显示有91%的受访者支持保留天皇制。日本国民的这一态度促使麦克阿瑟下决心庇护裕仁，事实上正是在麦克阿瑟的庇护下以日本天皇为首的权力阶层中有相当部分得以逃脱战争罪行的审判。美国庇护日本天皇制绝不是因为对日本的天皇制或裕仁天皇本人有什么好感，而是完全处于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这时美苏之间的冷战格局正日益清晰起来，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国试图将日本打造成为自己在亚太地区遏制战略对手的基地，而天皇则被视为用来推行战后对日占领政策的利用工具。
既然战后的天皇是美国推行占领政策的工具，那么美国自然会按自己的意图对日本的天皇制进行改造：1946年2月10日驻日盟军司令部根据麦克阿瑟提出的三条原则制订了宪法草案，最终这份草案在经过少许修改与翻译调整后于当年11月3日获得通过。1947年5月3日新的《日本国宪法》正式颁布以取代之前的《明治宪法》。新宪法针对天皇的定位在第一条中就指明：日本天皇为日本国与日本国民团结的“象征”。所谓象征更多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含义：战后的新宪法强调日本的主权在于全体国民。
这实际上意味着国民在物质层面并不需要一个天皇作为凌驾于其之上的统治者，天皇更多只是日本国在精神层面的自我意识象征。尽管宪法第2条保留了日本天皇的世袭权，但随后又在第3条规定：“天皇的国事行为必须经内阁批准，由内阁负责”；与此同时日本宪法第4条规定：“天皇只能根据本宪法行使国事相关行为，无权参与国政”。在日本战后宪法的体系下天皇已不再具有任何政治实权，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归于议会选举产生的内阁总理大臣（首相）。
由于内阁总理大臣是由国会选举产生的，而国会又由国民选举产生，至此日本的政治形态已过渡为英国式的代议制形态。战后日本的最高立法权归于国会，而行政权归于首相，司法权归于最高法院。自卫队指挥权归于首相，天皇不能再像战前一样利用*队军**势力倒阁了。日本战后宪法第88条规定：“全部皇室财产属于国家，全部皇室费用必须计上预算并经国会决议”。英国王室的白金汉宫、温莎城堡都是英国王室的家族产业，沙特等海湾土豪国家的王室更是拥有大量私人财富。
然而日本皇室严格意义上是没任何私人财产的——就连皇居、皇陵的所有权也不属于皇室。这样做是为了避免皇室通过资金运作勾结政府官员介入政治，也就是说在经过战后改革之后日本天皇不仅失去了军权、财权等主要大权，甚至连皇室的私人产业也已全部收归国有。严格意义上日本皇室生活中用到的一砖一瓦一针一线都属于国家财产，皇室只有使用权而不具备所有权。这么做是为防止皇室运用金钱干预政治。至此皇室不仅再不能参政议政。
日本皇室成员甚至连普通日本公民所享有的政治权利乃至人身权利都不一定享有：选举权、被选举权、过继养子、婚姻自由、信教自由等权利都是皇族成员一律不享有的。如果有皇室成员觉得这样无法接受，那么可以经皇室会议决议而脱离皇族身份。既然皇室是由全体日本国民供养的，那么皇族人数就不能太多，否则就会加重纳税人的负担。1947年10月13日皇室会议通过决议：除昭和天皇和秩父宫、高松宫、三笠宫三位亲王的直系亲属之外其他11宫家51名成员全部脱离皇族而归为平民。
只要生为皇族就不能享有普通公民所拥有的自由——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战后的日本皇室就像是被全体国民豢养的金丝雀。1947年昭和天皇的长女成子公主在脱离皇族时竟声称：“尽管战后的社会物资短缺、生活艰苦，但能第一次像普通人一样生活，感受到普通人的喜悦，这仍令我倍感难得”。战后的日本皇室没政治实权，却有一大堆繁文缛节，生活于其中的人的确有如笼中的金丝雀。在传统的身份等级制度影响下战后的日本皇室在婚姻问题上仍强调出身门第，所以婚姻自由对皇族成员是不适用的。
直到1958年皇太子明仁（日后的明仁天皇）带着自己选中的女朋友回家引发了皇室内部的轩然大波：明仁皇太子的女友是日本大企业日清制粉集团第二代掌门人正田英三郎的女儿正田美智子。正田家作为由底层一步步打拼起来的企业家显然不符合日本皇室对贵族阶层的定义。明仁皇太子的母亲和几位婶婶都反对这门婚事。如果是在二战前天皇和皇后完全可以包办皇太子的婚事，然而这在战后可就行不通了：二战后日本皇室的婚姻不再由天皇夫妇包办，而是由皇室会议决定。
决定皇室婚姻的皇室会议中皇族成员只有两席，其余席位为首相、参众两院正副议长、宫内厅长官、最高法院院长等政治家。这些处理实际政务的政治家们认为日本皇室讲究出身门第的婚姻观已然过时，与平民阶层的自由自主通婚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在这些政治家的坚持下正田美智子成为了日本皇室第一位出身平民阶层的皇后。皇室婚姻观的变化只是战后日本皇室诸多变化之一，事实上日本皇室在失去政治实权后日常工作和生活都发生了诸多变化。
尽管1947年的《日本国宪法》将天皇定义为日本的国家象征，从而剥夺了天皇一切实质性的权力，但天皇仍作为日本国民生活中的精神支柱存在。正如一开始所说的：天皇在失去政治实权后仍享有崇高的威望，而天皇在精神层面所发挥的这种作用是掌握政治实权的首相所无法取代的。在日本首相是可以被批评乃至被弹劾的，然而却基本上没人会指责皇室。与此同时天皇这个职位也并不是一个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职位，事实上天皇同样是需要工作的。
由于二战后日本的政治实权掌握在以首相为核心的政府内阁手中，因此天皇是否工作、怎么工作其实是没自主权的，同样天皇也没有休息的自主权。事实上日本天皇每天都有固定的工作要做，他们也和普通的上班族一样需要在早上到办公室里办公，不同的是天皇是有专车接送的，当然其办公环境也不是普通人能比的。《日本国宪法》第7条规定：天皇在内阁授权的前提下可以进行十项国事行为。这十项条例每一项都给天皇带来了诸多工作。
这十项国事行为是：（1）公布修宪、法律、政令及条约；（2）召集国会；（3）解散众议院；（4）公示国会议会总选举之实行；（5）对国务大臣和法律所定其他官吏的任免与给予全权委任，对大使和公使的派遣状进行认证；（6）对大赦、特赦、减刑、免除执刑及复权进行认证；（7）授予荣誉；（8）对批准书及法律规定其他外交文书进行认证；（9）召见外国大使及公使；（10）执行各项仪式。由此带来的最为常态化的工作当属批阅文件。
每天上午九点就有御车接天皇到“菊之间“办公，而主要的日常工作就是阅览各种文件。内阁每通过一项决议都会送达天皇批阅，而天皇必须全部仔细阅读后在上面签字或加盖玉玺。2017年全年需要天皇签字盖章的文件达到了960份。英国人曾戏言“上下两院如果把女王的死刑判决书送到她手中，那么她也只有签字权”。其实日本天皇也与之类似：他无权对任何一份提案发表任何意见，只需充当一个人形签字机即可。同时作为日本国的象征而存在的天皇自然也需要代表国家出席各种社交礼仪应酬。
天皇出席礼仪活动主要分为两类：其一是作为国家的象征与国民互动；其二是作为国家的象征出席礼仪性质的外交活动。在我们很多人的传统印象中帝王宫苑是不可随意接近的，然而日本天皇居住的东京皇居却是对外开放的，也就是说普通日本公民是可以近距离接触皇宫的。日本政府也经常在皇居附近搞一些诸如拜谒天皇、茶会、午餐会、晚餐会之类的仪式活动，天皇不仅需要出席这些仪式活动，而且大多数时候是需要充当活动主持人的。
活动中国会议员、内阁成员以及各种勋章荣誉获得者均会前来谒见天皇，于是各种接待应酬就成为了天皇一项重要工作。当然天皇也不是坐在皇居等着客人前来谒见，其实天皇也需要是不是走出宫去与国民互动：仅在东京一地天皇需要出席的活动就有每年1月2日的一般参贺、8月15日的全国战殁者追悼式以及日本学士院、日本艺术院、日本国际奖、国际生物学奖的颁奖典礼。在东京之外天皇也需要经常走访地方的各类比赛，视察全国各地的工厂、文化与福利设施。
去年刚退位的明仁天皇在任30年间光是福利设施就去过500多家，相当于平均每月至少去一家。如果碰上天灾，那么天皇就需要前往灾区安抚民心：2011年日本发生特大海啸地震后的3月底到5月中旬期间天皇一直在灾区安抚灾民。这是和国民的互动，天皇还有一项重要职责是代表国家接见外国使节：每当某个建交国向日本派驻新任大使或是旧的大使即将离任之时日本政府都会为他安排乘坐明治时代的传统马车从东京站一路前往皇居觐见天皇。
同样日本向外国货国际组织派驻的外交官在上任、离任时也会获得天皇的接见。2017年日本天皇一共接待了62个建交国家的大使，接见了日本派驻73个国家、4个国际组织的大使。除了接见大使之外天皇也需要代表国家出访国外：明仁天皇在任的30年间与皇后一起先后出访过28个国家，基本上每年都需要出国访问一次。当然天皇需要接见的也不只是外交官，事实上每次内阁换届之后新首相都会率领内阁成员拜见天皇，而天皇则勉励各位内阁大臣：“肩负重责，辛苦你了”。
这些便是天皇的日常工作内容。这还不包括每年例行的18次宫中祭祀，不包括接待来访的外国领导人，不包括各种临时安排的杂七杂八的事务，不过相比之下他还肩负着一项重要使命就是传承世界上最古老皇室的香火，皇室成员的恋爱和婚姻因此也成为了举国瞩目的国家大事。明仁和美智子的婚姻首开日本皇室与平*联民**姻的先例。当1993年现在的德仁天皇（时为太子）与小和田雅子举行婚礼时日本皇室早已不再重视婚配对象的出身门第。
尽管如此日本皇室的婚姻观仍是偏于保守的：2018年英国哈里王子与有过离婚经历的混血明星梅根结婚时史无前例地允许梅根王妃在婚礼上发表演讲。当雅子妃加入日本皇室时日本的女权主义者曾为之欢呼：“一名职业妇女将成为皇后。”然而婚后的雅子放弃了外交官的职业，在此后长达8年的时间里她几乎从不在公共场合发表任何讲话。即使偶尔开口也是完全按皇室礼宾官员起草的讲稿照本宣科。日本皇室女性无论多么出色，在婚后都只能走在丈夫身后。
日本皇室女性最大的职责其实说白了就是生儿育女（最好是生儿）。具体到当今德仁天皇的后宫生活而言也许最大的问题是继承人问题：迄今为止日本的《皇室典范》只允许男性皇族成员继承皇位，至于女性皇族成员一旦结婚就脱离皇族身份。正是这样的制度为皇室继承问题制造了不小的麻烦：截至2005年日本皇室已有近40年没诞生过男性成员，以致于当时的小泉内阁一度起草过关于承认“女性天皇”与“女性宫家”的报告书。然而第二年德仁太子的弟弟文仁亲王的儿子悠仁就诞生了。
作为现任天皇的德仁只有一个独生女，这意味着未来的日本皇位很有可能会由德仁天皇的侄子悠仁亲王继承，而日本皇位已有太长的时间在父子之间代代传承。无论是由德仁天皇的独生女继位或是由侄子悠仁亲王继位所带来的后果要么就是诞生一位女性天皇，要么就是皇位由旁系继承，无论如何都将会改变现有的天皇传承模式。看来日本皇室继婚姻观出现变化后在传承方式上也极有可能发生变化，即使是这个全世界最古老的皇室也必须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而调整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