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同（1018-1079），字与可，梓州永泰（今四川绵阳市盐亭县）人。北宋著名画家与诗人。皇佑元年（1049）春，文同登进士第五，他怀着“平生所怀抱，应共帝王论”的远大志向，开始长达30年的仕途生涯。曾在朝廷“迁太常博士，再迁尚书祠部员外郎，赐五品服”，但更多的时间，是在地方担任知州或知府。熙宁六年（1073），农历三月十八，文同任兴元府（今汉中）知府；熙宁八年（1075），农历十月十八，就任洋州（今洋县、西乡等地）知州；熙宁十年（1077）十月“解洋州任，冬赴京师”。元丰二年（1079），正月二十一，赶往湖州担任知州的文同，病逝于赴任途中的陈州宛丘驿，享年61岁。 作为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艺术家，文同的绘画、诗、文与书法都有较高的造诣。其诗歌收入《四库全书·丹渊集》中，有800余首。 文同在今汉中地域内到底任职几年？迄今汉中或国内的一些研究者说法不一。有的说，文同在汉中“仕宦六年之久”；有的认为是“五年”。笔者查阅史料，进行甄辨，认为，文同知兴元府和洋州大致四年的时间。熙宁六年（1073）三月，文同由陵州知州转任兴元府知府并正式就任。熙宁七年（1074）夏，赵抃举荐文同任成都府知府，但朝廷未采纳，文同曾作答谢函《谢赵龙图举自代启》。熙宁八年（1075），文同任兴元府知府的任期满，“归永泰度夏”（至少数月未在汉中）。是年农历十月，就任洋州知州。熙宁十年（1077）秋，知洋州的任期满，“解洋州任，冬赴京师”。熙宁十年（1077）冬，赴京师汴梁（今开封），路过兴州（今略阳），曾应邀赋诗。
知兴元府和洋州期间，正值文同的人生晚期。在此期间，他的行事风格如何？文同年青时，曾胸怀大志，“平生所怀抱，应共帝王论”就是他真实心声的写照。熙宁三年（1070）三月，他因议事而被夺去尚书祠部员外郎之职，官由五品降至六品，对他的精神和意志应当说不无打击。之后，面对新旧两*党**之争，他采取的多是“默无所言”，屡次请求到地方上任职，并以此中庸而务实的行为，去实现自己“上坚报国之心，下固立身之节”的人生目标。在去担任湖州知州的“赴任”途中病逝，按当下的说法是“因公殉职”。这也成为他为政生涯的句号和所创造的极致。 文同由于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在知兴元府和洋州期间，大力倡导教育、惩治盗贼剽窃、上奏朝廷革除榷茶之弊等行动，证明他是一个爱民务实而又企求有所作为的官员。他做这些，其主要的动机是要得到朝廷的认可。他在《兴元府谢上任表》中表达过这一理念，即“行陛下考古之政，不敢立异，自缴虚名”。有学者认为，文同在汉中，“进一步促进了这两座名城（指兴元府城和洋州州城）的发展繁荣”，有“弘扬地域文化、传承人文精神的重要举措”，“为汉中儒、佛、道和谐发展和佛寺、道观建设贡献了力量”等等，我认为这些评语言过其实。 文同深受道家、佛家思想的影响。苏辙言他“晚岁好道，耽悦至理”。苏轼也说他“晚节先生道转孤，岁寒惟有竹相娱”。这些评论，说明文同在晚年，在知兴元府和洋州期间，积极作为的精神有所懈怠，而热衷和醉心于诗、文、书、画等的写作。这一方面使他在文学艺术的追求上达到了新的高度，但另一方面也使他的所谓的“颇有政绩”不得不大打折扣。
文同对老子和庄周情有独钟。“郡斋有客唯庄叟，常与高谈内外篇”，就是他钟爱庄周的内心独白。在人生追求上，陶渊明对文同的影响也很大。在《读渊明集》中，文同曰“窗下好风无俗客，案头遗集有先生”。文同还酷爱竹子，他对竹以君相称，将自己的居所命名为“墨君堂”，甚至说“竹如我，我如竹”，这表明了他内心对高洁虚静境界的向往。在知兴元府和洋州期间，他去过多处的道教活动场地，写有《宿斗山奉真宫》；也到过几处佛教古刹，写有《中梁山寺》四绝、《慈济院双楠》等。游览可陶冶其身心，使其看淡功名，但文同似乎沉溺于其中。这，也消解着他的追求功名之心和积极进取之志。 文同知兴元府和知洋州一样，都采取的是“自请自荐”。当时的兴元府“川陆宽平，鱼稻丰美”，“邑屋富盛，人民繁庶”，所以，他“以臣陈乞”，而“蒙圣慈”，“特除授臣知兴元府”。之后他就近知洋州，也是他请求“连并差遣臣知洋州一次”。尽管洋州比之于兴元府，经济等条件略差一些，但这里“疆界甚远，而民人淳朴；牒诉不繁，而狱讼希少”。 他“自请”知洋州“实以家贫累重，食口稍众，分减寄寓，颇难区处”为由。北宋时，到地方上担任实职，俸禄等待遇更优厚。据《宋史》载，像文同这样的知府一级的官员，享有很丰厚的月俸，还享有职田、月俸粟、餐钱等待遇。而且朝廷规定，担任地方实职的“俸给宜优”[。尽管文同在兴元府任期结束时写诗，流露出“还如裴昭明，罢郡归无宅”的情绪，但他最终还是很高兴地去“知洋州”了。文同“屡求外郡”有此原因。 从文同性格特点看，他“方口秀眉”，“操韵高洁”，“襟韵洒落”，自号笑笑先生，亦自称“静安先生”、“丹渊客”。他出身在几代“儒服不仕”家庭，是个读书人，如果在朝廷干事，须八面玲珑,又要“摧眉折腰”。而文同比较忠厚，且正直，虽睿智,但不圆滑，加之出身于“儒服不仕”家庭且缺少历练，在朝廷任职是不太适应的。他“屡求外郡”自然有这个原因。何况在朝廷,他曾受过“官降一品”的处分，他不会不记忆犹新。
如前所述，文同性格里有忠厚正直的一面。他从政秉持“忠义大者，死生以之”的原则，对皇帝和朝廷的规定，“或有可请，不敢自默”。对新法的施行有看法，但多采取的是“默无所言”，而不像苏轼，遇事多喜形于色。苏辙被排挤出朝廷，调往陈州时，文同曾寄诗，曰“君子道远不计程，死而后已方成名。千君一羽不须校，女子小人知重轻。”可谓以情相慰。这反映出文同性格里的宽厚与大度。 他还有超凡脱俗、旷达的一面。知兴元府任期满，回四川老家前，他曾作诗曰：“本是锄犁人,强为簪组客”，“还如裴昭明，罢郡归无宅”。表现出对官宦生活的厌倦，极欲归隐去过田园生活。但是，由于主导他的是儒家思想，他继续“自荐”而如愿以偿地转知洋州了。 不难看出，文同知兴元府和洋州是“自请自荐”的结果，在知兴元府和洋州期间所谓的“政绩”是在“不敢立异，自缴虚名”的原则下完成的。还应提及的是，对《文公墓志铭》这一类文字，研究者要多从文同“因公殉职”这个原因上去拿捏，剔除其“溢美”的和有水分的评判。人生晚期的文同，对功名利禄采取的是比较超脱的态度。“收卷势利心，欲与汗漫游”，“浅酒小诗聊自乐”，“放意利名外，游心天地间”，才是他真实思想和行为的写照。 文同的文学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绘画和诗歌上。他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位巨匠，开创了“墨竹画派”和“文人画”的先例，其“成竹在胸”成为源于汉中至今鲜活地存留在现代汉语中的典故。但苏轼的评价诸如“艺学之多，蔚如秋贲”，“使我羞叹，笔砚为焚”等，皆属言过其实之词，不足为信。 《丹渊集》收入其诗、赋、文等作品。其诗歌成就高于文、赋，已有公论。文同的诗歌，将诗与画比较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清新典雅、形象传神的诗风。但他的诗歌的瑕疵是：
模仿痕迹重。文同的《和提刑子功喜雨》：“时雨已可喜，况当春发生。入地如流膏，浸灌万物萌。”出自杜甫的《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文同《苍溪山寺》“寥寥百里内，山水尽奇观”，出自杜甫的“一川何绮丽，尽日穷壮观。”文同的“宛转示明戒,欲使风俗淳”，出自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类模仿之作比较多。 政治观点错误。如《张骞冢祠》“中梁山麓汉水滨，路侧有墓高嶙峋。丛祠蓊蔚蔽野雾，榜曰博望侯之神。当年宝币走绝域，此日鸡豚邀小民。君不见武帝甘心事远略，靡坏财力由斯人”。此诗，反映出文同狭隘的政治观点。也多少能看出，文同对政治性问题的考究，其思考和站位的高度还比较低。 直白且议论过多。如《崔觐诗》：“崔觐者高士，梁州城固人。读书不求官，但与耕稼亲。夫妇既已老，左右无子孙。一日召奴婢，尽以田宅均。俾之各为业，不用来相闻。遂去隐南山，杂迹麋鹿群。约曰或过汝，所给我为陈。有时携其妻，来至诸人门。乃与具酒食，啸咏相欢欣。山南郑余庆，辟之为参军。见趣使就职，漫不知吏文。已复许谢事，但谓长者云。补阙王直方，本觐之比邻。文宗时上书，召见蒙咨询。荐觐有高行，用可追至淳。诏授起居郎，褒斜走蒲轮。辞疾不肯至，高风概秋旻。我昨过其县，徘徊想芳尘。访问诸故老，寂无祠与坟。斯人久不竞，薄夫何由敦。此县汉唐时，诸公扬清芬。刻诗子坚庙，来者期不泯。”这里他写了唐代城固的一个人，隐居不仕，淡泊名利，其诗歌写的冗长，议论过多，语言直白，艺术价值较低。 其诗大多数是清幽的小景致，极少有描写名山大川之作，故呈现出的意境较为狭小。他的《兴元府园亭杂咏》，共14首，依次描写了园内的亭台楼阁，诸如甚美堂、武陵轩、绿景亭、激湍亭、凝云榭、照筠坛、桂石堂、四照亭、垂萝径、盘云坞、北轩、棋轩、山堂、静庵；府院内有一些奇石，他也作诗赞美。他还有多首描写洋州景观的诗作，如《守居园池杂诗三十首》，其在洋州的诗作还得到苏轼、苏辙兄弟的唱和。文同还游览了汉中的许多地方，皆写有诗，如《北城楼上》、《李太尉》、《寄褒城宰》、《拙诗六韵奉寄兴洲分判诚之蒲兄》、《骆谷》、《夜发散关》等。这些诗，皆呈现的是较为狭小的意境。
作者简介：沙建国，笔名华阳等，1961年6月生。1978年9月至1982年7月上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82年7月参加工作，历任中专学校语文教师，新闻编辑记者，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乡镇书记兼人大主席，县档案局、文体局、旅游局领导，市档案局科长、副局长、*党**支部书记等职。业余有60余万字散文、诗歌、小小说、剧本、文史作品等散见于中省市各类报刊，获作品奖26项。编著、编辑、撰文或主审而出版专著12部，200余万字。其中《汉中赋》以及一批县镇村赋广受推崇，并被各大网站、《陕西日报》《汉中日报》《西部大开发》等报刊发表或转载；2009年2月获省委省政府一等功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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