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有人去天津采访“快嘴”李伯祥，问他，1949年到1966年那段时间您在哪里？李伯祥回答说，在安徽，在合肥市曲艺团做相声演员。采访者又问，您怎么去了安徽呢？李伯祥说，种种原因吧，不能多说。
李伯祥与苗阜
李伯祥不肯多说，引起萧陶的好奇：他究竟是什么时候去安徽的，为何要去安徽，在安徽呆了多少年？萧陶本想跟李伯祥的次子李松涛求证，但联系未果。萧陶便开始查找资料，很快就发现李伯祥去安徽不是1949年，而是1961年。他之所以去安徽跟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就是马三立的徒弟高笑林。
高笑林出生于相声门里。他父亲高桂清不仅说相声，还曾是天津连兴茶社的掌穴，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总经理。连兴茶社的第一位掌穴是马三立父亲马德禄，高桂清就是马德禄的徒弟。高氏父子都进了马家门。
高笑林于1958年加入合肥市曲艺团，担任相声队队长，从此扎根于安徽。马三立晚年给高笑林写信。马三立写道：“众多徒弟为你举办谢师会，是他们对你的尊敬和爱戴．．．本当我亲自到场贺喜，因我年老体弱，最近天气变化，大夫不让我出去参加一些活动。我不去了，深感遗憾。”
左为高桂清，右为马三立、高笑林师徒（萧陶合成）
李伯祥比高笑林小一辈，叫高笑林“师叔”。在口述《快嘴李伯祥》里，李伯祥说：“1961年，合肥市曲艺团说相声的高笑林到天津办事。他到家里来看我，问我：‘伯祥，你不是去吉林市说唱团了吗？’我把经过和他说了一遍。”
李伯祥去东北加盟吉林市广播说唱团的事，萧陶在以前的文章里说过，这里就不展开细说。被“遣送”回天津后，李伯祥心有不甘，还是想进国营院团，想离开天津。
李伯祥在书里说：“他（指高笑林——萧陶注）问我：‘你有什么打算呢？’我说我不愿意在这儿呆，市曲艺团我又进不去，这好像是个铁闸一般难以逾越。可我本心里还是想进国营团体。高笑林说：‘小子，上我那儿去吧，我那儿是国营的，我们不是零打钱，我们卖票，进剧场演出。’”
李伯祥二话没说，就跟高笑林去了合肥。让李伯祥没想到的是第二年高笑林就调走了，调到蚌埠曲艺团。更让李伯祥没想到的是他在安徽一呆就是近十年。起初他还能登台，后来靠边站，下放到离合肥八九十公里的长丰县，接受再教育。
李松涛与父亲李伯祥一起上电视访谈节目
1970年前后，李伯祥回到天津。因生活所迫，他到河东城建三队做临时工，收入依旧微薄。在口述《快嘴李伯祥》里，李伯祥说：“我老儿子6岁时得病了，家里就剩一块手表了，五一牌的，是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了，我把手表卖了三十块钱，给孩子治病，看完病就剩了一块来钱。”李伯祥说的“老儿子”就是李松涛。李伯祥有个习惯，说年龄都是虚岁。李松涛生于1968年，虚岁6岁就是1973年。
前些年，一位安徽的网友发博文说，他曾在合肥跟李伯祥做过邻居。原来插队回城的第二年，即1977年，他住进单位安排的大新旅社。合肥曲艺团就在大新旅社斜对面，曲艺团宿舍也紧张，李伯祥也住在大新旅社，就在他楼上。一来二去，他俩就熟了。他有一台旧唱机，李伯祥喜欢去他那里听京剧和黄梅戏。不过，两年后李伯祥突然从他的视线里消失了。如果这位网友所言属实的话，那么李伯祥又回过合肥。可李伯祥受访时说过这么一句话：“我本来是从安徽回天津的，我就不愿再回安徽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合肥
李伯祥到底有没有回过合肥，萧陶找到刊发在《天津市河东区文史资料》上的一篇署名文章，作者是河东区建委的一位退休干部。据他回忆，1976年国庆期间，河东大直沽后台地区危房改建指挥部办过两场文艺演出，慰问抗震救灾第一线的工人。其中一场是相声大会。他是组织者之一。李伯祥没有参加演出，但给他出过不少主意。也就是说，1976年李伯祥仍在天津，没回合肥。
至于1977年李伯祥是在天津还是在合肥，萧陶没找到准确答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1978年李伯祥就开始跟杜国芝合作。杜国芝在天津有工作，利用业余时间说相声，不可能跟李伯祥去合肥。如此说来，那位网友的记忆应该有偏差。退一步说，即便他在合肥跟李伯祥做过邻居，也不可能是他说的那两年。但有一点他没说错，那就是网上的李伯祥简介，全都只字未提李伯祥在合肥曲艺团的这段经历，甚至从1949年到1979年几乎都是空白。
中为李伯祥，两侧疑似张奎清和马洪信
对于李伯祥来说，安徽的这段经历不堪回首。这应该是他不愿意多说的原因。其实，这就是人生，有高峰，就有低谷。那个年代留在天津的相声艺人并不比李伯祥好多少，一样饱受磨难。
1979年冬，李伯祥苦尽甘来，终于跨进天津市曲艺团的大门，成为一名编外教师。他能进天津市曲艺团，全靠相声界的一位大家推荐。不过，当时另一家曲艺团也向李伯祥抛出橄榄枝，许诺工资是天津市曲艺团的一倍。李伯祥没去这家曲艺团，跟一个人有关。他是谁，请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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