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绪忠大校
作者朱绪忠，生于1954年4月，1972年12月入伍，1972年6月入*党**，本科学历，湖北宜都市人。
曾任湖北宜昌军分区政治部组织干事，湖北省军区政治部干部干事，41集团军政治部秘书处长和宣传处长，广州军区政治部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和副主任，广西防城港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广西百色军分区政委(百色市委常委），广西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荣立三等功两次。
《我也差点成了英雄》
原创: 文/朱绪忠
因为疫情，武汉作为英雄城市出了大名，甚至连与武汉一毛钱关系都没有而仅仅因为名字叫“武汉市”、“封武汉”的两个外地人也火的不行。
疫情到来之前，倒是从没有听谁说过武汉是座英雄的城市，易中天在《读城记》一书里尽管把武汉人的特性描绘的淋漓尽致，不过也只是有趣和幽默而已，这座城、这座城里的人似乎离“英雄”二字有相当的距离。
武汉是不是英雄城市，不是谁说都可以算数的，钟南山可以，我就不行，虽说我曾差点成了武汉人。
我说差点成了武汉人，是我早先在武汉工作、生活过十多年，那个地方叫“街道口”，珞珈山下，武汉大学旁。我的结婚证是在这个地方领的，我的女儿也是在这个地方出生的，而且一住就是十多年，说自己差点成了武汉人应该不会引起非议。
早先的武汉，在我心中其实很“英雄”了，除了北京、上海，能像神一样存在的就是武汉了。且不说武昌城头打响第一枪那种壮举，且不说伟人毛*东泽**在武汉留下的足迹与诗情画意，仅那首流传千古的“昔人已乘黄鹤去”的名篇，仅那句“快走慢走三天走不出汉口”的名言，仅那长江耸立起来的第一座大桥，就会让你对这座城市肃然起敬并心生向往。
一九七九年春，我因工作关系从宜昌军分区机关调入湖北省军区机关。记得内心的期待和向往一下变为现实时，知道自己即将成为准武汉人时，我品尝了有生以来至高无上的喜悦，即使后来调入广州军区机关并将成为准广州人时，再也找不到那种感觉了。
我认识武汉这座城市，首先是从认识武汉人开始的。天不怕地不怕是武汉人给我最初的印象。男人、女人，讲话开口就是“格板板儿的、格*子婊**养的！” 年轻的妈妈骂自己的女儿*子婊**养的，叫人听了实在不好意思。武汉男人“老子”二字是不离口的，尤其是好抖狠。儿子跟老子吵架，儿子先来上一句“老子要不是看你是老子的老子……”
我刚到武汉那会，一位娶了武汉媳妇的同事悄悄告诉我说，千万千万不要娶武汉女人，太厉害了，厉害后面更厉害的是丈母娘。听了同事的痛苦诉说，当即向同事起誓决不娶武汉姑娘，其实那时我已谈了对象，都是宜昌地区人。
有一天晩上，我与这位同事躲到法院一个办公室里打牌，大约凌晨二、三点钟的时候，听到有人敲门，我去打开门一看，是同事的武汉嫂子端着一碗合包蛋，看见他老公原来是如此这般的“加班”，狠狠地看了我们当场的四人一眼，当着我们的面连蛋带碗扣扣进了门边的垃圾桶，接着就是“哐"的一声门响！第二天早上上班，我那位同事的双眼就成了乌鸡眼。
说武汉丈母娘最厉害，那看是怎么说，如果你这个姑爷(女婿）选对了，选了有“板眼”（很有本事）的人，选了能给她撑面子的人，她会把你当神一样看。如果发现选的人最终是个窝囊废，那就有你的好戏看了。武汉有一道名菜，叫莲藕排骨汤，是特别用来招待姑爷的，能在丈母娘家吃上这道菜，你就是合格的姑爷，否则你啥都不是。还有就是娶了武汉媳妇的男人，千万不要有在外面搞爱昧和存点私房钱的想法，弄不好会弄到你死我活的份上。
武汉的女人，论起精明，尤其是论嘴功可谓天下无敌。这次疫情中，许多国人就在网上领略了汉骂女子的无限功力。武汉男人的脾气也以火爆著名，三句话里两句要带粗口，能动手尽量不动口，外地人一般也是惹不起的。
说归说，武汉男人和女人，有一个共同点不可否认，那就是憎爱分明。“路见不平一声吼”用在武汉人身上最贴切不过。我每每想起武汉人时怪得恨，总是会联想到《水浒传》中的一些人物，男人如鲁智深、武松、李逵什么的，女人如一丈青、扈三娘、顾大嫂什么的。武汉人的快意恩仇特性很难让人不往这方面想，而这样想就有英雄元素掺入其中了。
这次疫情中，武汉人充分体现了他们憎爱分明、快意恩仇的性格特征，因为他们独有的性格特征，荣耀了这座城市，让钟院长在武汉最艰难的时候说出了他的肺腑之言。
我最终没能成为准武汉人，没能成为这座英雄城市的英雄人，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当初经受不住武汉气侯的磨难而当了逃兵的。可以肯定地说，能适应武汉夏、冬两季气候的，仅此一点就可以成为英雄。武汉的夏季咋就那么热？冬季咋就那么冷？那个时候，不论是办公室还是家里，都没有空调暖气一说。夏天动不动就是四十多度，电扇出来的风如同如今冬天空调放出的暖气，整个夏天基本都是在露天挺过来的。我每天下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附近的球场上占块地儿泼上一桶凉水，然后放好凉床，天黑就寝时再泼上一桶凉水在床下，梆挂好蚊帐在里面扇着扇子直到困乏之极方可入眠。你要是某个夜晚走进某条大街，你所能见的是一眼望不到边的一张紧挨一张的竹凉床，一双双长短不一、黑白相济的大小腿，这已成为当时武汉的一大夜景。有一次夜深开车路经硚口区某街，车灯之下，显现的全是密密麻麻、白花花的大腿，司机和我差点惊呆了、吓傻了。武汉三镇很怪，武昌、汉阳有蚊虫，唯独汉口没有，所以晚上省去梆挂蚊帐的麻烦。
每到夏天，我、妻子和女儿，身上每天都起满痱子，有些痱子还灌起浓来。特别是女儿小受不住热就不停地哭闹，我时常扛着她去足球场转圈，有时甚至转到天亮。武汉一到夏季，风就一丝儿也没有，冬季不要风的时候又特别的多、特别的大，吹到人身上像刀割的一样。我们军人每天天不亮就要出操，每跑步经过风口时难受得人要死，心里对那种说不出来的干冷、枯冷恨之入骨。特别是我的一双耳朵，每年冬天都会冻得烂稀稀的，脚跟背后都会裂开几条长长的口子。妻子比我更怕冷，每年一双手也都冻得烂稀稀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终于当了逃兵，举家迁往了广州，由准武汉人变为了准广州人。可常常想，不论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还是准武汉人，能经受得住酷暑和酷寒煎熬的人，没有什么可以让他们屈服并打败他们，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虽然凶猛，但最终还是败在了这座英雄城市的脚下。要不是当年当了逃兵，我如今也会成为这座英雄城市里的英雄人。
2020.5.13日写于广州
编辑: 李桂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