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塔尔世界杯正在紧张地进行着，不过让人尴尬的是：主体育场是中国造的、草皮是中国造的、纪念品是中国制造的、运输用车是中国提供的，到处都是中国元素，可惜就是看不到中国国足的影子。

在国人们纷纷抱怨国足的时候，可能大家并不知道我国足球也曾经有过高光时刻。1964年，国家体委主任贺龙针对国足屡战屡败的情况，及时采取了一系列的有效措施。

仅仅两年之后，在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中，国足以一球之差获得亚军，重新回到亚洲一流行列。

那么，贺龙元帅执掌国足究竟用了何种战术呢？对于今天的中国足球又有着什么样的借鉴意义呢？

曾经的辉煌

1934年以前，在亚洲如果提到中国足球，人人都会挑起来大拇哥，那是响当当的亚洲顶流球队。

从1913年到1934年的这十届比赛里，在当时亚洲顶级赛事的远东运动会中，除了一次亚军以外，中国队包揽了全部的冠军，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铁军”。

当时并没有所谓的“恐韩症”“恐日症”，在亚洲足坛之中，只有别人怕我们中国，我们才是别人的噩梦。

当时的中国足球队，涌现出了像李惠堂、戴麟经、李凤楼、镡福祯以及谭江柏等著名球星。当时有媒体称：中国的球队不仅在亚洲首屈一指，而且可以同任何一支欧洲强队抗衡。

李惠堂虽是富商少爷，但从小就喜欢足球，在广东老家住的时候从踢柚子开始玩球，然后大一点用足球踢狗洞，后来又在皇仁书院进行了系统化的足球训练。

这时候的李惠堂球技、脚法、身体素质已经相当优秀。他1.82米的身高腿长步子大，带球极快，而且盘带技术娴熟。

另外他的左右两只脚技术都很全面，尤其他的射门，可以在半场中圈直接轰门，而且还极准。

李惠堂有一次在访问澳大利亚的时候，看到悉尼报纸上有一幅*化丑**中国人的漫画，上面不仅画了扎辫子的瘦小球员，而且还写着刺眼的“东亚病夫”，标题更加气人，是“明天登场的中国队员”。

李惠堂生气极了，于是在之后的24场比赛里，他自己31次轰爆对方球门，给澳大利亚人狠狠地上了一课。

有人统计过：李惠堂正式比赛一共打进了1860个球，和球王贝利、德国的穆勒、巴西的罗马里奥以及里登雷克并列成为超过一千个进球的五大巨星之一。

要知道那个时候没有职业联赛，这些进球都是正式比赛打进的，可见李惠堂的球技之高超。

而剩下的球员里面，铁门张邦伦、铁腿孙锦顺、谭咏麟的父亲铜头谭江柏，还有后来的著名教练镡福祯等，都给中国足球的辉煌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可惜的是，从日军侵华开始，这支队伍就再没有集体出现在绿茵场上了。不过这些拳拳赤子并没有止步。抗战期间，李惠堂带着一批人到处募捐，资金全部用来支援抗战。

而谭江柏和另外一批人则是直接赶赴前线。谭江柏跟着十九路军参加过淞沪抗战和上海保卫战，后来到香港定居。

左前锋陈镇和到飞行大队当了飞行员，可惜飞机在兰州坠毁，牺牲的时候才35岁。可以说，中国足球的第一代辉煌，完全是由这批男儿的热血浇筑而成。

本来，先辈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我们沿着英雄的足迹可以继续勇攀高峰，但建国后的国足表现却不尽如人意。直到贺龙元帅的到来！

“要本着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去搞”

1949年10月，中华体育协会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改称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各项体育运动进行管理和指导。

1951，在体育总会的组织下成立了中央体训班，继而举办了第一届全国足球大赛。在参赛队员中选出了30人大名单，作为新中国首批足球队的成员，由首代球星李凤楼担任主教练。但是这支新生球队的成长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先是在国际阻力下无缘1952年的芬兰奥运会，又在与芬兰的友谊赛中以四球告负。当时的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发展体育事业已经成为新中国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而这个重要环节的负责人选则是重中之重。

毛主席曾经为这个负责人的人选进行过仔细地考量，最后在*小平邓**和荣高棠的建议下，选择了当时正在四川十八兵团的贺龙。

贺龙可以说对体育一直都十分热衷，他不仅自己一身功夫，还把体育、健身的理念在部队中普及。

1952年5月，在大西南地区紧张工作的贺龙，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组织了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运动会。西南军区运动会让人们在工作之余重新点燃了对体育运动的热爱。

在这种情况下，当年11月，贺龙被任命为国家体育委员会主任，荣高棠为秘书长。领导班子虽然搭建完成，但是摆在贺龙面前的情况却不容乐观。

当时的人们并不重视体育工作者，认为运动员都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棒子”，所以很少有人愿意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贺龙针对这一情况亲自上阵，从各个机关、各个渠道调集了大量干部，完成了体委机关的组建。

贺龙认为，旧中国本来就是一大烂摊子，体育工作更是如此。想要搞好新中国的体育，就不能吃老本、等着享福，而是要本着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去搞。

早在举办西南军区运动会前，贺龙就说过：“体育，是一个国家建设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而对体育运动中颇受关注的足球，贺龙同样有着深厚的感情。要知道西南军区运动会的首场足球比赛，就是贺龙在场上负责亲自开球。

最初组建西南军区足球队时，贺龙推荐的主教练人选是新中国成立前的著名球王李惠堂。当时贺龙请林绍洲帮忙，给定居香港的李惠堂写了一封邀请信，诚恳邀请李惠堂出任西南军区“战斗”足球队的教练，并且做出允许李惠堂定价薪酬的承诺。

不过由于各种原因，李惠堂并没有能够来到大陆任职。而为了壮大国足队的实力，贺龙不惜动用关系“挖墙脚”，挖来了辽宁名将孙福成。

为了让已经成家的孙福成能够安心留在队里训练，贺龙不仅把孙福成的爱人和孩子接到了北京、把户口落在了北京，而且还“警告”孙福成

“你要是回大连，我就告诉大连那边进工厂不要你，当农民也不要你。”孙福成被贺龙“断了后路”“抄了老窝”，只能安心地留在国家队进行训练。

曾经的著名球星镡福祯当时已经转做青年足球队的教练，贺龙想调他到“战斗”足球队担任教练，但是镡福祯认为“战斗队”底子太差，而且球员特点已经基本成型，并不容易出成绩，所以迟迟没有做出决定。

于是贺龙再次使出了“断后路”的本事，先把镡福祯妻子的工作调动问题给解决了。紧接着，镡福祯便接到了妻子的“最后通牒”：

“人家贺司令来请你，你还端起架子了？平时不是说士为知己者死、为国尽忠吗？现在你要是不去，咱们就离婚吧。”

听到这话，镡福祯“被迫”服从了调动，成为“战斗队”的教练，在他尽心尽力的工作下，队员们的素质和水平得到了迅速地提高。

在不久之后的比赛中，战斗队与曾经被踢进8个球的国棉厂再次相遇，这一次他们以8:1的傲人成绩一雪前耻。

“要想尽快成长，一定要走出去”

1954年，贺龙提出让中国的青年一代足球运动员们到当时的一流强队进行交流学习。经过*小平邓**等中央领导的审慎考量，把学习的国家锁定到了匈牙利。

当年4月，首批25名青年足球队员抵达匈牙利，同年10月再次增加10名球员学习。在这一批队员中。

就有后期著名的年潍泗、张俊秀、朴万福、金仁杰、曾雪麟等人，并且在匈牙利也诞生了新中国足球史上的第一位外籍教练约瑟夫。

次年春天，贺龙特意交代我国驻匈牙利大使郝德青，一定要多照顾在训队员，并且逐一询问了年潍泗等人的学习进度，都学会了什么技术、掌握了哪些技巧，生活上有没有不习惯、有没有什么困难。

在贺龙无微不至的关怀下，这群热血青年们也没有辜负众望，很快便掌握了许多先进的理念和技术。在战术和配合的默契以及各项技能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尤其是教练约瑟夫传授给他们的“网式足球”法，让他们的身体能够更加柔和地与足球融合在一起。

1955年，贺龙在参加华沙成立10周年的活动上，决定让这些青年小将们“磨磨刀”。

“不要怕，球可以输，但是一定打出精神、打出水平来，让他们看一看咱们新中国年轻人的志气。”贺龙对这些青年小将们给予了极大的鼓励。

当时中国队以“北京青年队”的名义，与波兰的一流球队华沙队相约对战。因为中国队曾经以7个球的巨大差距输给了波兰的军球队，再加上这次的队员年龄整体都没有到20岁，所以华沙队扬言要以8:0战胜北京队。

但是赛场上的结果可不是用嘴说出来的，尽管华沙队派出了全部主力阵容，但是开赛之初却被我们的小将率先破门。

尽管最后我们以2:3惜败给了华沙队，但我国小将们的表现却让波兰刮目相看。

不久之后，在对阵世界强队德国队和比利时队，北京青年队也都有着不俗的表现。随后，小伙子们在访问印度时先以8:1大败印度全国冠*队军**，紧接着又以一球优势战胜了印度国家队。

1956年，刚成立一年的中国足协开启了我国职业足球甲、乙级联赛的先河，刚刚回国的青年们也“下放”到各个队中，将他们学到的经验和技术在球员之间传播。

1957年，中国队第一次向世界杯发起了冲击。在首轮失利的情况下，青年们在第二轮逆风翻盘，以4:3战胜了印尼，获得了冲击世界杯的首胜。

不过在之后的比赛中，虽然小伙子们几次逼平对手，但却因净胜球少于印尼而止步世界杯。

尽管如此，中国足球在短时间内所取得的进步已经让全世界为之惊叹。或许是我们的强大让某些人不安，所以在世界上总有一些国家和势力在阻挠着我们前进的步伐。

在1958年的斯德哥尔摩国际足联代表大会上，我国对国际足联接纳台湾省的行为第三次提出抗议，但遭到国际足联的无理拒绝。

由于国际足联多次无视我国抗议，严重违背一个中国的原则，所以我国代表当即宣布退出国际足联，中国足球随即进入了沉寂期！

“必须依靠自己”

1963年，在雅加达举办的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中，我国3:1战胜马里，随后又与东道主印尼1:1战平，携手共同出线。

但是在面对乌拉圭大学生队时，因为休息时间不足、队员伤病太多，最终以1:2败北，同时也在八强的位置上结束了本次征程。

面对国际上的不利形势，急于提高中国足球水平的贺龙采取了“三招”来应对。

第一招：打铁必须自身硬。

贺龙参照部队中的“郭兴福教学法”，提出了“必须依靠自己”的“三从一大”式训练方式，也就是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坚持大运动量实战训练。

第二招：花钱“买”经验。

1964年，我国首次迎来了收取“出场费”的职业足球俱乐部：巴西马杜雷拉足球队。因为收取高额的出场费，这场交流比赛差一点“胎死腹中”。

幸亏*小平邓**特批了这笔不菲的费用，我们才能如期参加，不过与高手过招，的的确确使我国在那个特殊时期学到了极为重要的球场经验。

第三招：培养新人，“左右互搏”。

在贺龙的倡导下，以北京为首的十多个重点城市开展足球运动；在中小学生和群众中大力开展足球运动，为足球运动的下一代打下良好的基础。

同时，在民间自发团体和俱乐部中挑选有不同风格的队伍，和国家队进行比赛。通过与不同风格队伍之间的比赛来磨炼队伍的适应能力。

贺龙的办法得到采纳后，不仅使足球队的水平得到了恢复和提高，并且又培养出一大批接班人，给新中国的足球事业带来了更为年轻的新鲜血液！

在贺龙元帅“三板斧”下，1968年，隐忍已久的中国足球队再次踏上征程，在金边新兴力量运动会中。

以7：0战胜巴基斯坦、4：0战胜柬埔寨、2：0战胜越南、6:0战胜阿拉伯、也门，在向最巅峰冲刺的最后一步中，不幸以1球之差惜败于朝鲜，最终夺得了亚军。

而这也是我国在亚洲足球比赛中所取得的最好名次。 贺龙曾经说过：“三大球搞不上去，我是死不瞑目的。”

如今我国排球已在世界前列，篮球也成为了亚洲强队，女足也建树颇多，唯有男足还在努力挣扎中。

对于中国足球而言，我们对于贺龙时期所取得的成绩倍感欣慰，但眼下的中国男足想要冲出亚洲重回巅峰，不得不说仍旧是任重而道远。

我们唯一能够期盼的，就是希望中国男足能够学习老一辈的艰苦奋斗精神，将中国足球发扬光大，以慰藉贺龙元帅的殷切期盼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