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17日，陈冬与景海鹏搭乘神舟十一号飞船，完成与“天宫二号”的对接，并于11月18日顺利返回。
“我和景海鹏师兄首次突破30天的在轨驻留任务，完成了近40项空间科学试验，为将来实现长期载人飞行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为后续空间站建造运营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陈冬说。
回顾自己从追梦到圆梦的历程，陈冬说，人这一生是由许许多多的小梦想串联起来的，其中的一些梦想，通过“蹦一蹦”“跳一跳”就可以去实现的。所以，只要你定下目标，且梦想贴近现实，就应该不遗余力、勇往直前，不要轻言放弃。
“执行神舟十一号任务的33天时间，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次。如果没有上过太空，你就体会不到祖国在你心中的地位，你就体会不到地球的渺小和宇宙的浩瀚。”多年后，陈冬回忆起当时太空飞行的情景，仍然激动不已。
考军校，曾因视力差了0.1险些未被录取
从小到大，陈冬身上的标签有“学生头子”“班长”“爱徒”“学霸”“飞行员”，从立志献身军旅到最终成为一名飞天的航天员，陈冬的经历称得上传奇。
陈冬于1978年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父亲陈树林是中铝铜业洛阳公司（原洛阳铜加工厂）的退休职工，哥哥比他大4岁。
在陈树林眼里，爱运动、爱学习是陈冬儿时最大的特点。他表示，陈冬从小就是同学们中间的“学生头子”，厂里的同龄人都愿意找陈冬玩。
“我二儿子从小就让我放心，他上的是我们厂里的子弟学校，一直住在家里，但他的事情我很少操心。”陈树林说，小时候的陈冬最爱打篮球、游泳，做完功课就喜欢搞体育运动。虽然说爱学习、也爱玩，但陈树林从未干预过儿子，甚至鼓励儿子，要有好的身体才有好的未来。
1997年，陈冬从洛阳铜加工厂中学（现在是洛阳市第22中学）毕业，初高中连读。至今当时的班主任姚志强还记得当年选班长的情景，“那时候我不了解刚入学的这帮孩子，就让大家投票选班长，陈冬高票当选，班上有很多他的小学同学，大家都对他非常支持。”
陈冬这个班长，一当就是6年，“他就是我的左膀右臂，我不在班上时，他就代表我，他说的话、做的事，同学们都非常信服。”姚志强说，少年时代的陈冬十分稳重低调，话不多，但是说一不二；是班上的体育达人，学校开运动会时，长跑、短跑、铅球等项目，只要他上场，绝对能拿下名次；他还是学校足球队的主力后卫，高三时代表学校出战洛阳市高中足球联赛，拿下了第三名。不仅如此，陈冬学习成绩也很好，“在全市的数学竞赛上拿过二等奖，分数考上重点大学完全没有问题。”
曾因视力差了“0.1”，陈冬差点与军校失之交臂。
陈树林的“军人情结”影响陈家两代人，他说，在他上中学和参加工作后，曾两次报名参军，但都因为体检问题，没有去成。“我从小跟儿子讲‘谁是最可爱的人’，一起看三大战役的电影，看《上甘岭》《地道战》，这些经历或多或少也影响到了他。”陈树林说。
没有出乎父亲的意料，上高中的陈冬一次跟父亲说起自己的志愿，高考就要考军校，考不上军校就去当兵。
1996年11月，*队军**院校招收飞行员要进行前期体检。“孩子告诉我要体检，我知道招飞的体检是非常严格的，尤其是*队军**，我也是抱着让他试试的态度。”陈树林说。
当年的第一次体检过关后，第二年3月，陈冬又参加了在郑州举行的第二次体检。两次体检都过关后，陈树林对陈冬当飞行员的事有了很大的期待。1997年6月，他陪儿子到济南参加了第三次体检。
“当时他出来就跟我说，视力可能有点下降。我安慰他，没事，7月就要高考了，高考考好了就行。”陈树林一边安慰儿子，一边自己心里紧张起来。
由于陈冬在学校学习好，又担任学生干部，校领导对陈冬的高考录取也十分关心。当年8月，陈冬以620多分的优异成绩远远超过了一本分数线。招生组来了后，校长和陈冬的父亲见到了长春飞行学院招生的同志。
“看了我儿子的高考成绩，招生的同志说，我们从没看到报考我们学校高考这么高分的学生。”陈树林说，招生的同志找到了最后一次体检的报告。由于体检由两位医生签字，视力检查表上一位医生的结论是1.0，另一位医生的结论是0.9，最终为了保险起见，给陈冬的体检报告的结论为：视力0.9，这与合格的体检视力标准差了0.1。
“招生的同志看了我儿子的高考成绩，说肯定是高考复习强度大影响了视力，这也是暂时的。最后没有因为这0.1的差距将陈冬拒之门外。”陈树林说。
从没坐过飞机的少年，立志冲上云霄
“我是坐火车去长春飞行学院报到的。此前，我们一家人都没有坐过飞机，我从来也没有从空中俯瞰过大地。能冲上云霄，一直是我的向往。”陈冬说，“记得第一次升空是盛夏时节，从驾驶舱看下去，庄稼茂盛，鲁中大地一片绿色。真是太震撼了！”
陈冬的航天之路，是从蓝天开始的。坐落于长春东南湖大路的空军航空大学，也就是曾经的长春飞行学院，1997年，陈冬以优异成绩考入这里。
“成为飞行员已是万里挑一，而成为航天员，何止是万里挑一。”一名同样毕业于空军航空大学的飞行员说，大学时代他们需要完成近百门课程，不仅要学习高数、物理、大学英语、军事理论等基础课程，还要经历各种各样的体能训练，“为了训练平衡能力，每个人都要学轮滑，完成3000米才算及格；为保证跳伞落地，还要练习蛙泳，要连续游400米才达到优秀。”
刚进飞行学院时，陈冬并不轻松。新训时，陈冬是班里被子叠得最差的。有一次，叠好的被子被班长扔到走廊上，他还非常抵触：“把被子叠成豆腐块有必要吗？”直到教导员告诉他“看似叠被子，实际上是军人意志和作风的锤炼与养成”，他才把叠被子当作“从老百姓转变为军人的第一步”。
更严峻的是，他的体能考核成绩是倒数。“刚上航校时，我有些虚胖。单杠双杠标准是16个，我只能做3、4个；1500米跑达标是5分10秒，我的成绩是7分钟。航校规定，任何1项课目不过关就要被淘汰。我想，驾驶战机飞向蓝天的梦想决不能因此终止。每次早操，我都要比别人多跑一圈，腿上再绑上点沙袋。体育课不留一点力气，咬牙坚持，有时甚至跑步跑到呕吐。晚上熄灯后，自己加练俯卧撑和仰卧起坐，然后再跑楼梯，直到筋疲力尽，倒头就睡。就这样，3个月瘦了10多斤。我各项成绩都达到了优秀，还当上了区队长。”
包括陈冬在内，飞行学员们在成为飞行员之前，都经历了超乎寻常的磨练，力量和体能训练是日常必备。“引体向上、臂屈伸，都要连做20个以上；跑步也是每天必须，1万米的奔跑都是家常便饭。”为了训练抗眩晕能力，飞行学员们还要经常练习旋梯和固定滚轮，在大学期间必须完成两次800米高空跳伞，以及心理对战、野外生存等多种训练。
“体能、航理、飞行，要成为飞行员，这三项缺一不可，飞行学员的淘汰率能达到七成以上。”陈冬的一名师弟说，他了解到，师兄陈冬当年的各项成绩都非常优秀，而且为人谦逊真诚，十分为同学们着想，“他不仅体能训练拔尖，而且理论知识也相当扎实，当年是一名‘学霸’。”他说，师兄陈冬以骄人的成绩毕业，顺利成为了飞行员。
上军校期间，陈冬只回过两次家。一次是大一的暑假，一次是二年级的春节。后来因为学院的规定，没有回家。陈树林表示，他经常与儿子通信，问儿子钱够不够花，每次儿子的回信都是让父母放心，自己很好，没有什么别的需要。
陈冬这一届飞行学员的淘汰率高达70%，进校时11人，放完单飞到毕业时只剩3个了。1999年4月，他光荣加入了中国*产党共**。那年秋天，还驾驶教练机飞上了蓝天，最终以优异成绩拿到了歼击机飞行与指挥专业毕业证书。
2001年，他毕业被分配到浙江嘉兴空军某团，开始参加战斗机飞行训练，先后驾驶“歼教六”和“强五”飞机。他努力钻研技术，创新克敌战法，不断提高处置特情的能力，年年高标准完成训练任务，没有出现过一次差错。11年间累计安全飞行1500小时，2次荣立三等功。
想成为中国飞得最高的人
“2003年，看到杨利伟成为中国飞天第一人；2005年，费俊龙、聂海胜圆满完成‘神六’任务。飞船可比飞机飞得高太多了！听说所有的航天员都是从战斗机飞行员中选拔的，我就有了当航天员的新梦想。”陈冬表示。
2009年，陈冬参加了第二批航天员选拔体检。陈冬没想到，他的面试官是杨利伟。杨利伟问他：“想成为航天员要面对更大的风险，要付出更多，会照顾不了家庭，你会坚持吗？”
陈冬毫不犹豫回答：“我想成为航天员大队的一员，成为中国飞得最高的人。为实现梦想，我甘愿为之付出。”
2010年5月，陈冬和刘洋、王亚平等7名飞行员正式成为航天员大队第二批航天员。报到的那天，曾代表祖国出征太空的航天员在门口欢迎新队员。能与心目中的英雄并肩战斗，陈冬非常振奋。
航天员的培训是异常紧张而辛苦的。转椅训练主要是锻炼人的前庭功能，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副总设计师、负责航天员选拔训练的责任总师黄伟芬曾说：“有人一转就吐了，当然这样的人不可能录取。我们录取的航天员都有良好的基础，但仍要通过专项训练，进行保持和提高。”
“转椅训练是我的弱项，刚开始，每次转完都会出冷汗，头发晕。为了锻炼前庭功能，我就买了一个可以旋转的电脑椅，一有空就坐在上面，让爱人推着我转。”
狭小环境心理适应性训练则是更艰难的考验。航天员乘组被关在仅有7平方米的狭小密闭环境中，还要被“剥夺睡眠”72小时。黄伟芬说，72小时不眠不休绝对“不辅助药物”，但科技人员会密切监测航天员的各项生理指标，以确保航天员的健康不受损害。
“我感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克服困倦，尤其是在第三天的凌晨四五点钟，尽管脑子是清醒的，但眼皮免不了打架。好在我们是3人乘组，大家轮流唱歌、讲笑话，终于把所有的实验和测试都进行到底了。”
然而，最“著名”的是超重耐力适应性训练，要求过载达到8个G，即人体自重的8倍。
陈冬说：“当进行8个G的超重耐力训练时，你会觉得这8个G压在你每一寸肌肤、每一个细胞上，甚至感觉你的脏器都临时‘位移’了，透不过气来。你明明没有哭，但泪水会不受控制地甩出去。”
如此“魔鬼式”的训练，还不是跨进航天员行列“门槛式”的考试，而是每年都必须通过的训练！
但如果认为航天员最大的挑战就是体能训练，那就大错特错了。黄伟芬曾提到，航天员的整个职业生涯是个持续不断学习的过程，从基础理论、航天环境适应性、航天专业技术、飞行程序和任务模拟、各种科学实验，以及发射场的人-船-箭-地联合检查等共有8大类100多个科目。而且航天员的所有操作必须绝对精确、万无一失，比如，神舟飞船与天宫的手控交会对接，陈冬就进行了1000多次训练。
“毕竟已经离开学校、参加工作10年了，要在很短时间里掌握这么多陌生的理论课难度很大。”陈冬说，“这对我们是非常严峻的考验。那段时间，我们从未在晚上12点之前睡过觉，也没有双休日。航天员的教室里出现过2件趣事：一是大家都在教室后面站着上课，怕坐着上课犯困；二是教室里弥漫着风油精的味道，把任课老师熏得特别精神。”
2016年10月17日，陈冬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迎来了自己第一次进入太空的机会。
初上太空，失重的体验让人新奇和兴奋，但很快“空间运动病”接踵而来。因为失重，血液涌向头部，头晕脑涨，甚至眼睛都有点外突。幸亏“景师兄”已有两次太空飞行经验，帮助他慢慢适应了失重感。
“开始睡得不太踏实，因为在太空，人其实站着、躺着、飘着是一样的。我们睡觉是钻进固定在舱壁上的睡袋里站着睡，开始总觉得后背没有躺在床上的踏实感，感觉有点‘飘着睡’。但后来越睡越踏实了，一是白天工作排得很满，人也适应了，很快就能睡着；二是知道即使我们睡着了，地面飞控中心还有多少专家眼睛一刻也不眨地陪伴着我们呢。”
在天空出差的33天里，他俩既是航天员，又是工程师、科学家、医生、饲养员和农民等多面手。尤其是太空种菜的实验，填补了我国在轨植物栽培技术领域的空白，为开展空间站更大规模、更高复杂度和更精确的受控生态生保系统技术验证与在轨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就在飞船返航前几天，陈冬他俩突然遭遇了话音通信中断故障。“开始我呼叫飞控中心，没有反应，我还以为不在通讯区。隔一会再呼叫，还没有反应。”陈冬说，“我们就在摄像头前写下‘无线电通讯故障’，让地面科技人员看到。在与地面联手排故的3小时里，我们在镜头前非常镇定，还在手册空白页上写了‘我们很好，请你们放心’，来告知地面。同时，我俩一直在分析，是什么引起了故障，会不会引发其它故障，我们会不会提前返航？”
收听不到地面指挥调度的声音，航天员在太空中就像断线风筝。景海鹏说：“最坏的打算，就是我们可能回不去了。”
这是直面生死的挑战。
2016年11月18日13时59分，飞船在内蒙古四子王旗航天着陆场安全着陆。“经过飞翔和烈焰，我们再次回到了祖国的大地，心里无比踏实。”陈冬说。
多年后，当谈及他未来的目标是什么时，陈冬依然毫不犹豫地说：“尽快重返太空。我要为祖国飞出新的高度！”
（来源：文汇客户端、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