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摇摆：分封与郡县的迷局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面对广土众民，年近不惑的秦始皇踌躇满志。然而，如何管理这么庞大的帝国，他有些举棋不定。
在他的认知范畴里，历史上使用过且行之有效的地方治理方法只有两种：分封制和郡县制。前者在西周时期最盛，后者已在战国诸侯国中零星实践。
不仅他陷入彷徨，就连决策层也争论不休。
丞相王绾主张实施分封制，派皇子们作为诸侯，前去管理。他的理由是：“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意思是说，燕、齐、楚地处偏远，难以管理，不如效仿西周制度，“封建亲戚，以藩屏周”。正所谓疏不间亲、血浓于水，还是自家人更值得信赖。
秦始皇并没有直接拍板，而是“下其议于群臣”。这么做，显然是对分封制有些成见，但又拿不准，想听听更多人的意见。可是，分封制毕竟在周代实施了几百年，大家都习以为常。于是，“群臣皆以为便”。
廷尉李斯是个另类，他表示“置诸侯不便”，反对实施分封制。他的理由有两点：
——直陈分封制的坏处。“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意思是说，周天子虽然给同胞兄弟大批封地，但随着代际传承的延续，感情日渐疏远，最终相互攻伐，变成仇人。春秋战国的几百年混战，就是分封制失败的结果。
——强调郡县制的好处。“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秦国在商鞅变法时期已经在辖区内实行郡县制，由君主任免地方官，摒除世卿世禄，朝廷坐收赋税，赏罚分明，效果很好，何乐不为？
作为法家代表人物，李斯主张加强君主集权。郡县制显然比分封制更容易达此目标。在他看来，实施分封制就是变相削弱皇帝权力，久之易形成地方割据势力，将刚统一的国家搞得四分五裂。他站在维护秦始皇政治权力的角度考虑问题，当然深受秦始皇青睐。
不过，秦始皇不大可能把集权的目的挂在嘴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他的决断显得很艺术：“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他把国家分裂内战的责任推到分封制头上，将实施郡县制上升到维持安定团结局面、不再新启战端的高度上来，容易赢得广泛认可。
然而，秦始皇推行的郡县制，却没有帮助秦王朝千秋万代。在帝国风雨飘摇、行将崩盘的关键时刻，末代君王子婴猛然发现，那些郡守县令要么望风披靡，要么作壁上观。没有了皇亲国戚的庇护，没有了同姓诸侯的勤王，秦王朝陷入了绝境。这样的窘境给汉高祖刘邦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他上台后，分封制又得到局部恢复。而这个美其名曰“郡国并行制”的体制，竟然困扰西汉王朝将近一百年。
分封制，还是郡县制？到底谁更像“安宁之术”呢？在秦汉地方政治体制的设计中，一直反复摇摆。
一、八百诸侯到战国七雄
几十年来，神怪小说《封神演义》被改编成多个版本搬上了荧屏。无论是《封神榜》，还是《封神传奇》《封神》，展现的是不同时代风格各异的审美情趣，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其实，如果把小说和电视剧里的诸神做历史还原的话，会发现他们只是紧密围绕在周武王和商纣王两大阵营周围的方国部落。而武王伐纣成功后的封神，其实就是周天子对参与伐纣的同盟进行分封，确立其诸侯地位，以及对周王室的臣属关系。
在《尚书·牧誓》里，周武王就明确提到了这些盟友：“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
尽管在武王伐纣前夕，已有周王室“三分天下有其二”的说法，但相比而言，周人依旧是弱者。经济上，周人占据的秦川地区偏僻落后，无法与商人经营几百年的中原沃野相提并论；军事上，周武王虽然联络了诸多盟友，但伐纣大军也只有“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兵力不仅少于商纣王临时拼凑的大军，甚至连春秋时期诸侯国发动大规模战役的军力都不如。因此，周武王出兵进攻商纣王，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第一，商纣王倒行逆施，人神共愤。要造出纣王罪该万死，武王伐纣是吊民伐罪的舆论来，让周灭商的行动师出有名，贴上主持正义的标签。
第二，借助舆论号召力，团结“友邦”，形成灭商大联盟。联盟的参与者必须比周更弱小，必须对商纣王不满，必须承认周的联盟领袖地位，这样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周的实力短板，并增强出兵伐纣的正义性。
第三，寻找商朝统治中心的薄弱点。商朝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强大，周人贸然出兵硬碰硬胜算不大。因此，周王室长期对商纣王卑躬屈膝，忍辱负重，表示臣服，甚至连周文王被关押在羑里多年，靠行贿送礼换取出狱机会后，只能闷声发展，不敢对商朝实施报复。
机会是东夷送来的。商朝地处中原，晚期一直面临两线作战的压力。西线的周在崛起，东线的东夷“不服王化”。商纣王认为周文王入狱和臣服的表现，已让西线形势稳定，从而将自己的战略重心转向东线，大批商军调往今天的山东跟东夷作战，商朝首都形如空壳。
周武王抓住机遇，组织盟友联合进攻。商军主力陷在东线，一时回不来，商纣王只能武装大批刑徒，抵挡以周军为首的虎狼“盟军”。殊不知，周军有备而来，这批商军临时拼凑，且对商王室有怨气，不愿当炮灰，战场倒戈，调转矛头，成为压垮纣王的最后一根稻草。
商纣王在鹿台*焚自**，周武王取得了胜利，实现了朝代更迭。然而，这不是周武王一个人或是一个集团的胜利，而是整个联盟的胜利。周武王只是这一联盟的“共主”，即从氏族社会演变而来的部落联盟首领。他无力吃掉这些盟友，就必须对他们既要依靠，又要管好。
于是，分封制应运而生。封国大体分为四类：
第一类：旧商诸侯。周灭商后，为了稳住和争取人心，便将商纣王太子武庚封到朝歌，来替周王室管理殷商遗民和东线商军。同时，把商朝王畿地区分成卫、鄘、邶等三个封区，分别由周武王的三个弟弟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来统治，用来监视武庚。不过，周武王去世，年幼的周成王即位，周武王的另一弟弟姬旦以周公名义摄政。这一新形势让管叔等人不满，他们不仅散布周公篡位的言论，还联络武庚发动叛乱。而武庚也想借此机会实现复国，便联合起兵*反造**。
为了维系来之不易的周朝天下，周公旦“内弭父兄，外抚诸侯”，澄清其忠于王室、无意夺位的心迹，得到召公等人的支持后，以周成王名义率军东征，击败叛军，诛杀武庚、管叔，放逐蔡叔，贬斥霍叔。殷商遗民则被一分为二：臣服周室者迁到宋国商丘，由早年投降周朝的纣王兄长微子启统治；顽固对抗周室者强制迁到洛阳，派兵管教监视。
第二类：同姓诸侯。武庚叛乱的发生，使周朝统治者更深刻地认识到“疏不间亲”的道理。他们更相信血缘纽带是屏藩周室的最可靠关系。于是，周王室分封诸侯重点倾向同姓贵族。相传周武王分封七十一国，其中五十三人（如鲁国、燕国国君）是姬姓子弟，是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的后人。他们作为周王的直系亲属，同宗同源，更受信赖。比如原先由武庚管理的殷商故都朝歌，以及当今著名的“殷墟”附近，就封给了周成王的叔父康叔，建立了卫国。
《史记·晋世家》讲了个故事：“周公诛灭唐。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珪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珪是象征爵位的玉器，周成王削桐为珪，潜意识里就体现了对同宗兄弟的格外信任。唐国是春秋五霸之一晋国的前身，因此叔虞就是晋国的始祖。
第三类：功臣诸侯。《封神演义》里的诸神大多算是功臣，分封他们，既是奖赏，也是信任和笼络。其中，功勋卓著的吕尚（姜子牙）封到了东海之滨的齐国，靠近中原地区，占据渔盐之利，经济文化基础较好，也便于帮助周室监控殷商故地。
第四类：盟友诸侯。以庸国为例。这个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古老国度，与黄河流域的殷商一样，都是中华文化渊薮所在。古庸国极盛之时，曾建都上庸（今湖北竹山）。庸国参与了武王伐纣的战争。《尚书·牧誓》里说，武王兴兵伐纣，庸率卢、彭、濮等八国以兵相从。当周武王的盟友，给庸国带来了许多好处，不仅分封为“子爵”，而且其南方群蛮领袖的地位也得到了周室承认，控制区域也扩大到今陕西、湖北、重庆交界地带。
与此类似的是，楚人先祖鬻熊辅佐周文王有功，周成王念其功劳，封其曾孙熊绎为子爵，建都丹阳，从而开启了楚国辉煌灿烂的八百年历史。
分封制为周王室带来了实惠。一方面，借助诸侯国的力量，原先政治地位和综合实力较弱的周国，得以以宗主身份巩固新政权，稳定新秩序，确保王室权威；另一方面，通过诸侯国这一载体，周王室拓展了疆域，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扩大了周文化的覆盖面和延展度。比如齐国，《史记·齐太公世家》如此记载，“师尚父谋居多。于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切实起到了屏藩王室、拓展疆域的作用。
在分封制的构建下，西周王朝形成了纵向和横向的两种秩序。
横向来说，通过构建遍布全国的交通网络，形成诸侯国对周王室众星捧月的政治格局，打破了夏商时期小国林立的状态，有利于维系周朝的国祚。近代以来，就有历史学家提出“西周封建论”，将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定在西周时期，理由就是实施分封制，实现了“分封建藩”，开启了中国政治制度史的新篇章。
纵向来说，周天子确立了天下共主的地位，在西周统治集团内部形成了“王—诸侯—卿大夫—士”的等级序列。诸侯以王为大宗，自己是小宗，同时又是卿大夫的大宗。这样说来，分封制与宗法制又紧密联系，互为表里。某种意义上，宗法制是分封制的血缘基础。
宗法制是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的延续，是贵族按照血缘关系来分配权力，以建立和巩固世袭统治的制度。其主要特征就是宗族组织和国家组织合二为一，宗族等级和政治等级完全一致，也就是所谓“家国一体”。在这一背景下，国家层面在分封，卿大夫层面也在分封。嫡长子占据有利地位，直接继承前人名爵，享有政治特权和对宗族成员的统治权，而庶子和家臣则等而下之。由于各方都认可周礼，贵族等级秩序得以维护。
然而，分封制和宗法制的一切好处，都要以周王室保持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威信为前提，如果这两方面不复存在，上述好处就会走向反面。事实上，“烽火戏诸侯”的典故，就充分说明西周后期王室衰微，实力不济，威信大减；危难关头，诸侯国不来勤王，坐视周幽王被杀，镐京毁于一旦。
春秋战国局面的出现，则是周王室全面衰颓的结果。诸侯国相互兼并，以强凌弱，周天子根本无力干预，只能承认事实。周王室威信不再，周礼也就逐渐被抛弃，出现所谓“礼崩乐坏”的新格局。于是，诸子争权、弑君弑父的现象在春秋战国时期屡见不鲜，宗法制确立的国家秩序和宗族秩序被推倒在地。
春秋时期，齐桓公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利用周天子在法理上仅有的一点权威，为己所用，既给周天子面子，更给自己里子。此后，名列春秋五霸的诸侯，都走“各国会盟+周天子授权”的形式，以确保其法理地位。至少在这一时期，除了楚、吴、越等国称王（中原各国对其称王不予承认），其他诸侯在称呼上还保持着对周天子的臣节。
战国时期，经过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赵、魏、韩、齐的君主都不再是当年周天子分封之人，既然君臣之缘疏远，诸侯们便不再甘当臣子。更何况，随着诸侯国数量锐减、战争规模扩大，天下重归一统的可能性在加大，一些实力强劲的诸侯国大有并吞寰宇的势头。
周王室蜗居在洛阳附近，地盘狭小，财力薄弱，位于四战之地，无险可守，与小国无异，对其他诸侯国而言已不再具有吸引力、感召力和利用价值。
于是，那些在改革中壮大、在战争中接受洗礼的强大诸侯国君主纷纷称王，甚至通过会盟相互承认对方的王位。公元前334年，魏惠王和齐威王在徐州会盟，相互尊称对方为王，史称“徐州相王”。
这是周朝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此前，魏惠王和齐威王还曾有朝见周天子的行动。此后，周天子的独尊共主地位就被否定了。周天子的政治地位（名号）也沦落到跟诸侯一样了。至此，春秋以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霸主政治结束，客观上也宣告周朝分封制的彻底结束。
公元前256年，东周灭亡。吞并周朝最后地盘的诸侯国，正是春秋初期因协助平王东迁有功而得到分封的秦国。它的封地，恰是当年周王室的龙兴之地。
周王朝，成也分封，败也分封。
二、汉承秦制的进与退
四川省博物馆藏有一块文字残缺的《九域守令图》石碑。尽管碑文残缺（缺字用［］标示），但依靠常识还是可以拼接起来的：
至于［战］国，天下分而为七，［秦］并四海，变易古制，始为［郡］县。更［汉］、［晋］分裂，至［隋］灭陈，天下方合为一。
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留下了“加强中央集权”的印记，其直接证据就是“废封建，立郡县”。
在秦统一中国之前的五百多年里，分裂、纷争、战乱、夺权，分封制的副作用被无限放大。因此，废除世卿世禄和设立郡县，成为战国初期变法成功的标配选项。前者改变了游戏规则，社会等级不再完全靠“拼爹”，给普通人提供了机会，可以靠军功上位。后者结束了地方治理体系的世袭制，国君任免地方主官成为郡县制的核心要义。
这些变法，结束了周朝特色宗法制度下的贵族世卿世禄待遇，让阶层流动起来，让社会活跃起来，让整个国家生龙活虎。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利”要靠种地和战功来获取，于是*队军**战斗力和后勤保障能力大增。这就是秦国能在战国七雄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说白了，就是调整顶层设计，最大限度发挥最大多数人的主观能动性。
秦国赢了，这一模式向统一后的全国推广。秦始皇有二十多个儿子，却无一人封王封侯，分茅裂土；全国分为三十六郡，郡守皆由朝廷任免，实行任期制和考核制，此即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滥觞，是区别于商周贵族政治的新事物。
如果说秦始皇是秦王朝硕果仅存的与旧时代仍有血缘联系，且享受世卿世禄待遇的贵族，那么到西汉初年，连这样的贵族也难以出现在朝堂之上了。汉高祖刘邦本是泗水亭长（相当于村主任），跟他一起打天下的大臣，出身多为布衣百姓、亡命之徒。由君到臣，多无贵族血缘和贵族气质，更加平民化、接地气。因此，赵翼在《廿二史札记》里说：“天之变局，至是始定。”
然而，刘邦却没有完全继承秦制，特别是郡县制，甚至还在一定范围内恢复了分封制。这是为什么？
秦末大乱，六国旧贵族卷土重来，纷纷称王。秦朝被*翻推**后，项羽主持分封十八诸侯，事实上否定了秦的统一，将历史*退倒**回战国时代。*退倒**总归是*退倒**，彻底恢复分封制带来的不是天下太平，而是新一轮战乱。在这场长达五年的楚汉战争中，刘邦最终胜出。
刘邦的胜利，离不开他对各路诸侯的笼络。在楚汉相争的关键时刻，刘邦必须给韩信、彭越、英布等功臣封王，才能换取他们出兵相助，否则单靠刘邦自己的人马，断难打赢垓下之战。如此一来，异姓王分茅裂土的格局就带到了西汉初年。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分封制，有刘邦难以克服的历史原因。
功臣封王，手握兵权和地盘，加之长期军事斗争中积累的政治威望，自然会对新皇帝的中央集权构成实质威胁。因此，刘邦登基后，花了十年时间先后削平了七个异姓王，只剩长沙王吴芮，由于忠于朝廷而幸免于难。尽管留下了“兔死狗烹”的恶名，但也算是给新政权降低了风险系数。
据《史记·吕太后本纪》载，后世史家在总结秦亡教训时，格外提到了一条：秦始皇的儿子们非但没有得到分封，反而悉数死在秦二世的屠刀下，让秦王朝在全国性*乱动**面前进退失据。殷鉴不远，刘邦自然引以为戒。更何况，他起事之初的伙伴大多是亲戚朋友。因此，他分封了一批同姓王，并在临终前发出了“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白马盟誓。
表面看来，恢复分封对中国历史是一种*退倒**，是对世卿世禄体制的恢复。不过，刘邦并没有把秦朝的郡县制一棍子打死。在分封和郡县之间，他选择了折中。
西汉初年的地方治理版图中，既有朝廷任免主官的郡县，也有同姓王基本上说了算的王国。全国共分五十四个郡，其中十五个由中央直辖，其余三十九个则是王国领地。王国复制了中央政权机构，除太傅和丞相（相国）由中央任免外，其他官员都由诸侯王自行任免。刘邦甚至赋予王国一部分*队军**，以及财权，使之处于半独立地位。
当然，除了同姓王之外，根据“非有功不得侯”的原则，刘家的远房亲属，以及功臣宿将，封侯者众多，他们也各有封地，只是地盘很小，军力和财力对中央不构成威胁。
对于这套混合治理体系，刘邦有着美好的理想：“矫秦县之失策，封建王侯，并跨州连邑，有逾古典”；集分封与郡县的各自优势，帮助汉王朝长治久安。他相信自己尚且年幼的子侄辈，未来一定能屏藩朝廷；他相信朝廷委派的相国和太傅，一定会把这些王爷们管教好。
然而，这些同姓王都是“有土之爵”，拥有“自置吏”和“得赋敛”两大特权。在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面前，血缘亲情随着代际传承越发疏远。待这些同姓王长大后，诸侯国出于独立发展的需求，自然会与中央朝廷*制专**集权发生矛盾，而且愈演愈烈。
比如吴王刘濞，就靠山吃山。据《史记·吴王濞列传》载，刘濞利用封地内产铜的先天条件，“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当具备了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和实力后，下一步必然政治野心膨胀，走向跟朝廷分庭抗礼的地步。
事实上，在吕后去世，诸吕作乱的当口，率先举兵讨伐诸吕的，就是齐王刘襄。而最终登上皇位，恢复刘家统治的，则是代王刘恒。从某种意义上看，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实力的增强，同姓王染指中央政权的能力在上升。这一点，坐上皇帝宝座的汉文帝刘恒不可能无感，他甚至感到了后背的丝丝凉意。
一场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之争在所难免。
三、贾谊与治安策
汉文帝六年（前174年），意料之中的事还是发生了。
作为刘邦的小儿子，淮南王刘长仗着与汉文帝刘恒血缘最近，骄横跋扈、目无法纪。不仅滥杀大臣，还在封国内僭越摆谱，出行清道警戒，发布命令称“制”，一切模仿皇帝的声威。汉家朝廷的政令，在淮南国似乎毫无权威，没人执行。更有甚者，他还打算联络闽越、匈奴，准备起事，过把真皇帝瘾。结果谋泄被囚，于遣往蜀郡途中绝食而死。
弟弟荒唐而亡，作为哥哥的汉文帝在伤感之余，又被另一件事惊到了：济北王刘兴居，也就是齐王刘肥的儿子，自己的亲侄子，竟然趁自己率军到太原抗击匈奴之机，图谋起兵进攻荥阳，威胁长安。连续两起王国叛乱，虽然迅速平息，但王国问题业已凸显，矛盾日趋激化。可是，那些同姓王毕竟是刘家骨肉，如何在权力与亲情、稳定与血缘之间寻求平衡，汉文帝想起来就迷茫，办起来更棘手。
就在这时，一份从梁国（今河南商丘附近）送来的奏疏摆到了他的面前。其中“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让他眼前一亮。这份奏疏名叫《治安策》，作者贾谊是这个时代不可多得的大才子。
贾谊踏入仕途很早，十几岁就辅佐家乡父母官河南郡郡守吴公，使得社会安定，经济恢复。由于政绩卓著，好评如潮，吴公擢升为廷尉，贾谊随之脱颖而出，成为朝廷聘请的最年轻的博士（类似特聘顾问），时年二十一岁。此后，皇帝每每出题，贾谊总能见解精辟，对答如流，仅过一年就破格拔擢为太中大夫，进入了最高决策层。
贾谊才高八斗，出谋划策，其《论积贮疏》脍炙人口，大有跻身公卿之势。然而，旷世奇才和火箭提拔挡不住既得利益者的嫉妒，周勃、灌婴等老臣纷纷上书，指责贾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久而久之，三人成虎。贾谊失宠了，被外放为长沙王太傅，谪居长沙。
尽管时隔三年又回到长安，与汉文帝坐而论道，“不问苍生问鬼神”，但依旧没能位列公卿，只是换了个地方——到梁国去当太傅。跟以前相比，离长安近了点，辅佐的王爷又是皇帝宠爱的幼子，也算是一种别样的重用吧。
虽在梁国封地，但贾谊一直闲不住。他体察民情，居安思危，北望长城内外，匈奴铁骑，磨刀霍霍；南瞰郡国表里，诸王僭越，制度疏阔。《治安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围绕备边、建制、限藩这三方面展开论述。
在贾谊看来，王国的存在是西汉王朝的首要隐患。诸王是否叛乱，与亲疏无关，与“形势”相关。一旦其势强于朝廷，就有可能反叛，甚至出现“疏者必危，亲者必乱”的情形。为此，他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两项建议：
——定礼制。针对诸侯王僭越礼制，滥用皇帝声威，导致朝廷政令不通的问题，强调必须严格区分等级，使诸侯王严格按人臣之礼办事，从而维护天子最高权威。
——定地制。鉴于“大都强者先反”的历史教训，主张在原有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诸侯，从而分散削弱他们的力量，这样诸侯王的封地一代代分割下去，越分越少，直到“地尽而止”。这就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治安策》为西汉解决王国问题独辟蹊径，称得上是汉代高层治国理政的经典策论。汉文帝采纳了这一建议，把齐国一分为七、把淮南国一分为三，迈出了削藩的第一步。相对而言，这一步迈得很温和，同姓王的子孙各得其所，国家粗安。
四、削藩与推恩
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这是汉景帝刘启即位的第三年。
自以为大权在握的刘启，决心摆脱父皇的影子，做大事，谋新局。
王国问题是关键。
据《汉书·荆燕吴传》载，作为曾经的老师、如今的御史大夫，大臣晁错提出了“削藩策”。核心思想就是“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晁错眼中的假想敌，就是吴王刘濞。
在晁错看来，四十多年来，刘濞在封国境内私自铸钱、煮盐贩卖、招纳逃犯、训练*队军**，反相毕露。朝廷必须先发制人，将其一棍子打死。
事实上，汉景帝刘启本人对刘濞也有戒心。不仅对他的“闷声发财”深感恐惧，更因早年恩怨而耿耿于怀。
还在当太子的时候，刘启曾跟刘濞世子刘贤喝酒下棋。在刘启面前，刘贤是臣，又在首都刘启的地盘上，本该谨言慎行，处处忍让，可他性格轻佻彪悍，凡事较真。弈棋期间，棋路相争，刘贤态度蛮横，不肯退让，惹恼了太子爷。于是，刘启盛怒之下，拿起棋盘摔在刘贤头上。结果，下手太重，不慎将刘贤打死。
这件事，刘贤确实倒霉。两个年轻气盛的贵族青年，下手没轻重，酿成了悲剧。刘启显然没有主观故意，充其量算过失杀人。可是，他毕竟是皇太子，谁也不敢惩罚他。汉文帝也只是派人把刘贤的遗体运回吴国下葬，好言安抚刘濞而已。
可以想象，中年丧子的刘濞多么悲痛，对这位位居庙堂之高却没轻没重的侄子是多么痛恨。刘启对此心知肚明，芥蒂日深。
晁错的“削藩策”剑指吴国。收到朝廷诏书，眼看自己的豫章郡（今江西南昌）和会稽郡（今浙江绍兴）将被迫拱手相让，刘濞终于放弃幻想，动员全国男丁，凡是比六十二岁的他年龄小，比他十四岁的小儿子年龄大的，统统全副武装。叛乱就这样爆发了。
“削藩策”非但没能削藩，反而逼藩*反造**。那么，晁错执行“削藩”的动议是否有些操之过急？
从传世文献的记载来看，我们找不到吴楚等国存心*反造**的直接证据，顶多有些蛛丝马迹。
比如吴国靠铸钱煮盐发财后，把老百姓该交的一部分地方税给抵了，客观上收买了人心；比如专门收容因犯罪逃到吴国的亡命之徒。再比如楚王在太后丧期乱搞男女关系，胶西王卖官鬻爵。这些虽然是违纪违法行为，或有瓜田李下之嫌，但与后来大臣邓公说的“为反数十年矣”的话相比，并不构成直接的逻辑关系。
站在历史的高度，提前预判吴王刘濞迟早会*反造**，晁错提出“削藩策”无可厚非。然而，他理想有余，权谋不足，在操作上缺乏大智慧。在没有拿到令人信服的证据，并做好*压镇**叛乱的军事准备之前，就动手削藩，显然严重低估了对手，给吴王刘濞以“清君侧”的口实。
其实，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按照“治大国如烹小鲜”的理念，小火慢炖，而非大火快炒，反复折腾。具体到削藩事业上，也要一点点慢慢来，而非一口吃成个胖子。就像贾谊《治安策》里建议的那样。遗憾的是，晁错并非道家思想的信奉者，不懂这个道理，对《治安策》的主张也不感兴趣。
晁错“削藩”，战略正确，预判提前，但战术错误，最后害了自己。缺乏政治经验的汉景帝，禁不住一众大臣的游说，天真地以为，只要杀掉晁错，就可以消除吴王刘濞的*反造**借口。于是，在师生之谊和朝廷短期利益面前，他选择了后者。晁错在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衣朝衣，斩东市”。
杀晁错非但没有平息叛乱，反而让刘濞看清了汉景帝政治幼稚的真实面孔。于是，刘濞自称东帝，率领叛军长驱直入，包围梁国都城。直至此时，汉景帝才如梦方醒，调兵遣将，*压镇**叛乱。
最初，朝廷对形势判断失误，造成七国皆反的被动局面。然而，刘濞没有借机率军直取长安，或控制作为交通要冲和储粮中心的洛阳，而是顿兵梁国坚城之下，迁延时日，错失战机。汉军主帅周亚夫得以从容调兵，各个击破，最终击溃叛军，平定叛乱。
为了“削藩”，晁错付出了生命代价，西汉王朝也损兵折将、生灵涂炭。不过，经此磨砺，汉景帝对王国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化。他先是借机名正言顺地将涉事七国撤掉，所属郡县收归中央，又大量裁减王国的官员数量，收回王国的官员任免权，以及煮盐、铸炼铜铁的经济特权，实现了釜底抽薪。
当汉景帝将皇权的接力棒传给汉武帝时，中央直属郡增加到四十四个，诸侯国管理的郡只剩二十六个，诸侯王只保留“食租税”的特权，再也无力对抗中央了。
可是，诸侯王国只要还在，对于西汉最高统治者来说，依旧是肘腋之患，如芒在背。
既然“心急吃不了热豆腐”，那就要想点“长效机制”的实招。汉武帝征辟的“草根”能人里，有个叫主父偃的谋士出了个主意——“推恩令”。其思想精髓就是当初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
按照《汉书·中山靖王刘胜传》的说法，“推恩令”就是“令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汉为定制封号，辄别属汉郡。汉有厚恩，而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
打着皇帝施恩予诸侯王所有子嗣的名义，将诸侯王国分成若干侯国，老王爷的子弟人人有份，都当列侯。如此一来，王子们没必要为争夺王位大打出手，以前地盘广袤的王国也越分越小，传袭几代，直至后嗣断绝，分无可分为止。
“推恩令”实施不久，就将“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为三，及天子支庶为王，王子支庶为侯，百有余焉”。这样做，诸侯王的子孙只看眼前自身利益，大多满意，矛盾冲突降到最低。而随着诸侯国越分越小，客观上实现了朝廷的中央集权更加强势的目的。
更重要的是，推恩令所分的侯国，不再受原先的诸侯王国管辖，而是“别属汉郡”。其结果自然是王国面积日益缩水，朝廷直辖的地盘越来越大。汉初，中央只控制十五个郡，到汉武帝末期已增至八十个郡。昔日王国“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的盛况一去不返。
汉武帝还通过“献金助祭”等方式，以进贡黄金分量不足、成色不好等理由，废掉列侯一百零六人。借口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刘赐交结宾客、暗造兵器，有谋反迹象，将其逮捕，逼其自杀，将其国撤除，改为郡县，并罗织罪名，牵连杀戮列侯、官员和宾客数万人。
至于靠近京城的河东、河内、河南三郡，则由朝廷发布明文规定，禁止同姓诸侯王王室成员担任军政主官。汉武帝为拱卫皇权、削夺王国势力，可谓不遗余力，多管齐下。
显然，汉武帝张弛有度的软硬兼施，比晁错直来直去的“削藩”，更具政治智慧，效果也更好。贾谊的政治理想，在汉武帝时代终成现实。
其后，王国依然存在，但跟朝廷直管的郡已无本质区别。“国”将不“国”，只剩下了名号而已。王国跟郡的区别，除了有无“食租税”的君王之外，只剩下一条，那就是郡的军政长官是郡守，而王国的军政长官是国相。如此而已。
汉武帝以后，仍有个别皇帝对子孙过度信任，分封诸侯王，给予兵权，但无一例外地祸起萧墙，酿成悲剧。比如西晋八王之乱、明朝靖难之役。历史证明，对于巩固中央集权而言，郡县制较之分封制更可靠。今天省市县的地方行政体系，本质上仍是郡县制的延续。
“推恩令”也有受害者。比如刘备，自称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就算他不是冒牌的，由于刘胜子嗣众多，“推恩”好多代，到刘备这儿早就一无所有了。桃园结义之前，他只是个卖草鞋的小贩……
五、侨置与土断：南北对峙的怪胎
冬日的扬子江，风萧萧兮寒意浓。一道圣旨，令江畔这座都城里本该贺岁迎新的喜气荡然无存。
“滨州侵地案，令靖王萧景琰主审，三司协助。查明立判，不得徇私，钦此。”
官员骑墙、誉王沉默、耕农封口……诸多怪现象令这桩牵涉多名权贵的大案扑朔迷离。然而，靖王沉稳应对，迈过险阻，快速结案：庆国公及其亲朋主犯落马，家产悉数被抄没。
电视剧《琅琊榜》里的这段情节，环环相扣，拨人心弦，虽是架空历史，但毕竟嫁接到南北朝这个风云诡谲的大时代。滨州侵地案，也就成为这个时代南朝经济困局的真实写照。
这一经济困局的肇因之一，就与侨置和土断有关。
建兴五年（317年）仲春，琅琊王司马睿在建康（今江苏南京）称王，建立东晋王朝。此时，他或许很庆幸自己成功逃离了陷入战乱的中原，提前布局江南，不仅捡了一条命，还奇迹般地当了皇帝，延续了晋朝的国祚。
事实上，十年前他初来江南，人地两生，只是靠着琅琊王氏家族的代表人物王导、王敦等人辅佐，才落地生根。王氏家族在南方的影响力也迅速扩大，布列显要，掌控枢机，专任征伐，大权在握。于是，才会出现司马睿登基之时，一定要拉着王导同升御床，一起接受百官朝贺的奇特现象。
司马睿的经历，只是当时“衣冠南渡”的缩影。在这场中国历史上首次人口大迁徙中，皇室成员尚且要靠“共天下”，才能稳定在南方的统治，对于那些源源不断到南方躲避战祸的中原汉族臣民，想在江南过上安稳踏实的生活，又是何其艰辛。
“衣冠南渡”并非政府主导，而是民众自发，说白了，就是逃难。他们一般分成三类：第一类是接受官府登记户籍的；第二类是流落到大户人家的宅院里的，寄人篱下，受人奴役，由于官府无从知晓和统计，成了名副其实的“黑户”；第三类是既不登记户籍，也不依附豪强，而是漂泊不定，随遇而安的，被称为“浮浪人”。
不管有没有户籍，相对于南方土著，他们都算“侨民”。所以，朝廷将其称为“侨户”“侨人”。
到达南方的侨人，有的聚居，有的散居。东晋官府借地重置了许多侨人的原籍州、郡、县，仍用旧名。官府将其称为侨州、侨郡、侨县，简称“侨置”州县。比如朝廷在都城建康附近的京口（今江苏镇江）就侨置了徐州。
为了跟苏北的徐州有所区别，京口的徐州就被称为“南徐州”。于是，长江两岸就出现了许多加上“南”字的北方地名，如南豫州、南青州、南兖州等。
跟侨置州县相对应，南方原有的州、郡、县，则被称为“土州”“土郡”“土县”。
流落他乡，入乡随俗即可，何必单设侨置州县呢？
东晋当局有三点考虑：
一是招徕难民。充实劳动力，加快南方经济开发。为此，朝廷豁免了侨置州县的租税和徭役，让这些难民渡过难关。
二是加强管理。把四处散居的侨人渐次集中起来，按照同乡关系各找各家。
三是安置干部。逃到南方的侨人不乏北方望族，单独设立侨置州县，既能给这些大户人家提供跟其身份相称的官缺，还能将侨人单独管理，形成特区，免受当地土著欺负。
然而，事情的真相真的如此吗？
其实，皇帝司马睿、王导等东晋士族*官高**几乎全是侨人，他们跃居最高决策层，当然会出台措施优待侨人。表面看来是照顾弱势群体，其实就是照顾自己，实现“合情合理”的以权谋私。可是，侨置州县从设立伊始，朝廷似乎就没省过心。
由于侨置州县的存在，东晋王朝的民政部门冒出了两种类型的户口本：当地土著纳入正式户口，户籍资料由防止虫蛀的特殊药物处理过，呈现黄色，故称“黄籍”。侨人纳入临时户口，户籍资料用的只是白纸，没有任何处理，故称“白籍”。跟今天不同的是，当时的临时户口，仅从免税这条来说，福利待遇就远好于正式户口。
一个王朝，两类户口，这样的制度设计造成的后果，当然是侨人占了便宜。但如果站在国家层面，就未必是什么好事了。
侨人免税，不但国家财政少了一块税源，收入大幅减少，而且侨置州县过多，造成衙门叠床架屋，官僚队伍臃肿，人浮于事，开支浩大，财政负担加重。侨人居所分散和多变，导致侨置郡县的数量和地理方位也经常改变，使得行政区划混乱。
经过几十年休养生息，侨人业已度过困难阶段，生活水平已与本地人无异。然而，同朝为民，税负不同的现实，使侨人更加富足，为此，当地土著很不甘心。于是，更多的土著选择了逃避或投机。有些土著弄到一份临时户口，混入侨人行列，从而实现*税逃**。假侨人越来越多，实际纳税人越来越少，国家靠什么维持正常运转？
东晋的皇帝多数昏聩，但决策层不乏有识之士。他们意识到了“一朝两制”光环下的种种黑幕，虽然只是肘腋之患，但“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不可不防。于是，一个新的改革方案应运而生，那就是“土断”。
“土断”的核心主张，就是将全国户籍一律整理为“黄籍”，取消临时户口。居民不分侨旧，一律编入所居郡县的正式户口。官府针对侨人的优待政策一律取消，无论是谁，都要向朝廷纳税服徭役。
对既得利益群体的北方士族而言，这一改革方案的实施无异于断其臂膀。他们当然会千方百计予以*制抵**。因此，东晋到南朝推行了十次“土断”改革，大多效果不彰。只有桓温和刘裕主持的两次有些成效。相比之下，刘裕主持的“义熙土断”，效果似乎更显著。
据《宋书·武帝本纪二》载，义熙九年（413年），权臣刘裕给晋安帝上了一道表章，回顾了几十年前权臣桓温主持的土断改革，曾改变了“民无定本，伤治为深”的局面，一度实现了“财阜国丰”。尽管人亡政息，改革夭折，导致“杂居流寓，闾伍弗修，王化所以未纯，民瘼所以犹在”，但刘裕决心身负重任，重启“土断”，实现“宁民绥治”。
刘裕的改革思路，是不管侨人是否乐意，直接裁撤侨置州县，最大限度精兵简政。新政规定，全国绝大多数州县全部依界“土断”。多数侨置郡县被合并或取消，归入相邻的本地郡县。随之而来的，是冗余机构消失，部分官员下岗。大多数侨人的临时户口被注销，取而代之的，是不想要又不得不接受的正式户口。
官府还严厉清查士族富户藏匿人口的现象，遇到公然对抗者，刘裕的招数就是杀一儆百，绝不手软。会稽余姚的士族大户虞亮，藏匿亡命之徒千余人，拒绝纳入国家正式户口，查实后被处死。于是豪强肃然，远近知禁。
刘裕赢了，他主持的“义熙土断”打击了东晋士族集团势力，财政做到了增收节支，派遣徭役的难度减小，百姓的税负变得均匀，民间怨气有所缓和。
刘裕是个有理想信念的政治家，他抱定“率之以仁义，鼓之以威武，超大江而跨黄河，抚九州而复旧土”的志向，期待建功立业，恢复中原，并为此多次用兵，将东晋的旗帜第一次插上了洛阳和长安的城头。
在这些军事行动的背后，“土断”改革带来的源源不断的后勤供应，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一切，也成了刘裕代晋称帝，建立刘宋王朝的基础。
然而，在对待居住在晋陵（今江苏镇江、常州一带）的南徐、南兖、南青等三个侨州的住户，他没有一碗水端平，而是网开一面，暂不实行“土断”改革。理由很简单，他赖以打天下的北府兵，家眷就住在这片区域。既然是自己人，自然还得优惠。不过，如此特事特办，不仅使改革没能彻底，而且为改革的未来埋下了隐患。
刘裕死后，刘氏子孙陷入了空前的骨肉残杀，“前见子杀父，后见弟杀兄”。长期内战和昏君乱政，将东晋到刘宋积累多年的物质财富损耗大半。萧道成取代刘宋建立齐朝后，依然面临财政困难的局面。于是，萧道成父子决定开展大规模的户籍检查制度，叫作“检籍”。这么做，为的是进一步减少户口隐匿，增加朝廷直接控制的劳动力，夯实税基。
看起来，“检籍”跟“土断”没什么差别，但实际上，“土断”只是消除国民身份差异，“检籍”类似于“土断”的升级版，凡是查到虚报、伪报或篡改自家户籍的家庭，一律从户籍登记上剔除，即“却籍”。凡“却籍”的，全家充军流放边地。
如此严厉的“检籍”政策，给人的感觉就是“土断”玩过了头，形同竭泽而渔。在南朝内斗不止的政治环境里，这样的扯皮只会加剧社会矛盾，酿成民变。
南朝齐永明三年（485年），中产家庭出身，自幼习武，有政治追求的浙东望族唐寓之，打着“抗检籍，反萧齐”的旗号揭竿起义。他利用“祖孙三代皆以看风水、择墓地为业”积攒的家底，以及“乐于济贫救困，为乡里所爱戴”积累的人缘，迅速将起义军扩充到3万多人。然而，由于装备落伍，面对强大的官军*压镇**，起义军全线溃败。
唐寓之虽然阵亡，但他领导的起义是有积极意义的。朝廷深受震动，叫停了“却籍”政策。政局动荡消停了，但摆在南朝统治者面前的问题依然没能解决：
“土断”只是户籍制度改革，无法阻挡士族地主大肆兼并土地的步伐；“却籍”只是对内惩戒措施，无法扭转南朝在对外战争中节节败退，疆域日益萎缩的困局。《琅琊榜》里塑造的“梁帝”，其历史原型梁武帝萧衍，晚年不仅纵容皇子争权夺利、贪污腐败，而且贪图蝇头小利，引狼入室，导致侯景之乱，不仅葬送了自己的身家性命，而且荼毒江浙，摧毁了南朝政权抗衡北朝的最后一点资本。
劫后余生的六朝古都建康，只剩下“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而曾经借助侨人特权长期占据高位的北方南迁士族，则在南朝的一场场内讧与厮杀中精疲力竭，在一次次“土断”改革的冲击下，走向历史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