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青丘
编辑|海蓝宝
联邦德国一直以来十分重视改善本国农业结构。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联邦政府通过一系列措施大大改善了农业结构，为农业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农业结构的调整
联邦德国调整农业结构的措施主要如下:
第一，土地整理。这包括实现土地分散合并、农地转让或安置进而促进农场面积扩大。
在20世纪50年代，联邦德国农业结构政策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土地集中实现生产集约化。
联邦政府在土地整理的过程中一方面注重安置来自东部难民区的家庭；
另一方面把不适宜居住的农户迁出以建立新的“有生命力”的农场，同时扩大农场经营规模以促进农业合理经营。
第二，支持垄断资本主义的大中型农场发展。
20世纪50年代中期《农业法》颁布后实行的“绿色计划”通过分发补助金和减息*款贷**以支持大中农场的发展，极力促进农业结构的改善。
最后，通过农业财政政策来促进农业结构调整。
1952年联邦政府颁布了《农业租赁法》规定对土地出租给予物质奖励。
五十年代后期，通过颁布《老年农民养老法》鼓励年老农民提前退休以交出土地，实现土地的快速流转。
联邦政府从六十年代中期起，开始从联邦预算和各州预算中拨出专用租金鼓励长期出租。
“根据联邦农业林业部1969年3月10日的指示，规定对出租土地12年以上的户主支付每公顷500马克的奖励，如果是带有多年生作物的土地则为1500马克。”
联邦政府通过设立奖励基金的方式，增强了农民土地流转的意愿，扩大了土地经营面积，改善了农业生产结构。
在联邦德国农业振兴政策的影响下，农业结构发生了快速变化。
“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拥有近170万个农场，其中三分之一小于2公顷”。
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联邦德国小农场的比例大幅下降“农场规模在0.5公顷及以下的耕地面积比1949年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
10公顷以下的小农场数量稳步下降，而20至50公顷规模的农场数量在稳步增加”。
国农场规模的扩大为大规模使用机械化生产和生物技术提供了便利条件，大大提高了农场生产效率。
这对于联邦德国农业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必须强调的是，农业结构的变化速度在地区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并非所有地区都受到同样的影响。
联邦德国北部地区(如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地区)农业结构调整更加显著，因为那里的历史传统和平原地形更加便于实现农场合并。
此外，在快速发展的工业区因为可以提供非农业就业机会，其农业结构调整的规模和速度也往往较快。
在非工业集中地区，以家庭劳动力为主的小型家庭农场仍然为主要的农场类型。
二、农业的现代化
联邦德国农业机械化的快速发展与其战后工业的恢复密不可分。
联邦德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引领下，在五六十年代经历了“经济奇迹”，一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强国。
工业部门的发展为反哺农业奠定了基础，大大促进了农业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农业中尚有130万匹马和其他役畜被使用，到1969年，这一数字已降至25万。
“在20世纪60年代，三分之一的奶牛场都在使用挤奶机，使用中的拖拉机数量从1951年的16.2万台增加到1969年的130万台，三分之一的耕地是用联合收割机收割的。”
德国的农业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生产。
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与肥料的使用增加相匹配。
大约在同一时间，国家开始补贴农民的肥料购买，截止到1963年化肥补贴援助结束时，化肥补贴计划耗资约为18亿马克。
“如果将化肥和作物保护的支出加在一起，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联邦政府的财政支出以每年4%以上的速度增长。”
截至1969年，在农业化肥的使用方面，联邦德国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内已经占据领先地位。
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农业集约化经营促进了农业劳动力的减少和小规模农场数量的普遍下降。
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农业现代化的必然结果。
农业生产的技术革命释放了过剩的劳动力供应，20世纪50年代后期联邦德国的“经济奇迹”也为农业结构的变化提供了契机。
由于工业领域的良好就业机会可以为希望离开土地的农民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因此大量的农民离开了土地。
同时，农村和城市之间基础设施的改善进一步促进了这一趋势的发展，交通改善促使农业工人上下班更加便捷。
同时还能维持他们的兼职农场，许多兼职农民出售或租赁农场，许多全职农民改为兼职。
据统计，“与1949年相比，1963年有40%的从事农业工作的人离开了农业部门。”
“从1950年到1969年，全职农场工人(包括长期雇佣工人)的数量从超过510万减少到大约180万。
农场劳动力(包括兼职和临时工)下降了五分之三以上,长期雇佣工人的数量下降了82%，而临时(季节性)雇佣工人的数量下降了64%。”
实行共同农业政策后，联邦德国农业企业规模得到扩大化专业化生产，营销结构得到大大改善， 实现了农工商一体化。
联邦德国农业发展中注重发展新技术，农业实现了机械化、良种化。
农业生产的技术进步和化学革命向其他经济部门释放了过剩的劳动力供应，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劳动力、资金等必要条件，为经济高速发展做出了贡献。
三、农村面貌的改变
联邦德国农业振兴政策的实行，大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实现了农业的长远发展。当然，农业振兴也是建设美丽乡村的重要组成部分。
联邦德国农业振兴中对农业的长效投入，大大改善了农村基础设施条件。
农业振兴过程中发展的农田水利、农村道路等基础设施为农业发展提供了便利，也明显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使农业生产和农村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农业振兴与农村发展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
联邦德国的农业振兴政策通过系统完整的路径规划，坚持农业发展与乡村振兴同步一体化。
在早期的农业政策中听取农业技术专家科学具体的指导和建议，建立村庄编排规划长效工作机制。
在农业政策的制定中也加强宣传，广泛吸收农民的想法，动员社会群体参与到农村发展的整体建设中。
为了最大程度建设宜居的新农村，联邦政府拨付专门资金支持改善农村供水供暖设施、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
据统计，“在1961-1968年间，联邦政府修建或改善了104000多公里的道路。
其中包括超过60000公里的硬质路面，还包括完成超过20000公里的水道建设，并搬迁了近4300个远离城区的农庄。”
同时，联邦政府还设置众多医疗卫生等公益岗位，保证农村社区基本公共项目的供给充足。
这些措施使得农村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经济也获得了发展的空间。
在农业振兴过程中，乡村人口逐渐从分散走向集聚，形成众多聚落性乡村。
特别是土地整理措施，使得全国生产条件较差的土地实现了自由流转连片，促进了土地的整合利用和规模化生产。
也大大提高了农业机械化水平和农业规模下的集约化生产。农村人口的集聚促使政府改善农业基础设施。
在联邦政府的资金支持下，公路、医院、学校等公共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
有效加强了农村经济和生活居住功能的提升，实现了乡村发展中的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的协调融合。
农业振兴政策实现了对农村地区土地的合理利用，逐步实现了农村经济功能的升级。
联邦政府对农业大规模的资金投入，促使农村地区形成许多农工综合体。
农工一体化大大拓宽了农业发展内涵，农业链条得以延伸和更加完整。
因此一些农村地区已经成长为带有工业化性质的农业发达区。
农村地区的发展分担了城市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压力，更多的城市人口开始转向农村，这进一步倒逼完善农村的人居环境。
无疑，这对于改善了农村面貌是大有裨益的。
总之，联邦德国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以完备的科学规划为先导，不断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合理分配物质资源投入，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通过农业振兴政策，联邦德国农村的基础设施条件、农民收入和农村公共服务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这些对农村地区的发展和转型具有不可磨灭的作用。
四、农业利益集团政治基础的扩大
联邦德国农业振兴过程中农业利益集团发挥了重要作用。
农业作为因民基础性产业，受到联邦政府的重视。
农业利益集团也利用其政治影响力和舆论手段为农业争取最大权益。
在农业政策的制定实施中贯穿着农业利益集团的身影，其政治基础和影响力也进一步增大。
联邦德国政治制度的一大特点是 利益多元主义。
利益表达机制是公民的宪法权利，是政治权力得以有效运作的重要条件。
“联邦德国在《基本法》中规定德国人有权组织联合会和协会，这是利益集团(压力集团)组织合法性的基础。”
“由于国内政治集团对经济利益的依存度较高，德国几乎所有经济利益组织都处在国家政治谱系框架内。
各民主*党**派及工农业利益阶层等主体都能在农业政策中表达自己的诉求。
总的来看，德国农场主协会与联盟*党**拥有密切联系。
德国农场主协会的主要代表一直是议院内*盟党联**的重要成员，这使得德国农场主协会在利益表达与政策实践中都能对农业发展产生实际影响。
农业生产者组成的德国农场主协会在捍卫农民的切身利益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德国农场主协会以其严密的组织形态可以将农业目标整合为集中领导的行动框架内，从而协调农业行动，以统一行动表达农民集体意志，最终达到维护农民利益的目标。
德国农场主协会一般具有三个作用:
第一，通过与联邦食品农林部的对话与沟通，实现农业经济意感的表达和农业法律的出台。
德国农场主协会是本着民间互助、自我负责、自我管理为原则的组织。
它是农民和农业相关利益团体的纽带组织。它负责向政府提出合理有效的法律建议，为农业发展提供政策指导。
从早期农业保护主义政策的确立和《联邦德国农业法》的制定都可以看出其发挥的作用。
第二，农场主协会可以在农业利益受损的情况下对政府施加压力，影响政府农业政策的制定。
德国农场主协会作为代表德国农民利益的最重要自治组织，通过游说、宣传以及派遣农业专家团队的方式使得联邦政府做出有利于农业发展的决定。
从共同农业政策实行阶段农场主协会维护农民利益的诉求中都可以看到其发挥的重要作用。
第三，将农业利益融入到政府政策实践之中。
在共同农业政策实践过程中，德国农场主协会在国家和欧洲行政当局与生产者之间发挥了中间人的作用。
对于共同农业政策这样高度干预和复杂的农业政策的具体执行，如果离开德国农场主协会作为中间机构去传达具体实施方案是难以想象的。
面对复杂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德国农场主协会更容易提供农民能接受的帮助，同时向政府保证农民在当地遵守规则。
这是政策具体落实所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最后，德国农场主协会在早期联邦政*党**政治中的抉择策咯帮助其进一步扩大了政治基础。
战后，德因农场主协会被整合发展为合法有序的农民利益表达力量，保守的农业意识形态是其 指导思想。
出于维护农民的利益，德国农场主协会在农业政策上倾向于维护家庭农场制度。
*盟党联**领导的政府也认为家庭农场可以保护最低限度的农业人口，保证农业供给，具有政治与社会意义。
因此，德国农场主协会对于联邦政府奉行的农业保护和价格补贴政策持支持态度，并且极力维护家庭农场的农业生产模式。
在这一时期，*盟党联**政府与德国农场主协会在农业政策上基本保持一致。
但是，随着五六十年代共同农业政策的推行，联邦德国的家庭农场生产模式和农业补贴政策受到巨大冲击。
小农家庭农业占主导地位的家庭农场生产模式与共同农业政策倡导的农业结构改革格格不入，这对联邦德国的决策者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德国农场主协会出于维护农民实际利益的考量，对共同农业政策表示厌恶和强烈的反对。
在共同农业政策推行过程中，德国农场主协会主席雷温克尔就经常使用科学的专业知识来反驳委员会的要求，显示共同农业政策对德国农民的破坏性影响。
这进一步增强了德国农场主协会在农民中的支持力度。
然而，*盟党联**领导下的政府想要推行欧洲一体化进而提高联邦德国在欧洲的政治地位，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农业的利益。
这也使得农业利益集团与基民盟/基社盟的关系恶化，国内爆发不满与抗议活动，进而导致联邦德国选票政治下执政*党**的政治体系出现一定程度的瓦解。
“1959年*民党社**在哥德斯堡纲领中,承认了国家农业政策中价格支持和农业补贴的合理性。
德国农场主协会决定接近*民党社**作为农业政策的调解者。*盟党联**对农民具有吸引力的政治优势开始丧失。”
在1965年的选举中，大多数农民投票支持基民盟，但在60年代末，他们开始支持*民党社**，希望获得政府对价格政策的新支持。
1969年，一个新的*民党社**/自民*党**联盟以最微弱的优势贏得了选举。
这充分表明了德国农场主协会在影响选举结果方面的力量。
总之，联邦德国农业振兴政策中德国农场主协会通过强有力的利益表达机制赢得了农民的支持，能够对于农业政策的决策和执行起重要作用。
德国农场主协会利用各民主*党**派与利益团体广泛的政治依存和利益妥协，提升了自己的影响力并扩大了其政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