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想起拉扯孩子的事儿，凯特仿佛又看见茫茫海滩。那片海滩是她的花园，是她的无忧无虑的岁月。那时候，人们还认为，进行日光浴的时候，只要抹点儿高效防晒油就安全可靠了。西奥布罕出生的那年，阳光还被人们看作滋养人体的宝物。四五个夏天之后，情形就大不相同了。
凯特觉得，悉尼的海滩对于孩子们来说是最理想的游乐场。这儿的沙子既不是细如粉末，又不曾化为白泥；既不像黑乎乎的火山灰让人看了难受，又不是沙砾遍地把脚丫子硌得生疼。这儿的沙滩柔软得像一块缎子。孩子们向沙滩冲过去的时候，肩膀、肚子首先着地，也不会有丝毫疼痛的感觉。这儿的沙子还有足够的“亲和力”，孩子们尽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堆起形状各异的“建筑物”。这儿的沙子源于黄褐色的砂岩。从岩石到冲积层到沙子，再从沙子到冲积层到岩石，循环往复无数次。那颗颗沙粒还残留着对于其他形状的记忆。
海滩南边是冲浪区。西奥布罕两岁半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在那粼粼碧波中游25米。伯纳德比姐姐来得慢。他走路摇摇晃晃，喜欢沉思默想，一望便知没有运动天赋。他对他们那座房子前面，砂岩平台上的小水坑，远比对茫茫大海感兴趣。他注定是个离不开陆地的人。
在凯特的记忆里，西奥布罕像迎接盖弗尼·科金斯基后院里的家禽一样，迎接拍岸而来的浪花。而伯纳德总是一见汹涌的波涛便掉头就跑。人们——包括“不怎么受人尊敬”的富兰克舅舅——都对这个鲜明的对比大发议论。凯特对大家的评论不以为然。因为伯纳德见水就跑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在她看来，虽然他的生长方式不同，但同样值得称赞。如果他对水不感兴趣，或者见了水就感到压抑，那是另外一码事。
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谈起伯纳德平衡能力差、对移动着的物体缺乏观察能力时，凯特不会气得一言不发。吉姆·盖弗尼——连锁电影院的创始人，就是其中之一。
“要注意这个问题，”诚实的吉姆说，“对于一个缺乏形体训练的孩子，学校生活会让他吃不消的。现在倒是不比从前，我们那时候，教师总是把体育看做澳大利亚人崇高的使命。不过即使现在，对于小学生来说，体育锻炼也是头等重要的事情，凯特。”
吉姆·盖弗尼和反复无常的凯特·盖弗尼打了一辈子交道，处事十分谨慎。此刻，你可以想象老先生说完这番话之后，朝椅背上一靠，仔细观察女儿会作何反应，会不会郑重其事地把这件事情谈下去。凯特指头抵着前额，示意父亲可以继续讲下去。
“有一种诊所，”吉姆说，“谢天谢地，现在有这样的诊所可以矫正这种毛病。我们那时候可没有。从事平民教育的天主教社团的先生们只会打得你哭爹喊娘。”
于是，凯特把伯纳德抱进她的结婚礼物——高级小轿车里，驱车一个小时来到悉尼大学。那儿有一个诊所。一些动作配合得不够协调的孩子们在那儿练习投球接球。伯纳德也跟大家一起玩，尽管谁也不投球给他。保罗·科金斯基有时也带儿子去那儿。凯特为此感到荣幸。保罗总是匆匆忙忙，从一个建筑工地跑到另外一个建筑工地。有一次，他抽空到诊所，看见儿子正在游泳池里学游泳。像任何一个当父亲的人一样，看到儿子的进步，他非常高兴。
“你教得真不错，凯特。不和姐姐在一起的时候，他游得蛮不错嘛！在她旁边，他游起来就像一条要沉的集装箱船，你说是吗？”
他对伯纳德缓慢的进步和对西奥布罕奥运会游泳健将般的技术，报以同样的喜悦。他还表示，不管什么方式，只要能够奏效，就具有同等的价值。一位实业巨子如此通达，实在难能可贵。凯特知道，换个场合，保罗一定会说出些不中听的话来——“建筑工人联盟”的成员们爱说的最为粗俗不堪的话。
虚荣心使她相信，保罗这种大度宽容会持续一辈子。她全然没有想到，这种所谓的大度不过是一文不值的粗糠。
伯纳德在门诊部治疗一段时间之后，已经能抓起坚硬的小球。抓球的时候，小家伙咯咯地笑着。这表明，他虽然不得要领，但玩得很愉快。他出生时，神经元受过一点轻伤，也许是因为吸第一口气的时候晚了一两秒钟，反正影响了智力的正常发育。现在，他已经成了这家专门矫正不协调动作的诊所的优等生，“摸爬滚打”都已过关。
鼎盛时期，保罗和他的父亲是悉尼波兰人小社会的英雄。他们对“波兰协会”“波兰俱乐部”“波兰中心”以及波兰战争纪念馆附属教堂慷慨捐资，受到很高的赞誉。他们还给波兰艺术剧院、波兰体育、娱乐、社会活动中心捐赠基金。他们的照片经常刊登在《波兰新闻》上，他们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波兰少数民族广播电台里。
有一阵子，凯特经常坐在波兰艺术剧院前排观看精彩的演出，或者去体育馆看波尔斯卡和克拉科瓦职业篮球队势均力敌的比赛。她还经常参加宴会，在这些宴会上人们向科金斯基一家欢呼致意，而他们也总是慷慨解囊。她听这些20世纪50年代的移民用尖刻、果断、颇富表现力的母语相互问候。他们回忆起从罗兹，或者弗罗兹瓦夫，或者比德哥煦消失的妇女；回忆起奥尔什丁，或者比亚韦斯托克，或者卢布林*市黑**的商人；回忆起在奥斯特罗维茨或者莱什诺，奥波莱或者卡托维兹从德国人或者苏联警察手里侥幸逃脱的经历。当你从一个充满快乐的社会步入这个社交圈子，并且发现自己嫉妒他们的“波兰化”和他们历史上的苦难，那是一种很奇特的感觉。
老科金斯基先生晚餐之后，常常爱讲一个关于波兰人的报复心理的笑话。
有一个波兰人在原始森林里的一棵大树下面发现一盏生锈的灯。他取出那盏灯，把锈擦掉。那是一盏神灯，它说可以帮助波兰人实现三个愿望——今后三年每年一个。波兰人的第一个愿望是让中国*队军**开到波兰，烧杀抢掠，然后再回他们老家。神灯虽然觉得这个愿望奇怪，但还是满足了他的要求。于是，两个月之内，中国人打到华沙，掠夺一番之后，撤回本土。
一年过去了，波兰人又去找神灯，并且说出和第一次完全相同的愿望，结果自然和第一次完全一样。第三年，波兰人又表达和前两次相同的愿望。神灯虽然同意满足他的要求，但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问他为什么会生出这种愿望？波兰人说：“因为他们每一次进攻波兰，然后再回中国，就要两次穿越俄罗斯，付出的代价自然比我们大一倍。”
老科金斯基认为，这个故事是打开波兰人灵魂的一把钥匙。凯特看到那些斯拉夫人围坐在桌子旁边，雪白的台布上放着醇香的波兰酒和上等伏特加，心里想，如果这样的生活也算是一种艰辛，别的生活恐怕只能是水深火热了。
科金斯基先生对吉姆和凯特·盖弗尼重复这个笑话之后，总要说：“所以嘛，亲爱的，我们挺像爱尔兰人。否则怎么会在悉尼待下去呢？”
凯特·盖弗尼太太——我们的凯特的母亲——深知悲伤和压迫是什么滋味，总是一言不发。她并不想把科金斯基太太作为自己受苦受难的姐妹。她总是说，在建筑业，老科金斯基自己就不亚于那支烧杀抢掠的部队。
凯特意识到，丈夫身上有这个笑话所包含的那种波兰人百折不挠的精神。他干的这行，胆小的人干不了，怕失败的人也干不了。别的不说，光和工会打交道，他一个星期动的脑子、耗费的精力，就比律师或者牙医一年耗费的都多。此外，他还得和州议会、环境保护机构以及各式各样的政客们周旋。有打有拉，软硬兼施，不择手段。
刚结婚的时候，凯特并不觉得这种科金斯基风格有什么可怕。她喜欢听老科金斯基对斯拉夫精神大发议论，并且举出若干事例证明他的论点之正确。不过有一点，她总是迷惑不解：为什么一个对政府和工会应付自如的人却要容忍科金斯基太太在家里为所欲为？她心想，或许正如社会科学家所说，男人在众目睽睽之下获得的权利才是真正的权利。如果他获得了这种权利，在家里便心甘情愿被人统治。
她眼巴巴地看着乐呵呵的、喜欢恶作剧的安德鲁·科金斯基，看着喜欢苦思冥想而又反复无常的吉姆·盖弗尼。她也爱琢磨婆婆和母亲。人们认为，这两个女人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展示自己作为女家长的骄横和滑稽。凯特很难想象母亲和婆婆究竟可以飞扬跋扈到什么程度。凯特常常想，自己是否也会像她们那样生活？科金斯基太太和欧布雷恩-盖弗尼太太是否由于她们的辛劳不被承认而郁郁寡欢？是否由于她们的丈夫自认为在更广阔的领域拥有权利而闷闷不乐？是否由于她暂处休眠状态、而终将和伯尼·阿斯特一起重整旗鼓，大干一番事业，才使她免于女家长们的保护与监督？在她看来，拉扯西奥布罕和伯纳德是自己身为人母尽心尽力的广阔的“舞台”。科金斯基太太当年对小保罗是否也怀着这样的感情呢？凯特·欧布雷恩对小凯特·盖弗尼是否也怀有慈母之情呢？而现在，她们总是撇着漂亮的嘴巴，表达心中的不满。
盖弗尼—科金斯基夫妇经常在科金斯基家共有的那条游艇“维斯特拉”上招待朋友。我已经描绘过这片海滩美丽的风光。那地方那样秀美，以致一位英国同行对保罗喃喃着说：“嘿！以前我们以为你来这儿是找罪受的！”
可是凯特渐渐不喜欢“维斯特拉”了。因为保罗不再独自到船上和她共享良辰美景。随着科金斯基建筑公司的日益发展，保罗的势力也渐渐壮大。现在应邀到他船上的已经不再是朋友，而是他用得着的人。他满脸堆笑，不惜一切代价讨好对方。这情景凯特以前从来不曾见过。这些人当中有一个是科金斯基建筑公司的保镖。那人身体结实，个子很高，头发剪得挺短，以前是个小有名气的足球运动员，名叫伯恩赛德。
伯恩赛德抱着小伯纳德转圈儿玩，就好像伯纳德也能长成一个五大三粗的壮汉。凯特看了总觉得子宫一阵阵收缩。
凯特第一次没有参加这种建筑行业的聚会，是因为西奥布罕上呼吸道感染引发高烧。科金斯基父子在这种场合便充分显示他们的社交能力和他们拥有的王侯般的权力。
她发现自己很喜欢待在家里。她喜欢哄西奥布罕把小儿服用的阿司匹林和甘香酒剂吞到肚子里，然后就给她讲那些能让孩子们安静下来的故事。她喜欢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坐在客厅里，在那儿，她能感觉到孩子们正在甜蜜的梦乡遨游。她坐下来，倒上一杯酒，一边慢慢地喝，一边看《悉尼先驱报》；或者一边喝伏特加，一边看电视里的新闻节目。
这样的夜晚恬静安谧，让人心旷神怡。凯特并不因为自己喜欢独处、没有陪伴丈夫而有丝毫内疚。她暗想，此刻她是处于一种原始的最本质的状态，也就是说，像一个游牧部落的母亲，像一个与太阳的升降、月亮的盈亏密切相关的人。她觉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都是一个完全相同的永恒。这种相同是神圣的。大千世界的种种社会活动则是运动的低级形式，是对精神的折磨。她只是为保罗尽自己的职责。
她对这个三人“联盟”——凯特、西奥布罕、伯纳德的“联盟”非常满意。这一点连她自己也感到惊讶。
后来，凯特总是迷惑不解，在别人身上得到证明的、亘古不变的“定律”终于在她的身上得到了验证。这个所谓“定律”便是在社交场合，如果一个男人没有妻子在场，就会说出和妻子在场时截然不同的话来，而那些女人也会因为他的妻子不在旁边，就肆无忌惮，表现出万种风情。
她不去出席那些宴会，待在家里，倒是巩固了和孩子们的“联盟”，但她同时失去了妻子的权利，无形之中使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并最终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为她不知道自己是在玩一场古老的游戏。她以为自己可以胜过这一切。
保罗的第一件风流事——迄今为止，这是她知道的他的风流史的第一页——不是跟他的女秘书，而是跟他老爸的女秘书。一场不能算大的投机。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件事发端于电影发行界人士为他的老丈人——连锁电影院的创始人吉姆·盖弗尼举行的宴会。在这次宴会上，他遇到了这位意中人。他对她不仅仅是怀有一种欲望，而是走火入魔。他海誓山盟，声称愿意为她上刀山、下油锅。
那次聚会凯特正好在场。她穿着一件肩膀裸露的长裙——那时她的肩膀还没有伤疤。如果保罗对那位女秘书的迷恋没有发展到后来那种要死要活的地步，凯特也许认为，是那次晚宴的“盖弗尼风格”让保罗逢场作戏，对盖弗尼一家进行出于本能的报复。
但是事情的发展证明，这绝非保罗施展的雕虫小技。那个女人名叫帕迪塔，白皙的皮肤，金黄色的头发，和保罗一样消瘦。其实凯特早就认识帕迪塔，熟知她那副模样。因为每逢夏天，她和她那位出生在克罗地亚的丈夫常来帕尔默海滩。有时候帕迪塔只穿比基尼，因此，就连她那副赤身裸体的样子，凯特也一清二楚，保罗自然也一样。不过，保罗似乎并没有特别注意大热天专心致志于阳光、海浪和丈夫的帕迪塔，直到在盖弗尼家的晚宴上，她终于坐在他的身边。大家都说，无论谈吐还是容貌都无法解释帕迪塔怎么能把保罗·科金斯基迷得神魂颠倒。
盖弗尼的家宴之后不久，保罗和帕迪塔·克林科维奇就双双坠入情网。凯特自然非常痛苦，但是最让她痛苦的是，这件事彻底改变了帕尔默海滩，结束了她无忧无虑的黄金时代。那时，她可以随心所欲把阳光、笑声带给两个孩子，而两个小宝宝也总是充分享受妈妈和大自然的馈赠。
为了孩子，同时完全出于自愿，她一直不愿意参加社交活动。可是现在，她被排斥在那个圈子之外，完全是出于保罗的选择。他总是找理由住在双水湾的公寓里，周末回海滩度假就蒙头大睡。星期六晚上和凯特一起吃晚饭的时候，也总是心不在焉，词不达意，最后只能回到孩子们的话题上。她经常看见他放下酒杯，透过宽大的玻璃窗呆呆地望着大海，目光中充满了凄凉和绝望。凯特知道，他的“航船”显然不在这儿，而在那漫漫远方。他渴望桅杆从水平线那边升起。
星期天，他就把那些“用得着的人”请到“维斯特拉”号上。有时候，她把孩子们送到船上，让他们能有机会和父亲一起游游泳。但她总是找借口留在家里。她讨厌伯恩赛德和别的那些人。
淡泊平易的默里第一次来到凯特·科金斯基家门口时，他怀里揣着一份征集签名的*愿请**书。他发现到这个地区居民家造访并非易事。车道很陡，上上下下，要翻过一道断崖。默里是一家商业银行的律师，正在干一件看起来有明显政治色彩、实际上又无政治可言的事情。
有人想在帕尔默海滩建一座两层楼的饭店。这座房子破坏了他站在自家阳台上凭栏远眺时尽收眼底的太平洋的风景。而且饭店一旦建起来，这里就成了一个闹饮宣泄的所在。倘若不开饭店，要么空房一座，白白在那儿扔着，要么成了人们打台球、跳迪斯科的地方。他倒不是反对跳迪斯科，他特别认真地对凯特说。他不想被人们看作一个古板守旧的“行动主义分子”。问题是这儿的道路状况不允许车水马龙。这儿不是年轻人酒后开飞车，向皮肤晒得黝黑的年轻女郎卖弄的地方。
他似乎有点夸夸其谈，只是那种嘲弄的口吻使他免遭此嫌。
这就是默里——一个挺正派的、尊重英裔澳大利亚传统的旧式男人。吉姆·盖弗尼也是一个血管里流淌着凯尔特人血液的旧式男人。但是这两个人的类型有很大的差异。默里不像吉姆那样滑稽可笑，他有自己的价值观。他第一次找凯特签名时，凯特就感觉到他性格中有一种执着，甚至执拗。他不辞辛苦找人为他的*愿请**书签名，而那份*愿请**书或许并不像他振振有词的陈述那样有理有据。他要维护的远比他口头上承认的多。
人们传说，他的婚姻出现了危机。而他深信，婚姻是不应该破裂的。人们普遍认为，他的生活之所以遭此变故，是因为他还恪守着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价值观，而他那位年轻的妻子是个70年代才长大的孩子，在性和文化上相当开放，发表意见无所顾忌。起初，她被他的“古雅”所吸引，现在，她却觉得这无法忍受。
他说：“当然，人们或许认为，我这样四处奔走是为了自己那片风景。其实不然。人们从世界各地来我们这儿观光，就是因为这里的景色没有被杂乱的建筑物破坏。这座建筑物本身，我承认，科金斯基太太，和其他地方的建筑物相比也没有什么令人讨厌的地方。然而，这不是症结之所在。如果我现在不站出来做一番抗争，悉尼就会失去它最后的一个机会。从伍伦贡到帕尔默海滩，人们已经筑起了一道水泥围墙！”
凯特签了名，但她断定，倘若这位默里把这份大伙签了名的*愿请**书拿回家，他的妻子一定烦得要命。
给凯特通风报信的大有人在。他们历数帕迪塔·克林科维奇和保罗·科金斯基之间发生的奸情，有的人出于恶意，有的人出于关心。据说，对克林科维奇本人，这正中下怀。因为他自己早已另有所爱，很想从那场婚姻中脱身。如果他的现任妻子嫁给一个众所周知的“大款”，他就如愿以偿了。
凯特的妈妈——凯特·欧布雷恩-盖弗尼——给她出主意，要对女婿严厉一些。婆婆则劝她要对儿子更体贴一些，还要经常陪他出去参加聚会。
夏天，这场“*乱动**”发生之前，人们坐在帕尔默海滩，冷眼旁观这三份正在瓦解的姻缘——克林科维奇夫妇、科金斯基夫妇、斯坦纳德夫妇（默里和他的妻子）。在悉尼，这种事司空见惯，没有人大惊小怪，也没有人喋喋不休。
如果说雷戈·克林科维奇对这场恋爱和婚变从容不迫的话，保罗·科金斯基却只是假装胸有成竹。
那家协调儿童身体机能的诊所曾经提到，有一个舞蹈班对小伯纳德挺合适。凯特也发现，舞蹈有时候对伯纳德的确很有吸引力。她寻思，经过一个阶段的练习，伯纳德或许有可能发掘出自己身上那种运动员的潜质。舞蹈班开始了，西奥布罕没有多久就掌握了芭蕾下蹲和阿拉贝斯克舞姿[1]，伯纳德保持身体平衡的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玛利亚·科金斯基老太太对小外孙子会遭厄运的蛛丝马迹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有一次她去那个舞蹈学校参加圣诞音乐会，看了孩子们的表演以后，说：“班上怎么只有一个男孩？”
老太太对富兰克舅舅主持伯纳德的洗礼，并且给他取了个犹太人的名字一直耿耿于怀。现在又旧病复发。
“圣诞节见面的时候，请把这事对她讲清楚。”凯特对保罗说。
“你为什么不亲自跟她讲呢？她可是听你的。”
“不，你告诉她，不要管他的事儿。什么也不要管。不要说什么‘你难道不喜欢别的男孩喜欢的游戏吗？’”
“得了，你又没听见她说这话，你听见了吗？”
“她肯定会说的。”
“你说她错误地判断了你？”
“你能影响她，保罗。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让她干扰他。伯纳德也许永远不会为澳大利亚把守球门，但是他已经获得了比当一个运动员所需要的体力更重要的自信。现在他可以对什么事情都处之泰然。他确实是舞蹈班唯一的男孩，可是他自己并不这样看待。对于他来说，那些女孩儿跟他一样，只不过是舞蹈班的学员。他的姐姐也只是另外一个学员。他看她做芭蕾舞大跳的时候，并不认为‘我不想做这个动作，因为那是女孩儿的动作’，也不认为‘我不想做因为我不能做’。他只是看了心里快乐。如此而已。我不想让你的母亲再把他搞得无所适从，保罗。”
她本来可以告诉保罗，这样做只不过是调整一下他的妻子和母亲之间的关系，使她们不再相互对立。保罗并不真的相信，儿子对舞蹈班其他学员的态度，会因为母亲的意见而有所改变。或者他在凯特的压力之下，对母亲说点什么会影响儿子的成长。不管怎么说，他对凯特、对关于伯纳德的灵魂是否会受到损害的争论已经十分厌倦。
在过去的两年里，一位名叫丹尼斯的姑娘一直在盖弗尼—科金斯基家带孩子。这个姑娘很瘦，脸上长着雀斑，性格很温柔。她曾经一次次到喜马拉雅山旅行。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年轻人把到喜马拉雅山旅行看作一生中值得庆祝的大事。他们污染了陡峭的山坡，甚至珠穆朗玛峰，但也从尼泊尔人那儿学会了吃苦，学会默默地奋斗。丹尼斯是个素食主义者。她立志定期出去旅游，直到35岁。她和父母亲生活在一起。他们无法理解自己的女儿，无法理解她奉行的苦行悔罪主义，无法理解她何以对不动产、前途、职业等漠不关心。丹尼斯对伯纳德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她那种他人第一、万物为先，类似佛教禅宗的信条常常激动得西奥布罕大翻筋斗。她从来不喝酒或者别的饮料。作为一个苦行主义者，她车技竟然很好。于是她就负责每星期二送两个孩子上舞蹈课。
一个夏天的星期二下午，保罗早早地回到家里。耀眼的阳光下，他看见凯特坐在一张安乐椅里，一边呷着伏特加，一边看报纸。
凯特觉得有必要做点儿解释。
“丹尼斯去送孩子们上舞蹈课的时候，我就会放纵一下自己。”
她情不自禁使自己处于守势。
“为你向过去那个老妈妈式的自己告别干杯！”保罗说。他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坐下来眺望大海。
这样的星期二不在少数。他早早地回家，和她一起“聚会”一个半小时。平常，他要么在外面转悠，要么很晚才回来，累得昏昏沉沉，抱怨从城里回这儿路太远。有一天他半夜醒来，凯特正好从浴室出来，手里拿着一瓶镇静剂。
“你这玩意儿用得太多了。”他抱怨说。的确不少。或许每晚服用20毫克确实有点多，而且她还喝过量的伏特加。他们的婚姻已陷入僵局。而别人的婚姻似乎都有一定的灵活性，都可以逃脱。众所周知，人们先贪杯，后混日子，最后去找律师，这也算一条规律。现在这条规律已经找到盖弗尼—科金斯基一家的头上。
“我希望你开车带孩子出去的时候，头脑清醒一点儿。”他说。按照保罗的本意，这场婚姻结束时，他情愿把两个孩子留给凯特，让她尽人母之责。可是科金斯基太太极力煽风点火，鼓动儿子把她的孙儿孙女从那位“不怎么受人尊敬”的牧师制造的可怕的氛围和缺点很多的圣礼中解救出来。于是，类似凯特酗酒、服用镇静剂等都成了对保罗有利的证据。
凯特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面对法庭，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科金斯基先生，你曾经劝告过你的妻子不要服用镇静剂吗？”
“我记得有一天夜里，我看见她从浴室出来，手里拿着一瓶镇静剂，便埋怨了几句。我很担心，她是否能开车带孩子们出去……”
凯特暗暗发誓，万不得已，她就远走高飞，带两个孩子到危地马拉过日子，或者到哥斯达黎加的海滨。她做过一个噩梦，梦见他们开着一辆黑色小轿车愉快地奔驰着。车轮上坐着满脸狞笑的伯恩赛德——科金斯基公司那位五大三粗的打手。
她想质问保罗，看到她手拿镇静剂，他和帕迪塔上床时是否会更心安理得？但是转念一想，自己实在太累了，犯不着再为这一对风流男女而经受一场喧闹。
倘若连架都懒得吵，他们的姻缘可就真的到头了。
后来便出现了那个可爱的人，那个永远不会拿孩子大做文章、进行报复的男人。一个不会假装的人——默里。嫁人就该嫁给这种男人。让那个瘦骨嶙峋、不忠诚的男人见鬼去吧！
星期一，富兰克舅舅常去看她和两个孩子。这天，他的大多数同事都打高尔夫球，但他已经退避三舍，不再是他那些牧师朋友争论的焦点，尽管用他充满幽默的话说，红衣主教还没有摘掉他的“帽子”。
每逢星期一，他总是烦躁不安。吉姆·盖弗尼说，星期一是富兰克的黑色“安息日”。他需要耐着性子等到星期三举行的赛马大会，好去赌马。
不过有一点，“不怎么受人尊敬”的富兰克舅舅有所改进，那就是喝酒有了节制。过去，警察局和地方行政部门都有他的朋友。倘若喝多了，他们总会保护他不受惩罚。现在这些人要么已经退休，要么自己也犯了案。在凯特这儿，他坐在阳台上一边喝白葡萄酒，一边议论政治时事，还谈起爱尔兰民间传说中那位保卫祖国、抵抗侵略者的英雄库丘林。
“如果你可怜的姥姥看到我们坐在阳光下面喝这金灿灿的酒，她就会明白她受那么多苦究竟为了什么。我们也一样，凯特宝贝儿。你那个男人，那个该死的波兰人最近似乎不太顺利……”
“是不顺利，富兰克舅舅。”她承认，极力*制抵**舅舅想要她说出心事的诱惑。
“啊，我的上帝，”他说，“婚姻真是个坏东西。它能把平平常常的人夸张得变了样儿，能把不平常的人搞得可怜巴巴。你还爱他吗？那个保罗·科金斯基。”
她没有回答。刚结婚的头六年，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喜庆和快乐，他似乎还值得一爱。可是眼下他们之间“冷战”不断，他还有资格被爱吗？他还有资格拥有两个孩子吗？
“亲爱的凯特，”富兰克舅舅说，“我想，你的父母希望你能经受这场婚变的痛苦。现在这种事儿容易多了。按照斯拉特瑞阁下那种大教堂卑鄙小人的说法，要想签订一个协议，就得有一个恰当的理由、合适的证人、双方同意等。我想你得走所有这些程序，这毕竟是传统，传统还是重要的。如果人们认为离婚那么容易，如果他们都能经得起那番折腾，现在就得有一半人离婚。”
“走一步看一步吧。这段姻缘还能挽回，富兰克舅舅。”然而富兰克舅舅听到的情况并非如此。大伙听到的情况和凯特的说法也大相径庭。种种迹象表明，保罗·科金斯基已经下定决心，不再走回头路了。
“你对我和柯尼太太的事一定早有耳闻了吧？”富兰克舅舅问。他很坦率，似乎向凯特表明他愿意把自己的问题和盘托出，澄清流言，以正视听。
柯尼太太——阿尔德曼·潘德·柯尼的遗孀——费奥娜·柯尼太太。千万不要在富兰克先生那位反复无常的姐姐凯特·欧布雷恩面前提起这个名字！
“我说出这个女人的名字，就像给你付了一笔押金，凯特。你由此可以看到，我并不是跟你闹着玩儿。我任何时候都可以跟你推心置腹，倾诉衷肠。你两岁的时候，我们就是‘同谋者’了。你小时候，十四五岁以前吧，对我真是无所不谈。记得我带你去看过一场音乐会。摇滚乐手们脸上抹着油彩，仿佛群魔乱舞，乐器的响声从水泥地升起，震耳欲聋。可是你看着我，圣洁得就像天使。于是，我心里想，‘见鬼去吧，只要我们凯特快乐！’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提起柯尼太太，凯特。我是向你表明，你和我的心灵可以沟通。为了你，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去做。这就是我之所以向你提她的原因。不管你那位神圣的母亲对她持有怎样的看法，亲爱的凯特。”
他等待凯特回过头看他。她微笑着瞥了他一眼。
“我不想大谈什么mea culpa[2]。爱尔兰人崇尚善恶二元论和‘自我怨恨’，结果把什么都弄得一团糟。不过我还是要说，我这个人毛病很多。在大主教管区办事处，人们简直是排着长队数落我。我是说，舅舅这个人尽管经常被‘圣灵’们恶语中伤，其实脆弱得很。我几乎不能心平气和地熬过今天。我的心总在为一匹赛马激动得乱跳。我承认，准确地说，已经不再是心房乱颤，更像是心肌梗死。”
“现在，像我这样的人，早已抛弃了牧师的工作。他们从梵蒂冈拿来一纸文书，说他们品行端正，可以去赌博、娶老婆。但是我太骄傲也太富有该死的反抗精神了，凯特。我不愿意那帮家伙在罗马某次宗教会议上对我品头论足，然后强迫我离开自己选择的道路。”
他呷了口酒，继续说道：“凯特，我是根据亚伦和麦基洗德修道会的原则办事的牧师。还是个小伙子的时候，在爱尔兰，人们常给我讲来世永生的故事。一位牧师因为追求女人成了酒鬼，让主教剥夺了他的权利。但是有一天夜里，当他经过一家面包房的橱窗时，他仍然拥有给摆满橱窗的那些面包祝圣变体的力量。‘因为这是我的圣体……’想想看，在爱尔兰的一座小镇里，他站在面包房的橱窗前面，把所有面包变成神圣而又神秘的物质的那个画面。”
“你瞧，我就是这样看待自身价值的。你是如何理解‘必然发生’‘不可避免’的呢？意大利那帮小人们别想像对待刚才故事里那位可怜的牧师一样，把我也赶上街头。我只是让你明白这一点，凯特。因为你一定纳闷，我为什么要固执地坚持自己的立场。你一定会满腹狐疑，眼巴巴地瞧着我这个家伙。还是个小娃娃的时候，你就常常这样看着我，觉得我这个人神经兮兮的。所以我想把这个故事讲给你听，亲爱的凯特。我之所以坚持这样做，是故意采取和他们不合作的态度。我对神灵的不敬，足可以使我认为，我比梵蒂冈那些一本正经的大人物更懂得爱。”
听到富兰克舅舅这番推心置腹的表白，凯特不由得热泪盈眶。富兰克舅舅却满脸放光，洋洋自得。
“让我再对你讲点事情……哦，等我再给自己倒一杯金灿灿的葡萄酒，猎人谷[3]的葡萄酒……”
他举起杯子，唱起一支歌。
啊，但愿我在美丽的丹露中，
坐在青青的芳草地。
手边放着一瓶葡萄酒
脸前放着一个酒杯……
他又喝了一大口，说：“美好的生活我们受之有愧！”然后镇定了一下，继续说：“我要对你说的是，凯特，我知道你很痛苦。我很为你难过。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愿意为两个人去下地狱。这两个人中的一个，很遗憾，不是我那位好姐姐，你的母亲。说起来让人难堪，她那张愿意为某某下地狱的名单，上有我的大名，而我的‘名单’上却没有她。她什么都愿意为我做。对我的错误视而不见……我愿意为之献出一切的两个人是你和费奥娜·柯尼。这就是富兰克·欧布雷恩——一位蒙羞受辱，尚且苟活于人世的麦基洗德修道会的牧师的故事。就这么多。我可以为你做点儿什么？凯特。”
当然，他清楚，凯特也明白，虽然听到富兰克舅舅愿意为你去死是一件令人宽慰的事情，实际上，他还是什么忙也帮不上。想用这种亲情打垮保罗·科金斯基对帕迪塔的恋情，是根本不可能的。
不过，他这番话没有白说。凯特惊讶地发现，其实，她心里也有这样一份“名单”，只是以前不曾意识到罢了。她没有多想，脑子里就生出一个怪念头：如果她和保罗作为一对度假的情人突然从直升机上掉下来，或者乘坐“维斯特拉”到塔西提岛中途出事，富兰克舅舅可以替她把孩子养大。伯纳德长大以后可以去赛马场登记赌注，西奥布罕可以像富兰克舅舅和柯尼太太一样拥有几座酒店。这两种活儿都不赖。人们传说，富兰克和费奥娜共有八个酒店，也许还要多。他的朋友欧图勒经营的殡仪馆也有他的股份。晚上，他还经常去殡仪馆前面舒适的接待室里安慰死者遗属。这份收入当然也归他。富兰克舅舅说：“你要多留点神，他是个热情认真的小伙子。”
“此话怎讲？”
“斯拉夫人特别容易动感情。”
“可他的父亲总说，他们跟你一样。”
“不一样。我们很重感情，的确如此。但完全是另外一种形式。我们喝酒是为了摆脱生活的压力，他们喝酒是为了永远不要忘记。你应该提防他们。有什么情况就来找我。”
注释：
[1]阿拉贝斯克舞姿：芭蕾基本舞姿之一，单腿直立，一臂前伸，另一腿往后抬起，另一臂舒展扬起，使指尖到脚尖形成尽可能长的直线。
[2]拉丁文，意为：这是我的过失、我应负的责任。
[3]猎人谷：新南威尔士最大的河谷，是澳洲著名旅游胜地，也是澳洲历史最悠久的葡萄产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