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席埃里
1、用近现代陶瓷考古的成果来检校《格古要论·古窑器论》的内容，可以清晰的发现，曹昭对古陶瓷的认知相当有限，这也代表了当时民间对古陶瓷的认知水平。因此， 曹昭的观点仅具有限的参考价值，关于柴窑的论述同样如此。
2、梳理曹昭之前的有关陶瓷记述的文献资料，无一记载所谓的柴窑。宋元笔记小说中记录的瓷窑，开始出现自唐以来以州府命名以外的命名方式，如：官窑、乌泥窑、续窑和哥窑等等，但均未言及柴窑。因此， 有理由相信，柴窑之名最早不会早于宋元之交。
3、检索《册府元龟·帝王部·纳贡献》， 进贡周太祖和周世宗瓷器的仅有吴越国国主钱俶，进贡品种是越州秘色瓷。依该书记载，在整个五代时期，除了秘色瓷外，未见它窑贡献朝廷。 吴越国从钱镠进贡后唐始（宋初视后梁为伪朝，故《帝王部》之中不含后梁，钱镠有贡或未可知），至后周，有多次进贡金棱秘色瓷或秘色瓷的记载。
4、北宋末年起，秘色瓷开始被视作古瓷器，至南宋末，旧越窑不复见，秘色瓷被神秘化， 文人所认知的秘色瓷已经渐渐脱离了它真实的面貌，成为一个集(宋）诸窑之优于一身的复合体。
虽然曹昭《格古要论》以前的文献未见有柴窑记载，后人也没见过所谓柴窑，然而，是否有可能出现一次类似法门寺的发现，从而拨开迷雾，坐实了柴窑的存在？
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可以排除。
秘色瓷属当朝人记当朝事，晚唐陆龟蒙、五代徐夤，还有五代、北宋贡献帝王记录，都不容辩驳秘色瓷的真实存在。后人对此无知，是因为时代迭进、风尚变化、窑业发展所致，且瓷器不易传世，当时文人收藏兴趣集中在书画、金石之类，瓷器还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故宋末人才会感叹 “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 （叶寘《坦斋笔衡》） 。因此，尽管千百年来对何为秘色瓷聚讼不休，但都肯定有秘色瓷，只是需要证实而已， 而法门寺便成为破解这个千年谜底的密钥。
柴窑的情形则完全不同，是明初人记前朝(四朝）事，时隔420年左右。无论柴窑的说法所本为何，皆无当朝或后朝的文献支持，故未必确有，首先需要证伪。所涉前文反复论及，在此不再赘述。
许多爱好者不免抱有这样的想法：无其名，那么是否有其实？比如某个佛塔地宫出土的青瓷似乎十分吻合明人对柴窑的描述。这更不可能，因为世宗上台后第二年（显德二年，955年）便开始了雷厉风行的大规模灭佛行动，史称“三武一宗”之厄中的“一宗”即指此事。史载： “是岁，诸道供到帐籍，所存寺院凡二千六百九十四所，废寺院凡三万三百三十六，僧尼系籍者六万一千二百人。” （《旧五代史·世宗记二》） 缘此，绝难想象有所谓柴窑礼献佛祖之举。
柴荣是徽宗一样的艺术家吗？他所处的年代和环境，以及他成长的经历，有条件成为艺术鉴赏家吗？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世宗爱好艺术或者天赋异禀，和宋徽宗一样具有超凡的艺术鉴赏力。更重要的是，他卑微的出身、继位后所面临的内外严酷的现实生存危机以及怀抱 “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 （《旧五代史·世宗记六》） 的雄心壮志，与锦衣玉食、昏庸无能的徽宗有天壤之别，根本无暇顾及附庸风雅的艺事。因此，即便挖开世宗的墓，所陪葬的瓷器也可以断定绝非所谓柴窑。如果不是英年早逝，能够实现他的理想，安享天下太平，或许他有闲情逸致去弄一个心目中的瓷器，那才算是真正的柴窑。只可惜，历史从来没有如果。 “而降年不永，美志不就，悲夫！” （同上） 。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柴荣短暂的六年帝王生涯的主要功业：
首先，必须解决继位后政权面临的生存危机。
五代时期，政权更替非常频繁，堪比足球队换教练，隔几年换一茬。那是一个波诡云谲而又血腥无常的年代，至后周建立，历四十四年六姓十一帝，子（或养子）继父位者仅三人，继位后政权存续的时间后唐一年、后汉两年、后晋四年。历史的教训殷鉴不远，世宗仓促继位后不得不思考与面对自己以及后周的命运与前途。
果不其言，柴荣继位不到十天，北汉主刘崇闻郭威死讯，趁后周国丧未稳，联合契丹兴兵，世宗力排众议，御驾亲征，决战高平（晋城）。事后整顿禁军，严肃军纪，澄清吏治，建立威信。
其次，着手解决民生困境。 第二年，即显德二年，均定田赋，奖励农耕，限制佛教。民间的佛像、铜器被收缴殆尽，销熔铸钱，充盈国库，加快流通，钱荒得以缓解，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发展。
第三，待政权安稳，雄才大略的世宗励精图治，矢志推进统一进程，先是西攻后蜀，次年伐南唐。
南唐既是相邻又是最强大的割据政权。显德三年(956年)正月，御驾亲征攻南唐，至五月回朝。显德四年二月，柴荣再次统军南下，披甲执锐，至三月回朝。十月，柴荣第三次亲征南唐，次年（显德五年）正月，攻拔楚州，二月陷扬州。在夺得南唐江北十四州后，四月回京。世宗三年内三次亲征，迫使南唐俯首称臣，为北伐扫除了后顾之忧。
显德六年三月，柴荣亲自统军北伐，攻打契丹，准备夺回后晋高祖石敬瑭割让给契丹的土地——幽云十六州。一开始势如破竹，连克数州，不料柴荣突然染疾，被迫班师回朝，从此一*不起病**，于同年六月初，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憾，三十九岁的世宗离开了人世。
在位六年半，柴荣御驾亲征五次，累积将近两年时光。可以说，他的帝王生涯，不是在亲征的战场与军旅途中，就是在准备亲征。
连年征战的世宗，至死何尝得到一份闲心去弄什么瓷窑！ “雨过天青云*处破**，者般颜色作将来” ，要从世宗口中说出，简直是脑洞大开，栽赃诬陷！
柴荣年幼时家道沦落，生活艰难，故投奔姑父，即后来的周太祖。他知民间疾苦，勤奋向上，称帝后依然俭朴如昨。史载他摒绝珠宝珍玩，力戒奢靡，甚至禁止地方官进贡甘鲜食品，宫内闲人一概不留。这样一位勤俭的君王，会去追求什么 “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 的御窑瓷器吗？何况钱俶还在不停地进贡秘色瓷。
柴荣在位仅仅六年，既无主观动机，亦不具客观条件，由此推断他生前没有主导*用御**瓷的烧造是合乎情理的。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从当时的窑业状况来分析，北周是否具备生产顶级青瓷的社会基础和技术能力。
王国维先生主张将历史学和考古学结合起来，提出将“地下发现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二者互相释证，即所谓二重论证法，以达到考证古史的目的。客观的说，已有的陶瓷考古成果，包括窑址、墓葬和遗址的出土材料，足以解决有关陶瓷史的宏观叙事。换言之，关于陶瓷发展衍化的脉络，相互之间的关系、演变，都已经相当清晰了。我们的眼界已经远远超出了古人，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必须重视考古成果，从更宏观的视野来看待瓷窑现实与文献之间的关系。
一个地区窑业的发展自有其客观规律，皆由交流、互鉴、继承、创新逐步发展起来，没有凭空突然出现的奇迹。中晚唐的窑业，考古工作证实了南青北白的客观存在，不仅如此，近几十年的发掘与出土，还发现了以长沙窑为代表的釉下彩绘瓷器，填补了陶瓷史的空白。以科学发掘为依据，总览晚唐、五代至北宋初的南北窑业，必须承认，南青北白的格局并未发生颠覆性的变化，即总体来说，北方生产白瓷为主，南方则以烧制青瓷见长。最有说服力的就是这一阶段的大量纪年墓葬陪葬瓷器以及与之对应的窑址考古出土瓷器。很显然，就青瓷来说，晚唐以来以秘色瓷为招牌的越窑仍然长时间独占鳌头。若以唐懿宗供奉法门寺秘色瓷为始，历经五代到北宋初，超过100年的时间跨度内，越窑一直在为宫廷贡献青瓷，未曾间断。此局面的形成，除了悠久的制瓷传统，更得益于这一阶段越地稳定的社会局面和发达的商品经济。这同样是南方诸多窑场产品在五代时期普遍获得较大的提升的主要原因。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的是同时期的北方瓷业不同程度地呈现下滑的趋势，以白瓷为例，曾经与越窑平分秋色的邢窑进入晚唐五代后，产量和品质急剧下降，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直到宋初定窑异军突起。
产生此现象的主要原因可以归因于晚唐五代时期北方政权不稳，战事频频，社会动荡，民生凋敝。社会的动荡不宁，人民普遍贫困，即支持陶瓷业发展的社会基础不复存在。此亦可从北宋统一全国后，局势稳定，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与北方瓷业突飞猛进之依存关系得到反证。失去了市场的支持，加之制瓷资源匮缺，邢窑无可避免地呈现颓势。青瓷原本就是北方制瓷的弱项，尽管五代北宋之交耀州窑实现了质的飞跃，成为北方青瓷的佼佼者，但比起同时期的越窑，整体上依然逊色不少，至少没有超出南方的迹象。北周朝廷似无任何理由和必要需要舍弃秘色瓷，选择在北方另置新窑烧造青瓷。何况吴越国为了北拒强邻南唐一直向北方中央政权俯首称臣，纳贡进献，其中就包含大量的秘色瓷。这同样可以从汝窑新窑的建立得到反证。正是由于越窑品质下降，贡入宫廷的青瓷渐渐式微，而此时北方青瓷异彩纷呈，徽宗才选择青瓷基础最好的汝州烧造*用御**瓷器。
总之，后世所渲染的柴窑，与其“出北地”之说，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站不住脚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