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殊（991—1055年），十四岁以神童入试，赐同进士出身，满满的富贵闲愁
宋朝社会经济型态已具十八世纪欧洲产业革命发生的条件，今日所了解产业近代化的要素均行成立。诸如：
１.货币已非中世社会的集中于特定富豪收藏，而是流畅流通；
２.分工发达与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刺激产业界景气，各地域间以产品相互竞争而品质向上，生产力强化；
３.燃料革命煤的使用普及，金属品生产激增；
４.交通网开拓， 商品广范围自由流通，国内贸易盛行， 物资大量输出实现；
５.经济都市抬头， 都市中商工业活泼。
如上，莫不立于欧洲产业革命前夕的同一状态。然而，产业革命不能于宋朝或其以后的中国发生，为什么？乃是值得探讨， 而且颇有兴味的问题。
汴京宣德楼前演象图
宋朝以来君主权力集中化与绝对化，向被评估为妨碍中国现代化的阻力，但十八世纪欧洲正复相同，所以原因不能从政治的理由推断，而仍在社会、 经济本体。换言之，宋朝所形成如此的中国近代社会与其文化，存有其自身的限界，才是再发展的阻碍力。加以鉴别， 便是：
第一，工业机械化以劳动节约与具有其必要的感觉为前提，中国却是低廉的劳动力绰然有余。工业虽具低度劳动力充分提供的有利环境，自无庸追求机械化的再进步科学理论，追求的需要也从基本上不成立。
第二，社会， 文化前导者的士大夫， 自成学优则仕的君主权力烘托者专业层面，而游离了立脚所自，包括农、 工、 商的 “民”， 满足于其政治， 经济优位，本质已系保守的。也以士、 民相通又对立的意识矛盾，士之于民， 只是消极的保护，失却了积极的一体进取立场，抑且， 倒反形成*动反**力量。
柳永写下了大发牢骚的《鹤冲天》，宋仁宗临轩发榜时，御笔一挥，划掉了他的名字，并说道：“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随后就一头扎进*楼青**，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
第三，较之近代初期欧洲诸都市，市民强烈的政治要求，不惜对封建诸侯或*制专**君主诉之*力武**的情态，宋朝尽管都市发达，市民自身的政治欲望便低，于政治上呈现为无力，乃大相径庭。
为何有此差别的原因不易确切判明， 或者传统强固的重农卑商社会观念， 即使宋朝商工业自由化时代仍然牢不可破， 为具有关系。所以商工业资本家虽持经济势力，也仅求生活上享受优裕，政治上缺乏自觉，“行” “作” 从未组织， 也从未设想组织自己的政治权力， 因之也不易领导市民发展为独立的、推动社会转变的巨大力量。
宋代士大夫聚会
第四，中国法律、保障人民权利的私法从不发达， 也从未被重视， 对市民社会层面的不易育成，又是一大原因。 法源的以唐律为典范， 以后朝代且已固定化。宋朝迎接近代新社会而仍尊重法律旧习惯，其保守性抑且停滞性，终于扼杀市民层的成长。
尤其重要的，宋朝覆亡， 历元朝而明朝经济政策一百八十度转变，政治因素于此阶段产生决定性作用，又回复到抑末 （商） 厚本 （农） 的立场，重建儒家传统思想“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政治道德权威。限制大资本过份累积，自由经济的发展蒙受大打击，停滞性明朗化， 而再经清朝蹈袭此一轨迹，欧洲产业革命乃永无机会移来中国实现。
在政治与思想文化领域，宋朝成为士大夫政治的黄金时代，唐宋八大家中有六位均来自宋朝，更把词这一文学样式推至巅峰，以王安石“荆公新学”、张载“横渠四句”、朱熹理学与陆九渊心学争鸣的“鹅湖之会”为代表的新儒学思潮对后世影响深远。
鹅湖之会
相传，宋太祖赵匡胤曾在太庙里立下誓碑，令后继子孙当皇帝的，不得滥杀士大夫和言事之官。有关誓碑的记载虽然不足，但其中体现的治国理念确实被宋太祖的继承者们所遵循。文官群体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出现了后人津津乐道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
宋仁宗朝科举入仕的青年才俊如韩琦、富弼、欧阳修、包拯、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苏辙、曾巩等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构成了一道闪亮的风景线。连一向自视甚高的乾隆帝面对宋仁宗的文治也不得不服气。
在周边强邻环伺的宋朝，士大夫政治的高度发展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它有助于增强中原王朝的正统性和文化的凝聚力，以利用文化传统的优越地位来跟强邻作持久的抗衡。宋真宗时期自我夸耀式的封禅活动已表现出了这种冲动，自宋仁宗以后则转化为士大夫更为热诚的对古典传统的复兴工作，它对宋代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影响都是极为深远的。
卜宪群 总撰稿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撰稿
华夏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
宋朝“养闲人”的政策，自然导致了宋朝*场官**的臃肿、腐败，宋仁宗时，有人作诗讽刺道：“绿水红莲客，青衫白发精。过厅无一事，咳嗽两三声。”
在光鲜亮丽的士大夫政治背后，即使是范仲淹、王安石这样品行端正、学富五车的士大夫在政坛上都暴露出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例如：
言论强于行动，目标重于手段，意气多于理智；自负固执，我行我素，无形中得罪了同僚；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易于结*党**，不避嫌疑，结果授人以柄，也招来皇帝的猜忌；开始以朋*党**自任，最终以朋*党**相争，是非混淆，敌我不分，尽管一心想铲除小人，却最容易被小人所误。
同时,其对统治阶级自身包括君主*制专**的深刻批评 不及明清,甚至不及两汉,也显示了其政治思想的保守性。在讨论变法时，宋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露骨地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仲长统（179—220年），东汉末年哲学家、政论家，著有《昌言》
先秦儒家就有显著的民本思想。两汉时期贾谊、司马迁、班固、仲长 统等都有过对封建统治虐民残民、奢侈无度的愤怒谴责。
汉朝崩裂为三国前夕，仲长统猛烈抨击统治者的享乐腐化： “豪人之室， 连栋数百， 膏田满野。 奴婢千群， 徒附万计。 船车贾贩， 周于四方。 废居积贮， 满于都城。 琦赂宝货， 巨室不能容； 马牛羊豕， 山谷不能受。 妖童美妾， 填乎绮室； 倡讴伎乐， 列乎深堂。 三牲之肉， 臭而不可食； 清醇之酎， 败而不可饮。”
“王侯之宫，美女兼千；卿上之家，侍妾数百。昼则以醇酒淋其骨髓，夜则以户室输其血气。耳听淫声，目乐邪色；宴内不出，游外不返。”
进入清代，更一再爆发出对君主*制专**的强烈抗议。先是清初进步学者，由于他们经历了 “天崩地解”的大事变，目睹明朝的腐朽统治导致了*国亡**惨剧，因而更加深切地认识*制专**统治的罪恶。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便是讨伐封建*制专**的檄文，把批判锋芒直接指向*制专**君主， 揭露其 “屠毒天下之肝脑， 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 “敲剥天下之骨髓， 离散天下之子女， 以奉我一人之淫乐”。黄宗羲还大胆提出 “君民共治” 和 “是非决于学校” 的主张。 这些具有民主思想的言论， 正是衰老的封建社会终将崩溃的预告， 近代社会随之将要来临的先声。
尽管乾嘉时期考史盛行，而赵翼撰《廿二史劄记》， 却能以大量材料揭露历代皇帝昏庸、 *制专**、 嗜杀、 淫乐等罪恶。嘉庆、 道光年间的龚自珍、 魏源发扬了黄宗羲的反君主*制专**思想。
龚自珍指斥封建皇帝是 “霸天下之氏”， 对众人 “震荡摧锄”， 以肆其淫威。他分析*制专**政治腐败的根源， 在于 “天下无巨细， 一束之于不可破之例”， “约束之， 羁縻之”，有如将活人放在独木之上， 用长绳*绑捆**起来， “俾四肢不可以屈伸， 则虽甚痒且甚痛， 而亦冥心息虑以置之”。 所以他呼吁废除*制专**解救社会的灾难， “救今日束缚之病！”
郭靖镇守的襄阳就是被它给打下来
宋朝 科技高度发达，中外学者大都认可这一点。然而宋朝末期在火器这一关键领域已然落后了！
中国*药火**在何等情况下传向西方，议论颇多。从十三世纪中期，阿拉伯语药物书写本的最早知晓硝石，而付以 “中国雪” 名词的事实， 又成立为*药火**知识自中国传入原全不存在*药火**的西方世界，系经由回教诸国再转输欧洲此一过程设定的有力资料。
很快西方火器领域对中国发生技术倒流反影响。 忽必烈在夺得汗位、巩固权力之后，又发起了新一轮灭宋战争。他接受南宋降将刘整的建议，把襄阳和樊城作为主攻目标，于1267 年开始*攻围**。然而屡攻不下。 １２７３ 年， 元军利用回教技术家所设计监制的襄阳炮，一名回回炮，攻陷襄阳。襄樊保卫战失败后，南宋大势已去。元朝君臣已经发出“四海混同，可计日而待”的豪言。
此后，中国火器性能却始终停滞在传统阶段，全无进步， 明朝中期葡萄牙人领先，西洋人开始渡来中国时所携带火器威力，比较之下， 中国明显已落后甚远。
从以上三个领域观之，宋朝社会虽然高度发达,但其与欧洲近代化还是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姚著中国史 姚大中 著 华夏出版社
士人风骨凸显，工匠精神雕琢，民国大家遗风。
“中国历史是伟大的，但没落的世家子而尽缅怀昔日荣华，表示的惟是懦弱。知耻庶近乎勇。忘怀历史的民族注定灭亡，顾影自怜或自怨自艾，又或只会自打嘴巴，同样为没出息。”——姚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