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2月我参军入伍，不久余泽利和苏增福两位老兵先后成为了我的挚友，一辈子都抹不去的印迹刻进了我的脑海。到新兵连的第三天，我就被选拔到连部当了通讯员，一百四五十号新兵，单单选中了我，可谓是百里挑一，我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上午去班里参加训练，到十点钟就去营部拿当天夜里的口令和报纸信件，还要负责驻地二连留守人员信息的传递，下午再回到班里训练，晚上在连部做事，全连上下都满意我的表现。
连部有位叫余泽利的卫生员，是福建省古田人，是团卫生队派到新兵连来的，他是去我们家乡接这批新兵的人，一谈起赣西北的风土人情彼此就亲近了许多。他个子不高，喜欢说笑，对人热情。我和他的房间挨着，没事的时候，我就会到他那里坐会儿。他很忙，成天都有人来看病，像他这样的老卫生员，已经很有经验了。我的手背那会儿正长着一大块癣，他就用土方法给我治好了。他资格很老，比副连长的兵龄还长两年。新兵连伙食差，他看我正长着身体就带我到附近连队去改善生活。春节放假，他领着我去泉州城里游玩，还去开元寺参观，我们一起合影留念，中午我俩下馆子，美美地吃了一顿。来回坐车的钱也是他出，没让我花一分钱，我心里有点过意不去。他却风趣地说：“你每月那六块钱留着自己用吧。”
我喜欢写诗歌和小说，写好了就给他看，每次他都说写得很好。两个月的新兵连训练结束了，本以为要和他分开了，可是没有想到，我被分到团部给*长首**当警卫员，与他同在团部大灶吃饭，一日三餐都会在食堂见面，每次都会说上几句话。当兵前，我就想当警卫员，因为警卫员有手枪，真是理想实现，紧握手枪，喜上眉梢。我还参与完成了一项大的警卫任务，受到领导的好评。
俗话说：好的开头就是成功的一半。正当我庆幸自己如鱼得水的时候，我的*长首**突发脑溢血瘫痪了，上级决定我去司训队学习汽车驾驶，能去学一门技术的人，都是表现好的战士，也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我感谢组织上的信任，心里却一百个不情愿，但还是坚决执行命令，愉快去了司训队。在司训队意外见到了余泽利，他是来干老本行的，我可高兴了，还像在新兵连那样，时不时地让他看我写的文学作品。
那个时候，基层部队不少人不喜欢舞文弄墨的人，认为这是不安心部队服役的表现，是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在作怪。我的教练班长最看不惯我，几乎没有给过我好脸色。我才不管那么多，照旧是写好了就给报社投稿，退回来了，再写，再投，就这样循环往复着。
我们从警卫排来司训队的人，结业后就回到团部司机班。所以，司机班的老兵对我们特别关注，来司训队最多的是小车司机苏增福，他是江西省宜春人，是全班资格最老的司机。他对我格外关心，兴许是江西老乡的缘故吧，我亲切地称呼他：老苏。
老苏这人，话不多，体态较瘦，个子一米七左右，很注意仪表仪容，这与给*长首**开车有关。
两个月的理论学习很快结束，老苏知道我考了第一名很满意，要我继续努力。我们在同安县马巷镇、永安县开始驾驶操作训练，老苏经常送分管的副团长来指导工作，每次他都会来找我问问情况。老苏与余泽利同年入伍，都是团部机关的兵，两人很熟悉。有一次，余泽利把我的作品还我时，被老苏看见了。他主动对我说：“我的一位叫朱向前的老乡，是大诗人，从咱们团部借调到炮兵司令部搞创作。我们常见面，我让他帮你修改。”老苏牵线搭桥，我得到了朱向前的帮助，我的创作热情更加浓厚了。
就在我们快要结束在永安县的道路驾驶训练的时候，厄运降临在我的头上。一天午后，在返回县城行至郊区的一个下坡弯道上，我驾驶的车辆与一部同向行驶的手扶拖拉机发生擦碰，拖拉机失控翻到斜坡下。真是不幸中的万幸，拖拉机轻微受损，进行了小修，花了三十元的配件钱，坐在拖拉机上的一位农民受了皮肉伤，在*战野**医院住了几天院。事故发生后，我压力巨大，战友们看我的眼神都异样，时不时还小声在议论我。
晚饭后，借助路灯在一块空地上召开了我的专场批斗会。前面摆着一张折叠式办公桌，我面朝全队官兵，低头站在那儿接受批判，这个时候我既感到孤立无援，也体会到了什么叫金鸡独立。首先，是指导员启发性发言，号召全体指战员对我极其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要展开全面斗争；其次，我作深刻检讨，从灵魂深处找原因，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原谅；接着，全队十四个学员班及炊事班、队部都派出一个代表对我进行批判。这一轮下来，我体无完肤，一无是处。批斗会达到高潮的时候响起了口号声： “要老老实实低头认错，不许耍滑头”“彻底改掉资产阶级习气”……
最后，来司训队蹲点的团后勤处副处长，做了总结性训话，他*瞻高**远瞩地指出了我发生事故的直接原因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希望大家帮助我改造好。看来，极左思潮在部队基层有点市场，我算是赶上了批斗会形式的最末一班车。我咬紧牙关，不流泪。
夜里，我怎么也睡不着，悄悄来到附近的河边，爬到河中间的大石头上，坐着听流水声。也不知过了多久，与我同一个新兵连名叫史方义的老乡战友，也爬到了大石头上来，他要我想开点，千万别寻短见。
第二天一大早，余泽利找到我，问我昨晚是不是去河里了，可不能胡思乱想啊。显然是史方义为我好，担心我，去搬救兵了。我没想过死，我只想如何平稳度过这次难关。
接下来，我就被停止了驾驶训练，每天跟着车子出去，干些装货卸货的体力活，不能上驾驶室操作汽车了。从永安返回晋江部队驻地的路上，我还是享受停驶的待遇。
到晋江休息一天后，继续训练。早上，班长通知我留守在家，我明白队领导准备淘汰我了。因为，场地科目的第一天训练，不让我参加，再去学习就很难跟得上正常教学进度了。我立即前往排长的住处，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进行了辩解，说到委屈处，还是控制不住眼泪。排长很同情我，答应向队领导反映一下。本身就不喜欢我的班长，看我出事故影响到他，就想顺水推舟放弃我，迫于班长的压力，班里的战友也不敢接近我。
我决定给团参谋长打电话，他是我在新兵连就认识的*长首**，加上我在团部当警卫员，与他很熟悉，我要抗争。
等大伙出发后，我时刻在寻找机会，趁周文书离开队部下山到炊事班打开水之机，我从另一条山道快速进入队部，拿起放在办公桌上的电话机听筒，要通了团参谋长的电话，一边说一边哭，*长首**要我别难过，他会过问此事。周文书打开水回来发现我在打电话，上前质问，并且抢过电话筒，向马参谋长做了一番解释，还批评我未经批准使用电话是错误的。我没有理睬他，但是，我知道暴风骤雨即将到来。
不出所料，晚饭后，通信员把我叫到队部。队部是间大房子，围着四周的墙壁摆放床铺，中间放了两张办公桌。因为刚吃过晚饭，队部的人都在。
副处长虎着脸，问我上午是不是给参谋长打了电话，我说是，他又问：“为什么不给管理股李协理员打电话反映情况？”
我没有回答。
副处长对我的越级行为给予了严肃批评，狠狠发了一通脾气。指导员的口才了得，长篇大论数落我的不是，等口干舌燥后，队长接着训我。一个比一个会上纲上线，我成了十恶不赦的大坏蛋。我不吭声，站着认真听，足足有一个多小时。
一直坐在床边的余泽利实在看不下去了，他站了起来开口道：“他还是一个不满十七岁的孩子，算了吧，有这么严重吗？”
顿时，屋子里鸦雀无声，过了一分钟他对我说：“回去吧，不要多想。”
我看看副处长，再看看指导员和队长，他们没有流露出反对的表情，我撒腿就跑，冲出队部。这一夜，我没有岗，睡得很香，一觉睡到早晨起床号响起。
早饭过后，班长一脸严肃，很不耐烦地说，收拾一下，跟我们一块去训练。我二话没说，扎好武装带，背起挎包、水壶，拿着马扎就奔向停车场。一切都不用说了，上级*长首**终于出手了。
驾驶考试，我的成绩名列前茅。余泽利为我伸出大拇指，老苏更是高兴。
1977年12月18日是毕业那天，老苏开车送团长和政委来参加典礼仪式，会后集体照相，这是我和老苏唯一的合影。那天，他来到我们班上，我告诉他，自己的毕业鉴定估计不理想。他说，你等着，掉头就走了。我估摸他上队部去了，心中升起感激之情。半个小时不到，他返回了，脸色不太好。要我看远些，别在鉴定意见上纠缠不清。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去找了指导员。指导员对我说：“你要加强学习，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否则，将来很有可能会离开汽车司机的岗位。”
这样的鉴定放进档案里，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污点。队领导给我未来的发展结果都想好了，真是令我哭笑不得。我去找了余泽利，他只说了一句话：路在自己脚下。六个月的司训队生活，我收获得太多，也太沉甸，快承受不起了。
原本以为故事到此就结束了，不曾想到两个多月后，我们这届学员集中到汽车连办为期一周的学习班，原来司训队领导和副处长犯了严重错误，上级工作组进驻汽车连组织对他们揭发批评。领导的问题是：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更为严重的是挥霍浪费。队领导做了深刻检讨，副处长和分管的副团长分别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前线报》《解放军报》将此事作为反面教材作了长篇报道。
工作组一位领导，希望我站出来大胆发言，我没有配合，什么也没有说，带着耳朵听，用眼睛看。只觉得自己经历的这一切，无论多苦，都是钱买不到的。好像自己一夜之间长大了。从那以后，我在团部大院几乎天天要见到副处长，每次见面我都会主动向他行军礼、问好。也许是我的真诚打动了副处长，他多次当着众人的面赞扬我：真是一个好兵啊！
春节过后，余泽利就退伍回乡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
1978年这一年，我努力工作，参加了两次军事演习；业余时间，勤奋写作。夏天，我和老苏都到福州市出差，老苏带着我去城南拜会了仰慕已久的朱向前，那天夜里他给我改小说改到半夜。
我与老苏在一个班朝夕相处了一年多点，得到了他的精心呵护。1979年1月他回老家探亲，待紧急归队时，我已经上前线了，至此再也没有见过面。前几年，朱向前老师退休后回乡定居，我不断向他询问老苏的情况，他说整个宜春的战友都在找老苏，此人失联了。
两位老兵，是在我跌倒的时候，扶我一把的人。今年初，我终于得到了他们的电话，心情是多么的激动呀，我准备了足够的眼泪。可是，当我与他们通话的时候，我失望了。他俩的回答完全一致，好像事先约定好的，都记得我这个人，文学青年、瘦子高个、江西修水人，至于帮助过我的事，已经忘了。我想了很久，才明白过来，这就是军人的本色：只有付出，不求回报。
杨勤良原创，写于2017年11月
作者与余泽利在泉州开元寺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