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号兵和碎纸片
战地救护列车是由取暖车厢[1]组成的。列车只有四节客车车厢，其中一节被改造成了手术室。
我被任命为手术车厢的卫生员。从此我就与孤独为伴。因为除了医生和护士，手术车厢不允许外人进入。
我整天都在不停地干活：用松节油擦拭白色的车厢壁，冲洗地板，用高压灭菌器给绷带和纱布消毒。干活时我还能听歌，因为隔板后面就是列车的药房，而我们的“药剂师”、莫斯科商学院的学生罗曼宁会在药房里自娱自乐，唱各种小调来排遣寂寞。
罗曼宁唱的歌可谓五花八门。当心情好、想逗乐的时候，他就会唱：我想找个这样的小新郎，
让他穿着胸衣亮亮相， 让他穿着胸衣亮亮相， 手里还要拿根小手杖。
当心情忧郁的时候，他就会扯着嗓子，用哭腔唱道：
唉，你为什么要亲吻我， 似火的热情在胸中隐藏……
因为把药弄乱而与主任医生波克罗夫斯基发生争吵之后，罗曼宁的情绪就非常阴郁，在这种心境下他会经常唱一首无政府主义者偏爱的带有威胁色彩的歌：
听那警钟敲响，听那炮声隆隆， 奋起吧兄弟们，响应拉瓦绍尔的召唤！
罗曼宁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他会一连几个小时坐在自己的药房里一声不吭，无论我在隔板那边怎么叫，他都不回应。有时他又突然在寂静的药房里绝望地哀号起来，每次都能把我吓一跳，让我不由得骂出声来。他会突然唱道：
他的肚子有点大， 有点大呀，有点大， 他还有一点小秃顶呀， 但是这都不算啥！……
伴着这些歌声，空空的列车从莫斯科开往布列斯特，缓慢行驶在已被春雨泡软的白俄罗斯的平原上。
每到晚上，我都会离开手术车厢回归“队伍”——到专门为卫生员准备的车厢里过夜。我的包厢里还住着罗曼宁、尼古拉沙·鲁德涅夫和一个沉默寡言的卫生员——波兰人古戈·利亚赫曼。这个波兰人有个习惯，每天要擦好几遍靴子，他的靴子都亮得让人无法忍受了。
前线暂时无战事，所以我们在布列斯特—— 一座忧伤平原上的乏味城市里，滞留了很长时间。平原上的春天也同样充满了忧伤的味道。只有蒲公英在田埂上静静地开放。太阳微弱地泛着白光，天空几乎总是被雾气笼罩着。
战争就在附近进行着，但只有看到布列斯特火车站上众多的列兵和准尉，看到一辆辆长长的士兵专列挤满肮脏的备用线时，我们才能感觉到它的存在。
当年还没有空军。仅凭炮轰还打不到布列斯特。战争发生在离这里较远的凯尔采附近。
我们焦急地等待着被派往前线。我们等得都不耐烦了。感觉车轮都生锈了，火车也好像长在了铁轨上。
由于年轻和急躁我们都没有想到，我们滞留在布列斯特就意味着没有伤员，也没有被打残的士兵。只有罗曼宁想到了这一点，他说：
“大家来到战场，就像到艺术剧院看戏。幕布迟迟不打开，观众急得直跺脚。一群傻子！”
听了这话，大家安静了片刻。但随即又开始了激烈的争论，典型的俄国大学生式的争论——吵吵嚷嚷，没完没了，争论的出发点都是好的，尽管各方的观点常常截然不同。
大家谈得最多的就是德国，还有普鲁士军阀的极端愚钝与蛮横无理。威廉二世那两撇拧紧的、尖翘的唇髭——所有武夫和吃软饭的男人都梦想拥有的两撇小胡子，仿佛成了当时德国的象征。这一切无论如何都与下面的事实极不相称：席勒和海涅、理查·瓦格纳、当时还很年轻的优秀作家亨利希·曼[2]也都生活在这个国家里。
但终于要出发了！火车慢慢启动。我迅速跳下卫生员车厢，在行进中跳上了手术车厢——因为火车运行期间两个车厢是不通的。
我用三角钥匙打开门，耷拉着腿坐在入口平台处，望着波兰的原野和稀疏的树林，努力寻找着不久前战争留下的痕迹，就这样一直坐了好几个小时。
但战争了无痕迹。我们路过的村庄都很宁静，旋花缠绕着篱笆，陶水罐，像我们在乌克兰看到的一样，也被倒扣着晾在篱笆上。农舍屋顶上的鹳鸟傲慢地站在自己的大巢中。空气是浅金色的，如同火车驶过时关切地朝它挥手的孩子们的头发一般。
我觉得那个用扁担挑水的波兰姑娘的脸蛋也泛着这样的浅金色。她把水桶放到地上，手搭凉棚，久久注视着缓慢驶过的、不时轰隆作响的火车，随后甩开一绺落在脸上的头发，又挑起了水桶。
各个十字路口都立着耶稣受难的黑色高大十字架。十字架附近坐着几个拿针织活的老太太，拴在一边的山羊正在啃着地上的草。一个小礼拜堂里点着蜡烛，但里面却空无一人。原野上也闪耀着浅金色的光芒，一条条小河穿过原野，砂质河底上缓缓流淌的河水也是浅金色的。
“战争在哪里呢？”我暗自问自己。火车已经驶过了伊万哥罗德要塞。远远地，在维斯瓦河的那一边，能看到要塞里绿色的防御工事，还能看见一个个在围困要塞时被砍掉的老黑杨树的高大树桩。
突然，我看到很多条从路基一直延伸到地平线的散兵壕，它们显然是匆忙挖成的，里面都积着水，在泥泞的洼地上纵横交错。火车沿着高高的堤坝行驶。随后机车鸣响了汽笛，刹车发出刺耳的尖叫，我们的火车停住了——横跨维斯瓦河的道路不知为何被封闭了。
随之而来的一片寂静中，听得到要塞里的司号兵正在吹响信号号角。
卫生员们纷纷跳下了火车。
“我们要在这儿停整整一个小时，”罗曼宁冲我喊道，“去走走吧！”
我们顺着陡坡跑了下去，沿着散兵壕往前走。青草显然是战役之后才长出来的，我看到草丛里有很多碎纸片和变形的罐头盒。看得出，这些铁盒都是被匆忙打开的，也许还是用*刀刺**弄开的。锯齿状的铁盒边沿已经生了锈，锈斑很像变干的血渍。
我不明白，战场上哪来的这么多碎纸片。这些纸片包括撕碎的信、报纸、明信片、书、文件和照片，照片都是严重磨损、被汗渍浸透过的。地上胡乱扔着被踩进土里的士兵制帽。烧焦的灌木丛上还挂着一顶被扯掉帽檐的奥地利军帽。倒向地面的铁丝网上到处飘荡着从士兵粗平布内衣上撕下的破布条，就像有人故意挂在那里似的。
带刺铁丝网上到处都是隆起的锈斑，像长满了一个个小瘤子。
“原来铁丝生锈，”罗曼宁匆匆瞥了一眼道，“不仅仅是因为雨水。”
“那是因为什么？”
“有时是因为血。”罗曼宁不情愿地回答。
地上一片狼藉：士兵穿的足球鞋、纽扣、弹壳、钢*夹弹**、被踩坏的“伊拉牌”香烟盒、一条红丝带、泡胀的马合烟商标、灰色的机枪带、钉子、小圣像、皮带、靴子上脱落的铁掌、绣着小十字的烟荷包、急救包的外皮、拧成绳子的脏绷带、奥地利短*刀刺**、踩坏的木勺、带刻度的钢质炮弹壳、被打穿的*用军**水壶、碎玻璃。
这是战争垃圾，是人在死亡疆场上留下的一切，这些东西都是人们生前非常珍惜的，如今却被弃置在这里，任凭日晒、风吹、雨淋。我想，那些在这里战斗并死去的都是成年人，但在最后关头他们对待自己这些随身携带、不忍心抛弃的珍贵物件，也只能像小孩子般随意了。
弹坑附近躺着一具血肉早已被鸦群啄光的马的骨架，它龇着发黄的长牙，仿佛在笑。弹坑里游动着一群油乎乎、圆滚滚的黑色小蝌蚪，像古塔波橡胶气泡一样。
周围寂然无声。只有田鼠在垃圾中翻动。随后，要塞围墙里又响起了司号兵那令人惆怅的号角声。
这号角声让我想起了童年时代对战争的向往，那时我认为战争应该是波澜壮阔的。这号角声中包含了我们从小就印入头脑的、被我——不仅仅是我——所接受的关于战争的漂亮谎言。战旗猎猎，号角声声，马蹄疾驰，凉丝丝的空气中*弹子**呼啸，危险面前精神抖擞，马刀亮光闪闪，*刀刺**的钢尖林立……
童年时代我曾痴迷维克多·雨果的作品，他那辞藻华丽的诗句还留在我的头脑里：
法兰西的旗帜，我们光荣的传奇， 见证又一个庄严雄伟的世纪， 你是先辈无上美好的恩赐！ 战斗中被击穿，你仍飘扬在空中， 死而无怨的英雄为你献出生命， 英勇的巴亚尔陨落大地……
父亲有一套三卷本的格涅季奇编的《艺术史》。我很喜欢看上面翻印的军事题材画家马泰伊科[3]、维列瓦尔德[4]、迈索尼耶[5]、格罗[6]的绘画作品，画中的战役发生在普鲁士艾劳[7]和费尔－萨门努阿兹[8]，画中有骠骑兵的进攻，有枪骑兵的酣战，有大炮喷出的一团烟雾，还有手拿望远镜、站在放着地图的战鼓旁的将军。我当然明白，战争和绘画上画的是不一样的。但绘画中所描绘的美化战争的壮阔场面还是铭刻在我的头脑中，成为难以磨灭的印象。
但现在我看到的却不是战争，而是战争的残迹，是它的肮脏、恶臭和垃圾。这让我一时难以接受。我沉默着，没有对罗曼宁说一句话。
机车鸣响了汽笛，并往路基两侧喷出了两股蒸汽。该回去了。
我们默默地走回火车。在车厢入口平台处罗曼宁斜瞟了我一眼，说：
“要习惯这一切，小知识青年。必须习惯！更糟的还在后头呢。”
我突然一阵光火，很粗鲁地回敬了罗曼宁一句——这在我们的前线友谊中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1] 即闷罐车厢。
[2] 亨利希·曼（1871—1950），德国作家和社会活动家。
[3] 扬·马泰伊科（1838—1893），波兰画家。
[4] 波·巴·维列瓦尔德（1818—1903），俄国画家，学院派艺术的代表人物。
[5] 埃·迈索尼耶（1815—1891），法国画家。
[6] 安·格罗（1771—1835），法国画家，拿破仑一世的*用御**画家。
[7] 普鲁士艾劳，俄国城市，1807年俄普法战争中，俄法*队军**曾在附近交战。
[8] 费尔－萨门努阿兹，法国村庄，1814年盟军进军巴黎时曾在此与法军交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