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南通的最后几年，怎么也没有想到，时局会变得这样快，更没有想到他的境遇会如此一落千丈。
我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子，是根本无法体会到当时父母的心情的。
我刚到南通时，东门还保留着古代不知是哪个朝代留下的很长、很高的城墙和它那又高又宽的城门。儒学小学在东门城里，我家住在城门外，离城门也就二百来米吧。过了城门往右拐，向北是条狭窄的巷子，巷子的西墙，是夫子庙的院墙，特别高。这条巷子大约有100来米长，到了巷子的尽头，再折向西，那是一条说它是巷子，它比一般巷子路面宽好多，好走汽车；说是街吧，右边是一户户的住家，左边是一道两米多高的便是儒学小学的操场围墙，也有一百多米长，围墙的尽西头，拐一个90度的弯向南，再走4-50米，便到了学校的朝西的校门了。
进门有一道影壁墙，影壁墙的后面是一块篮球场大小的小操场，操场的两边是两排教室，左边的两间由西向东是一年级的两个教室，右边的两间是二年级的教室。这两排教室的尽头连着一条南北走向的、约有20来米长的走廊，走廊的尽头是老师的办公室，办公室的左边是两个三年级的教室，右两边是两个四年级的教室，最后还有一长排四个教室，那是五、六年级的教室。这一长排教室的后面便是操场，用围墙与外面隔开。全校的升旗仪式，课间操，体育课都在这里进行。
儒学小学的围墙东边的紧邻，就是南通著名的夫子庙。儒学小学校名因此而得，解放后改叫南通城东小学。
当时父亲与该小学的一位姓吴的体育老师有一面之交，听说他也是五总人。那老师中等个子，比我父亲老些，黑瘦黑瘦的，脑袋小。我上三年级时，他教我们的体育，挺厉害，男生没有一个不挨他打过、踢过的。我被他揪过一次耳朵。但他从不打骂女生。所以，上他的体育课，学生们都特别怕他，犹如老鼠见到猫似的。我来到这所小学，见到了那么多大大小小、穿得花花绿绿的、漂漂亮亮的男男女女的小孩，还有好多年轻的、年纪大的女先生和望而生畏的男先生。
儒学小学是我儿童时代的“百草园”！虽然时隔快70年了，然而她的校容、校貌，依然清晰地刻印在我的记忆深处。我常常回忆那时教过我的老师，我坐过的教室，和同学们游戏的操场。每当此时，胸中总感到有一股甜甜的泉水在汩汩流淌，仿佛我又回到了那天真、无邪的、快活的童年时代。
在这期间，我基本上除了学习，再无忧无愁。虽偶尔也少不了挨父亲一顿暴打，这多半不是因为学习，多半还是因为不听娘的话，和娘顶嘴，娘气不过了，便在父亲面前告上一状。一般也不是一告状就挨打，往往是告第一次时，父亲便说，你记住，这是头一回，下次再犯就对你不客气！可是，我似乎没有记性，要不了多久，又了同样的过错。等到板子打在屁股上了才懊悔，可为时已晚矣。
父亲要么不轻易打你，把他惹急了，脾气上来了，常常往死里打。任你怎么求饶，怎么保证下次不再犯了，他都不会发善心，因为你的保证他听得太多了。唉——我现在想起来，小时候，我也的确是个既调皮又犟，嘴还不饶人的孩子。的确是个“三天不挨打，就要上房揭瓦”、“给点颜色，就开染坊”的不长记性的贱骨头。
入儒学小学那年，应是1947年的春季，我周岁已是9岁了。父亲就让我一下就插到二年级。在这以前，我基本上没有上过什么学堂，除了在五总上了个把月的所谓的露天小学（连课本也没有的），在家也只读过《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也才读到一半。字认得不少，毛笔字练了不到一年，什么《算术》、《国语》都没听说过。所以，坐在二年级的教室里，除了音乐课、游戏课、手工劳作美术课能跟上大家，对算术、国语课莫名其妙。这一学期完全是鬼混的。所以，留级是无疑的了。这也是父亲的初衷，所以，没有因为留级而责怪我。等到来年再读二年级时，我才有一点明白。
二
我的整个小学期间，唯算术这门课感到吃紧，在二三年级这两年，对文字题特别地不理解，平时做题只知看题目最后的一句话：如果是“共有多少？”则认为是加法；如果最后一句是“还剩多少？”则认为是减法；如果最后一句是“增加多少倍？”则认为是乘法；如果最后一句是“它是它的多少倍？”则认为是除法。光凭这一点“技巧”怎么可以将算术学好呢？遇到混合应用题就乱套了。所以，算术成绩总在及格线上徘徊，直到上了四年级，脑子似乎才开了点窍。这与堂兄庆民来我家“避难”时，重点对我的算术进行了辅导起了大作用。即使这样，算术也很少考过80分以上的，但不及格的现象也没有。我的其他功课：国文，地理、历史、自然常识等，在整个小学期间都是相当好的，上面几门功课，除了国文，其他三门无论是平时小考、期中、期末考试，答题之快，经常保持在全班前三名。这是因为那时老师定了个规矩：凡头三名的交考卷的，如果全对可加5分。卷子上能标上105分的，感到极其荣耀，极有面子！
哦，我还有一门与算术有联带关系的珠算，即使在我小学毕业时，总分是全班第一，但我的珠算成绩竟然不及格，珠算的除法我一窍不通。似乎我这一辈子就是与“数学”无缘，连我的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以及后来我的女儿和我的小儿子，在这方面他们都似我。数理化的成绩都不太理想。而文科都不错。数理化学得好的，要数我大儿子飞雁了，他的文科也同样出色。
我的珠算成绩竟然不及格，珠算的除法我一窍不通
在我的记忆里，我上小学二年级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上音乐课，好像孩子们都对音乐特感兴趣，一不要用脑子，二没有作业。在音乐课上，一开头，老师弹着脚踏风琴，同学们都离开座位，在两排的桌子中间排成队，听老师的口令，伴着乐曲声做各种动作：拍手、弯腰、伸腿伸臂……最后一个项目是伏在课桌上睡觉。老师在讲台上弹着优美的催眠曲，大约有5分钟的光景。嘿，还真有几个孩子睡得呼呼的呢。这些完了之后，不是唱歌，就是到教室外的操场上做丢手绢一类的游戏。那时学的歌子我至今一首印象都没有，现在能回忆起来、还能唱的，是刚解放时教的《义勇军进行曲》、《南泥湾》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这几首歌。
三
整个小学期间，最值得我回忆，而且至今还清晰地印记在脑海的是我的“童子 lian”。
男孩喜欢女孩，这好像是人的天性，是不教自通的。
记得，我还只有五、六岁的时候，就对长得“漂亮”的女孩子有一种爱 lian之情。
第一个让我爱慕的，是我的一位堂姐，她大概要比我长八九岁。她是我前面所说过的是我父亲三叔家的孙女儿。因为她是头胎，家里盼着二胎能生个儿子，所以给她取了个“来儿”的小名，于是，我们都叫她“来姐”。她是我们庄上长得最漂亮的姑娘，大人们都这么说。那时，我有事没事都爱到她家耍，和她在一起拉话。解放了。来姐到了出嫁的年龄了，由于她相貌出众，曾引起我们庄和邻村大竹园村两个村的村干部之间的争夺。因来姐的家庭成分是富农。两个男家都不敢得罪，结果她被势力大的大竹园村一个姓薛的村干部娶了去，为此，来姐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来姐的爷爷，被无辜扣上“恶霸”地主的罪名被处决，她的父亲也以莫须有的罪名坐了几年的牢。
前年，即2011年的清明节，我回乡去给父母扫墓的路上，竟然意外地遇上了前来扫墓的来姐，她已是快80的人了。九十年代初，我刚退休回来时，曾见过她一面，那时，我虽五十多年没有见过她，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在她身上还保留有当年的几分姿色。她的音容笑貌基本上还与我儿时留在印象里的来姐差不多。可这一次，时隔近二十年后再到她，要不是她先给我打招呼：“这不是庆春吗？”我还真没认出她来。她真的老了，满脸皱纹，当年的那双黑亮照人的美眸也萎缩了，变成了暗灰色，背也驼了，干瘦干瘦的，头发苍白，牙似乎也脱落殆尽，手里还多了根拐杖。啊，完完全全成了个有点恐怖的农村老太太了。我弟弟告诉我，十年前，她丈夫去世了，不到二年，她唯一的一个宝贝儿子遭车祸也没了。所以，这些年的种种不幸，让她衰老得特别快。可怜的来姐啊！我童年心中的一颗明星！就这样在我心中殒落了。
我爱 lian的第二个，是我父亲五总布店的小老板宋嘉宾的妻子。她的芳名叫石爱琴。我到五总时，她已是一个小女孩的妈妈了。不知是我年纪小，还是在农村长大，没见过什么世面，还是这位少夫人确实长得标致，她竟是我见过的世上最美的美人儿。她穿一件蓝士林布旗袍，也许她生孩子不久，身段显得很丰满，但仍不失女人特有的曲线美。她的脸形属于标准的瓜子脸，发型是当时流行的大波浪式的烫发，听说是专门到南通去烫的呢。乌黑油亮的头发映衬着她白皙的皮肤，尤显娇嫩。用秀色可餐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在她平滑光洁的前额下，是两道黑黑的像修过似的、然而却是天生的两道柳叶眉，两个大而明亮的美眸在黑黑、长长的睫毛的掩映下，好似两潭墨绿的池水，让满脸生辉。鼻子长得小巧玲珑，两个小小的鼻孔，就像两个圆润的小小的锐角三角形，说起话来两边的鼻翼不停地翕动。让整个脸部显得那样的生动。那张嘴小小的，唇薄薄的，红红的。莞尔一笑，微露出白白的细米牙来，只可惜没有过两颗靥窝，要不然，那绝对叫人见人晕啊。平日里，我总爱看到她，和她在一起，与她找淡话说，听她说笑。她最爱唱的那首《渔光曲》，我百听不厌。我虽听不懂那歌词是什么意思，但从她嘴里流淌出来的旋律却是那样的柔美、悠扬、动听，似乎这歌就是专为她写的。
我退休后，父亲曾告诉我，大概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她曾从五总来到郭元找过我父亲，那是关于她丈夫宋嘉宾因在解放前夕参加了三青团，在解放初的肃反运动中，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判了死刑，家产被没收。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国家对国民*党**军政人员有一次特赦。因她丈夫虽参加过三青团，但时间短，也没有人命案，五总解放了，他一家子从五总跑到南通，仍开布店，1949年初，南通解放，他又伙同几个朋友逃到上海，直到肃反运动时被捕。她找我父亲是请我父亲证明一下，她当年在五总的房产。我问父亲，她还是那样漂亮吗？我弟弟抢着对我说：人长得还是相当年轻，很像样，就是头发全白了……
过了好些年，有从五总回来的人告诉我父亲，她因和唯一的儿子吵架，一气之下，自缢了。
这位当年五总的美人，不到三十岁就守寡，含辛茹苦一辈子，饱尝了社会对她的歧视，把一个独生儿子抚养成人，没有想到儿子如此忤逆，绝望之下，悲惨地结束了的她不幸的一生。要是她还活着，我是定会去五总见见她的。
她的悲惨的晚年形象我没有能见着。这也好，我心中的她，永远定格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年轻、美貌，雍容、华贵。
在我上小学三年的时候，十一岁的我，对班上的一个叫孔菊芬的女孩产生了强烈的爱 lian之情。
她生得皮肤白嫩，脸色白里透红，绒绒的。有两个深深的酒窝。短发齐耳，刘海恰好与两道细眉齐。眉稍，微微有点向上翘，与她那一双黑亮的、连生气的时候也总是笑眯眯的大眼睛相呼应。红嘴唇，嘴角有一点向下弯。我一见到她，总有说不出的舒心。每天放学，不管是中午，还是下午，我几乎天天与她结伴而行。在放学的路上，我总爱帮她拿书包，把自己舍不得吃的糖，省给她吃，夏天给她带糖水喝，总之，为了她，我一下变得从未有过的大方、慷慨。我真想整天和她在一起，和她说话，和她一起读书，一起做作业，一起玩耍，一起逛街……那该是多美好，多幸福啊！
我家住在东“吊桥”的西边。她家住在远离东吊桥东边的“三门巷”。从吊桥向东去，街南边的第二个巷子便是三门巷，我们两家相距也就是4-500米吧。
记得那一年的初秋的一天，放学比较早，她约我说，放学后让我去她家找她，一起到郊外玩玩，我当然欣然应允罗。
那天，我回到家，放下书包就换了一件干净的白小褂子，还特地穿了双新布鞋。打扮得就像去相亲似的。我无比欣喜地连蹦带跳地向三门巷走去。老远就看到她已在她家大门口等我了。只见她今天也换了一身粉色的短裙子，脚上穿着白袜子，白球鞋。头上还多了一个花蝴蝶结。啊，太美了！相比之下，我倒显得十二分的土气。我一见到她，便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嘿，孔菊芬，你真像个新娘子！好漂亮呀！你是天底下最好看的了！”她被我说得有点难为情起来，一下羞红了个粉脸，那脸就像春天的盛开的桃花似的。她低头轻地地说：“你不也是……”我看看自己，只尴尬地“嘿嘿嘿…”，我说：“……想往哪儿走啊？”
“你跟我走……”
于是，我们离开了她家，向西，然后向西南拐，没走多远就到了乡下了。我们在乡间的小路上手拉手的走着，她的小手柔柔的，软软的，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握过如此美妙的女孩子的手呢，它让我从心底觉得神舒。一路上我们什么话也没有说，最多只是两个人相互地她看看我，我看看她，然后傻傻地笑。我们在离她家不远的郊外遛了一个大圈，也就个把小时吧。在往回走的路上，在离她家不远的地方，她突然停住了脚步，双手拉着我的双手，面对面地对我说：“杨庆春，今天我约你出来玩，我是想告诉你，我明天就要离开南通了……”当时，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只感到头轰地一下。我有点慌乱，忙追问了一句：“你说什么？要离开南通？为什么？”
她两眼噙着亮晶晶的泪水说：“我爸要把我送到上海我姑妈家去，要我在那里上学，说那里的学校好。明天一大早我就走了。今天特地来向你告别的。谢谢你这么长时间对我的好，我会记住你的……”她的话还没说完，我便蹲在了地上，哭成了泪人，她也一样伤心地哭着。她用手抚摸着我的头，我抱着她腿，不停地哭。最后她把我拉起来说：“别哭了，我每年放假还是会回来看你的。天不早了，晚了回去，家人会着急的。好了，我们就在这儿分手吧。免得让我家的人看到……”我忍住了哭，使劲地点了点头，最后拉了拉她的小手，不忍心地转身向回走，那可是真有点三步一回头啊，我走出去好远，回头一看，她还站在原地，在向我挥手，她的粉红色的短裙下摆在晚风里，彩云似的飘舞着……
自那次分别后，我再没有见到过她，尽管后来，我们家也搬到三门巷住了一年多，她家的院子就在我家房东的斜对面，相隔不到二十来米，我每天路过她家的大门口时，总爱有意无意地朝里头张望，可一直没有见到她的身影。直到我1951年春离开南通，也没有见到过她。她的形象只在我心中一遍又一遍地，千百遍地浮现、浮现……
今天，我把它复制到我的电脑里，以作为我一生中一段最美好的回忆之一吧。
在以后的三年小学期间，让我这颗幼小心灵迷恋的唯有我四年级的女班主任季老师了。那年秋季，我上四年级了，季老师刚从南通师范学校毕业。她很年轻，也很漂亮。说实在的，我们男生不知怎么的，总喜欢上年轻漂亮女老师的课，而且如果遇上女班主任那就更好了，心里就有一股说不上来的舒服劲。另外，也极愿意听年纪大的老师的课，不论是男是女，我们都喜欢，因为他（她）们，和蔼可亲、知识丰富。最感恐怖的是年轻的男老师，他们对学生、尤其是对男生那真是特别、特别的严厉，稍不遂他的意，不是打，就是骂，要不就是罚站，甚至罚跪，上他们的课，我们男生如临大敌，提心吊胆、如履薄冰。
季老师，中等个子，显得小巧，身材也苗条。留着短发，发的末端可能是电烫过的，向内卷着。脑门上留有稀稀的齐眉刘海，脸不算大，略呈长方形，有尖尖的下巴，脖子很圆润，皮肤不是太白，鼻子小巧，鼻梁周围有些雀斑，但并不太影响她的美貌，因为她的五官都长得很标致，很合乎一个美人的标准。她教我们自然常识课，说的是标准的南通话。一开口，便可以看到两颗门牙中间有一个小小的黑孔，一笑，一讲话就露了出来，而且右边那颗门牙还有一个小小的缺口，说是嗑瓜子多的原故。但这也不破坏她的美容，反给人以天真的感觉，因为好多小孩子的门牙上也常常有这个小黑眼眼。季老师似乎与我们姓范的算术老师很亲密。因为，我们每天中午来校时，老是看到她在范老师的房间里说笑，有时还打打闹闹的，而且多数时候，季老师上课的时候，脸总是红扑扑的，嘴里还喷出相当浓的酒味。我最喜欢她到我跟前，给我指点作业和讲解习题，不知怎的，她的脸紧挨着你，几乎近得就要脸贴脸了，这时，我常常一动也不敢动，连大气都不敢出。她那特有的年轻女人身上、脸上发出来的香味和她嘴里出来的略带点酒的甜滋滋的味道。让你心跳加快，那种从心底里发出来的舒心感觉，让我这个11岁的男孩不知不觉有了一种莫名的冲动！
相反，那位范老师，在同学们的眼里，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凶神恶煞，他高高的个头，留的是西洋中分头。平时爱穿一身灰长衫，黑布鞋。他的下巴不但长，还很有点“下包天”，这样无形中也增加了他脸的长度。年纪不大，却极老成。总体看，其貌确实不敢恭维。可真不知我们漂亮的季班主任怎么会和他打得那样热火。我每每看到她和范在一起打闹说笑，心里总不免有一点儿醋意。
范老师教我们的算术，只要是他的课，全班同学个个坐得毕恭毕敬，连大气都不敢出。他很少站在讲台上讲课，总是在教室里幽灵似的前后左右地来回地走，有时高起兴来，就往学生的课桌上随便一坐讲课。他手里永远拿着一根足有两米长的竹竿，加上他的臂长，这样，以他为圆心，以足有3 米长为半径的范围内的学生，只要他见到谁不顺眼，或他认为这位学生在做小动作，或他认为你在讲话，这时，你的头上立马会遭到突如其来的、意想不到的、极清脆的竹竿子的重重的一击。让你疼得疵牙裂嘴、两眼流泪。
但他的教学效果还是不错的，凡他教的班，成绩普遍都好于其他班，因此，他的口碑在学生和家长中还是很好的。我的算术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开始有了转机。
我至今还记得一位老历史老师。
在我上五年级第一学期的时候，学校突然来了一位上了年纪头发已苍白的老师。班主任介绍说，这位老师原是教中学的，最近因身体不太好，教育局把他调到我们学校教历史。这位老师姓什么，我已记不得了，但他的模样我却记得很清楚：大方脸，胡子和眉毛全白了。方方的大脑袋上有着稀稀的白头发，个子不太高，说话的声音却相当宏亮。板书是任我们课的老师中写得最好的老师。上他的历史课等于听历史故事，同学们特别爱听。我第一次知道“……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古民歌《敕勒歌》，就是出自这位老先生之口的。他不但声情并茂地朗诵了这首民歌，还进行了板书。当时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在我的一生中，无论是我后来在给学生讲授这首古老的民歌、还是偶尔看到、听到这首古民歌时，我都会立即想到这位老师及其当年给我们上历史课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