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系列之前的5篇介绍殖民地政府在最后的统治岁月里把*权人**法引入香港，挫钝了警队的执法利器，使到香港法网残缺，外国势力渗透各个领域如入无人之境，种下多年来香港社会撕裂，*乱暴**频生的局面。
西方包括英国的文化其实有很多进步文明之处，值得我们观摩学习，取其长来补我们之短，法治精神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点。因此之故，我在香港警队服务的30年期间，一直都执着地去维护这种精神，从无间断，对一起工作的同僚们也经常耳提面命，嘱咐他们在执行任务时一定要依法而行。‘人治’表面上或能解一时之困，但长期来说，却会对社会以及个人带来无穷的后患。
但是，我们不能断章取义，以偏概全，如果单去追求法治制度里的程序，忽略了立法精神，更无视其对社会所产生的实际效果，那就是本末倒置，很容易会被存有异心者利用，倒过来伤害社会的法治与稳定。回归以来，一些特区官员不断地钻英国人在离开前故意留下来的空子，合法却不合理地步步侵蚀香港的稳定根基，使香港社会动荡不已，经济民生每况愈下，而警队的执法能力被大幅削弱便是另一个伤害最大的伎俩。
回归以来，特区政府晋升高级警官从来不问是否爱国，也不把选贤与能科学化、制度化，遂形成一个“盲选”的恶性循环现象。在1997年前后，英国人警官大量流失，警队实在需要一批有国家观念、成熟稳重、能力高强（譬如通过警队专业考试Paper E ） 的华人警官支撑局面，担负起稳定局面、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但是，特区政府却照单全收，一成不变地坚持前朝留下的做法；所有警官一到退休年龄就必须离开，不问其能力与经验，也罔顾实际需要，就算是警务处处长、副处长、高级助理处长这关键的三级也不能例外，此举导致警队领导层更迭频繁，人材连续出现断层的局面。最近两年，特区政府对退休年龄已经有一些行政上的松动，但远没有形成一个长期的政策。
在1983至1985年间，我曾担任警察机动部队的教官，日常除了教授人群控制技巧与防暴战术外，还专职负责协调及训练机动部队与皇家空军直升机第28中队的空降战术。那时，我们所有教官都奉命向入营受训的各级警察反复强调，警队是一枝军警(Para-military Force)，平时是警察，*乱动**时则要勇于执行平乱的任务。因此之故，在每一个防暴小队里（41人），除了催泪烟外，更配置有3支AR15步枪这种致命的*器武**，专门用来长距离射杀罔顾警告、煽动*动暴**的头目，勇敢向前、果断执法、担当责任等执法风格就是这样地培养及累积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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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英联合声明发表后，警队此种军警文化开始被刻意抹去，转而向服务文化发展。经过13年的‘引导’，警队的硬朗阳刚之气被销蚀殆尽，部门风格由警队 （Police Force）变成警察服务 (Police Service)，部门的晋升重心也改为投诉至少、文凭至上。这样的改变虽然也有某些优点，但却使警队勇于承担、果断执法等传统被大幅度削弱。现在回过头来看，英国人以*权人**法削弱警权，再把长期以来行之有效的警队精英化做法去掉，就是把颠覆与分裂‘港独’分子发动*乱暴**的机会最大化，幸亏中央及时出手，迅速引入《港区国安法》，才把这个极为不利的趋势刹停。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英国人从1984年开始降低香港社会的安全系数，同时在包括警队在内的各个界别插播‘病毒’，经过20多年，‘病毒’已经繁衍两代、突变多次，也扩散到了特区的每一个角落，2019年黑色*动暴**只是这些病毒所引起的病征之一。病征现在已因《港区国安法》的出现基本上被消除，但潜伏的‘病毒’一日不被清除殆尽，香港就一日不具备长治久安的条件。香港近几天濒临第5波Omicron疫情大爆发的边缘，原因是‘外防输入网’被刻意留下了漏洞、内防扩散的“安心出行”监察措施则被设计成‘远看吓死人，细看笑死人’，这只是最新但绝不是最后的例子。
香港警队的忠心与效率直接关乎国家安全与香港的繁荣稳定，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更需要如内地部队一样，确保‘召之则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否则的话，在社会风平浪静时，一切按惯性而行，倒也表面安稳，可一旦风云突变，不足的恶果便会立马彰显，一发不可收拾。新一届立法会已经由一群爱国爱港议员掌握，拦路的‘港独’已不复存在，现在正是特区政府与香港警队把拨乱反正提上日程的最好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