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爆了。
影片上映一周,票房5亿,清明档当之无愧的票房冠军。这个结果,她姐毫不意外。
毕竟,影片给足了吊人胃口的噱头。子枫妹妹变姐姐不说,还有了银幕初吻。


阵容也足够强大,肖央、朱媛媛做配,一举一动都带着生活气。

更重要的是,这部片子触及的是无数中国家庭逃不掉的议题——重男轻女。甚至这次的导演、编剧、制片人均为女性。一部「野心」明显的作品。

结果,高票房却并没有和高口碑划等号。甚至,这部影片的评价十分两极。 剧情在人泪点上蹦迪,却也踩中了很多人的雷点。豆瓣短评区,甚至有人毫不客气地给这部影片送上一句“姐道”。

主要原因,是所谓“开放性结局”。结尾处,导演将矛盾成功集中在了一个非常个体的、非常具象的小点上——“要不要签字”。
这个结局设置足够鸡贼,我们后面再聊。在她姐看来,影片更值得探讨的是议题本身。她姐很喜欢《我的姐姐》在议题选择上的大胆和表达上的突破。
但观影过程中状态的几度抽离,却一再地提醒我—— 影片极端戏剧化的情节设置,带来了情绪最大化,却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影片的失真。 而这,或许才是影片最大的问题。

《我的姐姐》的故事其实很简单。一句话概括:父母意外身亡,刚刚毕业从事护士工作的姐姐安然(张子枫 饰),突然陷入了一个难题——如何安置比她小了近二十岁的弟弟安子恒。

《我的姐姐》
所有人都觉得她养弟弟天经地义。同为姐姐的姑妈苦口婆心地说:「长姐如母,你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把你弟弟好好养大。」

《我的姐姐》
借由「姐姐要不要养不养弟弟」这个矛盾,创作团队想要由点到面,呈现在重男轻女大环境下挣扎的女性困境。姐姐安然,就是那个「点」。
因此在影片中,比起一个活生生的人,安然更像是一个「工具」—— 一个各种重男轻女家庭长大女孩的困境集合体。 她存在的本身似乎就是个错误。父母想要儿子,但碍于独生子女政策,便想尽了各种办法试图钻空子,比如让她装瘸子。

计生委偶然发现安然身体健康,安然被父亲暴揍
再比如,试图通过一些「意外」抹去女儿的存在。

小时候盼着她消失,大了则盼着她尽快回报家庭。在父母眼里,安然的梦想不值一提。安然想要学临床医学,却被父母偷改了志愿,变成了留在本地学护理,方便以后「有精力顾家」。

家庭之外,在社会中安然也面临着无数困境:被霸凌、被性骚扰……这些地方,导演给的很轻,却重重砸进观众内心。
被性骚扰,是她和姑妈表明不想养弟弟时,顺嘴一提:「从小被表哥当沙包,被姑父看洗澡。」被霸凌,是安然跟某同事起冲突后跟男朋友的一句告解:「一个从小不在爸妈身边长大的女孩子,当她被人欺负的时候,她打得赢要打,打不赢也要打。」

但影片对这些困境展现时,总带着一种功利性的描述。目的只有一个,让你哭。 这种功利性地描述贯穿整部影片。
弟弟这个角色,是极其功利化和戏剧化的呈现。一个年仅六岁的孩子,在姐姐表达自己想要去北京追逐梦想时,逻辑清晰地说了极其煽情的话:「我只有你了。」以及,在姐*痛姐**经时,笨拙地给姐姐泡了一杯「红糖姜茶」。


即便是篇幅极小的一个情节也是如此——一个高危产妇为了生孩子宁愿搭上自己的命,安然愤怒地追上去,劝丈夫、劝产妇、劝婆婆。这一情景中,每个人的台词都瞄准了大众「痛点」。
丈夫甩开安然:好不容易怀上了儿子,你说打就打?产妇在安然告知「命没了就什么都没了」之后,依然执迷不悟:我要生。安然劝阻无望后,大声吼出:生儿子就那么好吗? 全社会对女性全方位无死角的、系统性的*害迫**,此时集中到了安然一个角色身上。 这种设定带来的震撼,和极其戏剧化的呈现,的确实现了情绪的推动,且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不少女性在观影的过程不自觉就泪流满面。

但,这种「哭」,是影片本身带来的吗?不见得。
《我的姐姐》对这些伤痛的直观呈现固然难得,可问题也显而易见——影片不是用一双有温度的手抚摸伤口,而是用一把冰冷的利器剖开伤口、展示伤口。 伤口被剖开,当然痛,当然哭。 只是,眼泪却不是为了这失真的角色而流。

现实,远比影片更加错综复杂。多数中国式姐姐,面临的是隐形的困境: 说不清道不明,没有那么多冲突,也不够戏剧。
25年前的一部20分钟的纪录片,似乎将其展现了出来。1996年导演李玉在东方时空的《生活空间》里做的一期纪录片——《姐姐》。

镜头对准了一个普通家庭,这家有对龙凤胎,蕊蕊和峰峰,蕊蕊是姐姐。

《姐姐》
但蕊蕊的姐姐身份,是被“赋予”的。 剖腹产前的一次家庭会议上,一家人商量之后决定让女孩当姐姐,这样以后可以照顾弟弟。
20分钟的纪录片,清晰看到一个女孩是如何「被成为」姐姐的。“你是姐姐……”成为了挂在父母嘴边的话。姐弟有矛盾,即便是弟弟的错误,妈妈也永远做姐姐的思想工作:「你是个姐姐陪弟弟玩一会儿。」「你懂点儿事行吧。」

《姐姐》
「姐姐」的责任,是这个家里约定俗成的东西。好久不回家的爸爸回来之后,蕊蕊向爸爸抱怨,得到的是类似的回答。「你是姐姐嘛。」

《姐姐》
「姐姐」的身份,成了蕊蕊得到同等的爱的阻碍。
蕊蕊、弟弟、妈妈三个人出门,妈妈牵着弟弟,而蕊蕊一个人走在前面;妈妈抱着弟弟看牙,蕊蕊也想让妈妈看自己的牙,得到的却是妈妈弟敷衍应付:你牙也不好。

节目截图
有些偏爱显而易见,还有些是无形但压抑的。纪录片中有一段是姐弟在看电视上出现了分歧。弟弟想看足球比赛,而姐姐想要看《狮子王》。两人争执之下,弟弟拉来妈妈当裁判:「妈妈,你想看球赛还是《狮子王》?」

节目截图
妈妈这次倒“公允”,没有让姐姐一味服从,而是采取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妈妈说:「少数服从多数,我和弟弟都看球赛。」

节目截图
喊来爸爸,一样的回答:「咱家四个人,爸爸、妈妈、弟弟都愿意看球赛,少数服从多数。」

节目截图
所谓的「少数服从多数」,变成了让女孩让步的隐形压迫。
一家四口的生活,无形之中朝弟弟的那一侧倾斜。这种「无形」的偏爱还有很多,敏感的蕊蕊不止一次提出自己的抗议。但爸爸劝她:「你俩都吃的一样,穿的一样的吧,你一个六岁的孩子,你就疑心这么大。」

节目截图
六岁的孩子说不清哪里不对,她只能笨拙地反抗和表达。她在地上打滚、硬撑着不上桌吃饭,弱弱地说「妈妈不喜欢我」。

最终,「不懂事」蕊蕊被爸爸领着找妈妈道了歉,这事才算翻篇。至此,纪录片结束。
短短20分钟,不似《我的姐姐》那般有细致的描摹、激烈的呈现和态度的表达和传递。可一些东西不用表达,观众已经有了答案。在这部纪录片的豆瓣短评区,有人这么评价道: 「看得满是波澜,触目惊心。现实才最残酷,因为你知道那不是演技。而是时时刻刻发生在生活之中。」

因而《我的姐姐》中最引起她姐共鸣的,不是主角安然。而是寥寥几笔勾勒出的另一个女性角色——朱媛媛饰演的姑妈。

姑妈也是一个姐姐。 但姑妈身上没有安然面临的那种直戳人心肺管子的显性歧视。 最明显的,是奶奶对年轻时的姑妈说的那些话:「*奶奶你**说,我什么都要优先我儿子来,你就不要想了。」

而其他关于姑妈的描述,都是一些极其细枝末节的东西。比如她看着自己年轻时光鲜亮丽的照片苦笑;将安然留在咖啡厅的咖啡倒进保温杯后还要舔一下杯沿;切西瓜时下意识将最甜的部分挖出来给外甥女……

配上她那双疲惫不堪却又若有所思的眼睛。不用多说,我们就能感受到——这才是真正在中国式家庭困境里挣扎的姐姐。

姐姐没有签字,带着弟弟一起生活。


这个结局烂吗?并不。实际上,无论安然作何选择,她都是「幸福」的。 签,她有法律做保障,不签,她只出于爱,无关道德。

聊到结局设计时,《我的姐姐》编剧曾说:「姐姐在不拒绝爱的前提下,依然可以走自己的道路。至于怎么选,我们一直都在强调支持,而不是一种支配。」

前几天的热搜,20岁的姐姐,十几岁就出来打工,父母离异后独自养活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不堪重负,意欲跳河轻生。

姐姐困境解决了吗?一点都没有。

节目截图
她们要的很简单,只是一束光——

@玲玲Peter和四只猫
抖音Vlogger王慧玲有两个弟弟,曾经也是一名「扶弟魔」,坚持扩大自己的生活,这是她的自救法。

节目截图
从王慧玲的身上,我们会发现,姐姐和父母的关系,或许也不是非得你死我亡。 争吵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并非每个姐姐都是女战士。



「重男轻女」的污垢,跟随着王慧玲一天天独立,被她自己洗涤掉了。 只要姐姐们开始为自己努力,她们的生命里没有什么事是做不到的。

但不可否认,它是部勇敢的电影。 如今「姐姐们」发现,对她们负责的人少之又少。



这也是电影之于现实的意义。这就是我们讨论《我的姐姐》,聊电影、现实生活的意义。不要让「姐姐」只是被看见1个月,更不要让「讨论」消失。讨论和关注只要存在,她们混沌状态就有更多吹开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