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友情与爱情
一、“我只愿意是我，而不是别的什么人”
十九岁伊始，当波伏瓦放弃了让她着迷又令她不安的爱情之后，她结交了许多新朋友，比如彼埃尔·诺迪埃。波伏瓦是在哲学史的课堂上注意到他的，诺迪埃比她年纪大得多，总身穿黑色衣服，头戴黑色毡帽，很少和周围人说话。波伏瓦主动上前与他搭话，之后诺迪埃又把她介绍给了他们哲学小组的其他成员，有莫朗日、弗里德曼、亨利·勒弗菲尔、波利泽等。他们还一起创办了一份名为《思想》的杂志。在与这些左翼知识分子的接触中，她开始真正投入哲学的阅读与思考中。她阅读伯格森、柏拉图、叔本华、莱布尼茨和尼采，探讨一大堆诸如灵魂、拯救、快乐、永恒等问题。他们认为，哲学无异于革命，哲学寄托着人类唯一的希望。这些年轻人的思想极大地拓展了波伏瓦对哲学的认识。成功通过哲学史考试后，她又认识了一群左翼大学生。他们要求她在一份*愿请**书上签名。《欧罗巴》杂志发动了一场运动，抗议动员妇女入伍的军事法令草案。波伏瓦原不想签字，她向来支持男女平等，面对国家危机，男女都有保卫国家的责任，她认为这样的运动是“十足的民族主义”。这一想法遭到了左翼大学生的嘲讽，他们告诉她这项法令会把人们的觉悟普遍调动起来，最终她在*愿请**书上签了字，因为她完全赞同，思想自由是神圣的。
她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但几次*愿请**运动却让她清楚了一件事：厌恶极*派右**。那些叫嚣着要把外国人和犹太人赶出去的索邦学生让她又气又怕，她崇尚理性，反对蒙昧主义。她很快被共产主义的理论所吸引，因而与一位年轻的共产主义者让·米克尔结下了友谊。让·米克尔曾是阿兰的学生，他称赞阿兰的授课，阐述他的思想，并把阿兰的著述借给她。他对很多东西都感兴趣，如绘画、电影、戏剧甚至杂耍歌舞。他给波伏瓦介绍罗曼·罗兰，让她相信了和平主义。
和让·米克尔志同道合的，有不少阿兰过去的学生，他们组成了一个小团体，一起阅读讨论他们老师发表的文章。在这个小团体里，有一位格外引人注目，她总是穿着奇装异服在索邦大学的院子里溜达，上衣的口袋里一边揣着《自由谈》，一边揣着《人道报》，她聪明过人，见解独到，同时又有着一颗关注人类苦难的心。她就是西蒙娜·薇依。两个“西蒙娜”，两位20世纪杰出的女性思想家在1927年的索邦大学相遇了，但短短的一次交谈便很快终止了她们之间的关系。薇依斩钉截铁地认为，世界上唯一重要的事情是进行革命，让所有人有饭吃。波伏瓦同样坚定地反驳，重要的事情不是让人幸福，而要让人找到生存的意义。薇依打量着波伏瓦说：“看得出来，您从来没挨过饿。”波伏瓦心里生气，她最不愿的便是被划归到某个阶级，被贴上标签，她就是她，而薇依用她最不愿意接受的方式驳斥了她的观点，并让她毫无反击的余地。
1927年6月，波伏瓦通过了普通哲学考试，成绩单上名列前茅的是西蒙娜·薇依，波伏瓦紧随其后，第三名的是莫里斯·梅洛庞蒂。梅洛庞蒂比波伏瓦略小一点，自幼丧父，与母亲和姐姐相处融洽。他在拉罗谢尔长大，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中学的学业之后，进入了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梅洛庞蒂因为成绩被两个女孩赶超感觉很窝囊，于是通过波伏瓦的一个同学要求与波伏瓦相识。波伏瓦对这位开朗、英俊、目光柔和、为人直爽的大学生立刻有了好感，俩人很快约定每天在卢森堡公园见面。每天上午，波伏瓦都会准时赴约，在一位王后的石头雕像前，等着梅洛庞蒂“笑容可掬、装出诚惶诚恐的样子赶来”。梅洛庞帝也会带着她参观高等师范学院的校园，走过乌尔姆街的修道院。
梅洛庞蒂和波伏瓦一样，也是在宗教的熏陶下长大，虽然在进入高师的时候也已经抛弃了天主教的信仰，但为了不让母亲难过，他照旧参加宗教仪式。宗教的伦理在他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他甚至依然怀念着失去的信仰，认为自己只是因为对天主教研究得不够透彻，不应将它完全抛弃。因此，在巴黎高师，他被列入“激进的天主教徒”那一边，同为*派右**学生的还有他的朋友莫里斯·德·冈迪亚克。而另一阵营，信仰社会主义或者倾向社会主义的则有雷蒙·阿隆、保罗·尼赞、让保罗·萨特，西蒙娜·薇依。
与梅洛庞蒂的交往之后，波伏瓦迫不及待地向他倾吐一切，而梅洛庞蒂总是洗耳恭听，并严肃地回答她的提问。他责备波伏瓦用严厉地善恶二元论将精英与芸芸众生对立起来，按照他的观点，每个人都有善有恶，人与人之间并没有多少大的区别。显然，他的观点更宽容。尽管在这一点上，他们有分歧，但他们的相处依然非常融洽。波伏瓦格外欣赏梅洛庞蒂的是他对真理的热爱和对事情一丝不苟的态度。他从来不会把感情和思想混为一谈，而这恰恰是她自己所欠缺的，她常常会陷入一种情绪，而因此影响到理性的思考。梅洛-庞蒂的存在，时刻提醒她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自欺欺人，不能言不由衷。更重要的是，这位同伴帮助波伏瓦重新学会快乐起来。在他的陪伴下，一切都变得轻松起来，烦恼也跟着不见了。她终于可以不再背负沉重的压力生活，终于也可以欣赏头顶的蔚蓝天空，脚下的绿茵草地。因为意气相投，波伏瓦也曾设想过自己是否可能成为梅洛庞蒂的妻子，但结论是“他们谁也不适合我”。与雅克相比，虽然梅洛庞蒂因为他的严肃态度和哲学上的才华赢得了波伏瓦更多的敬重，但本质上，他微笑的乐观主义和雅克的虚无主义，都会是波伏瓦进入婚姻后不得不忍受和将就的个性，而这与她自己身上的某种刚烈禀性并不调和。所以在日记里，她这样说：“我非常肯定，根本不存在真正能代表一切、理解一切的人，根本不存在骨子里就是一位兄弟、就等于我自己的人。”她更加确信自己注定是孤独的。
但无论如何，这时的梅洛庞蒂正好取代了雅克，成为照进波伏瓦暗淡生活里的一束光。在梅里尼亚克过暑假时，晚上她借着油灯的亮光在阁楼的天窗下，给这位同伴写信，将自己的情感倾吐在一页页的信纸上。梅洛庞蒂不断地鼓励她探求真理，波伏瓦想通过写作来表达一切，却又担心若开始写作，会为成就、名望这些自己嗤之以鼻的东西所累，她犹豫不决。但朋友们的鼓励还是让她有了创作的冲动，她开始写一部鸿篇巨制，其中女主人公的一切体验将是她自己的所有经历，如何在生活面前清醒过来，如何与周围人发生冲突，又如何将行动、爱情、知识都尝了个遍。
因为通信频繁，但母亲弗朗索瓦兹又有随便拆信的习惯，这让波伏瓦很是苦恼。幸亏妹妹埃莲娜比波伏瓦更大胆、更直接，对偏见、束缚的反抗也更激烈。她对母亲随意拆信的行为也非常反感。于是姐妹俩互相勉励，勇敢地请求母亲不再拆阅她们的信件，母亲虽然嘴上说着出于关心她们心灵的责任，但最终还是让步，答应不再随便拆信。
波伏瓦真正的、绝无仅有的朋友还是扎扎。扎扎1926年10月回到巴黎之后，她们就养成了每个星期天早晨一起散步的习惯，在卢森堡公园的小径上或者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她们依然和以前一样，在很多问题上立场一致。“我找回了扎扎！”波伏瓦很欣喜。可是，她们的交往慢慢遭到双方母亲的反感和反对。弗朗索瓦兹虽然原则上赞同波伏瓦选择的朋友可以比远亲更重要，但她还是认为波伏瓦与扎扎的关系过分亲密了，再加上波伏瓦对家里人冷淡粗暴的态度，更是激起了弗朗索瓦兹的不满，所以当波伏瓦提出要去扎扎家的时候，弗朗索瓦兹严厉地训斥她，不该“时时刻刻泡在她(扎扎)家里”。扎扎的母亲勒可因夫人同样不赞成她们的交往。勒可因先生的地位发生了一些变化，他没有得到梦寐以求的国家铁路总工程师的职位，转而加入了雪铁龙公司。这意味着他会赚很多钱。扎扎一家搬到了贝利街的一套豪华公寓里。他们将要接待更多的客人，扎扎却无比厌烦这些强加到她头上的社交活动。勒可因夫人则将这些视作“她的社会责任”，现在却因为扎扎在学习、看书、音乐上花费的时间太多被忽略了。而扎扎之所以会喜欢看书胜过家庭生活，勒可因太太坚信是受了波伏瓦的影响，她在弗朗索瓦兹面前抱怨，希望两人的见面不要这么频繁。一向敬爱母亲的扎扎这次没有听从母亲，与波伏瓦的友谊是她不想放弃的，正如扎扎在一封给波伏瓦的信中所说：“自十五岁以来，我精神上一直处于极大的孤独之中，痛苦地感到自己形单影孤，没有希望。是你打破了我的孤独。”波伏瓦又何尝不是在与扎扎的交往中，呼吸到了包裹着她的孤独之外的那一点点空气，这份友谊慰藉了两个同样遭遇家庭压抑、信仰危机，渴望自由的少女的心。她们还是时常见面，一起学习希腊语，一起去听音乐会，一起看画展，一起散步交谈。
也是在那封信中，波伏瓦重新认识了十五岁的扎扎。十五岁那年，扎扎与自己的表兄安德烈相爱了，但双方父母的决裂注定会让这段爱情蒙上阴影。在父母的干涉下，两个年轻人最终不得不断绝往来，不再见面，不再通信，扎扎为此痛不欲生，几次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几年后，他们在劳巴尔东不期而遇，感情未减，现实依旧。早在姐姐丽丽二十三岁出嫁的时候，扎扎便已然明白，接受家庭的安排、父母的摆布，嫁给一个男人，那是她不可逃脱的宿命。而扎扎对母亲的爱，又不允许她做出违逆母亲、让母亲伤心的事，她因此陷入极度的焦虑和痛苦中。但不到一个月，扎扎来信中的语气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她不再纠结于那心心念念的痛苦，而是开始寻思自己的忠贞不渝是不是对幻想的偏执，是不是缺乏真诚和勇气，她与安德烈之间的爱情，在彼此不再交往和通信的几年里，是不是只是依靠意愿和想象力存续着，那些被描摹得无限美好的过去，是不是只是她不愿接受爱情逝去的一厢情愿。最后她说：“我只想寻开心。”波伏瓦太懂扎扎了，她不会轻率地说出任何一句话，所谓的“寻开心”，无非是绝望到达了顶点，分辨不出开心与不开心的界限，只希望留片刻清净。不然，她怎么会为躲避朋友们组织的大规模远足而狠心地用斧头砍伤自己的脚呢？很难想象，表面顺从的扎扎会做出如此激烈的行为，但这不正好说明，她没有泄气，也不会接受被摆布的命运？想到扎扎的故作轻松又暗暗憋着一股狠劲的样子，波伏瓦害怕又着迷，她自问没有扎扎的这般勇气。
1927年9月10日，波伏瓦接受了扎扎的邀请，踏上了去劳巴尔东的火车。这也是波伏瓦平生第一次独自坐火车，难得的清净和自由，让她心醉神迷，怡然轻松，“像一个气泡飘浮在空中”。经过莫里亚克的故乡波尔多的时候，她停下来。她背诵着莫里亚克《告别青春》中的语段，第一次“只身一人在一座陌生的城市里漫步”，第一次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进入餐馆用餐。她坐在开满红艳艳的美人蕉的花坛旁，做着不安分的少女梦。可是一到达劳巴尔东，波伏瓦就感觉到了不自在，似乎这里的每个人都讨厌她，除了扎扎，可扎扎整日忙于帮助母亲和奶奶准备宴请客人的食物，根本无暇与波伏瓦一起。与扎扎同住的热纳维耶芙在波伏瓦到之前，就在自己的小本子上赫然写着“我不喜欢她”；勒可因太太堆着好久不见的微笑迎接波伏瓦，心里却盘算着让波伏瓦与她联合，劝说扎扎彻底放弃与表兄安德烈的这段感情。而她自身的状况，则更让她觉得低人一等：她穿着马虎，不修边幅，不懂对年长的夫人行屈膝礼，动作和笑容都不知拿捏分寸；因家庭窘迫，她必须工作，而且要进公立中学当老师。这些都让波伏瓦在扎扎的家人和亲戚眼中成了另类。他们谈论“法兰西行动”和天主教会间的冲突，还有妇女选举权的问题。她说话，无法赞同他们的观点；她沉默，更会加剧他们的不满。她深感与这个环境格格不入，自己“被他们公开或不那么公开地当作害群之马”，却又不知怎样对付恶意，保护自己。
扎扎终于从忙碌的社交场面中抽身出来，两人又有了促膝交谈的机会。扎扎详细地讲述了与表兄之间的爱情，也表示已经不再爱他。波伏瓦说：“而我爱你。”可在扎扎心里，与波伏瓦的友情占有一个位置，却是一个不确定也不那么重要的位置，这让波伏瓦既难过又酸楚。好在扎扎坦陈，她心里所有位置中也没有一个有分量，多少带给波伏瓦一些安慰。她们依旧亲近，甚至比以往更亲近，正如波伏瓦自己所说：“如果说在天上有一线希望在为她闪耀着，她照样会在世间和我一块在黑暗中摸索，我们依然继续并肩前行。”
10月开学前，朗贝尔小姐希望波伏瓦能帮她分担圣玛丽学院本科初级班的工作，代她上心理学课。这个机会既可以让波伏瓦赚点钱，也可以练习做教师，波伏瓦接受了朗贝尔小姐的提议。这也让她对接下来的学业有了更积极和乐观的计划，她要同时完成哲学学士和文学学士毕业证书的考试，还要写作、看书、深入研究重大问题，但对这些计划，她信心十足。而同时，她发现，她依恋的梅洛庞蒂在夏天的时候恢复了宗教信仰，她的妹妹埃莲娜进了一所实用艺术学校，过得很不愉快，扎扎则用行动表示了顺从，把大把大把的时间花在百货公司的柜台前。眼看着身边的朋友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最终接受了命运的安排，波伏瓦气恼又害怕。没有人能真正与她相互理解，没有人能毫无保留地接受她，与她并肩前行的扎扎不会，安抚她焦躁情绪、希望她放下偏执的梅洛庞蒂也不会，当然，觉得她难以理解的雅克更不会。他们或无法理解，或无法与她一样，拒绝一种平庸的生活状态，并为摆脱平庸而疯狂努力。那种顽固的孤独又在这样的时候困扰她，或者说，她从未摆脱、也无力摆脱这深重的孤独。她仿佛被所有人、被整个世界抛弃，成了一个漂浮在其中的无名之物。为了掩饰失落，她一边肯定自己将来有一天一定会拥有一切，一边又安慰自己一切都无足轻重。在这样的矛盾中，波伏瓦不再相信自我在生活中的力量，而试图在理性的限度之外探索，来让自己达到意志的完全自由。那一年，她声称，“我要接触上帝或成为上帝”。她时不时地沉迷在这种狂热里，常常会感受到一种喜悦。她既自豪又恐惧地表示自己近乎疯狂。她忍受着日常的单调乏味和周而复始，常常在夜里登上圣心大教堂的台阶，眺望整个巴黎时号啕大哭，又在来到比特小区狭窄的街道上，望着所有的灯光放声大笑，她把自己比作“发疯的钟”，在麻木不仁和失去理智的快乐之间摇摆。
开学后，波伏瓦去听了让·巴吕兹的讲座，同时着手准备一篇很长的关于人格的文章。让·巴吕兹曾写过一篇文章《十字架上的圣约翰》，受到大家的追棒。她因此认识了也常去听课的勒内·多马尔和罗杰·瓦扬。多马尔是一个被认为思想深邃的超现实主义诗人，而瓦扬则以刺激读者见长，他在《大竞赛》报上发表文章，为所有男人要求人*交兽**媾的权利。波伏瓦对两人并无好感，尽量避免与他们接触，虽然她有着大胆的想象力，但并不代表她可以坦然地接受现实。文学与现实，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让·巴吕兹对波伏瓦的论文赞不绝口，他公开表示他由此可以看出她日后会必定会创作出一部有分量的作品。让·巴吕兹的赞赏让波伏瓦为之振奋，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肯定会比他们所有人攀登得更高。自傲吗？如果我没有才华，那是自傲；可是我有才华，就像我有时相信的那样，就像我有时肯定的——这正是自知之明。”她很久没有像现在这样激动了，她又重新开始小说创作，并再次发出庄严的誓愿：以后无论发生什么，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止她从事写作。
1928年的春天，波伏瓦通过了伦理学和心理学文凭考试，结束了哲学学士学位的学习，决定同时开始准备申报文凭的考试和申报教师资格的考试。如果一切顺利，她便有望在1929年的6月结束在索邦大学的学业，获得大中学哲学教师资格，从此告别家庭，获得自由。她找到了莱昂·布兰斯维克先生，征求他的意见。莱昂·布兰斯维克在索邦大学具有很高的威望，对当时的法国哲学思想也有很大的影响力。他接受了波伏瓦提交的研究计划，建议她研究莱布尼茨作品中的概念，因为她已经学过普通数学，也有相当深厚的希腊语和拉丁语知识。从那以后，她整日埋头学习，写小说、阅读莱布尼茨的作品、看对教师资格考试有用处的书。但忙碌并没有让她觉得充实，每每夜晚精疲力竭地躺在卧室的时候，她便无比渴望去外面自由自在地溜达，听听爵士乐，感受一下夜生活的氛围，体验一下与人们摩肩接踵的快乐。
波伏瓦再次登上了雅克家的门。结束了十七岁的爱情之后，二十岁的她已经不再像年少时那样，指望爱情帮助她摆脱孤独。只是，过去对雅克的爱依然压在心头，还有，她渴望从雅克身上获得的柔情和安全能让她的心不再死灰一片。这些都无关爱情，她需要新的尝试，尝试雅克和他的朋友们那种“冒险而又无益”的生活。雅克很快将赴阿尔及利亚，服一年半的兵役。在动身前八天，雅克在蒙帕纳斯大街的家里举办了临行前的晚宴。结束后，他提出带波伏瓦一起去看电影，但遭到了弗朗索瓦兹的反对，因为她期待雅克在离开之前向波伏瓦求婚，但雅克自始至终都没提“结婚”二字，这让满心希望的弗朗索瓦兹很窝火，不让他们继续保持这种友谊，不过最后在雅克母亲的劝说下，弗朗索瓦兹勉强同意了。
雅克并没有带波伏瓦去电影院，而是去了于伊仁斯街的斯特力克斯酒吧。这是雅克消磨夜晚时光的最常去的地方，对西蒙娜来说，却是一个全新的、充满诱惑的世界，她很快被它吸引，为之痴迷。她第一次在一个夜晚坐在一个酒吧里，身边还有两个小伙子，第一次喝到了鸡尾酒，一杯干马天尼。酒吧里的一切都让波伏瓦觉得新奇又惬意，色彩或柔和或鲜艳的酒瓶，装着橄榄或杏仁的碗，还有摆放的各式小圆桌。波伏瓦装出酒吧常客的模样，直呼酒吧服务生的名字，或是干脆砸碎几个玻璃杯。之后，他们又去了维金斯酒吧，雅克为她叫了一杯用杜松子酒和柠檬汁调和的鸡尾酒，还教她掷*子骰**。凌晨两点，她在罗同德咖啡馆第一次喝到了一杯绿色的薄荷糖水。这个充满着飘飘然感觉的夜晚，波伏瓦第一次有了放纵的冲动，那是宗教信仰、传统教育最不能容忍的。挣脱了这层对她最深的、最后的束缚，她迎来了真正的自由。
当天夜晚，波伏瓦的晚归让父母歇斯底里，他们跑到雅克家门前大喊大叫，指责雅克损害了女儿的名誉。波伏瓦试图用谎言解释，说他们只是在看完电影之后，一起去咖啡馆喝了杯奶油咖啡，耽误了时间。但这丝毫平息不了父母心头的怒火，他们不停地怒骂，波伏瓦虽然并不理会他们的言语，但还是哭到全身抽搐。不过，经历了那一个夜晚之后，波伏瓦很快成了酒吧的常客。雅克在临走前把最好朋友里凯的地址给了波伏瓦，告诉她，如果想出去兜风，可以联系他。从此，波伏瓦想方设法地寻找借口，早早地离开家，又晚到救助中心，利用中间的空隙，去维金斯酒吧待上一个小时。她最常去的是蒙帕纳斯大街上的骑师酒吧。她坐在高脚圆凳上，环顾着周边她喜欢的一切：墙壁上五颜六色的招贴画，上面叠印着的歌手谢瓦利埃的草帽、卓别林的皮鞋和葛丽泰·嘉宝的微笑，亮晶晶的酒瓶，*草烟**和烈酒的味道，酒吧里闹哄哄的说话声、笑声，还有萨克斯管的演奏声。
在酒吧，波伏瓦感到无比的自在。每个陌生人都是至亲，大家彼此熟悉，彼此相爱。她跟酒吧的常客打招呼，声称自己是模特儿或者*女妓**，想要愚弄他们，却很快被人识破，她又故作镇静。她能忍受那些淫秽的话，一些陌生人拉着她跳舞，搂着她，甚至抚摸她的颈背的时候，她不再像过去那样感到反感，却有着从未有过的平静和放松。她胆子越来越大，会在街上与陌生人随意搭讪，也会和陌生人一起上小酒馆。她还告诉埃莲娜酒吧是一个多么神秘的地方。姐妹俩在酒吧里玩起了各种游戏，假装互不相识，装出吵架的样子，甚至互揪头发，尖声谩骂，她们逼真的表演让“观众”惊愕，却让她们自己乐在其中。波伏瓦越来越迷恋酒吧，一杯鸡尾酒，就化解了她长久以来的孤独，而且，正是因为酒吧不正当的性质，她知道她的行为必然引来父亲的轻视、母亲的反对、甚至扎扎和梅洛庞蒂的伤心，但在反对声中我行我素，不才是真正接触到了自由吗？她因此陶醉于“自己无法无天”。
她感觉自由了，心情大好，甚至不再记日记了。夏日里，她约着妹妹、扎扎、梅洛庞蒂去布洛涅森林划船，这样找找乐子、散散心、换换新鲜空气，使她与朋友们相处得格外融洽。他们一起去索邦大学看教师资格考试的口试进行的情况，教室里挤满了人，大家都称赞雷蒙·阿隆在哲学方面的天赋，他是第一个通过考试的人，出乎大家意料的是，让保罗·萨特竟然笔试没有通过，原本大家认为他在巴黎高师是和雷蒙·阿隆同样厉害的人物。波伏瓦知道考试的难度，暗自为自己鼓气，一年之后便是见分晓的时候。
这一年的夏末，扎扎再次邀请她去劳巴尔东过假期。扎扎虽然花在学业上的时间很少，但在很短的时间里获得了语言学合格证书。但这让勒可因太太更加不满，她觉得扎扎根本不应该想着去拿大学文凭，更担心女儿有一天会成为知识分子，于是她越来越专横地把扎扎困在家庭的琐碎事务里，让她跑遍十几家商店，拿不同的样品给自己比较，再去商店购买选中的布料，来给家里人做新装。市场、商店、沙龙、各种社交活动，让扎扎疲惫不堪。她表面上礼貌周到，每一个微笑，每一个屈膝礼，似乎对社交女郎的角色驾轻就熟，但在别人的目光之外，她压抑着对母亲和家族权威的反抗。她原本保有信仰也热爱生活，内心充满激情，可现在所有她相信的，都简化成了顺从母亲，被动地接受结婚。一想到这样的前景，她就完全失去了活下去的欲望。她在给波伏瓦的一封信中这样写：“我觉得这一切都是虚妄的，所以突然感到所有事物和所有人都在离开我。我对整个世界完全漠不关心，如同自己已经死了一样。”
波伏瓦不知道为何勒可因太太会同意邀请她到劳巴尔东，但显然，她还是不受欢迎。她没有和扎扎住在一起，也没有机会与扎扎单独交谈。她被安排和一位家庭教师同住一个房间。这位新来的家庭教师叫斯蒂法·阿夫迪科维奇，是一位波兰籍的大学生，为人可爱，扎扎也对她颇有好感。她真诚而直率，谈起自己的经历滔滔不绝。她父亲在利沃夫经营着一家大型糖果厂，她一边学习一边为争取乌克兰的独立而斗争，后来被捕，蹲过几天监狱。之后她离开乌克兰，到了柏林求学，后又到了巴黎，在索邦大学听课。斯蒂法在勒可因家当家庭教师，可不是为了赚生活费，而是希望深入地了解一个法国家庭，结果让她大为吃惊。当斯蒂法穿着飘逸的薄裙，裸露着双肩坐在钢琴前，唱起乌克兰的情歌时，激起了勒可因太太很大的反感，却让波伏瓦和扎扎为之着迷。她们慢慢成为很好的朋友，她们一起畅快淋漓地数落扎扎的家庭和勒可因一家的朋友们，斯蒂法还时不时地向波伏瓦请教哲学方面的问题，她的成熟也让波伏瓦开始怀疑自己。扎扎坚定地认为，男女都应保持童贞，直至结婚，而且只要怀着这样的信仰，就会按照信仰来行事。波伏瓦自然也认同这样的观点。但斯蒂法在蒙帕纳斯酒吧看到的现实却把扎扎的信仰击得粉碎，勒可因家的几个男孩白天虔诚地参加宗教仪式，晚上却在酒吧里鬼混。在斯蒂法眼里，扎扎过于天真地轻信了一切。可当波伏瓦反观自己的经历，自己又何尝不是只看到别人想让她看到的，而从不去质疑隐藏在公开面目之下，是不是还有另一副面孔？后来斯蒂法也回到巴黎，和波伏瓦一样，也经常去国家图书馆，比起阅读，她更热衷在这里*情调**。但实际上，能让斯蒂法顶礼膜拜的是思想和才能。每周她都会和一群在巴黎从事新闻或研究工作的乌克兰人交谈上好几个小时，还有她的西班牙男友费尔南多，他们有教养，都是坚定的国际主义者、和平主义者，愿意为实现一个新世界奉献自己。
和前一年相比，勒可因家对波伏瓦的敌意更甚，那些孩子们不仅讥笑波伏瓦穿着土气，还嘲笑扎扎在聚会上不由分说地将自己的连衣裙借给她穿。勒可因太太更公然在晚餐桌上，含沙射影地指责波伏瓦没有信仰，反对扎扎跟不信教的人来往，扎扎与母亲针锋相对，说：“谁也没有权利评判别人。上帝通过他所选择的道路引导人。”扎扎的反驳让波伏瓦既担心又欣慰。她知道扎扎对母亲的爱与尊敬并没有完全麻痹了自己的反抗意识，但勒可因太太会一直横亘在她们的友情之间，这对她，对扎扎，都预示着一种痛苦的选择。
果不其然，波伏瓦离开后，勒可因太太对扎扎实行了更严厉的控制，想尽快打消扎扎继续学业、成为知识分子的念头，尽快接受撮合的一桩婚事，尽管这很不容易。扎扎用书信向波伏瓦倾诉她的困境、她的痛苦和她想要违背母亲的决心，波伏瓦很受感动，觉得自己对扎扎的感情和支持，能帮助扎扎从对母亲的爱中挣脱出来，找到新生活的出路。可是她很快发现，现实中的扎扎远没有她想象的那么坚决，扎扎对母亲的尊敬和爱丝毫没有减弱，她依然以既抗拒又妥协的姿态保持着与自己所在的那个圈子的全部关系。想到扎扎也许永远不可能跟自己站在同一个阵营里，波伏瓦有点失落，也有点怨愤。为了切断扎扎与大学的联系，勒可因太太把她送去了柏林，希望用距离和时间来浇灭她心头对知识燃起的火苗，心甘情愿地回归母亲的价值世界。不过，事实证明，勒可因太太的愿望落空了。
二、“一颗女人的心和一个男人的头脑”
1928年10月，索邦大学开学了。这也是波伏瓦大学学业的最后一年。她开始全身心地准备大中学哲学教师资格考试。她终于摆脱了困扰她多年的不安、绝望和忧伤，走向自己设想的未来。这对未满二十一岁的波伏瓦来说，是开启真正人生的重要时刻。她整日埋首在国家图书馆里，早出晚归。她喜欢国家图书馆，那里充满了自由的气息，而和所有的学者、科学家、研究者和思想家一起，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既不会被自己的阶层所抛弃，也不会像面对勒可因家族那样被轻视。人类为求知的努力是一项伟大的集体事业，她感觉自己参与其中，成为求知者和表达者中的一分子，因而“永远摆脱了孤独”。
1929年1月，波伏瓦开始在让松德赛义中学实习，跟她同在一个学校实习的有梅洛庞蒂和列维斯特劳斯。要知道，在当时的法国，一个女教师给一个男生班上课是一件多么稀奇的事，连波伏瓦自己都觉得是“遥不可及”。中学实行严格的性别隔离制度，男女生混合制的学校也非常罕见。而对一个女人来说，要想通过大中学哲学教师资格考试，可能要经历至少五六次的失败。现在波伏瓦就站在这个男子学校里，离拿到教师资格一步之遥，她感到格外地自豪。正因为大家普遍认为女性在智力上低人一等，所以她的成功才显得愈加光彩夺目。能与男性并肩站在一起，就已经证明她的出类拔萃了。更难得的是，她的观点和文字得到了索邦大学里的这些男性同学的赞扬和尊重，让她由衷地感觉她与男性并不是站在敌对的立场，而是“伙伴”。她甚至认为她作为女性的地位很特别，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一经历也深深影响了她此后看待男性与女性关系问题的立场，在《第二性》中也有所体现。
一起参加大中学哲学教师资格考试的也有一部分巴黎高师的学生，波伏瓦与他们相熟，也经常去高师的花园里散步。保罗·尼赞、让保罗·萨特和勒内·马厄(即波伏瓦回忆录中的艾尔博)，他们组成了一个三人小团体，拒绝其他人加入，也鲜少与其他人来往。他们强烈反对激进的天主教徒，被认为是缺乏同情心的一群人。波伏瓦时不时地会和三人中最容易接近的勒内·马厄交谈几句，两人慢慢成了朋友。马厄会在上课的时候坐在波伏瓦旁边，去国家图书馆的时候会与她打招呼，也会一起谈论休谟和康德，一起去王宫花园散步。他瞧不起大部分的同学，但欣赏尼赞的与众不同与放荡不羁，而与萨特关系尤为密切，在他眼里，萨特是一个除了睡觉，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的人。
当时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之间都有互相取绰号的传统，有一天，勒内·马厄在波伏瓦的日记本上写道：“波伏瓦=海狸。”并解释说：海狸总是成群结队出现，而且它们有着极具建设性的思维。此后，当时在一起的朋友一直都叫她“海狸”，萨特也叫她“海狸”，“海狸”这个名字也与波伏瓦相伴了一生。而与这个名字相比，马厄对所有神秘主义深恶痛绝的态度对她的影响则更为深远。尽管早先波伏瓦便已经放弃了自己的信仰，但与宗教的决裂既不坚决也不彻底，她还是试图在信教与不信教之间达成妥协和调和。而马厄，他反对一切的宗教、教权主义、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立场坚定，不容置疑。而同时，他又不会摆出一张颇为理性的面孔和一副说教的姿态，他毫不隐讳地享受着这个世界上的各种快乐，艺术、旅行与性。他热情、生动、自信，又不会太把自己当回事儿，所以“这种自大与自嘲的结合”深深地吸引着波伏瓦，他用自己的眼睛、头脑和态度构建了一种与任何信仰无关的、自我满足又趣味无穷的生活，这也正是波伏瓦所向往的，所以她才会在遇到勒内·马厄之后说：“我觉得我找到了自我，他指明了我的未来。”也许是在马厄身上，她看到了能直击她内心的一套价值观，这与她所受的天主教的教育大相径庭，却又有着无限的魅力吸引着她与之靠近。在她渐渐远离信仰的过程中，她犹豫、彷徨，但马厄的出现让她看到，这样的人真实存在，这样的生活真实存在，他甚至无须用诸如一头扎进图书馆或经常出入酒吧的方式，或为了认识自我，或为了强化自我，或为了释放自我，却依然完成了她希望达成而尚未达成的生存状态。
波伏瓦爱结交朋友，她也几乎认识所有人，一部分原因是，她想用友情的广度来弥补爱情的缺憾。而勒内·马厄却并不赞成她这种发展友谊的方式，甚至认为她成了大家的“捕猎对象”，她这是把时间浪费在不值得的人身上，不可原谅。他同样看重与波伏瓦之间的友谊，希望在她的世界里占有一席之地。他们相处融洽，在很多事情上都有默契，虽然两人在性情、观念和个人追求上都并不一致，尤其是在男人与女人的问题上。波伏瓦一直在理论上追求肉体的自由，追求性别上的平等，女人应该和男人一样，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肉体。但在这一点上，她却发现马厄与她的父亲乔治看法类似，马厄告诉她，男人希望女人能讨他喜欢，但没法尊重一个被他占有过的女人。任何女人一旦被男人触碰，都会遭遇恶果，而女人只有结了婚才能献身于人，也才会得到社会的尊重。不过，这些分歧并没有削弱波伏瓦对马厄的喜欢。马厄已经结婚了，她对他怀着一种“爱情般的友谊”，甚至在他身上唤起了她对雅克的那种依赖，尽管他们之间从未有过任何亲昵的举动，“哪怕是最轻微的、蜻蜓点水式的亲吻”也没有，她却希望常常见到他，热切地要把自己发生的一切诉说给他听，安静的时候又会为即将到来的分别而惆怅。但真正分别的时刻没过多久，便真的来临了。秋季，勒内·马厄没有通过大中学哲学教师资格考试的初试，而不得不离开巴黎，回到巴尼奥勒德罗纳，并要准备在外省或者国外找一份工作。
当波伏瓦正忙着准备教师资格考试，想要朝着自由、自主的新生活迈进的时候，她的好朋友扎扎却在经历着艰难的斗争。扎扎从德国回到巴黎后，并没有如她母亲所愿，回到家族的控制中。在柏林的那段日子，她结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学生，和他们成为朋友，一起出入歌剧院、音乐会、博物馆，一起去常有工人光顾的小餐厅吃饭。她变得更有思想、更有活力了，她想把握住自由，不重蹈姐姐悲剧的命运。她甚至开始翻译斯蒂芬·茨威格的作品，自己也有写一部小说的打算。早前，波伏瓦把梅洛庞蒂介绍给扎扎，很快她发现，在他们俩之间已经暗中建立了一种默契。他们会走在路上，串通一气地拿波伏瓦寻开心，他们也会在布洛涅森林一起划船时，步调一致地注视着波伏瓦，对着她微笑。见到梅洛庞蒂的时候，扎扎常会激动得脸色绯红，而和波伏瓦在一起的时候，她又总是谈到他，语气里满是倾慕之情。而梅洛庞蒂也不掩饰他对扎扎的好感，在他眼里，扎扎冷静、真诚，她常常沉默，说的每句话都很有分量。波伏瓦确信，他们是天生的一对，他们相爱了。她多么希望扎扎能够摆脱勒可因太太的局限，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扎扎也在与心上人的相处中和波伏瓦的鼓励下，多了一份反抗母亲干涉的勇气。这对恋人约定，等梅洛庞蒂获得教师资格并服完兵役，他们就结婚。但在此之前，他们还要面对两个家族的考验。
波伏瓦原以为即便勒可因太太想要扎扎遵从她的意愿行事，也至少希望女儿能过得幸福，更何况，梅洛庞蒂出身好，是海军军官的儿子，又是遵守教规的天主教徒，而且前程远大，应该不会遭到过于强烈的反对。但扎扎清楚，他们从一开始便不符合他们家族所属阶级的选择联姻的方式，他们是波伏瓦介绍认识的，而非基于父母各方面考虑之下的选择而促成的。所以，当扎扎断断续续地跟母亲诉说了她与梅洛庞蒂之间的爱情时，勒可因太太一方面怀疑梅洛庞蒂的两年后结婚的承诺，以此打击扎扎对爱人、对这段爱情的信心，另一方面，勒可因家即刻按照当时大资产阶级的传统，展开了对梅洛庞蒂家庭的调查。结果让人大跌眼镜！梅洛庞蒂家在拉罗谢尔，家中一共三个孩子。梅洛庞蒂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父亲是海军军官，常年出海在外。而母亲则与当地的一位大学教授通奸多年，教授也有自己的家庭。梅洛庞蒂和姐姐实为其母亲与*夫情**所生，只是在法律上跟着名义上的父亲的姓而已。更令人震惊的是，他们之间的奸情在拉罗谢尔人尽皆知。梅洛庞蒂的母亲在丈夫去世后，带着孩子们来到巴黎安顿下来。一直以来，梅洛庞蒂深爱着自己的母亲，跟姐姐的关系也十分亲近，他们都只当那位教授是家中常来往的一位朋友。所以，当扎扎的父亲勒可因先生单独约他外出，在布洛涅森林将这丑陋的一切在他面前毫无保留地撕开的时候，梅洛庞蒂瞬间被击垮了。他很爱扎扎，但他对母亲、对家庭不仅有爱，还有责任。他不忍让母亲可耻的一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也不能让刚刚订婚的姐姐因此而遭遇未婚夫家的责难甚至退婚。最终，他向勒可因先生妥协了，保证会放弃扎扎。
梅洛庞蒂单方面地从他与扎扎的爱情中退出了，但他又不能告诉扎扎其中真实的原因，于是，他开始在信件中闪烁其词，在交往中犹豫不决。他的态度极大地伤害了尚处在爱情的甜蜜中、又憧憬着美好未来的扎扎。扎扎也很快地捕捉到蛛丝马迹，看出了梅洛庞蒂的模棱两可，这让她陷入了无可摆脱的疑虑和痛苦中。她频繁地给波伏瓦写信，向她诉说内心强烈而又深沉的爱，爱情能赋予她巨大的力量，克服重重困难的勇气，还有收到心上人来信，时而的快乐、激动、兴奋，时而的沮丧、失落和悲观。但波伏瓦在这些来信中读到得更多的，是扎扎对他们这段关系的不安和疑虑。她向扎扎提议，让梅洛庞蒂正式向勒可因家求婚，但扎扎还是希望用自己的耐心和顺从解决这件事，而且她也并不认为梅洛庞蒂会赞同这样的做法。事实果然如扎扎所料，波伏瓦找到梅洛庞蒂，质问他爱不爱扎扎，想不想娶她，为什么不能直接去求婚的时候，梅洛庞蒂用难以让人信服的理由来搪塞她：他的姐姐刚刚订婚，哥哥要去多哥，如果这个时候他也提出结婚的话，母亲会因为孩子的纷纷离开而非常伤心。那扎扎的痛苦和伤心呢？波伏瓦没有说服他，但这些荒谬的借口却逼迫扎扎说服了自己，她不想因为自己的原因而令心上人的母亲难过。
两个家庭的互不让步，将扎扎推到了绝望的悬崖边上。家族的禁令、劝说；爱人的游移不定，让她精疲力竭，也极大地损耗着她的身体。她越来越消瘦，脸色苍白，经常剧烈地头痛。波伏瓦竭尽所能地试图减轻她的痛苦，希望她保护自己为先，能重拾快乐，甚至提议梅洛庞蒂可以瞒着他的母亲偷偷向扎扎求婚，向勒可因家表明自己的态度，待服完兵役再向母亲坦承。但波伏瓦的提议并没有使扎扎内心的惊慌减弱半分，相反地，她的不安与日俱增，她把梅洛庞蒂所有的语言、态度、行为，都归结为他对她爱得不强烈，却又不认同波伏瓦对爱人的责备。同时，勒可因太太也对波伏瓦下了逐客令，不准她再去勒可因一家位于贝利街的公寓。为了彻底切断扎扎与梅洛庞蒂之间的关系，勒可因家决定将扎扎送去德国待一年！但在临行前的一段时间，扎扎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可以与梅洛庞蒂在家中碰面。可没想到，每每到两人相约见面的日子，梅洛庞蒂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推迟或取消见面，或者是因为叔叔去世，无法在亲人离去的悲伤中享受约会的快乐，或者是因为哥哥离开巴黎，需要留在家中陪伴母亲。虽然梅洛庞蒂在信中一再保证对扎扎的感情，但扎扎因为恋人一次次的失约，对他们感情疑虑继续加深而深受折磨。
然而，令波伏瓦意外的是，当她再次在国家图书馆门口见到扎扎的时候，她正在开心地购物，她非常愉快，也很乐观。她满怀热情甚至带着某种激情地告诉波伏瓦，一个星期独自待在家中，让她思考了很多，也让她理清了许多事情。即便被家人送往德国，也没什么可怕的，她可以继续读书，读她喜爱的作家的作品，也可以尝试写写酝酿已久的小说。扎扎的乐观情绪极大地感染了波伏瓦，她感觉与扎扎之间的距离又大大地拉进了，她为自己的好友能终于摆脱痛苦的折磨，重新找回人生的希望而欣喜。她们便是在这样的愉悦与兴奋中道了别。殊不知，这便是波伏瓦与扎扎的最后一次见面。
四天之后，波伏瓦收到了勒可因太太的来信，扎扎病倒了，已经被送进了急诊室，需要静养，谢绝所有的探视。在诊所里，扎扎高烧不退，大声叫喊着“我的小提琴，莫里斯，西蒙娜，香槟酒”，直至生命的尽头。扎扎死了。却谁也不知道她到底得了什么病。扎扎临死前，勒可因太太和梅洛庞蒂的母亲都放下了各自的成见和顾虑，不再反对他们之间的感情，但太晚了，扎扎已经在深沉的爱中沉浸太久，也在可怖的绝望中挣扎太久。后来波伏瓦从扎扎的一个姐姐口中得知，其实后来扎扎的父母已经把梅洛庞蒂家的一切都告诉了她。她明白了父母反对的理由，也深知对于他们这个对宗教无比虔诚，把天主教的道德观奉为圣言的家庭而言，与一个有着通奸历史的家庭联姻是绝无可能的，但她对梅洛庞蒂的爱构成了她生命的全部，剥夺她的爱情与剥夺她的生命无异。她的爱是如此狂热，可梅洛庞蒂却优柔寡断、步步退缩，这让扎扎很长时间都心有郁结。她无法放弃对梅洛庞蒂的爱，却面对着爱人游移和父母反对的双重压力。这样的重负、矛盾、痛苦最终压垮了她，她逐渐开始精神失常。她曾扯掉身上所有的衣服，全裸着从自家楼梯走下来，而后被父亲带回房间。第二天，她便叩开了梅洛庞蒂家的大门，梅洛庞蒂太太一个人在家，扎扎看到莫里斯不在家，问是不是去了天国，还追问着莫里斯的母亲为什么讨厌她，为什么不肯让他们结婚。梅洛庞蒂太太矢口否认，试图让她平静下来，但直至莫里斯回来，搭出租车送她回家，扎扎的脸蛋和双手发烫，情绪也一直处于亢奋状态。显然，那一刻的她已经离死亡不远了。
扎扎的离世令波伏瓦非常悲伤，初识扎扎时的志同道合，与扎扎相处时的默契无间，再到之后扎扎因阈于家族、宗教的牢笼而与她志向上的渐行渐远，以及最后对扎扎的怒其不争，一幕幕历历在目。扎扎是波伏瓦的伙伴、挚友，更是一面明镜，映照出她整个少女时代经历过的欣喜、兴奋、热情以及随之的忐忑、彷徨和挣扎，她们曾经怀揣着同样对文字、对文学的热爱，对爱情的憧憬，对未来生活的期待，也同样希望肩并肩、手拉手地摆脱家庭的束缚，挣脱性别的压制，与既有的社会秩序和既定的女性命运斗争，争取自由与自主。扎扎的死，对波伏瓦的影响是深刻的，也是久远的。在波伏瓦后来创作的一些小说中，我们都不难发现扎扎的影子，那里讲述着爱情与死亡的故事，也寄托着波伏瓦对少女时代好友的一切情感。波伏瓦在回忆录第一卷《端方淑女》的最后，这样表达扎扎的死之于她的意义：“我们曾经一块与等待着我们的恶劣命运搏斗——有好长时间我都在想，她的死是为我的自由付出的代价。”
三、“等到有一天一个男人以其才智、修养和威望征服了我，我就会坠入爱河”
目睹扎扎的爱情悲剧，波伏瓦也更坚定了自己的未来以文学为生的志向，用文字、用著述道出“生活的悲惨和美丽”，她希望尽快地结束过去的一切，开启新的生活。而正如她所愿，1929年，波伏瓦迎来了自己真正的爱情，维系一生的伴侣——萨特。
1905年6月21日，萨特出生于巴黎十六区，一栋位于米尼亚尔街和居伊德莫泊桑街十字路口的豪华楼房里，离布洛涅森林也只有一步之遥。萨特的父亲名叫让巴蒂斯特·萨特，曾经就读于海军军官学校。毕业之后，他以少尉的身份被派驻到了中南半岛。当时在亚洲的法国军人生活大多很糜烂，许多军官不是*欢寻**作乐便是吸食*片鸦**，甚至还染上了各种各样的热带疾病。让巴蒂斯特·萨特也并没有幸免，当他从中南半岛回到巴黎的时候，健康状况已是十分堪忧。1904年，让巴蒂斯特在瑟堡迎娶了当时仅满二十岁的安娜玛丽·施威泽尔。安娜玛丽在家中排行老三，还有两位哥哥。施威泽尔家人在音乐方面都显露出不一般的天赋，不得不提他们的堂兄阿伯特·施威泽尔这位后来获得过诺贝尔奖的音乐家。在萨特出生后的三个月不到，他与父亲同时染上了一种肠道疾病，情况十分危急。身为医生的祖父为父子两人进行了医治，小萨特的病情有了好转，但不幸的是让巴蒂斯特却因之前身体状况本就不佳而去世了。萨特的母亲安娜玛丽在丈夫死后，不愿去公公家居住，于是回到了施威泽尔家。萨特的外祖父克雷蒂安·查理·施威泽尔是一个乐观随和的阿尔萨斯人，他曾以研究德国诗人汉斯·萨克斯为主题完成了博士论文，获得了文学博士学位。之后，他专门研究起了活语言的学习方法，也是法国外国语言推广协会的会员，曾和研究英国语言文学和文化的著名学者路易·卡扎米恩合作，出版了一本关于英国文化史的书，后被列入中学毕业班学生的必读书目。克雷蒂安·查理·施威泽尔还曾编写过一系列德语和英语教材，被初中、高中和培养小学教员的初等师范学校采纳使用，尤其是他编写的《德语直观教学法》和《英语直观教学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高中生，成为他们人手一册的学习语言的重要资料。1910年，克雷蒂安在巴黎勒高尔夫街一号创立了一所活语言研究所。他编写的《法语直观教学法》帮助许多外国学生学习法语。因为在语言学习和语言推广上的诸多贡献，他被授予了荣誉勋章和法国一级教育勋章。
萨特跟随外祖父母过着优渥舒适的生活，他们有厨娘，有女佣，在默东乡下还雇用了一个园丁。他们经常去阿尔萨斯。施威泽尔家精通两种语言，萨特自然也在学习法语的同时学会了德语。从小，外祖父负责指导他的学习，很早他便开始写作，《为了一只蝴蝶》《香蕉商人》，这些都是他十岁之前的作品。小小的他还深谙亚历山大体，不仅把拉·封丹的寓言故事改成亚历山大体，还能用亚历山大体与祖父通信。母亲则每天陪他玩耍，卢森堡公园、杂技场、剧院、电影院，这些都是他们母子经常出入的玩乐场所。萨特八岁开始进入蒙太尼初中学习，之前由一位女家庭教师辅导他的学习。萨特初中毕业后，进入了亨利四世高中。萨特十一岁那年，母亲安娜玛丽与追求她多年的芒西先生结婚了。芒西先生毕业于巴黎综合工科学校，当时是拉罗谢尔的德洛奈贝尔维尔造船厂的一名经理。芒西先生的丰厚收入，为萨特母子提供了衣食无忧的生活。萨特也随同母亲去了拉罗谢尔，并在那里完成了初三、初四、高一阶段的学业。继父也同样非常重视他的学业，为了让他更好地为以后上专科学校做准备，1920年，母亲和继父决定将他送到巴黎的亨利四世高中准备中学毕业会考。一年之后，经过老师们的推荐，他参加了中学高年级优等生考试，1924年，他与雷蒙·阿隆、保罗·尼赞一起被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录取。
自进入亨利四世高中以来，保罗·尼赞一直是萨特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因他们总喜欢戏弄别人，被称作萨赞和尼特。他们一个外向犀利，一个沉默寡言，他们可以相互辩论直至面红耳赤，也可以一起在巴黎散步，共同设计未来。后来萨特和尼赞又一同进入了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并住在同一间房间。和尼赞对巴黎高师的蔑视完全不同，萨特非常喜欢这里的气氛，并很快成为戏弄新生的小头目，甚至参加了所有愚弄学生的活动。大家都欣赏他，认为他思想深邃、想法丰富。萨特有一副好嗓子，在巴黎高师，他不仅因歌声而闻名，他演喜剧的才能也得到大家的公认。这位年轻男子常常穿着一件鲜艳的粉色衬衣，他从不避讳自己的丑陋，也非常看重自己的身材，经常游泳、健身。他渴望拥有书中男子那样的致命魅力，并以此去征服女人。事实上，萨特从未停止过*艳猎**，十九岁时，他就宣称找到了自己的爱情：西蒙娜·若利韦。当时西蒙娜·若利韦二十三岁，情人不断、挥霍无度，而萨特一向为人慷慨，花钱从不算计。萨特根本无法供养西蒙娜·若利韦的生活，她又回头寻求老情人的帮助。他们之间断断续续的爱情终于在萨特遇到一个“食品批发商的女儿”并想要娶她时宣告结束，但1928年萨特大中学哲学教师资格考试失败，这场求婚的闹剧也便无疾而终了。
最开始，萨特通过勒内·马厄给波伏瓦送了一幅自己题词的画，名为《莱布尼茨和单子们一起沐浴》，表达了想认识波伏瓦的愿望。但他们的见面被马厄阻止了，因为他不想其他人“霸占”波伏瓦。于是，波伏瓦谎称自己去了乡下，让埃莲娜代替她去了与萨特的约会。妹妹口中的萨特与马厄描述的一切完全不同，埃莲娜认为萨特彬彬有礼，表现得也很可爱。待马厄过完假期从巴尼奥勒德罗纳的家中回到巴黎，波伏瓦终于被他们的三人组合接受了，也第一次走进了萨特的房间。这个房间杂乱无比，到处是书和纸，每个角落都扔满烟头，房间里弥漫着浓浓的烟味。萨特抽着烟斗，接待她。尼赞在一旁叼着烟斗，一言不发，透着厚厚的镜片窥视者这个突然闯入他们小团体的女学生。
开始是讲莱布尼兹、《社会契约》，后来到教学大纲的方方面面，所有作者，萨特都为大家讲解，从作家到要点，再到自己的独到见解，俨然一位“出色的知识引导者”。他们有时在大学城，有时去尼赞家的书房，在那里，尼赞会向他们介绍最新的时尚、最先锋的文学。三位“小人物”在一起时，语言针锋相对，观点不容置疑，表达毫不克制，在他们三人热烈的讨论、激烈的思想碰撞中，波伏瓦意识到自己还时不时地受到资产阶级理想化的蛊惑，她很快受到他们的影响，并愿意跟随他们，逐渐摆脱理想主义的倾向，敢于正视现实，用更加犀利的态度去剥开这个世界的层层伪装。与常常挂着“凶恶的微笑”、总爱冷嘲热讽的尼赞相比，波伏瓦更青睐萨特，她赞叹萨特的学识与思想，更为他愿意慷慨地与他们分享而惊讶不已。这段备考教师资格考试的日子，在他们以后的回忆中也常常被提及。
公布考试结果的那天，当萨特把波伏瓦通过教师资格考试的初试并可参加复试的消息带给她的时候，这样说：“从现在起，你就由我负责了。”这是一种独霸的喜悦，曾经，勒内·马厄也想独霸波伏瓦的友情，却随着他的离开而没有实现，现在，萨特做到了。接下来准备复试的期间，他们几乎形影不离，一起在塞纳河畔闲逛，一起去酒吧喝酒，一起去看美国西部牛仔影片，而更多的是在咖啡馆的露天座位喝咖啡聊天，一聊就是几个钟头。他们谈论很多话题，自我、婚姻、写作、自由。尽管观点并不总是一致，但波伏瓦在萨特身上看到了一个同样将文学作为绝对目的的灵魂。但也是在两人的争辩中，她发现自己不是萨特的对手，她的很多看法观点模糊、推论站不住脚，她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平生头一回，我感到有一个人的智力高于我。”同上，第253页。但这没有令她气馁，反倒让她看清了未来的方向，认清了一路同行的伙伴，雅克、马厄，这些她曾经依恋过的男人与她“都不是一类人”，而只有萨特，在她眼里“满足了我十五年的心愿：他是酷似我的人，在他身上我找得到自己的全部爱好，而且达到极致。和他在一起，我永远可以分享一切”。从此，他们俩的命运便交织在了一起，或者更准确地说，波伏瓦的生命里镌刻上了另一个名字：萨特。
二十三岁的萨特却并没有如波伏瓦那样，进入一个令人欢欣的阶段，相反的是，对萨特来说，如今刚刚失去可以不负责任的少年时期，却又要马上进入讨厌的成人世界，他既不能，也不能享受完全的独立。他不想损害与波伏瓦之间的爱情，但他一直喜欢与女人们做伴，认为女人不像男人一样滑稽可笑，也不想因为这段刚刚来临的关系，而永远放弃接触各种别具风情的女人。萨特这样告诉波伏瓦：“就我们之间而言，要的是必然的爱情，但是有一些偶然的私情也是相宜的。”换句话说，他与波伏瓦之间是最重要的关系，甚至是永恒的，可以延续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与其他人的交往，或者与其他人产生的感情，准确地说是艳遇，这些是偶然的、短暂的，但是即便如此，他们之间的相爱、相知、相互谅解也不能替代与不同的人交往中感受到的形形色色的惊羡、遗憾、怀疑和快乐。简而言之，他应该有好几个女人，而不是与波伏瓦一个女人相守一生。萨特不认同一夫一妻制，他认为一夫一妻制是教会和教会婚姻观的产物，性关系不应与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某一天傍晚，萨特和波伏瓦在卡鲁赛尔花园散步时，萨特向女友提议：“咱们签一份两年的合约吧。”合约的内容是，他们可以亲密无间地相处，他去日本待两三年，也建议波伏瓦申请一个国外的职位。分开两三年后，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重逢，在一定时间内，恢复或多或少的共同生活。萨特的提议让波伏瓦有些惊讶，也有些恐惧，但她决定不为将来可能或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而忧虑，她视因此产生的恐惧为一种软弱，她要克服这种软弱。因此，她接受了萨特的提议。
事实上，萨特所描绘和希冀的爱情关系与二十一岁波伏瓦想象中的画面并不一致，萨特的提议更是波伏瓦从未设想过的可能，但这些都不重要，萨特的提议直接击中了她一直坚守并为之奋斗的信念，那就是自由。挚友扎扎的死亡让她更加强烈地*制抵**这个社会的一切陋俗、陈规。波伏瓦曾在宗教和家庭的束缚中挣扎过，她的少女时代正是在摆脱这两者的枷锁中走过来的。十二岁时的她曾因家里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而黯然神伤，空间自由的缺失催促她更努力地争取自我精神的自由和独立，她热爱文学，热爱写作，很早地放弃了宗教的信仰，用想象和自我表达完成对存在的规划，她又在学业上有所建树，能找到一份世俗的职位，在经济与观念上都能不再受制于她的家庭。所以当1929年，波伏瓦回到巴黎的时候，无比兴奋，她住在属于外祖母的一所小房子，房子位于六楼，在当费街，没有电梯，并需她支付房租。尽管房间简陋又逼仄，仅有一些必备的家具，甚至冬天供取暖的煤油炉总会散发出难闻的气味，但波伏瓦喜欢这里，更喜欢关起门来、避开他们目光的生活，外祖母从不过问她的私事，进出也无人干涉，她终于“获得了自由”——这份让她自童年时代魂牵梦萦的自由，这份大学时代热切企盼的自由。10月，当萨特回到巴黎的时候，波伏瓦才真正感觉到新生活的开始。她在维克多杜瑞中学教六年级一个班的拉丁文，给一些初中女生讲授心理学，以赚取日常的生活开支。对梳妆打扮从不感兴趣的波伏瓦也开始注意自己的衣着和妆容，她买了新的外套、连衣裙、软帽和漆皮皮鞋，服装的材质是绉绸和天鹅绒，颜色也不再那么暗淡，每天早晨，还会精心打扮一番，外出与朋友们会面。
而萨特本人，更是这种自由的坚定践行者，因而成为波伏瓦强大的精神支柱，帮助她在获得自由的路上走得更远。与波伏瓦不同，萨特从小没有父亲，母亲和外祖父母对他的管教也相对宽松，他们在萨特眼中也不代表所谓的权威，可以说，他的内心深处从未感觉受到过什么束缚。1929年夏天，萨特前往利穆赞看望波伏瓦。他们在远离小镇的乡村幽会，以免被人撞见，说三道四。他们常常在草地上闲聊，一聊就是一整天。波伏瓦原本瞒着父母，但在萨特到达利穆赞的第五天，父亲出现在了他们幽会的草地上，彬彬有礼地请萨特离开，因为波伏瓦明目张胆地跟人幽会，这样的行为已经引起周围人的指指点点，还有可能影响待嫁表妹的名声。然而，萨特态度坚决，反驳了波伏瓦先生的理由，并表示不会提前离开，哪怕提前一个钟头。波伏瓦先生没有再说什么，只能任由他们继续约会，只是要求他们在更秘密的地方约会。
波伏瓦在萨特的目光中看到了“不受限制、无拘无束、毫无顾忌、无所畏惧地走自己的路”的可能。同样的，萨特也热爱写作，对他们来说，首要的事情都是文学。如果说，波伏瓦是在写作中寻求自由，借助写作获得自由，那么，萨特则是为写作而生，为写作而活。写作是他的使命，他创作民歌、儿歌、讽刺短诗、抒情短诗、简短寓言、应景小诗，有时还配上自编的曲子吟唱。自由已经通过文字融入了萨特的血液。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充分享受了自由与快乐，他们生*爱性**玩，尽情作乐，编写和表演喜剧、滑稽戏等，热衷于改编简短的心理剧，让它们变得滑稽可笑。波伏瓦仿佛在这样的相处中找回了自己幼年时的欢乐。
与此同时，他们面对着囊中羞涩的实际现状，波伏瓦的收入勉强能糊口，而萨特则仅靠从祖母那里继承的微薄遗产度日。琳琅满目的商品，奢侈豪华的场所，对他们并不友好，或者可以说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希望。好在他们对此淡然处之，甚至不屑一顾。他们一边对奢华挥霍的生活采取戏谑的态度，一边更认清了彼此内心共同的对真正重要东西的渴望。他们为两个人的关系命名为“皇族与平民子女的婚姻”：平时，他们是奥加纳提克先生和太太，一对不富有、没野心、容易满足的公务员夫妇；而波伏瓦一经梳妆打扮之后，两人就手挽手地去香榭丽舍大街的电影院看电影，或者去穹顶咖啡馆舞厅跳舞，仿佛瞬间成了坐拥亿万家产的富翁。这种双重身份的角色扮演，对富豪的讽刺模仿，使他们更加坚信，他们需求的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作的事业上，以作家这一身份存在于永恒之中，而即使粗茶淡饭，也异常满足，这种满足与锦衣玉食的生活无关，与摆阔奢靡的享受也无关。他们一起在这样的事业中找到了自由，并对自由的价值深信不疑，相信自由能战胜创伤、情结以及各种影响。“没有什么能限制我们，没有什么能规约我们，没有什么能让我们屈从”，“自由是我们的本质”。萨特身上有着一股顽强的韧劲儿，即使在最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他也仍然坚持写作，始终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在波伏瓦心目中，萨特确实比他更强大，而承认萨特比她强，让她感到格外宽慰。她无比地信任萨特，“凡是他提出的一种打算，绝非不靠谱的随便说说，而是必定会兑现”，同时，她也完全相信，萨特能好好保护她，确保她的最终安全。“她是那么爱萨特，那么信任萨特，他说什么，她都要听，他怎么说，她都能理解的。因为他曾经说过，多次跟她说过，他就是她，她就是他。”
在两年之约基础之上，波伏瓦和萨特又签署了另一项合约，规定双方不仅永远不向对方说假话，而且不向对方隐瞒任何事情。他们告诉对方自己的一切，工作、经历，当然也会向对方坦陈自己遇到的偶然爱情。起初，波伏瓦并不适应这样的规定，她已经习惯了沉默寡言，不愿在他人面前过多地谈论自己。但很快她便发现，首先，由于不隐瞒是相互的，萨特与她在彼此面前一样透明，这大大增强了波伏瓦在这段感情里的安全感；其次，坦陈自己行为的做法，无形中形成了一种监督，有一个亲近的人，总在一旁以更客观的眼光审视自己的行为，并告知所获得的印象，这为她扫除了不必要的顾虑，使她能更实际地看待自己，也摆脱了孤独。她同时也意识到，坦诚、真诚，并不是不分对象、不分场合的，话语的模糊、时效等种种局限，都要求谨慎地、用恰当的方式与对方交换所知的事和人，一不小心，表面的诚实便会沦为彻头彻尾的虚伪，例如两性男女之间的诚实，实则可能成为男性的托词，进而造成对女性的双重背叛。但显然，这样的尴尬并不会发生在波伏瓦和萨特之间，他们是两颗同样要求平等与坦诚的灵魂。
与萨特签订合约，波伏瓦有过惊恐，有过不安，但这些情绪很快被另一丝希望的曙光所替代，她一直希望自己像一个男人那样独立地度过一生，经济上的独立，精神上的自由。而她与萨特之间的爱，加上这两项合约似乎为她所期待的生活提供了某种保证。她觉得非常幸福，既遇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爱人，可以享受爱情的甜蜜，又无须因为爱而遭遇可能的隐瞒、欺骗，也无须因为爱而落入约定俗成的社会圈套中，这完全符合她自少女时代以来所期待和呼唤的爱情。她沉浸在这样的快乐之中，甚至因而抚平了些许扎扎早逝带来的伤痛。快乐对波伏瓦来说，并不容易，她渴求快乐，也顽强地追求快乐，而追求快乐的过程便是缓和满足曾经被抑制的欲望的过程，如此说来，也不难理解此时波伏瓦感到快乐的根源。当然，接受萨特提议的那一刻，波伏瓦一定也不曾预料到，她与萨特能真的极其默契地遵守着这两项合约，没有人违约，没有人毁约，直至死亡将他们分开。更难得的是，她与萨特之间的爱情与惊世骇俗的相处方式在十五年、二十年，乃至更久之后，会影响整个社会与一代代年轻人，成为他们津津乐道的话题，甚至纷纷效仿的榜样。
1929年初冬，萨特先被分派到了圣西尔要塞，那里管理严格，假期很少，波伏瓦去探望的机会不多，每次都是匆匆见面，又匆匆折返。直至第二年的年初，萨特被调到图尔附近的圣森福里安的气象站，他才有了更多的自由，与波伏瓦单独相处的时间也多了许多。那段时间，波伏瓦几乎失去了所有的朋友，雅克结婚，与勒内·马厄也断了联系，依然关系密切的只剩下妹妹埃莲娜、斯蒂法和她的丈夫费尔南多。她和妹妹又经常光顾骑师咖啡馆和丛林咖啡馆。费尔南多常带她去拉斯帕耶大街和埃德加齐内大街拐角处的咖啡馆，参加在那里举办的一些聚会，参加聚会的是一些画家、音乐家和前卫的艺术家，比如画家罗贝尔·德洛奈和妻子索尼娅，索尼娅是巴黎装饰设计圈内首屈一指的人物，如美籍法国作曲家、先锋派的音乐家瓦莱斯，阿波利奈尔的朋友、智利诗人凡桑·科多布罗，还有罗贝尔和索尼娅的老朋友布莱兹·桑德拉尔有时也会来加入他们，这位现代冒险家的到场常常得到大家的欢呼。他们在一起谩骂、谴责人类的愚蠢行为、社会腐败、整齐划一的文学艺术。波伏瓦很少卷入他们的抨击，却很喜欢他们慷慨陈词、觥筹交错的样子。费尔南多还介绍了一些马德里和布达佩斯的艺术家和作家给她认识。她还经常与一位叫布尔马的女售货员一块外出，她们化着浓妆，去拉普街的舞厅跳舞，成为全场的焦点。波伏瓦最喜欢的舞伴是一位年轻的肉店伙计。这段时间，波伏瓦尽情地享受，找乐子，她常回父母家吃午饭，也避免与他们争执，但父亲对她这种不找工作反而放纵自己的态度非常厌恶，一有朋友问起波伏瓦的情况，他的回答都是：她在巴黎花天酒地呢！不过，尽管波伏瓦跟人外出、约会，几乎来者不拒，但只要是逾矩的要求，她还是断然拒绝，她不愿“改变自己的生活规则”。
因为萨特的关系，波伏瓦更常交往的反倒是萨特的朋友圈成员。她经常见到的朋友是雷蒙·阿隆，他也曾在圣西尔要塞服过兵役，萨特去那里也是因为他的建议。雷蒙·阿隆颇具政治意识，捍卫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权利，即使革命本身未必是合理的。他还加入了社会*党**，但萨特和波伏瓦并不认同社会*党**的主张，认为社会只有经历过强烈的动荡，才能彻底发生改变，而社会*党**所宣扬的改良主义过于温和，对社会变革无益。相比之下，萨特并没有对政治如此热衷，因此也鲜少与雷蒙·阿隆谈论政治。通常，他们在一起时常常会就某个哲学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论，萨特固执地坚持实在论，弄清现实，追求具体，在赋予实在重要性的同时也肯定意识的独立性，而阿隆热衷于批判性的分析，常利用论述的逻辑性把萨特轻率的概括批得体无完肤，萨特思想的创造性对上雷蒙·阿隆的逻辑主义，并不能显出其优势，所以两人常常各执己见，最后谁也说服不了谁。波伏瓦有时也会加入他们的交谈，但她也自认思维不如他们敏捷，而大多数情况她都会站在雷蒙·阿隆这一边，因为他们一样倾向于理想主义，但萨特既不认同雷蒙·阿隆的逻辑主义，也不认同保罗·尼赞的马克思主义。
此时的保罗·尼赞在巴黎服兵役。他取得大中学哲学教师资格之后，进入了一家出版社工作，为奢华杂志《比菲尔》编辑文字。尼赞刚加入*产党共**，作为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他和萨特、波伏瓦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他们一起攻击20世纪20年代的唯美主义倾向，反对资产阶级，同情工人，也希望能发生一场无产阶级革命。但与尼赞笃信无产阶级革命拯救全社会、全人类略不同的是，萨特他们感兴趣的是革命的消极方面，即在革命之后所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艺术家、作家该如何在一种“工程师的文明”下自处。除此之外，他们与尼赞讨论的话题，大多都是一些趣闻轶事，极少涉及一些严肃的话题，尼赞从不正面谈及，也小心翼翼地避免下任何结论。尼赞已经结婚，也当上了父亲，尼赞一家与岳父母同住在圣日耳曼昂莱附近的一所房子里，建造和装修得都非常现代。有时，萨特和波伏瓦也会去尼赞家，他们曾一起拍摄过小型电影，尼赞的妻子里莱特·尼赞的哥哥是助理导演，有一台摄像机。在影片中，尼赞扮演本堂神甫，萨特则扮演在兄弟会长大的虔诚年轻人的角色，波伏瓦、里莱特和另一位女孩假扮*引勾**虔诚的年轻人，当姑娘们扒下年轻人的衬衣时，发现他胸前挂着一块闪闪发光的大圣牌，这时，基督化身的本堂神甫出现在他面前，亲切地问他：“您抽烟吗？”随即从胸口掏出一个圣心模样的打火机递给他。这是一部超现实主义题材的影片。事实上，他们并不追求电影效果，只是对表演有着新奇感和热情。尼赞还带着他们一起参加了*产党共**在加尔什举办的盛大庆典，他们一起将纸球掷向代表第三帝国大银行家和将军的木偶。
这一期间与萨特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与他同届、在巴黎高师上学的皮埃尔·吉尔(即波伏瓦回忆录中的帕尼耶)。他在获得大中学校哲学教师资格之后，先后在众议院和国民议会当过秘书。萨特和皮埃尔·吉尔经常在上课的时候向雷蒙·阿隆扔纸飞镖戏弄他，一起改学了气象学、一起在气象站服兵役。吉尔出身新教徒家庭，举止谦逊，乐于助人，喜欢冷嘲热讽，对很多事情都感兴趣，但认真对待的又不多。他热爱生活，相信资产阶级正处于黄金时代，也相信资产阶级的某些价值观。他也喜爱文学，但对写作并不抱任何野心，在他眼里，写作并不是让自己感受到存在的唯一理由，若能凭借智慧体味这个世界，并从中得到一份幸福，便也心满意足。他身上那种对细微差别的感受力，是萨特欣赏他、与他意气相投的重要原因之一，萨特经常会对别人的思想表现出厌烦的态度，但他欣然接受了吉尔的感受力来纠正自己的狂躁。而使他们相互接近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俩都对勒梅尔夫人心怀仰慕。勒梅尔夫人出生于阿根廷，父母是法国人，有一位比她大一岁的姐姐，母亲很早过世，父亲是医生。这位父亲思想自由、开放，从小给予两个女儿一种完全男孩子的教育。她们学习拉丁文和数学，厌恶迷信，善于理性思考，经常纵马驰骋在潘帕斯草原上。十八岁时，她和姐姐一起被父亲送到巴黎，而后嫁给了一位相当有钱的医生，勒梅尔大夫，与他生了两个孩子。她的姐姐则不幸地死于难产。1914年大战期间，勒梅尔大夫为救治伤员，奔赴前线，但回来之后便一直卧病在床。勒梅尔夫人放弃了属于自己的生活，尽心竭力地照顾丈夫和两个孩子。由于儿子塔皮尔中学毕业考试不及格，她聘请了一位年轻的师范生做家庭教师，这位家庭教师便是皮埃尔·吉尔。儿子通过考试之后，经吉尔推荐，她又聘请萨特辅导儿子准备哲学会考。就这样，皮尔和萨特都成了勒梅尔家的常客。勒梅尔夫人是一位十分娇小、略显丰腴的女人，长相十分灵动秀气，穿着打扮也非常讲究。刚过四十岁的勒梅尔夫人浑身上下洋溢着这个年纪所少有的活泼和生气，甚是迷人。她与吉尔之间保持着一种柏拉图式的亲密关系，她也喜欢萨特，尤其赞叹他对写作的执着和坚定。可勒梅尔夫人并不那么欣赏波伏瓦，因为与自己所奉行的矜持、谨慎相比，波伏瓦过于热情，常常只顾勇往直前，而失了分寸，或者犯下一些天真的错误。当然，这些看法并不影响勒梅尔夫人把波伏瓦当作亲切的朋友，他们经常四个人聚会，一起品尝美食，共度圣诞夜，驱车去马恩河畔、圣日耳曼森林散步，看电影、听演奏，坐在一起侃侃而谈，议论每个人的言行、动机、思想。勒梅尔夫人不仅对他们三人十分慷慨，也同样款待他们的朋友，尼赞和雷蒙·阿隆都曾在勒梅尔夫人的别墅里小住过，阿隆对女主人的魅力和聪慧啧啧赞叹。
波伏瓦一生酷爱旅行，在未来的几十年间，她踏足过世界的许多国家。而此时，她最大的乐事之一便是坐车漫游，尤其是同游的伙伴是她喜欢的皮埃尔·吉尔。吉尔在1931年2月结束服兵役，比萨特早了两个星期，他想去探望居住在法国各省的亲友，并邀请波伏瓦与他同行。波伏瓦对这次出游充满期待，再加上吉尔借了勒梅尔夫人的汽车，让这趟旅行变得便捷。他们一路游览了里昂、图勒、乌泽尔什，穿越中央高原，到了波克斯高地，朝夕相处了十天后，波伏瓦猛然发现他们之间的“距离十分遥远”，这让她重新看到幸福的短暂与不确定性，当然也包括她与萨特的。
在与萨特的爱情中，波伏瓦惊讶地发现，二十岁的自己遭到欲望的袭扰。尽管她表面上看起来平静冷淡，但她无法控制正在骚动的*欲肉**，这欲望完全超越了她的意志。她渴望随心所欲的*爱性**，渴望享受*爱性**带来的如大海汹涌般的快乐，认为性是一种和吃饭、喝水、睡觉一样的基本生存需求。但她不愿就此听任自己的欲望，直至发展到无法收拾的境地，骚动之强烈又使她害怕自己无以抑制内心的冲动与放荡不羁。她的欲望便以这样的方式不断地折磨着她，车上或者街头，任何有意或无意的身体触碰，都会让她战栗、勾起她的欲望。她不知道别人是否也同她一样遭受着这种痛苦的煎熬，她甚至没有在任何一本书中读到过对这种剧烈痛苦的描述。对此，她只能缄默。她原本相信，*爱性**有着克洛岱尔式的净化作用，或是自然主义所认为的，具有调和人身上理性与兽性的功能。然而，这些在她身上似乎都失效了，她的欲望已然超出了理性的控制。但由此，她也发现了人类“共同的命运”，那就是“人类遭受着没有防卫能力的野兽所遭受的无言、无益、无情的折磨”。
显然，这样的发现也不足以让她得到丝毫的慰藉而使内心恢复平静。对萨特的爱，让她走进了“一种与自己的生活不一样的生活”，即使偏离了原先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她也对新的生活轨道欲罢不能。她试图找回自己的平衡，用自制力来“恢复信心，重新点燃冷却的雄心、重新争得自己的独立”，她认为自己“必须干一项长期的工作”，这一想法在萨特远去日本的打算面前便显得更为迫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