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湖北省枣阳县，位于鄂、豫交界。1901年的农历端午节，我出生于枣阳北部新市镇杨庄一个没落地主家庭。
据老辈人说，我家原籍江西，远祖姓王，早年因逃荒来到湖北随县黄家老庄，经黄家招婿后改姓黄。后高祖父黄甲迁居枣阳县桃园村，披荆斩棘，艰难创业，在这里安家落户。
桃园村子不大，四面环山，但这里田地出产好，到曾祖父黄士贵手里就发了家，骡马成群，修盖起大瓦房，据说一年要赶上几百只羊到广州去卖。
曾祖父有四个儿子，我的祖父黄润行四，也有四个儿子，但此时的家境已日益衰落。我父亲叫黄启程，母亲姓张。父母先后生了我们兄弟姐妹8人，我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兄弟中我排行老四。分家后，我们一家搬到新市镇东杨庄村。黄家几房人所居住的村子都是小村庄，姓黄的在村子里又是小户，常受大户的欺负。
新市镇有个姓刘的大户，他家出过一个拔贡，又有好几个子弟在武汉念书；镇上的一个大商人和民团团总也姓刘，地方上的政治、经济、文化大权都掌握在姓刘的手里，后来，连黄家几房的土地也差不多都让刘家并吞了。
东杨庄距枣阳县城75里，在新市镇东约4里。村子地处桐柏山余脉的山脚下，距主峰约五六十里。村子里只有十来户人家，其中杨、李、孔、傅等几家都是老户。我父亲搬到东杨庄后，很注意和邻居犒好关系，和睦相处。姓黄的虽是小户，但有100多亩地，在村上也算不错的了。但由于地处山区，土地贫瘠。山上树木稀少，一遇山洪暴发，泥沙俱下，河边好地淤积泥沙最深的达一两尺厚，庄稼收成不好，小米、芝麻里混杂沙石很多。村里有句俗话说，每人每年要吃下一个石磙大的沙子。
我父亲搬到东杨庄时不过20多岁，读过四书五经。他自幼身体不好，可是久病成医，懂了点医道，邻居常有人找他看病开药方。我们家有个亲戚，孤苦无依，常年住在我家，他认得草药，经常上山采药。我小时候好跟着他上山挖药材，也认得了不少中草药。我们家墙上挂个分类布药袋，装了百把种中草药，有的是在外地买的，有的就是自己在山上采的。父亲在1927年60岁时去世。
我母亲娘家姓张，是距新市镇以西唐梓山张庄人。母亲为人善良，性格开朗、坚强。因为我们兄妹长大后都外出参加了革命，我家成了秘密接待站，她也为革命做过不少工作。有的地下*党**同志在家里住不下去了，跑到我家躲上一阵，母亲无不亲切接待。
大革命后期，我的胞弟黄贤儒（即民钦)和堂弟黄冠群、黄冠英在鄂豫边一带打土豪得到的钱财，常常由我母亲以走娘家为名，坐大车转运到唐梓山我表弟张慕谦家中，作为购买*器武**等的费用。张慕谦当时是枣阳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鄂豫边特委执委。地方民团抓不到贤儒弟兄，曾两次把我母亲抓去。任凭他们追逼拷打，母亲始终坚贞不屈地说“不知道！你们炮了（枪毙）我吧。”还怒斥他们说：“我的儿子、孙子都是*产党共**，你们有本事自己去把他们抓回来，抓不着他们，抓我个老婆子算什么本事！”
母亲是在1962年初患肺癌在沈阳去世的，终年96岁。我们兄弟姐妹8人。姐姐出嫁后死去。二哥贤任曾参加农民反对地主的武装绿枪会，1927年的腊月二十八遭*动反**地主杀害。三哥贤侠早逝。六弟贤俌欲奔赴延安未能成行就不幸病逝。我和大哥贤偀（山农）、五弟贤儒（民钦）、八妹海明四人都参加了革命。
大哥贤偀，参加革命入*党**后取名山农，先后在河南唐河县北张庄小学、枣阳县唐梓山张庄小学、钱岗镇小学和鹿头镇中学从事教育工作30多年，赞成陶行知的教育方针，为人刚直不阿，在当地教育界有一定声望。大革命时期，曾在武汉工人运动讲习所学习，任武汉市燃料业总工会秘书长。
汪精卫叛变后，他潜回故乡，以教书为掩护，从事革命宣传工作，并掩护过不少在当时无法存身的*共中**地下*党**员，因此，曾遭到*动反**政府两次通缉。根据*党**的指示，他外走避难，和*党**组织一直保持着联系。抗战初期，他曾动员一批青年学生去延安参加革命，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党**的高级干部。解放后曾任湖北省政协委员、湖北省参事室副主任等职。1961年12月因肠癌在沈阳去世。五弟贤儒，大革命初期在襄阳湖北省立第二师范读书时，接受班主任肖楚女的思想影响投身革命，改名民软。
1926年曾在武汉的湖北省农*运民**动讲习所学习，后任湖北省农民协会特派员，到应山县开展农*运民**动。据当时和他共过事的郭绍仪回亿，说他“机智勇敢、刚毅果断，深入群众”，在农*运民**动中很有威望，有“农民大王”之称。
1927年冬，我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时曾接到他的一封信，大意是暗示他们在搞游击战争。1929年冬，我在苏联军事学校学习时，接到枣阳县委当时负责人傅良驹来信说，民钦和冠群、冠英均不幸牺牲。还说了他得到消息晚了，没有能将他们救下来，甚为痛惜等语。我那时还以为他们是被敌人杀害了，读信后，晚间用被子蒙头哭了一场。
关于他们三人之死，解放后经枣阳县委多方查证，才搞清楚，原来是1928年夏在我们自己队伍中遭到诬陷被杀害的。当时民钦年仅26岁。他和冠群都是省农民特派员，冠英是枣北武装干部。解放后，大哥到天津看我，还带来了他保存多年的五弟在枣阳二师搞学生运动期间的家书和我从苏联寄回老家的信。五弟的信纸虽破，墨迹清楚，豪气犹存。
八妹海明，原名贤伦。大革命初期，经*党**组织派赴武汉*党**务干部学校学习，曾任武汉女工纠察队训练班队长和中央独立师补充第二营女生连连长。1927年和我同赴苏联学习，1931年回国后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任女工部长。她曾被捕关押在南京监狱，国共合作后出狱。
1938年到延安抗大学习，后任延安保育院院长。解放后历任山东省妇联主任、山东分局妇女委员会书记、华东局妇女委员会副书记、轻工部副局长和部纪检组副组长等职。
我排行第四，名贤佑，字民孚，后取名河清，在苏联学习时，又改为火青。
我们家庭和睦，兄弟姐妹感情深厚，即使各自成家后也没有改变。大哥对弟妹友爱，但又很严肃，凡事总是以身作则。学校放假期间大家都回家了，他就带领我们劳动，上山开荒、植树，给果树嫁接，修整门前的河流渠道。我们家乡种的苹果树就是他引进种植的，是湖北省最早的良种之一，现在还存活着两棵老树；嫁接的梨树至今仍根深叶茂，果实累累。我们弟兄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天一黑，就聚在屋檐下说东道西。记得大家还议论过，如何把我们家庭这种民主作风一代一代传下去，不分家，当家的由众人选举，领导大家共同劳动、共同分配，族中其他人要参加也可以。大哥还曾经把我们这种类似原始共产主义的设想写成文章，寄给《学生杂志》社的主编杨贤江。
青少年时代
在旧社会，只要有点钱，家里总想叫子弟多念点书，好成为一个扬名显祖、不受人欺负的“书香门第”。我祖父一辈就办过私塾，父亲一辈也愿意念书，却始终没有培养出一个像样儿的能写文章的人。到了父亲手里，家境已日趋没落，但他总是尽量设法让我们弟兄念书，就在村子里办起一个私塾，学生以我家弟兄为主，其他人家的孩子也可以来。
那时我七八岁，十分顽皮，是个孩子头，和我差不多大小的孩子都能指挥得动。我们把步枪*弹子**壳打个眼，装上火炮药引线，能打出去几十米远，用它制作成木枪，每人发一支，我自封队长。二哥、三哥也不愿意老坐在屋子里念书，就盼老师死了才好呢。
有一次他们用泥捏了个老师的像，又做了个小泥棺材把像装进去，然后几个人爬到树枝上去唱歌，诅咒老师快死。我妹妹那时还小，看见他们爬树热闹，也闹着要爬。我抱她上树，上去了，坐在树枝上挺好玩。可是，我抱她下树时，树下是个斜坡，我右脚站不稳滑到田里，被蛇咬了一口。刚咬时，没在意，几分钟后一看，脚上起个青疙瘩，据说是毒蛇咬的，便赶快跑回家上了药，肿了个把月。就这样我还拄着个拐杖跳着走，至今还留下个伤疤。
1909年，离我家30里地的泉水寺办起一所小学堂，父亲就叫大哥带着我去上学，二哥、三哥还是在家上私塾。我在小学堂念三字经，学会作文、对对联，常受国文老师李文峰的夸奖。李老师除上课外，常常给我们讲一些外边寄来的报刊上的消息。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讲中国版图很大，外国人要一国独占，占不了，因此列强们就开始瓜分中国，像吃西瓜一样切成一块一块的吃掉。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接受到的爱国主义教育。
1911年，大哥又带着我一块到距我家只有100里地的河南唐河县（当时叫唐县）读书，因为河南生活费用较低些。大哥读高等小学，我读高等小学预科，可才读了半年，辛亥革命爆发，就回家了。1913年，大哥又带了三哥和我到离家几十里路远的枣阳县双河镇小学读书，也只读了半年。
1914年，我们弟兄五人又到河南唐河县读书。大哥21岁，进乡村师范学校，我和三哥、五弟、堂弟黄冠群四人进高等小学校，学制五年。大哥毕业后就留在乡村师范学校附小教书，供给我和三哥、五弟上学。后来，我妹妹也到唐河县上过学。
我在唐河县小学读书时，因为家庭经济困难，穿不起什么好衣服，比不上那些富家子弟，但由于我们弟兄学习好，在同学中还是不错的。我喜欢各种运动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好踢足球，打中，宜一次美踢断了我小时在家练过武术，一般的拳术懂得点果间休息有时组织起人马来，分成两以七家学会游泳，以潜泳见长，一口气能在飞游从小调皮，但从不和人打架。
1919年，小学快毕业的时候，正赶上“五四”运动爆发，全国人民奋起反对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我们弟兄四人都参加了唐河县学生爱国团，跟大学生们一起，打着小旗子，敲着“洋鼓”，吹着“洋号”到大街上*行游**，唱*倒打**列强的歌子，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制抵**日货，提倡国货。后来，我们全校学生还专门到县城北边的源潭镇作宣传活动，演过双簧。
小学毕业后，我们弟兄四人都考上了唐河县简易师范，两年毕业。这两年中我认真读了点书，学到些知识。我的数学、自然科学和地理学得好。我拿起笔能随手画世界地图，学校老师对我们弟兄四人很欣赏，常常称赞“黄氏弟兄”我的青少年时期，正当辛亥革命以后。
清朝帝制虽已被*翻推**，各帝国主义扶植北洋军阀中的各派势力，妄图瓜分中国，各派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我从泉水寺学堂第一次接受反帝爱国主义教育后，我对时事兴趣很高，最爱听国文老师姚江亭讲世界上让人敬佩人物的故事，如哥仑布发现新大陆，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更是爱听报纸上的消息，什么同盟国、协约国的情况和孙文、黄兴一些提倡国民革命的人物。后来又听说有个搞“*化赤**”的俄国，自己也弄不懂，只是对帝国主义扶植北洋军阀企图瓜分中国感到气愤。我常常思考的是两个问题。
一是对军阀混战感到厌烦，认为中国人不应当打中国人，自己下决心一辈子不当兵，脑子里充满爱国主义思想，对孙中山很钦佩；二是有种冒险思想，想到外面闯闯，像哥仑布那样，发现点什么。简易师范毕业后，父亲还要我和五弟民钦念书。我和五弟还有堂弟冠群三人先后投考过河南淮阳第二师范和开封第一师范，但全都名落孙山。那时，正值农村经济衰败，我家生活也是江河日下，欠债不少，一半田地都典当出去了。每到农历年关，*债讨**的人就坐着不走，只不过给留了点面子，没揭锅砸碗就是了。最后家里决定，大哥、三哥和我教小学，供给五弟和妹妹上学，二哥管家务事。
1921年，家里托人说情，我受聘到唐河县北张庄小学教书。学校是农村办的，校董都是当地的地主豪绅。他们手里掌握了民团这个统治工具，到处要粮、筹款，欺压百姓，学校老师也一样受气。1922年我转到枣阳县唐梓山张庄小学教书，在那里我开始接触到了社会的阴暗面。唐梓山张庄是我母亲的娘家。
我一个远房舅爷是当地民团的头头，掌握了十一二枝枪。有一次，县里一个营长要给他妈做生日，全县豪绅都送了礼，我舅爷自己不拿钱，却叫大家捐款买礼物，自己还从中捞了一笔钱。他和土匪也有勾结，互相利用。他有个族侄张同仑，原是石匠，后来当了土匪，有时为了躲风，就到他家来帮忙干点活。
有一回县里指名抓张同仑，舅爷把他找去，五花大绑捆起来，花言巧语骗他说，不去交不了差，去了再保他回来。才走到半路，为了灭口就把他杀了。
1923年，我又转到枣阳县钱岗镇上任岗小学教书。上任岗距钱岗镇约七八里地，是镇上恶霸地主任殿煌的老家。
在上任岗这段时间最受罪，本来是两个教员，但另一个是姓任的本家，因而有恃无恐，吊儿郎当，经常不来上课，就我一个人顶着干。村上回来个把读书人，到学堂串门，还得应酬，都是地方上有地位的人，不能得罪。
当时，教小学的薪水是一年42块大洋，除去吃用，能剩下10块大洋。教书生活十分辛苦。旧社会我家乡流行一句话：“家有三石粮，不做孩子王”。我教的小学都是“复式”教法，三个不同年级的学生，集中在一个教室内授课。“生旦净末丑”，一包到底，一个人干，每天四节课，每节一个半小时。
教师要根据每学期规定的各班各项课程进度要求，安排每周授课表。上课之前要准备好各班的功课，嘴巴对一个班作口头讲课，同时又要把另外两个班的作业安排妥当，如默写、认生字、作文、填句或写大字。在对一个班口头讲授告一段落后，让他们复习，抽出时间对另外两个班巡视检查一遍，发现不妥之处，及时指导纠正。回过头来又到前一个班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
两节课中间有10分钟休息时间，回到自己房中，往床上一躺，累得一动也不想动。一眨眼10分钟到了，继续上第二节课。下课后疲惫得饭也不想吃。当时我才20岁，晚上还得处理学生当天的作业，改作文、批改算术，学生写的字、画的图画，每篇要划上对或不对，好或不好的符号，有的还要打分数，评定甲、乙、丙，唯恐处理不公道，打击学生积极性，甚至引起议论说老师偏心。学生在这点上是寸土必争，家长们有时还要兴师问罪，这碗饭真不好吃！
特别在钱岗镇上任岗小学教书那一年，做饭的大师傅爱赌博，每逢去钱岗镇赶集，他不到下午三四点钟不回来。
我上午下课后已是疲倦不堪，没有饭吃，自己又无力去做，只好饿着肚子去上课，好在年轻，还顶得住。当天留的作业处理完了，还得准备明天的四节课怎么上。但我喜欢和孩子们打交道，他们中有些人理解能力之强往往出人意料之外，每当看到我教的孩子们学业上的进步，对我也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
在3年左右的教书生活中，让我最有感触的是，通过自己亲身经历，耳闻目睹，初步接触到旧社会的黑暗面，对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有了点认识，开始对旧社会现状感到不满，想寻找新的出路。
投身革命
1923年，五弟民钦考上襄阳湖北省立第二师范。刚好肖楚女第二次回襄阳教书，担任五弟那一班的班主任。他每逢假期回家，总要向我们弟兄宣传肖楚女如何亲自指导他们阅读《新青年》《*产党共**宣言》《向导》杂志等革命书刊，传播革命思想。
我那时正感到思想苦闷，也想去襄阳上学，但家里供不起两个人念书。我刚结婚不久，岳丈姓郭，是个小地主，我只好向他借了点钱去求学。1924年上半年，我和堂弟黄冠群先到樊城鸿文中学补习功课，准备考襄阳的省立二师。鸿文是一所加拿大人办的教会学校，老校长是个牧师，他的小儿子朗宁，解放后是著名的加拿大友好人士。学校管理很机械，课外想多看点书也不行，星期天还要作礼拜。住了三个月就住不下去了。下半年我和冠群考进了襄阳省立二师。
值得高兴的是，我们刚进入省立二师，就参加了轰轰烈烈的襄樊学生运动。襄樊学生运动是从1923年秋肖楚女回到襄阳二师当班主任时开始的，他播下了革命的种子，1925年秋，谢远定到襄阳湖北省立第十中学当教务主任后，就把革命组织建立了起来。以后，鄂北各县*产党共**、共青团的创始人和早期革命骨干，大多数都是当年襄樊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从外地回来的是少数。可以说，襄樊学生运动是鄂北革命运动的先驱。
我和冠群考入省立二师时，二师学生正掀起驱逐*动反**政客、学阀单家燊校长的运动。学校当局已经开除了两批学生，共18人，我们考进学校后，虽然只进过一次教室，领了讲义，听了宣布学习计划，还没上过一次课。因为五弟参加革命较早，我和冠群入学后，同他一样，也都成了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所以，学校又宣布开除的第三批学生中，不仅有五弟，而且居然把我和冠群也列入名单之内。这一批共开除72人，除我们弟兄三人外，记得起姓名的有：宋良献、孙孝承、毛定方、方复生、姚昭德、崔大权、肖家驹、高泽普、严家钰、左觉农、王明昭、王若槐等，其中有一些是高年级学生。
学生们到处发快邮代电呼吁各方支援，我们也曾向襄阳各方面上层人物和开明士绅请求支援。并派代表到武昌*愿请**，五弟是代表之一，斗争的目的是揭露学阀单家樂，要求学校收回成命，让被开除的学生返校。
那时已是1925年3月，孙中山去世。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重申联合*产党共**人的决议。学生们就在襄阳市内鼓楼上召*会集**议表示声援，这在当时北洋军阀统治地区也是一种革命行动。
1925年“五州*案惨**”，学生们组织了襄樊学生联合会，成为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一个分支，积极进行*制抵**英、日外国货的斗争。从此，襄樊学生运动就具备了反帝反封建的性质，谢远定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带着中国*产党共**湖北省委的使命来到襄阳，负责秘密建立*产党共**和共青团组织。当时国共合作，为了便于公开活动并借以改变国民*党**的成分，对外用国民*党**和*产党共**两个名称，对内则同是一个组织。鄂北国民*党**组织也就是从那时建立起来。
*联学**发动*制抵**英、日货，主要是不准运进三种东西：哈德门香烟、壳牌煤油和太古糖，如果一经查出，立即没收。记得没收的东西很多，堆放在汉江堤坡上面，从襄阳小北门到大北门堆了一里多长，有四五米宽，两米多高。
有一次，发现52条装运太古糖的货船向老河口方向开去，我们就把货船扣了下来。谁知第二天早晨天不亮他们就偷偷开走了。我们听到消息不约而同地集合起来，向竹条铺方向追去，追不多远就将船截住。船老板给我们说好话，泡糖水请我们喝，我们也不答应，只叫他们把船开回去。
他们不肯开，学生们一拥而上把船舱打开，四个人抬一包糖往河里扔，一连扔了三四包，船老板傻了眼，才答应把船开回去，没收的糖堆放在樊城西南角火神庙里。
通过谈判，商人认罚款8万块银元，保证以后不再贩卖仇货。我们将罚款交给*联学**，存入钱庄。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社会同情，民族资产阶级也支持我们*制抵**英、日货的斗争，南洋兄弟*草烟**公司还捐钱给我们。
*联学**有了点钱，就出版了一张油印小报《襄樊学生》，四开版，红色油印的，内容主要宣传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这个报纸由鼓楼北大街一家叫“过盛发”的笔墨文具店代销。“过盛发”原是肖楚女1924年离开襄阳以前安排它代销革命书刊的。诸如《向导》、《中国青年》、《新青年》、《共产主义ABC》和《社会进化史》、《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等各种书刊都可以买到。先是半公开的，谁向他索购，便拿出来，后来买的人多了，就公开摆在店内书架上，书店生意也从此兴隆起来。
省二师*潮学**闹了十六七个月，对家里人我们只说还在学校念书。一直到二师换了校长，原说要收回成命，让被开除的学生返校，但新校长一到任变了卦，不肯收回，反倒把第十中学开除的几十个学生收进二师填补缺额。这本是校方采取的拉拢一部分学生来打击、孤立另一部分学生的手段。我们不懂得*动反**派在学生中制造分裂的阴谋诡计，反倒迁怒于十中同学，叫他们是“*动反**”学生。
那时已是1925年秋季，*联学**已经有些力量了，就决定让原来被开除的学生们打回学校去，强迫校长接受我们的条件。当时二师第一宿舍住的是保校长的“*动反**”学生；第二宿舍住的学生是同情分子，其中有马恕庵、张伯容等；第三宿舍学生是中间分子。我们同第二宿舍的同学商量好动手时间，作了周密布置，他们在宿舍旁边出水洞口放根木棍，我们把木棍一抽掉就表示外边人已到齐，要他们打开学校大门来声援。校外进攻的队伍分成三股，一股从校外借梯子爬上第一宿舍对面屋顶去揭瓦作为*器武**，冠群参加了这一股；一股跳过操场旁边老君庙的矮墙进入操场，五弟在这一股；一股在学校大门外准备冲进去，我在这一股。三路人马在东大街关帝庙集合，吃喝足后，同时出发进入指定位置，约好的口令是“言包”（讽刺好说话的人用语)。
二宿舍值勤的人一见作记号的木棍抽掉了，马上叫起人来冲向大门。一宿舍的人也赶忙拿起杠子之类叫顶住。我们的人在房顶上揭了瓦向他们甩去，他们就顶着洗脸盆、被子等逃跑了。二宿舍的人来到大门上叫门房交出钥匙开了大门，我们就冲了进去。学校的庶务外号叫邓哈巴的给抓住了，就叫他拿钱出来给我们开饭，学校到钱庄支钱的大印也给夺了过来，以保证我们吃饭问题。那时老庙旁边西城门守军听见学生吼叫声音，打电话向驻军张联报告，参谋长葛润琴说学生闹事，*队军**不要管。
我们又派了几十个人去抓单家燊，他家门口有人拿着棍子守卫，冠群大吼一声，他们就不敢动手。但单家燊早已躲了起来，没有抓到。
我们打回学校后，担心“*动反**”学生再打回来，大家昼夜在屋顶上站岗放哨，如临大敌。就这样僵持了三四天，襄阳县长来了，带了二十几个打手，说是来调解的。先不让他进，后来让进了。谁知都是新校长勾结校外流氓来里应外合的，来人身上都藏了石头弹子。他们进来后，外面又叫开门，我们不让开，双方就打起来。我们黄家三弟兄都在场。
有两个人乘我不备，抓着我的双手，另一个人手握石头朝我胸膛使劲打过来。流氓们打进学校来，我们就都撤退出去了。解放后有一次例行检查身体，才发现我右边肋骨被打断过一根。
一直到1925年秋，二师被开除的学生才陆续被收进第十中学，闹*潮学**期间也算学龄，因此我被编入初中三年级。校长叫陆云龙，他想打*联学**那笔8万块大洋的主意，就活动道尹（相当于现在的专员）出面，声称行政长官有权过问这笔钱，要拿一些给学校办图书馆。*联学**当然不答应，说这是襄樊*联学**的钱，应当上交上海全国学生联合会。
陆云龙等又耍了个花招，*联学**原先存在钱庄的是大龙票，1元顶1元，1926年的正月龙票改换成横票，1元钱只能兑换7角钱，他们就和钱庄勾结，扣我们的钱。学生们大闹起来，钱庄不敢不如数归还我们。可是这样一来，第十中学又把我们那批人给开除了。不过没有多久学校又不得不收回成命。
襄樊的学生运动，在鄂西北一带影响很大，它沉重打击了封建势力，培养了一批革命力量，对我*党**在鄂西北的建立和发展组织起了一定的作用。襄樊学生运动蓬勃发展时期，当时我还是普通的学生，只是积极参加活动，没有参予策划工作，了解的情况有限。但至今回忆起当年学生们蓬蓬勃勃的革命热情、轰轰烈烈的斗争活动，依然历历在目，令人神往。
我在参加襄樊学生运动中，读了一些进步书刊如：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新青年》等等，初步接触到革命思想，最爱读的是《中国青年》和《向导》。虽然我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比较强烈，但对共产主义只有抽象的了解，只知道要革命，认为三民主义不彻底。
1925年的一天，我在第十中学时，被接受加入国民*党**。那一天张宗谦通知我到关帝庙去，他和方复生都在那里，张宗谦叫我填了一张表。以后记得开过两次会，都是秘密的。第一次是到老龙堤开的。另一次在教室里开的，是在刚放寒假准备回家之前的一个晚上。天上只有半边月亮，屋里没点灯，进屋后各人找个地方坐下来，互相不打招呼，气氛很严肃。听声音，靠窗户坐了两排人，约有二三十人的样子。人到齐后，国民*党**区分部书记也来了。宣布开会的是高如松。讲话的是宋良猷，主要叫大家要买书读，回家后每个人要宣传三个人等。我回家时路过枣阳县城，曾经到白水中学向三个学生宣传革命道理。
1926年1月，我在第十中学经地下共青团组织接受加入共青团。那是在1月23日左右，先是谢远定找我谈话，问到我对民生主义的看法。我讲平均地权虽然好，但怎么才能实现呢？他启发我说，平均地权以后还会发生两极分化，不彻底，不如共产主义。他一讲共产主义，我思想就通了，懂不消灭私有制，问题是不能彻底解决的。从此以后，我就一心一意认定*产党共**的领导是正确的，*党**怎么决定，自己就怎么执行。入团宣誓是在谢远定的屋子里举行的。
我加入共青团后不几天，组织上征求我的意见，要派我去广州黄埔军校学习：我当时真是喜出望外，因为在思想上一直把广州看作革命圣地，从前不愿当兵，是不愿自己人打自己人，现在打*动反**派，干！一同被派去学习的还有一个襄阳人李维臣，也是第十中学的。当天晚上我把要去黄埔学习的事告诉了五弟，他当时可能已经入*党**，但由于有保密纪律，弟兄之间也不能随便探问。
第二天一大早，我拿个白布包袱包了两件衣服，带了几块钱，就和李维臣一道，按事先规定在校门外等候组织派人带我们去取介绍信。后来十中一个高年级学生来了，带我们去谢远定住处。谢的妻子王文宣把介绍信交给我们，告诉我们信封上写的是假名（好像是梅书渠三字，实际上是“秘书处”)，接头人叫李子芬，在武昌大学教书。就这样，我和李维臣就动身去武汉了。我们路经枣阳县城时，住在白水中学，遇见了秦超、王恩、李任达和*震王**三等几个熟人。这是我第二次到白水中学。1925年寒假，我第一次到白水中学时，该校教师曾用暗号问我，看出我还不是共青团员，这一次路过，一说都是“中学同学”，就明白都已入团了。因为当时“中学同学”就是共青团的代号。
1926年2月下旬，我和李维臣动身去武汉，这是第一次到大城市，心中无数。从广水上火车，在车上和人拉闲话，认识了河南邓县一个跑外的药店店员，叫我们跟他走，住药铺。下火车后叫上一辆车到了大夹街药铺，说我们是他老板的亲戚，早饭后药店店员送我们到码头上船。到了武昌城，在铁路线经过的蛇山洞旁边，找了一家大瓦房的旧客栈住下，才去武昌大学收发室（内部的），交了介绍信，并且，留下我们的地址。两天后，湖北省团委书记李子芬来了，说我们晚了一步，去广州黄埔军校的人已组织成一批出发了。他问我们两个人自己去行不行？
如果行，可以介绍到上海商务印书馆找杨贤江，办理去广州的手续。就我个人说，是一心想去的，但因考虑到李维臣一路上表现胆小怕事，好像额头上写有“*产党共**”三个字，怕人认出来一样，和他再往前走，经上海、香港怕出事，又不好丢下他我自己走。李子芬看我们没有肯定回答，就表示不去黄埔也行，秋后就要北伐了，等北伐军打来再说。于是我和李维臣又动身回襄樊。后来李维臣在1927年果然自首叛变了。
回襄樊时途经枣阳县城，又去白水中学，*共中**枣阳县委(当时还是特别支部)竭力劝我留下来，说枣阳北区需要开辟工作，建立*党**、团支部。当时，我大哥黄山农虽已不在枣北钱岗镇小学当校长，但在那里还有点旧关系，因此我就同意留下工作，让李维臣带个口信回襄阳，向组织汇报。那时是1926年3月间，我就去到钱岗镇小学，以教师为掩护职业，开始了发展组织的工作。我自任国民*党**区分部常委，对认为合格的人先接受他加入国民*党**，以后再根据表现发展为共青团员，对象大都是自己了解和信得过的、比较熟识的学校教职员工，还有的是襄阳同学和唐河读书时期的小朋友，这些人思想一致，感情较好。
3月，枣阳县委决定，由县委书记程克绳和委员王平介绍我转为中国*产党共***党**员。我发展的第一个*党**员叫杨世馥，后改名杨士夫，是唐河县南张博士店附近万庄人，原先和我在简易师范同过学，以后经我推荐到钱岗镇小学教书，和我共事。第二个叫韩顺时，是个摆小摊的小市民，和我家是世交。我们已有三个*党**员，就建立起钱岗镇*党**支部，我担任书记。
支部归枣阳县*共中**特别支部领导，工作范围是以钱岗镇为中心，在枣阳东北区和北区活动，以小学所在地关帝庙为基地开展工作。发展的*党**、团员记得有吴益吾、胡远达、邱麓亭、李寿亭、闵慈祥、马恕庵、马明则、张含汉和我的堂弟冠群、黄冠英、堂兄黄奇泉和舅家表弟张慕谦（张宗让）等，前前后后发展了约有十几个人。再加上发展为国民*党**员的，如马和亭等，人数就更多了。
钱岗镇小学地址在关帝庙。庙里东面两小间原先是供奉马王爷的，现在由我和杨士夫两人住。两个姓任的住西屋。钱岗镇是土豪恶霸民团团总任殿煌的老巢，他本人是小学校的校董，两个姓任的教师都是他的同族，一个叫任新启，是穷苦人，另一个叫任继建，是校董的耳目。我们为了工作方便，把这两个姓任的都介绍加入了国民*党**。
五六月间，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我看到大会决议，并接到通知叫准备迎接北伐军，要作青天白日旗和农民协会大犁旗。我就去买了点白布，回到杨庄自己屋子里悄悄用比例尺画好，涂上颜色，做了面农协的旗。做好后就把它藏在我家后院靠墙栽的花椒树下墙缝里。前两年据家乡来信说，事隔五六十年，旗子已经查找不到了。记得当年我做好农协旗以后，不懂得怎么着手组织农民协会，就找我二哥民则商量，让他和黄冠群弟兄一起，发动我们家乡山里的农民成立农协。
北伐军占领武汉，北洋军阀赶紧叫各县成立县议会，妄图收买民心，搞贿选，夺取领导权。革命阵营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主张搞议会政治，要枣阳县以钱岗镇为中心和国民*党**竞选。这时任继建就露出了真面目，暗示说我们*行游**、喊口号，会引起与民团的冲突。他接受任殿煌命令，出面代表民团和我们谈判，讲条件。
到七八月，选举还没有搞起来，河南唐河县的绿枪会就打过来了。绿枪会、红枪会都是当时贫苦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农民武装，一下就开来几千人，向民团要吃的、要枪支。为了做争取团结工作，我们就派*党**员参加绿枪会，堂弟黄冠群、黄冠英都参加了，堂兄黄奇泉参加了，还当了绿枪会的一个头头。
任殿煌吓坏了，就和襄阳驻军张联勾结起来，派了一团人把绿枪会打垮了，退回河南。据说黄奇泉后来一直在红九军二十六师工作。任殿煌赶跑了农民武装，叫任继建来找我，对我说，黄冠群手里还有枪，最好叫他自己交出来。我一方面赶快写信通知大哥，要冠群注意，防备任殿煌下毒手，我在信后特别写了一句话：“路边上的草，冬天终归是要枯萎的”，意思是*动反**家伙最后总是要垮台的。
另一方面，我看出来任殿煌一伙已经注意上我了，土豪恶霸是翻脸不认人的。为了防止意外，我向县委汇报了上述情况，恰好当时县委打算派我去武汉工人运动讲习所受训，因此我就离开钱岗镇，把支部工作交代给杨世馥。1927年春，我去武汉之前，接到过枣阳县委送来很多份*产党共**员入*党**登记表，钱岗镇小学不便存放，我只好把它们送到王大桥交给王跃先保存。
我在钱岗镇工作这一段时间，除开建立*党**团组织外，主要做了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工作。当地没有工人，我虽然在小资产阶级和小市民中做了些工作，但在工农群众中并没有扎下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