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杨广是隋朝的第二位皇帝，公元604年至618年在位，年号“大业”，统治中国14年。我们在批判隋炀帝奢靡无度，劳民伤财， 好大喜功之外，看看隋炀帝，这位年轻皇帝的功业： 平定南陈，一统天下，结束了自三国以来近四百年的战乱局面；开凿了世界第一长的隋朝大运河；开疆扩土五万里，建立了“过于秦汉”和唐宋的辽阔疆域；创立了影响中国后世千余载的科举制度；颁布了“无隔夷夏”的开放政策，促进了民族融合和华夏文明与外界的交流；东征西讨，令四夷臣服。
第一，完善科举制度。隋朝结束了自魏晋以来数百年分裂的局面，建立又一个大一统的王朝。隋炀帝的父亲隋文帝即位开始，就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三省六部制。隋炀帝在隋文帝基础上开科取士，确立了科举制的历史地位。科举制作为影响后世1300多年的封建社会人才选拔机制，隋炀帝的功劳可谓功不可没。
公元606年，杨广迫不及待的设置进士科，为朝廷输入新鲜血液，避免再次出现皇权旁落，贵族不断坐大的现象，这也标志着影响中国历史的科举制度正式诞生。这个事情极大的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是制度先进性的体现， 但是得罪的是整个门阀，将威胁到贵族士族的权利，现在从上到下，杨广都没有拥护基础了，最终被以关陇贵族为首的门阀集团*翻推**。
南方有士族，北方一样有门阀，只是不像南方盘根错节那么多年。当年隋朝的建立，与关陇贵族有不可切割的关系，所谓关陇贵族，就是北周时代确立的8位柱国将军，每个人都赫赫有名，很多人是我们都熟悉的历史人物：宇文泰、元欣、李虎-李渊的爷爷、李弼-李密的曾祖父、赵贵、于谨、独孤信-杨坚的岳父、侯莫陈崇。这八个世家纵横北方一百多年，西魏，北周，隋，唐严格意义上都是在这8家中来回争夺，他们为着共同的利益，崇尚军功，交替支持，有斗争也互相联姻，结成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中央的军事贵族集团。
这些对于传统贵族来说，都不是最要命的，真正要命的是杨广开启了一个时代，就是全新的政治结构的塑造，以科举制度选拔国家管理人才，这将彻底终结贵族们的权力世袭之路。我们要清楚一点，灭掉隋朝的*队军**，绝非农民起义军，而都是关陇集组织的贵族*队军**，李渊，李世民都是关陇贵族的代表。
第二，营建东都洛阳。大业初年，天下方定，京都长安城在从东汉后期到此时的近四百年中战火连绵，人口凋敝，民力维坚，从中原和江南调运粮食到长安，重山阻隔，陆路水路都极为不方便。隋炀帝杨广刚一继位，就做出了兴建东都、*都迁**洛阳的决定，在每月耗费200万役丁的前提下，只花了十个月，东都洛阳就宣告建成。洛阳，相对于长安，洛阳是天下之中，对河北、山东、江南等地有更有力的控制。
这一番动作，俨然是要把洛阳打造为一个固若金汤的超级大都市。那又怎么保证这座城市的后勤？需要粮食了就从外地运？在本地种？还是，修建大型粮仓慢慢储藏？显然，针对洛阳的地位和实况，杨广选择了在本地修筑回洛仓。回洛仓东西长1000米、南北宽355米，整体面积相当于50个标准足球场。整个仓内已知的仓窖有220座，但据推算总共应有700个左右。这确实是个庞大的工程，在当时可谓是难以想象的。
第三，开凿大运河。在交通不便的古代，水运是最方便的出行方式。隋炀帝开凿大运河，首先加强了对江南地区的控制，稳固隋朝的统治；其次，江南富庶而北方贫困，贯通南北水路可以转运南方的粮草到北方；同时物资*队军**的调配都需要有畅通的交通。 大运河的修建将北方的政治中心和南方的经济中心连为一体，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一千多年过去了还在造福着炎黄子孙。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为后期唐宋繁荣奠定了基础。 然而在动用数百万人修建东都的同时，又在六年时间内动用了数百万人来挖运河，不顾当时百姓的疾苦。
这项伟大的工程跨越地球10多个纬度，纵贯在中国最富饶的华北平原和东南沿海地区，地跨北8个省份，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大动脉，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巨大作用，是让后世王朝稳定的一项核心工程。
第四，开发西域。 隋炀帝杨广是历史上唯一到达西域的中原皇帝。 吐谷浑，本为辽东鲜卑慕容部的一支，西晋末，首领吐谷浑率部西迁，建立国家。东晋十六国时期疆域扩展到包括今天的青海、甘肃等地，占据了丝绸之路的要道。杨广即位后为了打通丝绸之路，重新控制西域，决定出兵吐谷浑，扫清丝路障碍。战事结束后，继续西巡到达张掖，西域二十七国君主与使者纷纷前来朝见，表示臣服。
第五，三征高丽。三征*句丽高**是隋炀帝杨广从公元612年到公元614年对*句丽高**进行的三次战争。三次均为炀帝御驾亲征。第一次东征，因隋炀帝指挥错误，隋朝遭遇惨败，损失惨重，隋朝国内开始发生农民起义。第二年正月，隋炀帝就开始筹划第二次东征，但因杨玄感叛乱而退兵。公元614年四月，隋炀帝第三次发动战争，*句丽高**国王遣使将去年叛隋投奔*句丽高**的斛斯政送还，隋炀帝班师还朝。
在当时，*句丽高**城池坚固，是对中原王朝的强大威胁，远征*句丽高**，是开启大一统王朝的必要任务，也是为了收复辽东地区的汉代时的固有疆土，而不是单纯的好大喜功。
可以说杨广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 在战略上做的几件事情方向都是对的 ，否则李世民，唐高宗，武则天，李隆基也不会接着干，但奈何眼高手低，过于急躁，最后功败垂成，被关陇集团反扑。
先看开科取士这件事情。 杨广干了，李世民也在接着干，因为不这么干，最终君权必然再次旁落。科举制度的确立最终明确了当时先进的管理制度，杨广对中国的影响，也远胜于前两件，直接将中国政治制度从隋唐开始有了一个明确的分界点。
再看征讨*句丽高**。 到了唐太宗时期，李世民也屡次攻打*句丽高**，非要打下来不可，一直到公元668年历经大半个世纪最终搞定了这个事。
再看东都洛阳的继续营造和大运河功能的发挥。从唐高宗继位之后，大运河的运转更加重要，真正成为了唐帝国经济命脉。为了缓解关中的经济与粮食危机，唐高宗重新采用两都制，将洛阳定为帝国的东都，一遇到关中出现供给不足时（特别是灾年时期），上自皇帝天子下至各级政府官吏都东迁到洛阳办公，这一行为被称为“就食”。经过唐玄宗时期的漕运改革之后，运河的运量得以迅猛提升。关中作为帝国政治军事中心，已不必将洛阳作为长安的粮仓，而是将其作为运河的关键枢纽，与南北经济中心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正是在开元盛世的时期，唐帝国以运河作为纽带，将各地区统筹结合起来，真正凝聚了一个坚固的整体，国力登峰造极，大运河也随之而走向自身的极盛时期。
由于洛阳良好的地理位置（位于南北经济要冲），又逐渐成为南北运河漕运的物资集散中心，故此其经济地位愈发重要。而随着政治中心的再次东移，洛阳的开发达到新的高度，凭借着良好的经济水平和源源不断的运河物资，在唐高宗时期，洛阳的发展就已经超过了长安。甚至在武后统治时期，洛阳真正成为了帝国的首都。这样一来，政治军事重心东移，通过运河起有能与经济重型紧密联系，这让诺大的唐帝国能名副其实的凝聚成一个坚固的整体体，使自贞观之治以来有所下滑的国力得到了恢复。
再看西域的经营。唐朝经营西域长约一个半世纪，凭借其强盛的国力在西域地区逐步建立起较为坚实的统治。这一时期丝绸之路人员往来异常活跃、中外经济文化交往十分频繁。而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文化在西域的广泛传播，使得当地民众对中原王朝的政治认同能够长期维持，为当地的中华文化认同奠定了十分重要的文化心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