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海拾贝人a
编辑|史海拾贝人a
●○前言○●
顾恺之是中国古代著名的人物画家和理论家，他的画论《论画》对于绘画理论具有重要意义。他在绘画中提出了身体美学观念，强调将身体作为审美对象，并探讨与身体相关的审美现象。
他的身体美学观念受到魏晋玄学和佛学的影响，通过分析顾恺之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到他强调“传神写照”和“骨法”，追求人物形神兼备的审美标准。顾恺之的身体美学对于魏晋时期以及整个中国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身体美学作为一个学科，最初是由美学家理查德·舒斯特曼在其 1999 年发表的论文《身体美学:一个学科提议》首次提出，并引发大批学者的研究兴趣。近二十年来，关于身体美学的基本理论以及中西思想文化中关于身体美学的论述都取得了丰硕成果。
在舒斯特曼的身体美学观点中身体是个人世界的中心，人的身体意识是由不同的文化所塑造的，故而在不同的文化中，身体意识会有不同的表达形式，所以身体美学不仅涉及身体的外形美还涉及知觉以及精神体验的内在美。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混乱、社会痛苦但精神自由、富于智慧的时代。由于汉代统一帝国的崩溃，儒家思想危机和庄园经济的兴起，魏晋时期形成了新的身体观念，注重个人才能和品貌，追求自由独立。
魏晋绘画及画论反映了当时士人的思想观念和审美趣味。顾恺之是代表人物，他的作品体现了魏晋士人的风度和个性。《论画》是对魏晋画作的评论，突显了作者的评判标准和审美观念。
●○形成背景○●
要了解顾恺之的身体美学观念及其意义，首先需要了解魏晋时期的社会背景和对士人思想观念的影响。魏晋南北朝的美学观念是在继承先秦、汉魏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但由于汉末的大*乱动**和汉帝国的崩溃，魏晋时期的士人处于不同的社会环境，因此形成了与前代不同的身体美学观念。
顾恺之所处的社会背景
随着西汉和西晋政权的崩溃，中国社会陷入长达三百多年的分裂混战时期，不断爆发战争以争夺权力。这导致社会陷入极端动荡，大规模战争带来的人员伤亡、瘟疫、饥荒和自然灾害等破坏了整个社会。
据记载，仅在西晋几十年间就发生了16次大规模瘟疫。这些频繁且持续的灾难给社会带来巨大恐慌，人们长期生活在死亡阴影下，因此开始思考人的存在和价值，更加关注自身的身体，珍惜生命。
由于频繁的战乱和灾害，世家大族为了自保和避难，在各地建立庄园堡垒，并组织武装农民。失去土地的农民流离失所，不得不依靠世家大族的庇护成为他们的佃户。*亡流**的农民通过世家大族的庇护重新与土地结合，有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从政治角度来看，各个割据势力为了建立统一政权并巩固统治，必须争取这些既有*力武**保护又有经济支撑的世家大族的支持。因此，魏文帝曹丕废除了持续了两千多年的自上而下的察举制度，实行了考虑出身门第的九品中正制。在这种背景下，门阀大族的政治地位逐步形成。
在具备参与政权的世家大族中，个人的智慧和才能变得最为重要，而不再像汉代那样只注重儒学的修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对士人才能和智慧的评议变得非常重要，逐渐演变为对人物的品评。人物的相貌、才情、风度等开始受到关注，这体现了身体美学中对人身体本身的关注，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
汉代政治瓦解，九品中正制取代察举制度，导致儒学信仰危机加深，玄学逐渐代替传统儒学。士人们不再将天下视为己任，也不再将山水视为消遣，而是意识到喜爱山水是人类内在需求和本性的体现。他们敢于坦然地追求和放纵对山水的热爱，将其视为挑战社会和实现个人生命意义的重要标志。
转向玄学的名士专注于探索人生存在的意义，超越现实束缚，回归个人本心。这标志着中国哲学史上的重大转变，从宇宙论转向本体论，其核心问题是追求理想人格的本质。在这种玄学思想的引导下，追求个人独立和精神自由成为魏晋时期士人共同追求的目标。
他们审美的对象不仅仅是人的外在形体，更注重人的内在精神状态，如在魏晋时期的许多文学和艺术作品中，品评人物时不仅提及其外貌和身体，更关注其神韵和气韵等与内在精神相关的方面。
儒、释、道思想对顾恺之的影响
顾恺之受到多种思想的影响，包括道家、玄学、儒家和佛教。他引用嵇康的诗表达了对超脱物外的精神境界的追求。他的画论《画云台山记》涉及与道教相关的云台山，反映了他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同时，他也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他的画作《女史箴图》宣扬妇女应遵循儒家伦理规范。
在《论画》中，他用美和善来描述作品，这同样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此外，顾恺之还接触佛教思想，如曾在瓦棺寺画维摩诘像。作为一个集合了儒家、道家、玄学和佛教思想的艺术家，顾恺之的身体美学观念形成于超脱精神、天人合一和冥思等思想的影响之下。
●○形神兼备身体美学观念的内涵○●
正如舒斯特曼所言:““身体美学’不仅因为它符合“美学’一词的标准对译，也不仅因为身体美学同样涉及身体的外在美和形体美，而且也因为它是能同时包括身体知觉和体验内在的美。我们能够获得和谐、平和、有力和宁静的身体体验;即使我们的身体没有那么的外在美，我们也能够体验到身体意识的这种美。
这一观点，正与顾恺之的身体美学观念相契合，如我们所知，晋人重视身体姿容之美，品评人物常直接描绘人的外貌，虽然这种对人的形体、容貌、语言、动作等的关注是对人身体的外在美和形体美的重，，但这种重视只是魏晋士人审美观念的表层表现，魏晋士人所认司的姿容之美其实是指“质而不陋、清朗有神、举止风雅”等。
顾恺之在《论画》中不仅仅关注画中人物的外在形象的刻画，还关注人物内在精神气度的传达，强调外在形象刻画的准确性与内在精神的和谐统一。探究之下，不难发现，这种追求外在形体美与内在精神协调统一所表现出来的姿容之美恰是追求和谐的身体体验的呈现。
传神写照:重神
“形神”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美学上的重要问题，历来受到重视。“形”与“神”的关系辨析也成为探析“形神论”的关键。魏晋以前，“形神”作为哲学问题被探究，“形”指人的躯体，“神”指形体所寓居的精神。
直至魏晋时期，形神与艺术、美*联学**系起来，成为绘画理论中的一个根本问题，也成为美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范畴。人们对于“神”的理解，也不仅仅作为与“形”相对立的精神概念而是将其与内在的精神自由联系起来，作为一种具有独立审美意义的人的精神，它强调人作为感性存在所具有独特的神韵。
顾恺之在其《论画》中提出“传神写照”的概念。“传神”原本是佛教上的用法，指已死的“前形”将他的“神”传达给已生的“后形”；在恺之这里，则指画家将所画的人物的“神”传给纸上所画的人物的“形”。和“传神”有关的“写照”的概念，也与佛理中所说的“照”的概念有关，“写照并不仅仅是肖像画的意思，而是要写出人的神妙的精神、智慧、心灵的活动。
故而，“写照”与“传神”。显然都表现出重“神”的观点，这里所强调的“神”并不是一般意义上所指的精神，而是指人整体的神韵、气度，是一种审美意义上的人的独特、自由个性的体现。如《论画》中顾恺之评价《小列女》:“小列女面如恨刻削为容仪，不尽生气，，又插置丈夫支体不以自然。
”顾恺之认为对画作人物的容貌刻画得过于精细，而没有将人物的袖气表现出来:又如:“壮士有奔腾大势，恨不尽激扬之态”;“东王公，如小吴神灵，居然为神灵之器，不似世中生人也”；“美丽之形，尺寸之制，阴阳之数，纤妙之迹，世所并贵，神仪在心”。
这些点评，都将画作是否表现出人物整体的精神状态作为重要的标准。正如《世说新语·巧艺》中写道:“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婕，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尽在阿睹之中”。眼睛自古以来都被视为传达心灵的媒介，常和人的精神联系在一起，顾恺之画人“数年不点睛目”，认为“四体妍婕，无关妙处”，眼睛是“传神写照”之根本，体现出其对人精神、心灵的重视。
尚形似
从顾恺之在其画论中提出“以形写神”和“传神写照”等概念，可看出他对于“神”的关注，然而，顾恺之强调“神”并不意味着他忽略“形”。
从对作品的评价来看，顾恺之其实重神而不轻形，即追求“形神兼备”的审美标准。如他在《论画》如顾恺之评价《小列女》:“然服章与众物既甚奇，作女子尤丽衣髻，俯仰中，一点一画，皆相与成其艳姿”。体现出顾恺之注意到所画人物的服饰之美，且提出服饰之美与姿容之美相得益彰。
又如:嵇轻车诗作啸人而似人啸，然容悴不似中散。提出对于嵇康人画的像，可惜却将人物面容画得过于憔悴，不像嵇康一样优雅、自在。
此外在《画云台山记》中顾恺之提道:“画天师瘦形而神气远”；以及在《魏晋胜流画赞》中提到的“以形写神则空其实对”等观点都强调画作表现人物“形”的准确性。
“骨”作为人体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魏晋这个品评人物之风盛行的时代，自然会作为重要的评判标准。古人以骨相人，有“骨相说”“相由心生”等论说，认为人的内在精神气质会通过外在形貌表现出来。无论是以评鉴人物著称《世说新语》或是其它艺术领域都可见到许多用与“骨”相关的词语。
顾恺之在《论画》中就多次使用与“骨”有关的词汇，如“周本纪，重叠弥纶有骨法“伏羲神农，虽不似今世人，有奇骨，而兼美好“汉本纪，季王首也，有天骨而少细美”“孙武必大苟首也，骨趣甚奇”“醉客必作人形骨，成而制衣服慢之，亦以助醉神耳，列士有骨俱然蔺生，恨急烈不似英贤之慨”“三马隽骨奇”等中所用到的“骨法”“奇骨”“天骨”“骨趣”，作为评价画作的标准，本身就体现着作家对于人的身体本体的关注。
●○结语○●
顾恺之的身体美学观念是在魏晋独特的时代背景之下形成的，他所提出的“尚形似”“传神写照”“迁想妙得”表现出顾恺之突破前人思想，开始将形神作为和谐统一的对象应用到美学领域，是中国传统美学观念的一次重大转折，体现了对人解放的要求和对自我生命之美的发现，标志着中国士人主体意识的进一步形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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