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派老画家毕沙罗曾撂下过一句狠话：“要想推进艺术创新，就必须烧掉卢浮宫。”——有人说，毕沙罗说这句话时，脑海里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安格尔一类的“老古董”。
安格尔生于1780年，他生活在法国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9岁时法国大革命爆发，亲眼见证了三次革命，经历了君主政体、共和政体以及帝国政体的更迭交替，同时这也是工业革命在法国扎根发芽的时期，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发生着变革。但时代的动荡不安从未在他的画中得到表现。
安格尔自画像
安格尔有自己一套纯粹而固执的世界观，他认为那种“要创新，跟上时代步伐”的论调是一种“荒唐的格言”，艺术之美是永恒的。他说：“难道客观自然在变吗？难道光和空气变化了吗？难道人们内心的喜怒哀乐、激情与荷马时代有什么不同吗？‘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假如我的时代不公正呢？如果我的邻居作恶，难道我也要去作恶吗？”
同属于新古典主义，安格尔其实与老师路易·大卫很不同。大卫热衷政治，曾是雅各宾派的坚定追随者，大革命期间两次被捕入狱，险遭杀身之祸，直到督政府颁布大赦令才重获自由。晚年时因为拥护拿破仑，1816年被波旁家族以弑君罪放逐出境。大卫画过不少直接以资产阶级革命中的英雄主义为题材的画，比如最有名的《马拉之死》。而安格尔远离政治漩涡，谁当权都可和谐相处，为拿破仑画像，为波旁家族画宗教画，为各派不同主张的名流画肖像。诸多统治者中，要论的话，安格尔最衷心拥护拿破仑三世。越是世事激荡，安格尔越沉溺个人世界，1814年俄国大炮从蒙马特尔高地开火时，他正忙于《大宫女》的创作；1848年革命激烈进行，巴黎街头躺满染血的尸体，他异常平静地画出《海中升起的维纳斯》，又是最远离现实的优美人体；除了1830年七月革命时，他唯一一次和艺术家们自发到卢浮宫守卫一夜，保护珍藏。
《海中升起的维纳斯》
在世时，安格尔已被看作是古典主义大师，享尽殊荣。1841年，他在罗马的任期已满，巴黎各界400多位达官贵人与艺术名流组织参与大师的欢迎晚宴，傲娇的安格尔这才如同凯旋一般重回巴黎。1855年巴黎举行世博会，为说服安格尔陈列他的作品，世博会为他一人安排了专属展室，最后69幅大作济济一堂（普通画家最多展出三五幅），安格尔的声名达到人生的巅峰。个人生活方面，发妻病逝后，1852年72岁的安格尔再婚，迎娶了小30岁的第二任妻子。一切都令人心满意足。
生命最后十年，安格尔安于享受世俗的人间烟火，艺术上重绘曾经的得意之作，或是用拼接的手段再创作。《泉》和《土耳其浴室》是晚年的两幅代表作。前者不属于任何人的约稿，一看就是《海中升起的维纳斯》的翻版，姿态几乎一致，眼神也是一样的空洞莫测——没有忧愁也没有欲望。画中的裸体少女不带丝毫挑逗的意味，人体布光用的是均匀的平光，如同大理石般光洁平整，“没有一根不协调的线能够破坏整体的和谐”。恰如有学者所评价的，安格尔剥去了身体的感官色彩，肉体的细节抽象成了形式的共性，所以情色升华为美学，人体代表着最纯洁高贵的美。
《土耳其浴室》
《土耳其浴室》仍是对东方情调的想象，仔细辨认，你会发现众多安格尔早先画作中的形象姿态，就像写文章不断引用自己曾经的名句。圆形构图最为人称道，常被解读为有如钥匙孔中窥视到的令人头晕目眩的香艳场景。画面还是安格尔式的混乱空间关系、突兀的布光、不当的透视效果，但就复杂程度来说，这幅裸体画的各种姿态，超出了他的以往任何同类题材作品。有意思的是，这幅画后来成了安格尔引发最多研究分析的作品，形式分析、女性主义视角出发的社会政治分析、由弗洛伊德、拉康等大师理论出发的创作心理分析等等，不一而足。
最后的最后，安格尔将1827年的名作《荷马礼赞》重画了一幅，比原画大了不少，人物数量增加了一倍（82位），充分展现这位古希腊诗人在文化艺术领域的子嗣繁荣不绝。安格尔将老师路易·大卫画在了前排中央，正在凝视圣殿墙上的铭文，他右侧祭坛后有一个戴着花冠的小男孩，正羞涩地向外张望，脸孔就是安格尔本人。在85岁时，安格尔终于觉得自己具备位列荷马后辈的资格。
安格尔于1867年去世。此时库尔贝早已带领写实主义风生水起，马奈刚展出过引爆评论的《草地上的午餐》，印象派呼之欲出，艺术的现代性趣味再过几年将势不可挡。安格尔在写实的样式中做着变形处理，这点被不少先锋艺术所吸收。马蒂斯《生活的欢乐》对安格尔《黄金时代》的借鉴，毕加索为女作家斯泰因创作肖像时对《贝尔坦先生》的参考，《土耳其浴室》对《亚威农少女》构图、姿态的明显影响等等，都是有据可查的案例。还有学者将安格尔视为抽象表现主义的祖先。而安格尔画作中的女性身体，更成为现代派艺术家戏仿的素材来源，至今方兴未艾。
“进化论”并不适用于艺术领域，应该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艺术。安格尔代表着艺术史上的一种美学与实践，在古典传统范围内探索永恒价值。他，做到了某种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