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5月18日，《广州日报》刊登了题为“*共中**志愿军某部委员会追认袁孝文烈士为中国*产党共***党**员”的文章。文章写道：
“朝鲜前线16日电：2月8日晚上8点，敌机在朝鲜北部某地铁路线上投下了大量*弹炸**，当时铁道兵某部班长袁孝文冒着敌机的轰炸去铁路沿线检查线路情况，他在摸着铁轨前行的时候，不幸被一颗*弹炸**炸断了右腿。但是他从昏迷中醒来以后，想到的不是挽救自己的伤势，而是使开来的列车不受损失。他拖着一条腿向前爬行。“
“当他爬行了50公尺，第二颗*弹炸**在他身边爆炸，又炸断了他的左腿。但仍然不能削弱他的顽强意志，他拖着两条断腿又继续爬行了50多公尺，因为流血过多，终于昏倒在铁轨上……”
“当他被战友抬回去急救的时候，他对连长说：‘不要为我担心，为了祖国和朝鲜人民，我牺牲了也是光荣的。’他用微弱的声音唱起了‘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革命战争考验了我，立场更坚定。’慢慢闭上了眼睛……”
还有一个类似的故事发生在解放后的上世纪90年代。
1995年6月4日中午，被誉为“军中保尔”的南京炮兵学院自行火炮研究室大校教官张战平，正在自行火炮专业教室加班，突然被“轰”的一声巨响震昏了，几分钟后当他被身上多处剧痛疼醒时，第一感觉就是左眼一片黑暗。
他勉强睁开右眼，这才发现右腿膝盖以下已经全炸飞了，伤口正在汩汩地向外冒着鲜血。血染红了周围的白墙，淌了一地。闻声赶来的十中队的学员看着满地的鲜血和血肉模糊的他都怔在了那里。“快！快给我止血！”“怎么止？”年轻的学员不知所措。“撕衣服，扎大腿。”张战平大声地提醒着学员。大家赶紧脱下背心，撕成条，扎住了他的大腿动脉……
下午两点，当学员们将张战平送至解放军83医院时，张战平已经失血过多昏了过去。脸苍白如纸，豆大的汗珠一滴一滴地滑落，脉搏极其微弱，医生已经无法量到他的血压，在场的人都担心他能否熬过这段生死徘徊的关键时刻。突然，张战平睁开了眼睛，轻轻说了句：“给我唱歌！”微弱而清晰的声音令大家一惊。“唱什么歌？”十几名学员一起问。“唱《我是一个兵》！”
“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革命战争考验了我，立场更坚定……”满含深情的歌声响起来了，歌声飘扬着，传出了门诊大厅。医生们来了，护士们来了，病人们来了。大家围拢在这位血肉模糊的军人身旁，目睹着这一幕可歌可泣的人间壮举，一种撼天动地的情怀震撼着每个人的心。
唱着唱着，学员们的眼里噙满了泪花，围观的很多人已经是泣不成声。这时，医生们惊奇地发现，歌声响起后，张战平虽然又昏了过去，但他的嘴角竟然挂着一丝微笑，而扎在他手上的血压针竟也奇迹般地出现了读数，心脏甚至开始有了正常的搏动……
经过7次大手术，张战平奇迹般地活了过来。但是永远地失去了一条腿、一只胳膊、一只眼、一根手指和两耳鼓膜。他没有躺下，现在他不仅站了起来，而且可以工作，可以开坦克。他说：“是《我是一个兵》给了我坚强的意志和巨大的生命力量！”
《我是一个兵》的震撼力量，不仅回荡在战士们的心里，而且也深深扎根在人民的心中。
在福建省惠安县崇武古镇西边的西沙湾畔，在波涛汹涌的台湾海峡的上空，几十年来，总是回荡着一首铿锵有力的歌曲——《我是一个兵》，这首歌是从沙滩上一座庙里传出来的。这是一座“解放军庙”，庙前有一个纪念碑，纪念碑的正面刻着“烈士纪念碑”5个金色大字，背面是叶飞将军亲笔题词“为了人民死得光荣”。还有几块碑上镌刻着解放军战士救老百姓英勇献身的经过。庙的正殿供奉着解放军官兵的雕像，他们身穿草绿色军装，神采奕奕，端坐于庙宇。神龛正上方挂着“英烈二十七君”大横匾，下方写着“解放军烈士”的牌匾。
事情是这样的：
1949年9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叶飞兵团的官兵来到西沙湾，准备参加解放金门、厦门的战役。上午9点，几架蒋军的飞机突然出现。当时，曾雅兴的母亲在地里除草，曾雅兴在海边玩贝壳，敌机开火了，战士们立即回击。顿时，敌机的啸叫声和战士们向敌机开火的*弹子**声连成一片。曾雅兴被眼前的情形吓呆了，只知道哭着叫妈妈。敌机一路扫过来，眼看就要到曾雅兴的面前了，一名战士飞快地向她奔来，喊：“小姑娘，危险！”抱起她向海堤内奔去。机枪的*弹子**追随着他的脚步一个劲儿地炸，溅起一片片飞扬的尘土。就要到海堤边的一刻，战士用力把她推了过去。隐蔽在海堤内的5名解放军战士马上扑过来，把她护在身下。这时，一颗*弹炸**落了下来，只听天崩地裂一声巨响，她两眼一黑就昏死过去了。再等她醒来时，扑救她的那5名解放军再也没有醒过来。她哭啊叫啊，她妈妈也哭叫着奔来，她们在解放军遗体前久久地跪着。
西沙湾的海滩又恢复了平静，只是多了个大土丘和一个12平方米的小屋，丘下面埋着的是在海滩牺牲的27位烈士，小屋是为烈士们供奉上香用的。
后来，曾雅兴的妈妈去了新加坡，她自己留了下来，她要用一生来陪着救她命的解放军烈士，她和一位解放军连长结了婚。他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为解放军建座庙，由于资金有限，这个心愿到1993年才付诸实施，她拿出了积攒了十几年的5万块钱，并把母亲留给她的金银首饰都卖了，甚至把地契也压了进去。她的行动打动了所有的人，全镇的人民都伸出热情的手，在不到万人的小镇内，竟然募集了60万元资金，镇政府也为她无偿划出一块近千平方米的地皮。
庙建成后，曾雅兴每天早上6点钟准时起床，将供奉在英烈像前的二十几个茶杯清洗一遍，斟上茶，点上香，打开录音机，一曲高亢的《我是一个兵》的歌曲响彻在辽阔的台湾海峡，告慰着烈士不朽的英灵。几十年来，无论刮风下雨，无一天间断。来往的人们无不为之动容。
我们的战士，我们的人民对《我是一个兵》充满了寄托、期待的感情。就连身经百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徐海东大将，对《我是一个兵》也是情有独钟。在大革命失败后，他被迫离开家乡，夫人被国民*党**抓进大牢，全家60口人被残忍杀害。3岁的女儿徐文金被三伯父用箩筐挑着连夜逃走。革命胜利后，身在农村的徐文金找到了父亲，求父亲给她在城里安排个工作，但父亲没有答应。
1970年3月25日，徐海东逝世于郑州。临终时刻，他颤巍巍地拉着从湖北大悟县新城镇灿金套村赶来的女儿徐文金的手，滴下了歉疚的泪水：“我这一辈子，对不起你们这些孩子……”徐文金早已泣不成声。平时很少听音乐的徐海东，忽然提出要听歌曲《我是一个兵》。伴随着“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的歌声，将军听着听着，一行泪水涌出了眼角，老人溘然长逝。
以上故事只是那个英雄辈出年代的几朵小花，《我是一个兵》作为凝结着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的坚定信念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歌曲，它的产生是时代的需要，它代表了人民的心声。
作者：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