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城新闻网讯（通讯员 俞正阳 记者 熊曙光）拍摄于1961年的红色经典影片《51号兵站》，其情节如今仍让很多影迷记忆犹新。上世纪40年代，一群勇敢智慧的地下*党**员在日伪统治下的上海奉命组建“51号兵站”，为苏中根据地的新四军筹集各类物资，在严酷的环境下同狡猾的日寇进行了一场场无声的较量……鲜为人知的是，电影演绎的情节在历史上曾经真实发生，其间所发生的故事相比电影更加惊险残酷。近日，随着钟楼社区一位88岁的抗战亲历者向我们回忆起当年自己在上海参加地下斗争的经历，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在70年后又渐渐浮出了水面。
民族危亡之际他毅然投身抗争
在钟楼社区螺丝浜的一处老新村里，我们见到了今年已是88岁高龄的石英老人，虽然年事已高，但说起话来中气十足，举手投足间透着一股军人的豪迈，看起来精神非常不错。通过屋子简单的装修和陈设以及老人朴素的衣着，你根本看不出有什么不同寻常。然而，在老人的脑海深处，却珍藏着一段极不平凡的经历，即使是在70年后的今天，老人对自己当年亲历的一幕幕依然记忆犹新。
据老人介绍，他本名石徽龙，出生在当时号称“十里洋场”的上海滩，1941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当时的江苏省立上海中学，当时的上海已经沦陷，日寇的统治让这里处处弥漫着血腥和恐怖的气氛。就在当年的12月，日寇悍然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随即爆发，上海的局势变得更加恐怖和紧张。“上海刚沦陷那会，日本鬼子还管不到英美等国的租借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鬼子和全世界为敌，把英美租借也给占领了，凶焰越来越高，对百姓的压迫和统治也变得更加残酷。”石英回忆说，在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日伪势力不仅全面控制了这里的行政、经济、物资，更把魔爪伸向了教育、文化机构，妄图“接收”江苏省立上海中学，学校的爱国师生与敌人斗智斗勇，把江苏省立上海中学改名为私立沪新中学，让日伪的图谋最终未能得逞。“在1938年到我入学的1941年，学校的地下*党**组织被敌人破坏得很严重，日伪以各种借口和名目开除大批师生，并开始大肆搜捕地下*党**员，在日伪的高压之下，一些同志被迫撤离和隐蔽起来，到1941年，学校只留下了一名地下*党**员继续潜伏从事地下抗日斗争。
“最后坚持留在学校的那位同志名叫钱李仁，他潜伏得非常隐蔽，当时并没有引起日伪的怀疑，他于是留在了学校，继续发展*党**员，向师生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回忆起当时严酷的斗争环境，石英至今仍感觉紧张。出于对日伪的痛恨以及激烈的民族家国之情，1943年1月，当时只有16岁的石英毅然宣誓加入了中国*产党共**，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投身于地下抗日斗争。“我们学校一直都有着爱国进步的传统，*党**组织的力量很强大，虽然经过敌人的破坏力量大为削减，但是抗日救国的思想还是在很多学生心中深深扎下了根，大家抗日的情绪都很高涨。我大哥石敬诚有位同学名叫楼庭芳，也是潜伏在上海的地下*党**员，我就是通过他接触了*党**的地下组织，从1942年开始接受*党**组织的教育和培养。当年年底，组织同意将我发展为正式*党**员，楼庭芳就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为防止敌人搜查，我用毛笔蘸着粥汤在学生笔记上写下了入*党**申请书，并于1943年1月在楼庭芳家里面对*党**旗作了庄严的宣誓。”回忆起这一段经历，老人激动难平，为我们哼唱起了当时在学校学会的抗日歌曲“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沙哑的嗓音中透着雄壮。据老人回忆，他在地下*党**组织学唱过很多革命歌曲，有苏联的军歌，也有宋代名将岳飞的《满江红》这些歌曲在那个黑暗的时代都给了他和同志们无穷的精神力量。
与日伪的暗战让他经历九死一生
加入*党**组织后，石英回到了原来的学校开展地下工作。到了1944年暑假，*党**组织在学校重新建立起地下*党**支部，支部书记名叫魏静嘉，石英是当时三个支部委员之一，主要负责团结广大师生学生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培养和发展组织的新生力量。当时面临的环境却异常艰苦，日伪由于害怕*党**组织在学生中传播抗日救亡思想，下令学校禁止开展一切集体活动。学校*党**组织于是就利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等宗教组织为掩护，组织群众参加读书会、足球队、篮球队、歌咏队等团体，暗地里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并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海鸥团，吸收了很多爱国进步青年，当时的很多团员后来都成为了抗日救国和争取民族解放的积极分子。据石英回忆，当时*党**组织通过各种途径在群众中开展抗日反汪活动，团结了大批青年，与此同时，地下*党**组织的力量也在不断增强，到1945年，私立沪新中学*党**组织由1941年的1人发展到了30多人，经由石英培养和发展的*党**员就有三名。
在日寇的眼皮子底下开展抗日斗争，随时随地都要面对意想不到的危险。在石英身边，不时有同志和进步青年被日伪逮捕和杀害，失去同志的悲痛，更激发了石英和敌人斗争到底的决心和勇气。“干地下工作不同于在战场上和鬼子拼，我们靠的是智慧和冷静。为了保护每一个*党**员同志，组织制定了严格的纪律，每一位地下*党**员必须严格保守组织的秘密，在活动中保持单线联系，随时都要做好被捕甚至是牺牲的准备。”对于那段岁月，石英形容为把脑袋提在手上干革命，为了最大限度保证自己和同志们安全，他在工作中尽可能做到谨慎再谨慎。“每次接头，都有很多注意事项和暗号，比如说到一位同志家和他联络，我首先要先站在楼下看他家的窗户是开着还是关着，窗台上有没有放花盆，这些都是在向我传递信息，一旦情况危急，他也会及时向我作出暗示，使我避免被捕。”石英说，当时的地下*党**员非常英勇，为了救民族于危难，不惜潜入敌特机关的魔窟，当时上海的梵王渡路76号，是臭名昭著的日伪特务机关所在，很多抗日志士都牺牲在那里。日伪为了吸收谍报人员，有时会以招收“学员”为名吸收特务人员，石英也根据组织的安排参与过招收“学员”的考试，虽然最终未能如愿打入敌人内部，但这份舍生忘死的勇气却令今天的我们闻之动容。
沦陷区的地下抗日战线看似没有硝烟，其实与抗日战场密切相连。为了对付我敌后抗日武装，狡猾的日寇实施了严密的经济*锁封**，不让任何物资流入解放区。为了支持苏中解放区的抗日斗争，上海地下*党**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便是突破敌人的经济*锁封**，为新四军筹集运送棉布、纸张、药品、生铁、钢管等军需物资，支持敌后武装斗争。“当时在上海的同志们以商行为掩护，为新四军筹集物资。当时我年纪还小，主要负责一些外围的联络工作，日伪特务机关对我们查得很紧，随时都面临着暴露的危险，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和敌人斗智斗勇。”石英回忆说，建国以后，上海电影制片厂根据当年他们的故事，拍摄了抗日谍战影片《51号兵站》，让这段惊心动魄的地下抗日斗争为大家所知。
黎明前的黑暗让他刻骨铭心
1945年8月15日，日寇宣布投降，当时的上海滩充斥着各种势力。在国民*党**九月份接收上海前，这里仍在日伪的统治之下，*动反**分子蠢蠢欲动，仍想对我地下*党**组织和进步群众作最后的反扑。根据上级*党**组织的安排，石英所在的上海地下*党**组织开始积极联络和发动群众，准备迎接新四军解放上海。*党**组织于是决定恢复上海学生抗日救国协会的活动，该协会成立于1937年，是上海一股重要的地下抗日力量，1940年，由于形势紧张协会被迫停止了活动，直到1945年重新恢复活动。协会主要由石英所在的私立沪新中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大同大学、上海中学、南洋模范中学等7所当时上海7所主要学校的进步青年组成。石英当时受组织委派，作为沪新中学的代表参加了协会，白天前往各所学校进行爱国宣传，传递革命进步思想，动员广大师生迎接新四军。晚上他和协会的爱国青年们开会商讨相关事宜，当时的上海依旧危机四伏，石英他们面临着各种危险。他清楚地记得，一次中华职业学校的几名同学上街发放关于欢迎新四军的传单并张贴标语，被上海的伪警察所逮捕，虽然后来经过*党**组织的多方营救，这些进步学生最终被释放，但上海的地下*党**组织的活动还是在一定程度下暴露在了敌人面前。那段时期，国民*党**的“三青团”势力在上海也很活跃，对地下*党**组织的活动造成了不小的威胁，石英本人也一度被一名“三青团”分子暗中跟踪调查，情况变得更加危急，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石英离开了原来的学校，来到上海提篮桥警察医院当出典，算是暂时隐蔽起来逃过了敌人的侦查。1947年年底，石英已经在上海整整潜伏了5个年头，为抗日救亡斗争和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也就在那一年，他被组织调往苏中解放区，在那里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参加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
1978年，从戎30年的石英转业到苏州，在建工系统工作，在望星桥南图的螺丝浜一住就是近40年。由于视力不济，石英老人如今已经很少出门，他每天的生活平淡而简朴，和结婚61年的妻子吴騄相濡以沫。对于过去的往事，石英一般也很少提及，只是每当想起曾和自己并肩作战，却不幸牺牲的同志和战友，老人有些浑浊的眼中再也抑制不住涌出的热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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