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空间与左翼想象
作为旅行者，如果以按图索骥的方式在上海寻找探访目的地的话，地铁与轻轨系统可算是最好的标示方式之一。沿着轻轨三号线一路北行，过上海火车站不久就是东宝兴路站和虹口足球场站，两站间隔不过2-3分钟，列车快速掠过脚下的水泥森林，假如不是为着特殊的寻访目的，旅行者一般不会留意到隐藏在高楼大厦缝隙里的灰红色的砖瓦里弄以及由它们所贮藏着的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文化讯息。
出东宝兴路轻轨站，脚下就是一条名为俞泾浦的河道，这条河道与苏州河一样都通往黄浦江。俞泾浦北岸跟河道平行的一条小路叫横浜路。横浜路其实就像一个里弄菜场，卖炸货、烧饼和卤肉的摊子一个个排下去，生活的味道扑面而来。一个水果摊快要摆到了街心，巡查经过的片儿警式的城管员在用商量的口气跟小贩拉扯：“侬晓得伐，出了啥子事体，阿拉日子都弗好过……”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上海还是老样子，只不过伴随着城市发展的脚步，这种里弄空间越来越多地被方格子公寓和城市巨无霸所挤占掉，而横浜路上的熙熙攘攘多少能让人找到一点时间回流的感觉。东横浜路35弄就是曾经在1930年代前后汇聚左翼巨擘的景云里。根据上海地方志记载，景云里建于1925年，由3排坐北朝南的3层砖木结构石库门楼房组成，目前可以看到的景云里已经拆掉了很多，并用施工围栏遮挡起来，现在景云里通向多伦路的是一条由鲁迅、陈望道、茅盾、叶圣陶、瞿秋白、冯雪峰等人的“脚印”连缀起来的小道，不过粗糙的水泥砌成的脚印总让人感觉到刻意仿照的痕迹，倒不如小路边上一棵一人合围、枝丫朝天的老树枯木，可使人在时光恍惚中发出诸如“古木犹在，斯人已逝”般的感喟。1927年10月，鲁迅由广州来上海后没几天就搬入景云里，在景云里住了大约两年零七个月，周海婴就是在此间出生的。鲁迅来景云里的原因，大概是考虑到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三弟周建人住在此处，往来比较方便些；同时因为商务印书馆和文学研究会的这层关系，《小说月报》同人也汇集于此，与鲁迅彼此相熟：沈雁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栖身景云里三楼的一处房间，在此期间用“茅盾”的笔名写作了“蚀”三部曲；接替郑振铎主编《小说月报》的叶圣陶1927年5月迁入景云里，一直住到1932年春天——他们都是周建人的邻居。1928年2月，沈雁冰离开景云里前往日本避乱，他住过的地方就让给了冯雪峰；柔石则在1928年10月间入住景云里，并在周建人家搭伙；1927年11月至1928年2月间郭沫若也曾经隐身于距景云里不远的多伦路201弄89号（原窦乐安路110号）。鲁迅在景云里期间，除了茅盾、叶圣陶这些“旧识”，还结识交了冯雪峰、柔石、殷夫等左翼进步青年，并与内山完造等外国友人来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下简称“左联”）成立前后，景云里到北四川路一带已成为左翼文化界活动的重要区域。
穿过东横浜路，就到了多伦路，大概是因为临近世博会，多伦路上很多老房子也都在重新进行修葺，整条街道弥漫着刺鼻的油漆、涂料和建材的味道。多伦路呈“L”形，这里据说原本是无名河浜，1911年被一个叫窦乐安（John Litt Darroch）的英国传教士买下，因为地价便宜、水陆交通便捷，又属租界和华界管理模糊地带，建房无需审批，所以吸引了英、法、荷、日等各国侨民和中国富商在此填河取地、堆金造屋，欧式洋房、南洋侨屋、伊斯兰风格以及日西合璧的公寓、新派石库门建筑等等，奇特地混杂在方圆不到一公里的空间内，竟意外地为上海留下了一个区别于外滩商用建筑特色的“万国民宅建筑群”，多伦路的原称“窦乐安路”也因此而来，到汪伪期间，上海公共租界被收回，当局又以内蒙古多伦县名替代了这个具有西方殖民色彩的名字。左联会址纪念馆在“L”字形上半部“︱”的中间位置，从多伦路转入201弄（原窦乐安路233号）西行数十步就可以找到这幢建于1924年的西式老建筑。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大会就是在这个房子里面召开，但当时这个地方是中华艺术大学校址——虽说名为“大学”，实际是租借民宅，上下不过三层楼，且房间全是居室的样子，看来只能满足教员办公和小班开课。与街对面不远处透着法国贵族气派的“白公馆”、“汤公馆”相比，这个建筑更具平民或中产阶级气质。老建筑整体采用的是典型的横三段结构，正面呈对称形制，建筑理念典雅中和，但细部却又不失精致活泼，而且从山墙和窗缘的雕花造型上似乎可见荷兰阿姆斯特丹运河沿岸老建筑的身影。我忍不住地联想：在上个世纪很早的时候，一个具有生意头脑的荷兰人从阿姆斯特丹漂洋过海来到这片异乡土地辛苦打拼，等有了些许积蓄之后，他将眼光投向这块廉价的土地，依照故乡建筑的大致轮廓终于修造了一处属于自己的住所，聊以慰藉自己时时泛起的乡愁……
1925年，中华艺术大学于闸北青云路开办，不久即迁到窦乐安路这所民宅。由于办学过程中学生意见较大，到1928年的时候，*共中**趁机接手中华艺术大学，作为左翼文化活动的掩护。离开被国民*党**强行关闭的上海大学以后，陈望道受邀担任中华艺术大学的校长，也应该是经过陈望道等人的同意，相住不远的左翼同人可以就近在这个洋房里召开“左联”成立大会——即使以“老年”鲁迅蹒跚的脚步来计算，从景云里步行到中华艺术大学也不过三五分钟。洋房室内木工装饰接近中式风格，地面或用木地板铺设，考究而且实用。在房子一层南向客厅的位置，复现了“左联”成立大会时的样子：英式天花板和吊灯，马赛克釉面地砖，西面墙上挂着一块黑板，一张讲台和几排中式条凳，空间显得有些促狭；而现在房子二层的大部分则开辟成了“左联”史料陈列室。“左联”从1930年成立到1936年初解散，存在时间长达六年，在六年时间里，“左联”发展为拥有数百名盟员并在国内外不少地方设有分部的组织，实际上部分地替代了地下*党**在文艺战线上的活动。在这个洋房一楼的储藏室，我见到一块写有“*共中**江苏省委旧址”的牌子扭曲地躺在角落并布满了灰尘。*共中**江苏省委旧址在恒丰里的一处石库门建筑里（今山阴路69弄90号），1927年6月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陈延年（陈独秀的长子）等人就是在那里被捕，后被残酷杀害。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受*共中**江苏省委领导，而“左联”成立之初的骨干人员有不少来自地下*党**闸北等小组（支部），但据冯雪峰等人的回忆，“左联”的*党**团直属*共中**文委，“左联”与*共中**江苏省委之间是什么关系现在还不能完全说清楚，我也不知道*共中**江苏省委旧址的牌子为什么会“流落”到这里。实地的空间场景和陈旧的物件混合在一起似乎生产出一种全息图景般的“真实”历史效果，我们置身于不同面目的讲述者中间，却仍然无法弥合历史陈述的裂隙，事实上时至今日，关于“左联”成立大会的参加人数、所有参加者的姓名仍然没有得到完全确认，而（包括不同当事人在内）关于“左联”功过是非的评价更是充满了无法调和的矛盾。1936年初，“左联”无声落幕。在“左联”存续的6年时间里，因为上海在左翼文艺运动以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中**殊的位置，它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复杂冲突以及实践悖论，但无论如何，关于信仰、关于文艺运动的道义使命在青年人的鲜血中获得了最沉重的诠释，鲁迅的愤怒和痛楚终于凝固成《为了忘却的纪念》，而青春和自由的陨落则在今天释放出更多复杂的意味。“左联会址纪念馆”外面是一个小花园，“左联五烈士”的塑像就静静地矗立在花园角落里，尽管这里不是烈士赴死之地，但也算信仰缘起的地方，这和史料陈列室里冯铿那件布满弹痕的毛衫一起总能够提示生命的真切以及历史中并不飘渺的所在。
“左联会址纪念馆”迁入现址之前，现在的多伦路145号（原窦乐安路号）在1989—2001年间也曾经开辟为纪念馆，根据介绍，这个建筑曾经作为中华艺术大学的学生宿舍使用，并一度被误认为是“左联”成立大会的会址，后经一些当事人指认并提供佐证照片，才最后确定现在多伦路201弄2号的房子是中华艺术大学原址。多伦路145号这个花园洋房坐北朝南，是三层砖木结构，与荷兰人房子的风格迥然不同，其整体特征特别是在券柱外廊设置上与苏州河畔的圣约翰大学思颜堂、怀施堂类似：一方面具有东南亚殖民地建筑风格，另一方面也有中西合璧的特征，这一类建筑形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流行于中国东南部地区。这个建筑距离景云里更近一些，从这里东行不远，就是鲁迅、冯雪峰、田汉、夏衍、郑伯齐、蒋光慈等12人召开“左联”筹备委员会的公啡咖啡馆——时光倒流回80年前，在多伦路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应该会时常出现一个矮小瘦弱的“老人”出景云里踯躅地走过街心，然后拐入一家书店或咖啡馆，他固执和焦虑的会稽口音在周围年轻人的喧嚣包围中渐渐被淹没……
鲁迅在景云里先后换住过几个地方，据说还是因为过于嘈杂和阴冷，他们一家在1930年5月搬离景云里迁入不远处北四川路条件更好一些的拉摩莫斯公寓（北川公寓），鲁迅又在这里住了将近三年。追随鲁迅，冯雪峰当时住在拉摩斯公寓一间地下室里。拉摩莫斯公寓是一幢钢筋混凝土的四层楼房，由英国人拉摩斯建造，外观（特别是阳台设计）在今天看起来仍然显得相当“摩登”。鲁迅住在拉摩斯公寓的三楼，透过窗子，可以看到街对面的内山书店，这对于鲁迅来说既安全又方便，他与*产党共**组织的联络以及会见左翼进步青年往往就是通过内山书店做掩护。这段时间，鲁迅会见了在上海养病的陈赓，在冯雪峰的引见下，鲁迅结识了瞿秋白，丁玲也在这里拜访了鲁迅。拉摩斯公寓斜对面就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事爆发，房子处在火线之下，有时“附近每20分钟落下一颗炮弹”（镰田诚一），在内山完造等人的帮助下，鲁迅与周建人两家人先后躲藏于北四川路和英租界的内山书店，直到3月19日才回到拉摩斯公寓。
从拉摩斯公寓出来，经北四川路过内山书店然后北行，就是山阴路（原施高塔路，Scott Road），一位叫达奇珍的上海市民经过考证后认为Scott与苏格兰这个名称有关。这条马路为英租界越界筑路的产物，同多伦路一样，汪*政府伪**在接收租界时将施高塔路更名为山阴路，汪精卫祖籍山阴，因此更名背后多少有些马屁嫌疑。与北四川路一带车水马龙的喧闹景象不同，也和景云里一带破旧混乱的景象不同，山阴路和溧阳路由别墅洋房和精致里弄构成的建筑群落闹中取静，隐隐透露出沉静幽雅的味道。根据资料，1930年代这里的住户，除了大有来头的人之外，主要是医生、律师、教授或高级职员等中产阶层。鲁迅在1933年4月由拉摩斯公寓搬迁到大陆新村9号（山阴路132弄9号），也就是今天鲁迅故居所在的位置。大陆新村建于1930年代初期，由当时大陆银行上海信托部投资建造，与山阴路对面花园洋房相比，大陆新村六个里弄、三层高的红色砖瓦建筑整齐地一气排开，显得尤其与众不同。鲁迅在大陆新村度过了人生的最后时光，在此期间，萧红成了鲁迅家的常客。
鲁迅的东面隔壁，住的是谢旦如一家，今天谢家的底楼已经变成了鲁迅故居的售票处。瞿秋白夫妇避难沪上，辗转之后，从1933年3月起藏身于谢家。关于鲁迅与瞿秋白的密切交往，可见之于瞿秋白夫人杨之华的回忆：“那时候，鲁迅几乎每天来看我们，和秋白谈论政治、时事、文艺各方面的事情，乐而忘返。秋白一见鲁迅就立即改变了不爱说话的性格，两人边说边笑，有时哈哈大笑，驱走了像牢笼似的小亭子间里不自由的闷人气氛”，这段交往以至于使晚年的鲁迅发出“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喟叹，看来这的确是很难得的友谊。根据《鲁迅与我七十年》里的记载，周海婴在这里的童年记忆并不缺乏快乐，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看电影。周海婴在父母的陪伴下观看了《米老鼠》等好莱坞新潮的卡通片，有人统计，鲁迅在大陆新村三年多的时间里，共与家人看了90多场电影，去看电影的时候，可以从施高塔路路角的汽车行招呼一辆出租车，车资一元，外加“酒钱”二角，一般回来的时候，周海婴已经在车上睡着。在大陆新村以及周围其他公寓、洋房里，住着越来越多的日本侨民，作为在这一块“半殖民地”（鲁迅以“且介亭”名之）里卑微民族身份的佐证，周海婴也保留了一份“屈辱”的童年记忆——因为常有日本小孩子来欺负，丢石块、喊“八格牙鲁”，原是铁栅式的大陆新村自家大门，后来只得封上了洋铁皮。那时候大陆新村再往北，除了青纱遮目的玉米田野，就是作为儿童乐园的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周海婴由保姆陪伴会来到这里游玩，但是如果有日本小孩子在场，就容易发生拉扯推搡、争夺玩具的事情，中国孩子一般也只能忍让了事。今天鲁迅纪念馆对面的草地依然是孩子们的天地，只是草地上多了一尊裴多菲的塑像，塑像的基座刻着有关生命、爱情和自由的名辞，而在周围嬉闹玩耍的孩子们显然已经不会感受到先辈们的屈辱、愤怒和激情；而公园的其他角落，也变成了“红歌”的海洋——这里几乎每天都有一群群的市民自发地聚在一起咏唱“革命”歌曲或者那些具有鲜明历史印迹的“民歌”。
从景云里经历几次左转、前行，终于走到鲁迅生命的归宿地——鲁迅墓。在这段我们可以用半个钟头走完的路程中，鲁迅以父亲和左翼斗士的身份燃烬了生命的最后能量。80年前，在这片“半殖民地”以及中产阶级式的生活场域中曾经孕育了左翼文化运动的闪耀火种；而时光荏苒，前辈鲜血流经之处，今天已然成为新的时尚地标和消费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