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地悲剧”是说，在一块公有的或无主的草地上，牧羊人会过度放牧，最终使得这块草地成为寸草不生的荒漠。只有预设了“自私是人的本性”这个前提，并且混同了“自私”（个体性）和“自利”（个体间性），“公地悲剧”的发生才是必然的。
“电车难题”的根源是人的行为产生的不确定性，而不是人要面对的“客观”的不确定性。电车不论在一条轨道上撞上五个人，还是在另一条轨道上撞上一个人，结果都是非死即伤，这是客观的确定性。只有当人可以通过扳道闸改变电车走向时，才会出现人为产生的不确定性。例如，扳道人发现一条轨道上的那个人是自己的亲友，另一条轨道上的五个人是陌生人，他就会把电车引向后者。
武汉疫情初期，由于专家也无法判断新冠病毒的传播方式，每个人感染新冠都是不确定的事件，因而只能别无选择的共同抗疫。这两年来，随着防护用品供给跟进，专家对新冠病毒传播方式有了基本了解，尤其是疫苗问世，疫情防控有了一些确定性，人们在疫情中如何活动才有了选择余地，从而产生了个人行为导致哪些不确定性后果的问题。由此，每个人都是他人的扳道者，也都是被他人扳道的遭受者。新冠病毒变异体的传染性迭代增强，更是加剧了人与人之间互为扳道者的局面。
功利主义是要撇开人的自私“本性”以寻求利他行为的依据，以利益量（大小或多少）的比较作为选择的依据，从而排除个人的情感或心理偏好对决策产生的干扰。主张“自由即选择”的自由主义者，强调选择的依据必须是“主观判断”，扳道人做出把电车引向五个陌生人的选择，在这种自由主义者看来是无可厚非的。所以，制造了“公地悲剧”的自由主义者，“电车难题”对他们根本就不存在。
只有把自由与能力联系起来，把自由理解为人运用自身能力所形成的一种活动状态，才能破解“电车难题”。例如，增强电车的刹车功能，为此就要进一步发挥人的科研能力，减少这种两难选择发生的几率，从而免除个人面对这种困局的难堪。无人驾驶的智能车也同样会面对这种两难问题，例如，在青藏高原的盘山道上，一辆下山的车刹车失灵，对面开来一辆上山的车，要么迎头相撞两车俱毁，要么避让不及坠落悬崖。人不是机器，人在遭遇这种困局时，会做出舍己为人的选择，青藏高原运输线上的军车就曾发生过上述情形，刹车失灵那辆车的汽车兵猛打方向盘，冲向悬崖。
所以，“电车难题”不是对“人性”的拷问，而是对科技能力的考验。正如大地震突袭时，惊慌失措的人会做出无法自控的选择，与其用道德审判让人出丑（如郭跳跳对待范跑跑那样），不如增强建筑物的抗震功能，使个人免于陷入这种窘迫困局。
“公地悲剧”的功利主*解义**决思路：要么确定私人产权以保障草地的可持续利用，要么由第三方如政府来管制以保障大多数牧人的利益，由此形成了个人利益最大化与保障大多数人利益之间的对立。实际上，可以由作为当事人的牧人们建立自治组织，形成公序良俗以约束各自的行为。组织起来的志愿者构成了疫情防控中的自治机制，形成了疫情中的互助秩序。
电车上的人可以下车，从而避免成为两难困局的当事人。但是，下车的前提条件是外部环境是安全的。瑞丽在这两年多来，人均被封控超过半年，以至于50万人口的市区只剩下10万人。这是因为，边境对面的越南疫情逐渐失控，许多越南逃疫者偷渡过来，每当发生疫情，就要实施封控。封控导致人们的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干扰，许多人的经济来源都会出现问题，所以逃离便成为一个理性选择。但是，逃离的前提是外部环境是安全的。如果全国各地都在“躺平”，那么瑞丽人也就无处可逃了。不是任何地方都可以躺下，也不是所有人躺下来都能躺得平。
新冠疫情只有在“躺平”的情形下才会成为“公地悲剧”，只有在功利主义观念下才会产生“电车难题”。全体躺平后，任何人都不必为病毒传播承担责任，不论是把病毒传染给别人还是被别人传染，都是个人的“运气”问题。然而，病毒是不分“公有”和“私有”的，因而是没有“产权”划分问题的。疫情防控中不存在牺牲一部分人以保全另一部分人的问题，而是如何保障每个人都有免于感染的公共安全问题。新冠疫情的防控特点是，只有保障了公共领域的安全，才能保障每个人的安全。既不是经济领域的先富后富那样，先保障一部分人的安全而后再保障另一部分人的安全，更不是战争时期的牺牲某些人以保全其他人。
上海疫情是“公地悲剧”，却被当作“电车难题”，这是一种“带节奏”，把所有人共有的安全问题肢解为某个群体的安全问题，从而把人们对待疫情防控的态度引向各自利益的纷争，进而形成了左右两派对峙的局面。例如，左派立场的司马南以老年人群体的利益代言人自居，把保护老年人的安全当作疫情防控的目标之一，这样就与需要经济来源的打工者群体对立起来了。*派右**立场的人无条件地反对政府的任何防疫措施，把“动态清零”当作不符合“市场规则”的预设目标，岂不知，他们自己主张的“群体免疫”恰恰也是预设目标，而且是只算眼前的经济损失却不问生命代价的预设目标。
经济活动是个体间性的，不是个体性的。个人的选择是个体性的，并不意味着个人做出选择后的行为也是个体性的。交易合作是商业社会的基本特征，个人的经济行为总是在个体间关系上发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才能无视个体间关系。个体（个人或企业）的市场行为难以预设目标，正是因为任何一种市场行为都是个体间性的，都涉及到个体之间的关系，不是个体的“主观意愿”能够单方面决定的。
以“新自由主义者”自居的那些人，没有任何依据的认定新冠疫情不可能以阻断病毒传播的方式形成公共安全，只能以个人自保的方式形成“群体免疫”，既然不可能有公共安全，那就必须允许个人自由选择。他们的潜意识是，每个人独自面对病毒，只要做好个人的防护，就可以合成为共同安全。这种合成归谬是一种新冠病毒式的观念（新冠观念），全然无视新冠病毒可以附着在物体上，从而存在着公共场所病毒传播的事实。新自由主义者把怀疑当作否定的理由，把无知当作自由的依据。新型冠状病毒专治新自由主义者。
疫情中的“外部性”与“合约”：人的生物体还没有对新冠病毒形成免疫功能，更没有形成控制这种病毒传播的生物机能，因而，把病毒传染给别人或者被别人传染，是个人无法控制的外部性效应。可以通过“合约”来消化这种外部性，例如，某人把病毒传染给了别人，他要做出经济补偿。但是，马云只有一个，毛老太有很多，经济补偿的“合约”不适用每个人。只有政府强制性的“合约”，才能在保障公共安全的前提下，保障每个人的安全。
总而言之，上海疫情是“公地悲剧”而不是“电车难题”，制造“公地悲剧”的那些人是不会面对“电车难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