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1年5月26日上午，仅仅抵抗了三天的广州城升起了白旗，广州之战以清王朝战败而告终。身处广州城内的靖逆将军奕山，只能派出使者议和，并私下与英方代表义律签订了《广州条约》，在支付600万元赎城费并赔偿英方商馆、商船的损失后换来了英军的撤军。《广州条约》的签订无疑给后来《南京条约》的签订提供了恶劣的先例。如此*国卖**行径，奕山却在当时并未获罪，反而得到了道光帝的嘉奖与赏赐。此等怪事，缘何会发生呢？
《广州条约》签署画像（图片来源网络）
爱新觉罗·奕山，清朝宗室，康熙帝十四子爱新觉罗·胤禵是他的高祖父。侍卫出身，历任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伊犁参赞大臣、伊犁将军等职，在平定*疆新**张格尔叛乱中立有战功。1840年，奉诏回京任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可谓颇受信任。*片鸦**战争爆发后，道光帝授奕山为靖逆将军，统率七省大军共1.7万人开赴广州，以应对当时咄咄逼人的“英夷”。
但备受期待的奕山战败了，为了掩饰败绩，他在向清廷报告战况时，谎称英军只是乞求通商，在追完商馆、商船损失后，即刻退出虎门，不敢滋事，企图谎混了事。北京与广州相距两千多公里，在那个通信只能依靠驿马的年代，遥远的地理距离使得信息获取的难度又被放大了。身处北京的道光帝，选择相信了奕山为他编造的梦境世界，他虽然为没能“尽歼丑类”而感到一丝不快，却也为能结束战争而决定罢手。奕山太狡猾了，他与英方代表义律的《广州条约》，停战范围仅局限广东，他深知英军还是会北上进攻，道光帝却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在他心目中，夷务也只是仅限广东一省而已。奕山成功了，他没有获罪，反而获得大批赏赐，甚至保举了“广州一众官员共计554人优叙、升官、补缺、换顶戴！战败后的广州，并没有像通常那样死气沉沉，而是上上下下都喜气洋洋地互贺升迁。
奕山画像（图片来源网络）
但谎言终有被拆穿的一天，英军进攻闽浙一带，道光帝恍然大悟。1842年11月，奕山被交部治罪，定为斩监候，但两年后，又得以复用，并以和阗办事大臣身份到*疆新**任职。奕山的表演还远未结束。
签订《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出卖*疆新**主权
19世纪30年代，俄国在吞并哈萨克之后，对中国巴尔喀什湖东南地区开辟市场的欲望日益强烈，企图在伊犁、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喀什葛尔地区与清政府通商。1850年，道光帝恐直接拒绝而引起边衅，因此要求伊犁官员妥议具奏。已是伊犁将军的奕山，在与伊犁官员商议后，奏请同意开放伊犁、塔尔巴哈台两城。奏上，道光帝已去世，接任的咸丰帝同意了奕山等人的意见。
1851年7月，伊犁将军奕山与俄方代表科瓦列夫斯基在伊犁签订了《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以下略称《章程》），尽管奕山在签订事宜上均是遵旨办理，而实际上，看似平等的通商章程中的诸多细节均对清政府极为不利。其中危害最大的有三条：一是中俄双方在伊、塔两地通商，“彼此两不抽税”。此内容看似双方平等，然通商地点位于中国境内，实为单方面免税；二是俄国商人在伊、塔两地犯罪，由俄国领事究办，不受中国法律制裁。该内容可变相理解为俄国拥有领事裁判权；三是俄商可在伊、塔建造“贸易亭”（即商站，亦称贸易圈），用以住人、存货；驻站俄人，“自有俄罗斯管贸易官管束”，不受中国政府管辖。“贸易亭”的设置实为与租界类似。
在没有重大军事压力的情况下，奕山几乎满足了俄国在中国西北的全部要求。《章程》的签订，不仅加强了俄国对中国西北地区的经济渗透，更是极大地破坏了中国地方当局在这一地区的主权，为后续俄国侵略的日益加深埋下祸根。而咸丰帝对《章程》的认可，说明清政府从上到下对俄国的企图和所处的形势都是茫然无知，对外政策上不过是应付和得过且过。
签订《瑷珲条约》割让东北大量领土
1856年1月，在夷务上颇得咸丰帝赏识的奕山又调任黑龙江将军，用于应付日益紧张的黑龙江局势，此时正值俄方多次要求重新分界，咸丰帝命奕山与俄方会同查勘，并指示务当恪守旧约（即尼布楚条约）。奕山领命前往瑷珲。
1858年5月，奕山与俄方代表穆拉维约夫在瑷珲开展谈判，尽管奕山曾据理驳斥俄方的领土要求，但在俄方的炮火下，奕山如同17年前在广州一样，一下子就屈服了，被迫签订了《瑷珲条约》。该条约不仅割让黑龙江左岸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还将乌苏里江以东大片土地划为两国共管之地。这为后来《北京条约》中割让该土地埋下了祸根。但在当时，咸丰帝或多或少对奕山的处理表示了认可，在他看来，奕山已经将黑龙江事宜办妥，可以专心应付英法，同时，他的委曲求全，也抱有俄国能出面调停英法的侥幸心理。但从后面事情的发展来看，俄国与英法实际上是狼狈为奸。
《瑷珲条约》签订场景复原（图片来源网络）
尽管后来清政府在1859年的中俄会谈中否决了《瑷珲条约》，奕山因此获罪被革职，但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该条约承认了《瑷珲条约》的合法性）签订，奕山又于次年复出，任镶白旗满洲都统，之后一直在京官上迁转。1871年，奕山授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恢复到*片鸦**战争前的职务，1874年，因病开缺，1878年，在边疆事务屡次犯下大错的奕山，以88岁高龄善终。
屡次犯错又能屡次复用，奕山为何能在晚清朝堂屹立不倒？
应当认识到，奕山的屡被重用与清王朝的用人政策有着密切关系。有清以来，尽管满洲贵族掌握了中央政权，统治了全国，但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洲人，惧怕大权旁落，一直对汉族官吏一直多加提防，生性多疑的道光帝他坚信祖宗留下的制度已经尽善尽美，认定当时社会的病因在于官员们的玩忽职守。因此，他特别看重官员们的“德”，在用人方面，特别是危难关头，偏爱皇亲国戚、贵族子弟。他以为，这批人世受国恩，遗传的血液中具有多量的“天良”和“忠诚”，绝不会放任国运衰落，尤其是在是在更为敏感的边疆问题上。而奕山曾在平定张格尔叛乱中立有战功，对边疆事务似乎经验丰富的奕山能得到重用则就不无道理了。
我们不难发现，有清以来，凡是边疆地区，基本以满人官吏为主，鲜有汉族官吏身居要职。*片鸦**战争中广州战败，身为主将的奕山在奏折中讳败言胜，时任闽浙总督颜柏焘曾弹劾奕山的*国卖**欺诈行径，道光帝非但没有相信，反而对奕山等人大加赏赐，直至英军进攻闽浙一带时，道光帝才下诏斥责奕山欺诈，褫其职，但仍保留了奕山汉军都统的职务。之后，又在对俄的两次交涉中得以复用。由此可见，重用、信任满洲贵族而轻视、怀疑汉族官吏的用人政策、在道咸时期仍在继续。
客观来说，奕山虽屡次在边疆事务上犯下大错，但更多时候只是晚清对外政策的一个执行者、替罪羊。作为历经道、咸、同三朝的老臣，奕山长期在边疆担任要职，这样的“肱骨老臣”，却自始至终没能吸取历史教训，反而昏招频出，毫无作为，奕山仍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应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