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饮食
第一章 饮食
一 民以食为天
吃出来的和做出来的
有人说，中国文化是吃饭吃出来的，西方文化是*爱做**做出来的。
这当然不像话，也没什么科学依据，却也不是全没影儿。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式。要生存，要发展，这“饮食男女”四个字是不能不讲的。就连动物，都知道不能不觅食，不能不求偶。这是本能。用句文雅的话说，就叫“食、色，性也”，管你张三李四天王老子，都一样。反正不吃饭，就会一命呜呼（个体无法存活）；不*爱做**，就会断子绝孙（种族不能繁衍）。不能生存，何谈发展，又哪有什么文化？
这可是天大的事，搁到谁头上也含糊不得。
所以中国便有句老话，叫“民以食为天”。就是说，吃饭这事，有天那么大，或者直接的就是天。可惜“天”只有一个，给了“食”，就不好再给“色”了。因此不曾听说过“民以色为天”的。民以色为天，举国上下都是“淫夫荡妇”，那还了得？再说，“饱暖思淫欲”，填饱了肚子才谈得上其他。如果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哪里还动得了别的心思？
因此重视归重视，偏心眼儿却也难免。大体上说，“饮食男女”这四个字，中国人似乎更看重“饮食”，西方人则似乎更在乎“男女”。西方人会因为一个女人去打仗，中国人就不会。像古希腊人那样，为一个什么名叫海伦的女人而发动一场特洛伊战争的事，中国人是不会干的。中国人只会在打败了仗以后把责任推到女人身上，让女人当替罪羊，比如妲己或杨贵妃。中国人打仗也有抢女人的。比如曹操攻破邺城，曹丕便趁机把袁熙的老婆甄氏“笑纳”了。但那是“搂草打兔子”，捎带的事。主要任务还是抢饭碗，打人家锅碗瓢盆的主意，文雅的说法叫“问鼎”。鼎是什么玩意？烧饭锅么！
当然，“问鼎中原”的那个“鼎”，已不简单的只是一口烧饭锅了。作为政权和权力的象征，它也是一种神器。这事我们以后再说。但用烧饭锅来做神器和权柄，这就很有些意思，至少说明管饭比管别的什么更重要一些。男女之事当然也很重要，因此也有用性器来做神器和权柄的，比如“圭”就是。圭，玉制，状如男根，大小不一。天子所持者曰“镇圭”，一尺二寸；公爵“桓圭”，九寸；侯爵“信圭”，七寸；伯爵“躬圭”，五寸。反正谁的阳器粗壮伟岸，谁的权力就大，地位就高。看来，上古时期人们要解决的，主要就是“饮食”和“男女”这两件大事。一个“鼎”，一个“圭”，便都好生了得。鼎供在庙堂之上，圭拿在诸侯手中。拿在手中的没怎么听人说要夺，供在堂上的却老是有人来问，“鼎”的分量显然要重于“圭”，“饮食”还是比“男女”重要。
其实不要说神器，就连神，也中西有异，职司有别。西方人的神是上帝。上帝是创世神。他创造了世界，也创造了人，而且一造就是男女两个。这就麻烦。你想，孤男寡女弄到一起，岂有不出事的？果然弄出了些尴尬事体，以至于上帝一怒之下，把他们逐出天堂，罚往人间生儿育女，这才有了人类社会。吃饭的问题，也由人自己想办法，上帝是不管的。
中国的神就不同。造人的是女娲娘娘，而且并不单造一男一女，一造就是一大群。造出来以后，老太太就乐呵呵地看着他们生育繁衍，自己躺在云里雾里安享那天伦之乐。至于吃饭的问题，则留给另一位“准神”去解决。这位准神就是伏羲。伏羲究竟是人还是神，不大说得清楚，大约是半人半神吧！但可以肯定他是一个厨子，或者曾经当过厨子，要不就是“司务长”。伏羲又叫庖牺。庖就是庖厨，牺就是牺牲。主管庖厨和牺牲的，不是红案就是白案。史书上说他“教民渔猎畜牧”，说了归齐也就是解决了大家的吃饭问题，自然功莫大焉。于是这个“伙头军”和“大师傅”的地位便越弄越高，弄到最后，就连造人的女娲，也居然成了他的太太，甚至还有说伏羲和女娲由兄妹而夫妻者。这就不能不说是把“饮食”看得比“男女”还重要了。
我们知道，神的职能无非是满足人的需要。有什么样的人和人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神。古希腊奥林帕斯山上的诸神们，平时都干些什么呢？也就是打情骂俏*欢寻**作乐捎带着争风吃醋罢了。中国的神、神王或先圣就辛苦得多。比如伏羲要发明捕鸟兽的网和捕鱼的罟，神农则要发明种地的耜和耒。反正得想办法让老百姓把肚子吃饱，老百姓才会尊你为神为圣。这就叫“民以食为天”。
世界上还有比天大的吗？没有。中国人既然以食为天，则“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甚至“普天之下，莫非一吃”。
难怪中国人要把什么都看成吃，说成吃了。
泛食主义
的确，中国文化有一种“泛食主义”倾向。
首先，人就是“口”，叫人口。人口有时候也叫人丁。或者男人叫丁，女人叫口。但不管女人男人，也都可以叫人口。人既然是口，谋生也就叫糊口，职业和工作也就是饭碗。干什么工作，就叫吃什么饭。修鞋补锅是吃手艺饭，说书卖唱是吃开口饭，当教书匠是吃粉笔灰，出租房屋是吃瓦片儿。总之，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如果自己不谋生，靠积蓄过日子，就叫吃老本，粤语叫食谷种。老本总有吃完的一天，就叫坐吃山空。老本吃完，或并无老本可吃，就只好喝西北风，粤语则叫吊砂煲。砂煲是用来煲饭吃的，居然吊了起来，显然是无米可炊，文雅的说法叫“悬磬”。
当然，最让人羡慕的还是吃皇粮。吃皇粮的人，捧的是铁饭碗，吃的是大锅饭。铁饭碗打不破，大锅饭不定量，可以放开肚皮吃，不怕“吃空心汤圆”。最让人看不起的则是“食拖鞋饭”。所谓“食拖鞋饭”，就是靠与自己有密切关系的女人出卖色相过日子。男子汉大丈夫，原本应该养家糊口的，居然堕落到食拖鞋饭，岂不可耻？
和“食拖鞋饭”相关的是“卖生藕”和“吃豆腐”。“卖生藕”是广州话，意思是女人把自己白嫩的肉体当生藕卖；“吃豆腐”是上海话，意思是男人把女人白嫩的肉体当豆腐吃。前者指女人卖弄风情，后者指男人心怀不轨，但语气比*戏调**妇女略轻，大体上属于性骚扰的擦边球，因此叫“吃豆腐”。豆腐白嫩，使人联想到女人的肉体；豆腐又是素的，意思是并无真正的性关系。所以，吃吃豆腐，在许多男人看来也没什么了不起。但如果碰到特别洁身自好的正派女人，也可能让他吃耳光，甚或让他吃官司。即便不会吃官司，一个钉子碰了回来，也是吃瘪，很没有面子。
不体面的还有“饭桶”。一个人没什么用，是个“饭桶”，广州、香港叫食塞米，北方叫白吃饭；受冤枉背黑锅，广州、香港叫食死猫，北方叫吃冤枉；被老板或上司申斥，广州、香港叫食猫面，上海叫吃排头；如果挨打，在上海就叫吃生活，而开车开到路口过不去则叫吃红灯。红灯尚且可“吃”，还有什么吃不得？
其实不但民间话语说“吃”，官方话语也说“吃”。比如孔子说《韶乐》之美，就说“三月不知肉味”；孟子说义利之辩，就说“熊掌与鱼不可得兼”；毛*东泽**说实践的重要，就说“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焦裕禄说创新的可贵，就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有味道”。西汉初年，曾爆发了一场关于“汤武革命”是否合理合法的争论。道家的发言人黄生认为商汤周武以下犯上，是“弑”。儒家的发言人辕固生则认为是“受天之命”。主持讨论的汉景帝左右为难，完全无法表态。肯定黄生，则高祖皇帝代秦而即天子位也不合法；肯定辕固生，则等于承认自己这个皇帝也可以由他人取而代之。最后只好宣布：吃肉不吃马肝，不算不懂味道吧？意思是说讨论这个问题，如食有毒之马肝，还是绕过去算了。反正大家都是美食家，马肝又吃不得，不如一起去喝排骨汤。
诸如此类的说法还有很多。比如思索叫咀嚼，体验叫品味，嫉妒叫吃醋，幸福叫陶醉，司空见惯叫家常便饭，轻而易举叫小菜一碟，学风浮躁叫浅尝辄止，理解深刻叫吃透精神，广泛流传叫脍炙人口，改变处境叫苦尽甘来。此外，如吃苦、吃亏、吃不消、吃不准、吃得开、吃里扒外、吃不了兜着走、不吃那一套，以及生吞活剥、囫囵吞枣、秀色可餐、食古不化等等，都是见惯不怪的说法。反正好事也好（吃小灶），坏事也好（吃官司），有利也好（吃回扣），没利也好（吃工夫），都能吃、可吃、该吃。即便什么都没吃到，也是“吃”，比如吃哑巴亏、吃闭门羹。
看来，说中国文化是一种食的文化，也没什么大错。
头等大事
中国人的这种观念，依我猜测，多半是饿出来的。
想来我们的先民对于饥饿一定有刻骨铭心的记忆。那时候谋生有多难啊！刚刚走出森林那会儿，赤手空拳的人（或者说古猿）真是有些走投无路。坐享其成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与平原上的动物竞争又没有本钱。没法子，只好自己拿自己开刀。一是改革饮食结构，由单纯的素食改为杂食，也就是逮住什么吃什么，不挑嘴。二是改革饮食习惯，由一天到晚吃个不停改为定时定量一日三餐。三是改革饮食方式，由茹毛饮血改为用火加工。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制造和使用工具。事实上，人类早期的工具都是用来解决吃饭问题的。一类是用来获取食物的，比如掘取块茎的木棒、采集果实的藤篮、追击野兽的石球、捕捉鱼鸟的绳网。一类是用来加工食物的，包括用于初加工的石刀和用于深加工的炊具。还有一类则是用来储存食物的，包括篮筐、陶罐和简易粮仓。不要小看这些棍棍棒棒、坛坛罐罐，它们可是自然界没有的东西，是文化呢！
于是人类便由自然的生存状态进入了文化的生存状态。
这倒是中外一律的。那么，为什么咱们的祖先对于饥饿格外地记忆犹新呢？大约也就是人家放牧而咱们种田之故。游牧民族是不大容易挨饿的。因为好歹有奶可吃。实在饿急了，拖一头羊出来宰了就是。所以游牧民族都比较乐观和潇洒。反正牧草不用种，牛羊也自己会吃，用不着操什么心，满可以悠然地骑在马背上，唱那“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咱们农业民族就麻烦多了，得等庄稼熟了以后才有饭吃。从春耕、夏耘到秋收，那日子是何等的漫长。这当中，就保不定哪天要饿肚子。何况还有灾年，哪能年年都风调雨顺？洪灾、旱灾、风灾，防不胜防。眼看麦子熟了就要开镰，一场冰雹砸下来，就会功亏一篑颗粒无收。所以农业民族就会有一种忧患意识，老担心哪一天会没有饭吃。
这就不能不把吃饭看得很重了。
事实上吃饭在中国，从来就是头等大事。既是政府的头等大事，也是民众的头等大事。中国人见面的第一句话，往往就是“吃了没有”；而中国人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也往往就是吃，或为吃做准备。所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哪一件不是吃？即便在全民生活水平空前提高的今天，*党**和政府也一再强调“省长要抓米袋子，市长要抓菜篮子”；年节时期的食物供应，更从来就是媒体报道的新闻热点。
其实，在中国，吃饭不但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也是一项基本的权利。中国古代*制专**社会是没有什么*权人**可言的。宰相可能被“廷杖”，县太爷也可以随便打小民的屁股。臣民也好，草民也好，都既无思想权言论权，也无隐私权知情权，但都有“吃饭权”。就算是死刑犯，临刑前也会有一顿饱饭可吃，甚至允许亲属和友人送酒肉到刑场，叫作“不杀饿死之人”（许多英雄好汉便常常利用这个机会劫法场）。在中国人的观念中，“饿鬼”是最悲惨的一种。不让临死之人吃一顿饱饭，简直比杀了他更不人道。有的地方还有这样的民间风俗：每年的鬼节，即阎王爷放那些无主孤魂出来觅食时，家家户户都要大摆宴席，并在门口摆放食品，供“野鬼”们享用，就因为在中国人眼里，“饿鬼”是很可怜的。
这也不奇怪，民以食为天嘛！没有饭吃，不要说做人，便是做鬼也不安生。
这可马虎不得，也小看不得。处理得不好，就会出乱子，出问题。你看中国历史上所谓“大治之年”是什么状况？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天下大乱和改朝换代的时候呢？肯定是天灾*祸人**，连年饥荒，饿殍遍地，易子而食。这时，如果有谁能开仓分粮，那么民众就会毫不犹豫地跟他走。所以，李自成揭竿而起，号召天下的口号是“闯王来了不纳粮”；朱元璋逐鹿中原，所用策略之一是“广积粮”。孟子甚至把“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可以有肉吃”当作理想社会的标准。反正，在中国，谁要是能让普天下的人都有口饭吃，谁就是替天行道、奉天承运的“真命天子”，就是既顺乎天意又得乎民心的好皇帝。
因此也可以说，中国的政治问题，首要的就是吃饭问题。任何一个政权，都只有在解决了吃饭问题之后，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由“得人心”而“得天下”。其他问题，倒在其次。
于是，吃饭，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了。
政治与吃饭
政治即吃饭，这是不少政治家的看法。
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看来，平定天下，治理国家，和宰牲割肉、炒菜做饭是一个道理。老子就说过，“治大国者若烹小鲜”，所谓小鲜就是小鱼小虾。烹煎小鱼小虾，当然不能拿一把锅铲，上上下下搅个不停，翻乱一气。治理大国，也应该举重若轻，以静制动，切忌有事没事不停地搞运动，瞎折腾，弄得人心离散，民不聊生，一塌糊涂。
这也不完全是比喻。事实上在中国，搞政治往往就是吃饭，或请客吃饭。至少在餐桌上讨论国家大事，历史就很悠久。比如“周礼”中的“乡饮酒礼”，就是一种酒宴形式的“政治协商会议”，或者说“元老会议”。依此礼，国君、卿大夫、地方官等，应定期（据说三年一届）邀请所谓“贤者”“能者”“乡老”“乡大夫”等社会贤达举行酒会，并在觥筹交错中，就一些大事进行咨询。上古尊老（老人多经验）重贤（贤者多智慧），召开这样的会议并不奇怪，且确有效果。但这种会议非行之于酒会之中不可，并名之曰“乡饮酒礼”，却不能不说是一种中国特色。
政治既然即吃饭，则会不会吃、懂不懂吃、善不善于处理饮食问题，就关系到会不会做人、会不会做官、会不会打仗，甚至能不能得天下。
这也是有例的。比如赵国的老将廉颇，为了表示自己宝刀不老，雄风犹在，便曾经在赵王的使者面前，一口气吃了一斗米饭、十斤肉。因此辛弃疾才有“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诗句。可惜赵王的使者受了廉颇政敌的贿赂，回去后汇报说：廉老将军的饭量蛮好的，只是消化系统不太灵光。一顿饭的工夫，上了三次厕所。赵王一听，便犯了嘀咕。嘀咕的结果，则是廉颇白吃了那么多米饭和酒肉。
樊哙的运气就好多了。因为樊哙是当着项羽的面吃喝的。鸿门宴上，项羽原本要杀刘邦，结果被樊哙搅黄了。樊哙冲进宴会厅，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而且吃的是生猪腿，简直就是帅呆酷毙，弄得项羽全然忘记了自己要干什么，刘邦也就趁机溜之大吉。刘邦开溜前，问樊哙要不要去告辞。樊哙说：“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壮哉樊哙，不愧是能吃善饮的汉子，这见地是何等了得！
如果说名将（廉颇、樊哙）都是自己特别能吃的人，那么名相则多半特别会处理别人的吃饭问题。比如陈平就是。陈平少年时代在家乡是当过“宰”的。所谓“宰”，就是在酬祭社神的庆典中主持分配“胙肉”的人。所谓“胙肉”，就是祭祀用的牲肉。这些肉当然不会被神们吃掉，所以典礼结束后，要再分给大家吃，以便分享神的赐福。这项工作不好做。倘若分配不均，便会引起纠纷，把好事办成坏事。然而陈平虽然年少，却干得十分出色，“分肉食甚均”。于是父老乡亲们便一齐赞道：陈平这小伙子可真会当咱们社祭的“宰”啊！陈平也大言不惭，说：啊呀！要是让我当天下之“宰”，那么咱们国家也就和这块肉一样啦！后来，陈平果然“得宰天下”，成为西汉的开国元勋和一代贤相。连司马迁也认为，这不能不追溯到他少年时，在砧板上切肉时所立下的志向和所表现的才干。
社祭的“宰”虽然操刀割肉，毕竟还算是“神职人员”（尽管是业余的）。商王朝的开国贤相伊尹，甚至很可能就是厨子，墨子就说伊尹曾“亲为庖人”。墨子是宋人，宋乃商之后。墨子的话，大概比较靠得住。伊尹这个人身世来历，史书上说得不太清楚，但肯定出身比较卑微，也许是一介平民，甚或是一个奴隶。《墨子》《吕览》和《史记》都说他是陪嫁的“媵臣”。大概伊尹成为陪嫁，主要因为他的烹调手艺。所以陪嫁过来后，就当上了王宫的厨师长，而且很可能不但负责日常的伙食，还要负责祭祀和牺牲。总之，成汤觉得他做的菜的确味道好极了，伊尹也就趁机“说汤以至味”。大概是说天下还有比鱼肉更美的滋味，那就是平定天下治理国家，同时又说了些诸如“治大国曰烹小鲜”之类由此及彼的道理。于是成汤大为赏识，提拔他当了右相。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伊尹以割烹要汤”，“负鼎俎以滋味说汤”。
关于这段史实，从春秋战国时起，便诸家说法不一。孟子甚至根本予以否定。伊尹本人是不是厨子，这已经搞不清楚了。但在上古，宰相出身于厨师，或厨师当了宰相，则完全可能。什么是宰相？宰，就是宰杀牺牲，分割胙肉；相，就是赞礼司仪，陪伺招待。一个“红案师傅”，一个“陪酒先生”，合起来便是宰相。当然，他们宰的是祭祀牺牲，相的是王公大臣，所以非由高级知识分子担任不可。其实，宰牲相君是大学问，连孔子都说行军打仗的事他一点也不懂，厨房里的学问倒多少通晓一点，可见宰和相都是“高级职称”，同时也是厨子。由这样的人领导的政府，能不是“厨房内阁”吗？他们开起御前会议来，能不满嘴都是“滋味如何”吗？[1]
厨房内阁
内阁设在厨房里，派个厨师当宰相，实在太有中国特色了。
这也不奇怪。因为君以国为家，则家务即是国务；民以食为天，则治民即是治肴。更何况，政治生活中的宴会又是何其多啊！祭祀天神地祇祖宗人鬼要吃，接待外宾签订盟约要吃，酬劳臣下讨论国是要吃，召集元老们开政治协商会议也要吃。身为“国务总理”的宰相，怎么能对厨房里的事一无所知呢？
其实，既然是民以食为天，那么，治理国家，也就无妨广义地看作是分配食物。所以陈平分割肉食“甚均”，便证明了他确有能力成为“天下之宰”。所谓分配食物，又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数量的多寡，二是品质的优劣，三是饮食的先后。总的原则，是地位越高，就吃得越多、越好、越早；地位越低，就吃得越少、越差、越晚。比如菜盘子（上古时叫“豆”），就不能一样多。天子二十六豆，公十六，侯十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这就叫“均”。如果你认为均是大家都一样，那就大错特错了。
看来，分配食物，也绝非一件容易的事。为了防止忙中出乱、乱中出错，就必须在酒会开始以前，事先安排好席位。席位，就是每个人在餐厅里坐的位子。古人席地而坐，所以叫席位。席位其实也就是地位—— 席地而坐之位。所以席位要根据地位来安排。首脑人物、中心人物、显赫人物的席位设在正中，叫主席（主人或主宾之席）；其余参加者的席位，又依照一定的等级秩序，分列于两边，叫列席。什么人主席，什么人只能列席，都有一定之规。这些规矩，就叫“礼”。孔子是礼学家，自然懂得这一套，所以自称通晓“俎豆之事”，因为这套规矩原本就是吃饭吃出来的。
除席位外，酒具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所谓酒具，主要是尊与爵。尊是酒罐，爵是酒杯。酒会上，尊放在地位最高者面前，于是由“尊”（酒罐）而“尊”（尊贵）。至于爵，当然是人手一只。但爵有质地好坏之分，便用以区分贵贱。比如卿用玉爵，大夫用瑶爵，士和其他低级官吏用散爵。这样，爵与位就一致了，合称“爵位”，用以区分贵族的等级。一只酒杯就有这么多的名堂，这么多讲究，那“俎豆之事”岂是小看得的？
一个盛大的宴会，当然不会只有酒而没有肉。酒盛在尊里，肉煮在鼎中。鼎是一种青铜炊具，圆形三足两耳，也有方形四足的。体积大的，或者竟可烹煮整头的牛羊；体积小的，也可煨鸡炖鱼。目前出土的最大的鼎，是殷墟武官村后母戊大方鼎，通耳高133厘米，口长112厘米，口宽79.2厘米，重832.84千克。鼎越大，当然排场也越大。但是鼎多，同样排场也不小。周制诸侯之食五鼎，分别烹煮着牛、羊、猪、鱼、野味（獐子等），谓之“列鼎而食”。在一片钟鼓齐鸣声中，宴会的主持人（宰相之类）依照“礼”，或遵君主之命，用“匕”把不同肢体部位的肉从鼎中取出，再按爵位的高低分配到每个人席前的“俎”上，由各人用刀切着吃，这就叫“钟鸣鼎食”。
显然，谁掌握了鼎，谁就掌握了食物的分配权；如果掌握了国家的“鼎”，也就意味着掌握了政权。因此，当禹担任了中国各部落联盟的领袖时，所做的一件大事，就是“铸九鼎”。铸九鼎所用之青铜，据说来自“九州之牧”。这样，“九鼎”便象征着“九州”，亦即象征着普天之下食品的分配权了。
这当然是宝贝。所以夏商周三代之时，一直被奉为传国之宝。商革夏命，成汤迁鼎于商邑；周革殷命，武王又迁鼎于洛邑。鼎之所在，即王者之所在，亦即政权之所在。公元前606年，楚军伐陆浑之戎而至于雒水，趁机在周王室的地盘上搞军事演习，耀武扬威。周王室自然知道楚人不怀好意，无奈其时早已不大摆得起天子的架子，只好派了王孙满去劳军。于是楚庄王便故意问王孙满说：不知道那九鼎究竟有多大多重？这就叫“问鼎”，很明显的是要抢饭碗了。
觊觎政权叫问鼎，建立政权则叫定鼎。反正那口烧饭锅搁在哪儿，权力中心就在哪儿，朝廷大臣们也都得围着它团团转。于是宰相之位便叫鼎鼐，国家重臣便叫鼎臣，首辅三公便叫鼎辅，而国运国祚便叫鼎祚。如果国运兴隆国祚昌泰，就叫鼎盛；如果三方并峙势均力敌，就叫鼎立。倘若不懂中国文化中政治与饮食的关系，就无论如何不会明白，一口卤牛肉的铜锅竟会有如此之高的地位。
[1]事实上，上古三代相当于后世宰相职务的所谓“天官冢宰”，往往就是“主治庖膳”的“总务长”。他的下属官员职员，有60%以上在编制上应归属“膳食科”，其中包括：主管王宫饮食的“膳夫”152人；主管王、后、世子家宴的“内饔”128人；主管祭祀、国宴、招待外宾的“外饔”128人；主管厨房事务的“庖人”70人；主管烹煮肉类的“亨人”62人；主管供应野味的“甸师”335人；主管供应野兽的“兽人”62人；主管供应鱼类的“渔人”342人；主管供应鳖类的“鳖人”24人；主管供应腊味的“腊人”28人；主管制定酒会的“酒正”110人；主管酿酒的“酒人”340人；主管饮料的“浆人”170人；主管冷藏和供冰的“凌人”94人；主管果脯之类笾中食品的“笾人”31人；主管腌菜肉酱等豆中食品的“醢（读如海）人”61人；管醋的“醯（读如溪）人”62人；管盐的“盐人”62人；管餐巾的“幂人”31人。冢宰既然领导了这样一大群“膳食科干部”，那么，把他称为“总务长”甚至“厨师长”，也就并无不妥。
二 生命与血缘
祭坛上的羊
大禹铸的那九只鼎，当然不会是什么烧饭锅，而是权柄和神器，兼有宗教和政治的双重意义，而且多半是祭祀时用的。祭祀的时候为什么要有鼎呢？因为所谓“祭祀”，说白了也就是请客吃饭，只不过那些请来吃饭的“客”，是天神、地祇和人鬼（去世的祖先）。祭这个字，下面是一个“示”，上面是“一只手拿着一块肉”。所以，祭，就是用手拿着肉给神看—— 我们请您老人家吃肉了，您老人家也得表示表示吧？
祭祀既然是请客吃饭，那么，有两样东西是不可少的。这两样东西，一是酒，二是肉。请神喝酒，倒不因为“男人不醉，不给小费；女人不醉，不给机会”，或者是希望神们喝醉了以后，便会稀里糊涂地给咱们批一大堆幸福，主要是因为酒有香味。神是虚无缥缈没有踪影的，大约也是一种“气”。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以同样是“气”的酒来敬神，就显得礼貌客气，也比较好通声气。
酒客气，肉实在。只有酒，没有肉，就不好意思。所以肉也是少不得的。祭祀的动物叫牺牲。牺就是“色纯”，牲就是“体全”。牺牲主要有马、牛、羊、豕、犬、鸡，一共六种，叫六牲。
去掉马，叫五牲。再去掉犬和鸡，就叫三牲，也叫太牢。不过，不必牛、羊、豕齐全，只用一牛，也可以叫太牢，也叫特牛。太牢去掉牛，叫少牢。同样地，不必豕、羊齐全，只用一羊，也可以叫少牢，也叫特羊。可见六牲之中，最重要的是牛与羊。因为牛重要，所以牺、牲、牢、特这几个字，皆从牛。不过牛毕竟是庞大少见之物，所以又规定非天子、诸侯或隆重祭奠而不可擅用。最常见的，也就还是羊。
羊是一种重要的祭品。依照周礼，每月初一，诸侯们都必须杀一只活羊祭于祖庙，叫告朔；然后回朝听政，叫视朔。到了孔子的时代，礼坏乐崩了。诸侯们在朔日既不祭庙，又不临朝，只不过照例杀一只活羊来“虚应故事”。孔子的学生子贡（端木赐）认为内容既失，形式也不必徒有，主张不如干脆连这只羊也一并省去。然而孔子却不能同意。在孔子看来，有那么一只半只羊在那里支撑门面，也就还多少有那么一丁点“礼”在。要是连这只羊也公然取消，可就一点儿“礼”也没有了。
事实上，不但中国的鬼神爱吃羊肉，外国的上帝也爱吃羊肉。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有“替罪羔羊”的故事。这故事说，有一天，上帝耶和华（或真主安拉）昭示其忠实信徒亚伯拉罕（或易卜拉欣），要他将幼子以撒（或易司马仪）宰杀献祭。当那愚忠的亚伯拉罕（或易卜拉欣）真的将亲子带上神山并举起屠刀时，上帝（或真主）却用一只同样无辜的羔羊代替了那无辜的孩子。可怜羊又何罪之有，而当受此一刀？难道不正因为那肥美鲜嫩的小羊羔太好吃了吗？
神的爱好其实不过是人的爱好。对于许多人来说，羊肉确实好吃。如果把羊和鱼放在一起烹煮，就更好了，因为那就是“鲜”。没有鱼也不要紧，单单羊肉也是美味，这美味就叫作羞。羞是一个“羊”字加一个“丑”字。丑，按许慎的说法，是“象手之形”；按郭沫若的说法，则是“象爪之形”。所以羞的本义是进献。但解释为进献“手抓羊肉”，大概也不会错。手抓羊肉也是一道名菜，现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仍以此肴款待贵宾，可以推想当年也是我们祖先喜爱的美食。
烹制羊肉最便当也最原始的办法，大约是把羊架在大火上烧烤。直到现在，它也是一道名菜——“烤全羊”。写成汉字，就是“羙”。这个字，有两义，其一为“美”，其二为“羔”。当年徐灏注《说文解字》，就曾怀疑羔的本义是“羊炙”。炙这个字，是火上一块肉，也就是烧烤。徐灏说：“小羊味美，为炙尤宜，因之羊子谓之羔。”这是有道理的。
羊羔除架在火上烧烤外，还可以切碎了放进“鬲”中文火慢熬。这样做成的美味佳肴就叫羹。如果不放盐梅，原汁原汤，就叫太羹。羹字的又一写法，是一个“羔”字加一个“鬲”字，即把羊羔放进鬲中去煮。鬲（读如立）是古代的一种炊具，有陶制和金属制两种，圆口，三足，足中空而曲且肥大。这种足叫袋形足，里面能盛食物，受热面积大，受热均匀，所以能做味道很鲜美的羹。不但羊肉，其他肉类（包括鸟、鱼）也能做羹。甚至水果、蔬菜、豆类所做，只要汤浓，也叫羹，如曹植《七步诗》所云“豆在釜中泣”，做的就是豆羹。不过究本清源，大约还应以羊羔所制而最为正宗。
羊肉如此可吃、好吃，当然也就有资格有理由成为奉献给上帝、神祇和祖宗们的祭品，成为请神吃饭宴席上的一道主菜。
神圣的背后
羊的功德还不止于此。
羊肉可食，羊皮则可衣。衣着、穿着、着装之“着”，就是一“羊”一“目”，即可供观看之羊，大约就是羊皮大衣。羊皮做大衣是很合适的。不但穿在身上暖和，而且往地下一铺，就成了毯子，因此无论贵贱贤愚都不妨一穿，只不过贫贱者穿老羊皮，富贵者穿名贵的卡拉库尔羊羔皮（其价值甚至高于貂皮）。也可以把羊毛剪下来织毛衣，没毛的羊皮则可以用来做船。民谣有云：“甘肃省，武威县，羊皮筏子当军舰。”当然这是特例，更多的情况还是羊皮做衣羊肉做菜。这真是妙不可言。一道手抓羊肉（羞），一件羊皮大衣（着），便概括了饮食服饰两件大事。善哉羊也，真乃我之衣食父母！
不过，我们的先民对这位衣食父母，似乎并不礼貌有加，反倒时时打它的主意，要把它捉来杀掉。这也怪不得咱们。那时肚子实在太饿，吃口肉又实在太难。你想那个年代是谁的天下？满世界的凶禽猛兽，猛犸象呀，剑齿虎呀，目中无人，横行霸道，不被它们吃了就是好事，还敢打它们的主意？其他体大肉多的动物也不是没有，野牛啦，野猪啦，大狗熊啦，梅花鹿啦，可就凭咱们那两下子，你逮得住？顶多也就是逮个兔子，抓个老鼠，捕只鸟，钓条鱼，再弄点贝类螃蟹什么的。可那么一丁点肉，解馋都不够，更不用说让一大家子人维持温饱奔小康了。
幸亏有羊。羊这东西，跑又跑不快，打又打不赢，体又大，肉又多，捕杀起来非常方便，还成群结队的，简直天生就是上帝赐给的美味佳肴。恩格斯早就说过，肉食是从猿到人的重要一步，而羊肉则很可能是我们先民的主要动物蛋白来源。羊以一己之躯帮助人类完成了从猿到人的伟大历史转变，简直是功德无量！正因为有此大功德，羊才成为吉祥之物，羊字才成为美善之词—— 羊言为善，羊人为美，羊我为義，示羊为祥。其实，“吉祥”二字，原本就写作“吉羊”。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更干脆说，羊，就是祥。
羊之所以为“祥”，其功德恐怕首先在于可吃和好吃。因为有了羊就有饭吃，当然“吉祥”；没有羊就要饿肚子，当然“不祥”。反正吉祥不吉祥，就看抓不抓得住羊。
这就要想办法。办法也很简单：抓不住就骗。羊的智商大约是比较低的，又喜欢随大流，盲从。只要你装成它的样子，它也不辨个真假，就傻乎乎地跟着你走。于是先民们便头戴羊角身披羊皮装作羊儿混入羊群，将其一举捕获或诱入某地。这就是最早的“着羊之装”。所以，至今我们还把伪装称之为佯装，把假装攻击称之为佯攻。佯装就是装羊，现代汉语演化为装洋、装样、装洋蒜；而那些头戴羊角身披羊皮装作羊儿混入羊群的猎人，也就是最早的“羊人”。
由此可见，“羊人”本是佯装，是一种狩猎技术。当这种技术获得成功并屡试不爽时，原始先民们便连自己也迷惑起来，以为羊皮羊角与真羊之间真有什么联系。而我们之所以能有那么多羊肉可吃，则是我们身披羊皮头戴羊角之故。于是，他们便把佯装、装羊的行为固定化、规范化和程式化，并赋予它新的内容而成为“仪式”。这样一来，“狩猎技术”就变成了“狩猎巫术”，“佯装”也就变成了某些人——巫师和祭司的专利和职业。
巫师和祭司们的任务，是头戴羊角身披羊皮施行巫法，或敬神、媚神、贿神，以企求上苍多赐羊肉给我们吃。这些人当然不是一般的人，而是“大人”，故于文字上，不能写作“亻”（侧身而立之人），而应写作“大”（正面而立之人）。他们作为“羊人”，也不能写作“佯”，而应写作“美”。其之所以美，并非面目姣好（其实狞厉可怖），而因为他能使我们多吃羊肉。顺便说一句，“多”是两块肉加在一起。吃一块肉，又加一块肉，便是多。正是为了多，先民才需要美的“羊人”。如果羊肉不美，佯装何益？如果羊儿不肥，冠羊何为？只因“羊人”能使我多，故在他人看来就是美。对他自己而言，冠羊则是仪。仪之本字为“義”，即一个“羊”字加一个“我”字。冠羊之事，在人（他人）为美，在我（自己）为仪（儀）。而这“仪”又是一种义务，因此也是“义”。
这位头戴羊角身披羊皮的巫师或祭司，是在人神之间进行种种交易的“经纪人”。他的任务之一，便是代神立言。神祇之言当然都是吉祥的，或被希望为吉祥的。吉言也就是羊言，即“善”（善言）。善的字形，原本是上面一个“羊”，下面两个“言”字。许慎说：“善，吉也。从言，从羊。此与義、美同意。”当然和義、美同义的。因为它原本就是“羊人”所说之“吉言”啊！
于是，羊，不起眼的羊，默默奉献的羊，被捕捉宰割的羊，被“食其肉，寝其皮”的羊，就这样地既被人推上了祭坛，又被人推上了神坛。
有奶便是娘
这一点都不神圣，但事实就是这样：在远古时代，伟大的神圣的，往往就是可吃的和被吃的。因为被吃，所以理应受到回报（祭祀）。同理，但凡被请来吃的，神也好，人也好，也往往同时要“被吃”—— 或者曾经吃过，或者预备要吃。曾经吃过就现在回报，预备要吃就提前回报，反正从来就没有白吃的，也不能白吃。如果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受人一食，则很可能还要报之以生命。
比如韩信。
韩信是一个挨过饿的人。韩信少时家贫，常常到南昌亭长家去混饭吃。亭长的老婆显然并不欢迎他，便一大清早就把饭提前做好，在床上就吃光了。韩信再来时，当然没有吃的，一怒之下，便跑到河边去钓鱼。一个在河边拍絮的大娘（漂母）见他饥饿，便把自己的饭分给他吃，天天如此，直到漂絮工作结束。所以后来韩信封了楚王，衣锦还乡时，第一件事就是去报答那位漂母。
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韩信在楚汉之争的最后关头便不肯背叛刘邦。因为他念念不忘刘邦“解衣衣我，推食食我”之恩。韩信说：“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乡利背义乎！”所谓“死人之事”，就是“以必死的精神为他人办事”“为他人之事不惜献出生命”的意思。一饭之恩，竟大如此。
其实，不仅韩信，只要是稍微感受过一点饥饿之苦的人，都会产生相同的感情。的确，挨过饿的人都知道食品的宝贵，死亡的危险往往是最好的教员。因此，在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深层，便积淀着这样一个观念：食物是生命之源。提供食物，即赋予生命。
母亲，就是这样一个生命的赋予者。
几乎所有人一生下来，就是母亲给吃的，先是吃奶，后是吃饭。这个过程往往要延续很长一段时间，直到那孩子长大成人。因此，在一般人心目中，母亲最亲，同时也最伟大，最神圣，最值得崇敬和感激。实际上，娘亲娘亲，不亲在生，而亲在养。一个呱呱落地的婴儿，哪里可能知道自己是谁生的？也不会有什么“血缘”之类的观念。那他怎么认识妈妈的呢？还不是吃奶时认下的。如果他的生母并不喂奶，就很可能和奶妈更亲。甚至贵为天子（如明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也如此。中国民间许多地方都把母亲的乳房叫作妈妈，把吃奶叫作吃妈妈。这就等于说，母亲就是乳汁，就是哺育者。所以，但凡对我们有哺育之恩的，也就同时具有母亲的性质，可以也应该被看作母亲，如乳母、养母。再广义一点，如母校、母亲河。总之，有奶便是娘。
有奶便是娘，这话似乎不中听，却很实在。因为给我们吃的，就是给我们生命。这又显然是只有神才做得到的事。所以母亲就是天，就是神。事实上世界各民族最早创造出来的神，差不多都是母亲神。欧洲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这些母亲神的偶像都有着隆起的肚皮（意谓生育）和硕大的乳房（意谓哺育）。红山文化遗址甚至还出土了一大批乳房泥塑。这么多这么大的乳房，当然不是为了表示性感，而是为了吃。或者说，为了生存，为了获得和维持生命。这是不能不感恩戴德的。谁要是不感激，那就是没良心。不但要受谴责，而且要遭报应，也许再也没有吃的。
于是，乳房们和有着硕大的乳房的女人们，就这样走上了神坛。这里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观念：被吃的也应该是被感激和被崇拜的，可吃的也必然是伟大的和神圣的。反过来也一样，伟大神圣的，也一定是可吃的。国家是伟大神圣的（同时又是我们的母亲），所以是可“吃”（吃皇粮）的，而且吃起来丝毫用不着不好意思。上帝和神也是伟大神圣的，所以也是可“吃”的。古埃及人吃神王奥西利斯身上长出的麦芽，基督徒则吃象征着耶稣血肉的葡萄酒和面饼。这一圣餐仪式表达的大概正是这样一个观念：只有那些给了我们食物的，才真正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或者说，谁给我们吃的，我们就把谁看作天，看作神，看作上帝。
但这还不是母亲的全部文化意义。
吃出来的血缘
母亲是个体生命的赋予者，也是血缘关系的缔造者。
中国人是很看重血缘关系的。在中国人看来，只有血缘，才最亲密、最稳定和最靠得住。谁都知道“是亲三分向”，血总是要浓于水，自家人也总是比外人可靠。这样，中国人在和别人打交道时，就总是要千方百计把非血缘关系变成血缘关系。拜把子啦，认干亲啦，要不就是把明明不是血缘关系的说成是血缘关系，比如父母官、子弟兵、父老乡亲、兄弟单位等，似乎非如此便不能建立和发展自己的人际关系。
血缘关系中，最亲的是母子。中国传统礼教虽然规定父亲的地位最高，但在中国人内心深处，最爱的却是母亲。从“慈母手中线”，到“妈妈的吻”，最美的赞歌总是献给母亲；从“孟母择邻”到“岳母刺字”，子女的成长也总是归功于母亲。就连认干亲，中国人也习惯于认干妈，而不是认教父。反正“世上只有妈妈好”。有没有唱“世上只有爸爸好”的呢？没有。歌颂父亲的文学名作好像只有朱自清先生的《背影》，但那父亲却怎么看怎么像母亲。
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也几乎都是以母亲为中心。比如自己的家叫娘家，丈夫的家叫婆家。娘家不能叫作爹家，婆家也不能叫作公家，反正没当爹的什么事。虽然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但一个人如果当真没家教，也只会被骂作没娘养的。事实上，中国的母亲也确实了不起。她不但管吃管穿管教育，还管救命。中国的小说中常有这样的情节：一个人，惹了事，闯了祸，小命难保了，要讨饶，便会搬出老娘救驾，道是“家中还有七旬老母”，往往也能奏效，如《水浒传》中李逵之放过李鬼。因为爱母之心，人皆有之，不看爹面看娘面，只好放他一马，以免让那老娘伤心。
比母亲次一点的，则是兄弟。兄弟也很亲。按照中国人的说法，兄弟是手和脚的关系（手足）。尽管说亲兄弟明算账，祸起萧墙的事也时有发生，兄弟仍被认为是同辈男子间之最亲密者（女性则为姐妹）。所以，一个人要想和别人拉关系套近乎，最便当的办法就是称兄道弟。中国社会各阶层，称谓各不相同，如*场官**称大人，商界称老板，儒林称先生，江湖称大侠，唯独“兄弟”，放之四海而皆准，什么人都可以用来称呼自己的朋友，或称呼自己，甚至用来称呼各自所属的群体，比如兄弟单位。就连初通汉语的老外都知道一见面就叫一声：嗨，哥们！
再次就是乡亲了。乡亲乡亲，老乡也是很亲的。“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一个中国人，如果背井离乡，外出谋生，所能依靠的，往往是老乡；伸出救援之手的，也往往是老乡。所以，全国各地，都有“同乡会”一类的民间组织。某些时候，某些地方，还有专门的“会馆”，专一为老乡们提供保护和支援。中国大陆一些单位甚至还有这样不成文的规矩，一个人，犯了错误，如果是因为要帮老乡的忙，而且错误又不太大（比如开后门），便多半能得到谅解。因为人人都有老乡，都要给老乡开点方便之门，否则便没法做人。老乡，可以说是非血缘关系中最亲的一种。
那么，母子、兄弟、乡亲，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说得白了，就是“吃”的关系。母子关系是“吃与被吃”的关系，兄弟、乡亲则是“同吃”（共食）的关系。母这个字，《说文解字》谓“像乳子也”，也就是“有奶的人”；《仓颉》篇云，“其中有两点者，像人乳形”，也就是“喂奶的人”。无论甲骨文、金文，都无不是一个有着硕大乳房的女人形象。这可真是“有奶便是娘”了。
其实喂奶一事看似寻常，意义却很重大。因为婴儿无奶便不能存活，也不能成长，可以说是“命之所系”；而母亲哺育儿女，则是直接将自己的生命赋予下一代，可以说是“命之所付”。这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理应得到回报；而赡养老母，也就天经地义，否则便*兽禽**不如。所以，当一个人提出“家中尚有七旬老母”时，也就只好饶他一条狗命。不放了他，连自己都不是人了，行吗？
甚至第二种最基本的人际关系—— 兄弟姐妹，也是靠母亲的哺乳建立起来的。什么是兄弟？说穿了，就是同吃一个娘的奶长大的人。两个人，无论是否一娘所生，只要同吃一母之乳，便是兄弟（如奶兄弟）。再广义一点，只要有着同一物质食粮或精神食粮之来源者，比如同一老师或师父教出来的学生或徒弟，也是兄弟（如师兄弟）。显然，这里便隐含着一个文化学的原理：吃同一种食物的人可以看作是有血缘关系的。因为食物是生命之源，而最早的食物是乳汁。乳汁既然是生命之所系，其他食物当然也是。吃同一个娘的奶的人是兄弟，吃同一种食物的人当然也是。
食与共食
乡亲便正是因为吃同一种食物而亲的。所谓乡亲，就是“喝同一条河水”的人，或“吃同一口井水”的人。“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故乡人为什么亲呢？秘密就在于那家乡水。那河，是母亲河；那水，是母亲的乳汁。我们赞美长江、黄河，不就是说“你用甘甜的乳汁，哺育各族儿女”吗？
事实上，水也是生命之源。科学研究证明，水较之食物，更为生命所需；考古学也证明，原始人类几乎大都伴水而居。“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既然共饮一水，则生命之源相同，自然会有不同一般的感情。所以，同乡之间，即便并无血缘，也有亲缘，故谓之乡亲；而离开自己的家乡，则叫作离乡背井。井，是被看作生命源头的；乡，则是生命源头之所在。
其实，“乡”这个字，本义就是共餐、共食。乡字繁体写作“鄉”，与“飨”是同一个字。它的甲骨文字形，是当中一个盛放食物的簋（饭桶，读如轨），一边一个跪坐的人，共同面对当中那只饭桶。整个字形，便表示两人相向对坐、共食一簋的情况。在远古，能如此共食者，八成是亲人。不同家庭，也同家族；不同家族，也同氏族。后来，范围扩大了。凡共食一簋者，即为乡。当然，在古代，能共食者，一般也都相距不远，来往很方便的，故能相邻、相亲、相友相助、相保相宾。所以杨宽先生说：“乡邑的称‘乡’，不仅由于‘相亲’，实是取义于‘共食’。”因此“是用来指自己那些共同饮食的氏族聚落的”（《古史新探》）。
这下子我们清楚了：母子是“吃与被吃”（食）的关系，兄弟、乡亲则是“同吃”（共食）的关系。或者说，兄弟是吃同一个娘的奶长大的人，乡亲则是吃同一口井的水长大的人。所以，只要是同吃一锅饭的人，比如部队里的战友，单位上的同事，就多多少少有些兄弟情分。道理也很简单：食物是生命之源。吃了同一种食物，也就有了同一种生命之源，能不是兄弟不是哥们吗？
显然，兄弟也好，乡亲也好，人际关系也好，人神关系也好，都是“食与共食”的关系。同理，真血缘关系也好，假血缘关系也好，准血缘关系也好，类血缘关系也好，也都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吃同一食物”。也就是说，任何人，无论他们之间是否相识，或真有血缘，一旦在一起吃了同一种食物，就会被视为有着同一生命来源，因而有可能成为自己人，被看作兄弟。直到现在，沙漠中的阿拉伯人仍有这样的习俗：无论是谁，只要与贝都因人一起进餐，哪怕只吃一口食物或喝一口牛奶，就不必害怕被视为敌人了。
可以作为反证的一个事实，是在许多民族中都有这样的习俗：复仇者绝不和自己的仇敌共食。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中就有这样的描写。因为一旦共食，便成了“哥们”，则下一步的复仇，岂非“手足相残”，又如何下得了手？当然，一对敌人或两个敌对集团如果要讲和，则最好的办法亦莫过于在一起大吃一顿。只要对方端起了你的酒杯，八成就会化干戈为玉帛。因为酒杯一端，即成“兄弟”。兄弟之间，还有什么不好商量的呢？还有什么仇怨不可消除的呢？所以，许多民族都有这样的文化心理：如果你能大吃他们的手抓羊肉，痛饮他们的杂粮米酒，则几乎立即就会视你为知心朋友，受到最热烈的欢迎和最亲切的招待。相反，如果文质彬彬，浅尝辄止，甚或自带干粮，便会被视为极不友好的表示，也就必定会受到冷遇，甚至敌视。可以说，亲与疏，敌与友，竟全在于共食与否。
甚至真正的兄弟，如果长期不共食，关系也可能疏远。所以，在中国，分出去的儿子，嫁出去的女儿，总会回到娘家，与父母兄弟姐妹共食。这个家之所以称为“娘家”而非“爹家”，就因为它是以食物的主要提供者—— 母亲为中心的。这时，母亲便会为子女们准备和制作他们爱吃的饭菜，并笑眯眯乐呵呵地看着他们吃下去。这实际上是在重申母亲的角色—— 食物或曰生命之源的提供者。同样地，兄弟姐妹们也在重申自己的角色—— 吃同一母亲的奶长大的孩子。因此，大多数情况下，母亲总是亲自下厨，至少也要亲自安排、主持、指挥。在这种家宴上，如果邀请某一外人共食，则是很高的待遇，也是很不见外的表示。这个外人，便被视为“家里人”，视为“兄弟”，成为这家人的“铁哥儿们”。
所以，家宴，便历来是中国诸多宴会中最重要也最具真情的一种。尤其是大年三十晚上的那一次家宴，几乎无论在哪一个家庭，都是一件大事。这时，分散在各地的家人，都要千方百计赶回去吃团圆饭，弄得我国的交通每到春节前后便格外繁忙。政府必须全力以赴，来安排处理春运事宜，以保证家家户户都团团圆圆。
说起来，所谓“年夜”，也不过就是一个夜晚罢了；而只要能团圆，又何必拘泥于哪一天？但这一回的家宴就是特别重要，因为它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对前一年已然存在的血缘关系，是肯定和确认；对后一年将要延续的血缘关系，则是预约和重申。不难想象，在北风凛冽大雪纷飞的除夕之夜，一家人团团围定一张圆桌，举筷共食，举杯共饮，亲亲热热地吃上一顿好饭，那真是其情也切切，其乐也融融！
三 请客吃饭之谜
革命不是请客，就是吃饭
既然血缘关系就是“食与共食”的关系，既然兄弟就是吃同一食物的人，那么，要想把非血缘关系变成血缘关系，和别人变成“哥们”，最便当的办法就是和别人同吃一锅饭。如果上帝给了你这种机会，比如在一起工作、开会等等，固然是你的福分；如果无此机会，也不用着急，因为你还可以请客吃饭。
中国人最爱请客吃饭。
中国人请客吃饭的理由、借口、题目和机会很多。公司开张啦，会议闭幕啦，外宾参观啦，记者采访啦，诸如此类的事情，固然都少不了要请吃一顿；即便寻常百姓家，逢年过节，红白喜事，老人做寿诞，小孩过生日，谁家不请，哪个不吃？如果升了职位，涨了工资，搬进新居，走出国门，三朋四友七姑八姨也都会堂而皇之地要求你请吃。人来了要接风，人走了要饯行，有事要嘬一嘬，没事也要聚一聚。赵家请了王家请，吃了张家吃李家。咱中国人，大约是世界上最爱请客吃饭的民族。
似乎很少有人想到这里面有什么文化上的原因。
照一般人想，请客吃饭，当然是有好处或有求于人。没有好处，有事没事的，天天请客吃饭，那不叫犯病，也叫犯傻。中国的事是有些怪。一些事，在办公室、会议厅、谈判桌上讲不成谈不通的，餐桌上却一谈就通。再难办的事，只要到了酒桌上，就好说好商量。正所谓“筷儿尖尖，碟儿圆圆，酒杯一端，政策放宽”。所以，好些个事情，就非得靠请客吃饭去解决不可。
这办法不但小民们要用，有时候皇帝也要用。比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中的宋太祖赵匡胤就用过。赵匡胤这个皇帝，当得有点来路不明，是他手下的将领，趁着七岁的娃娃皇帝周恭帝孤儿寡母地坐不稳江山，一夜工夫拥立起来的。具体做法，则是在他驻兵陈桥时，突然闯进驿馆，把一件事先准备好的黄袍，七手八脚地披在他身上，然后倒身在地，山呼万岁。赵匡胤的皇位既然是这样来的，当然很怕别人故伎重演，便请手下握有兵权的几位大将来吃饭。酒过三巡，赵匡胤端起酒杯，趁着酒色盖脸，对几员大将说：哥几个都是朕信得过的人，就怕你们手下的人，贪图富贵，也把黄袍加在你们身上。这几员大将一听，连忙趴在地上磕头如捣蒜，纷纷请求交出兵权。这在历史上，就叫“杯酒释兵权”。一顿饭一杯酒，就解除了权臣的兵权，巩固了自己的政权，这可真是太值了。
其实请客吃饭这事，原本就是极其重要的交际手段和外交手段。中国有个成语，叫“折冲樽俎”。“折冲”是折退对方的战车，“樽”是酒杯，“俎”是砧板。折冲樽俎，就是在酒宴上克敌制胜，当然高明得很。公元前279年，赵国和秦国的国君相会于渑池（在今河南省渑池县西十三里）。喝到半醉时，秦王借酒发疯，要赵王弹小曲儿。赵王在宴会上拉不下脸，只好勉为其难，结果被秦国的史官记录在案，很没有面子。作为报复，赵国的上大夫蔺相如则强迫秦王“演奏打击乐”，并大声招呼赵国的史官：记下来记下来，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咱们大王敲瓦罐儿啦！这一回，秦国没有占到什么便宜，赵国则取得了外交上的胜利。所以回国以后，蔺相如的官位，就排到了武将廉颇的前面。
打仗在餐桌上，*变政**也在餐桌上。比如春秋时，晋国的骊姬要谋害太子申生，搞掂权臣里克的办法便是“特羊之飨”（杀一头羊请里克吃饭）。吴国的公子光要刺杀王僚，办法则是请他来吃太湖叉烧鱼。叉烧鱼是当时的一道名菜，有一整套专门的烹调技术，光的厨师（实则杀手）专诸学了三个月才学会。僚听说有叉烧鱼吃，欣然前往，却没想到专诸一把短剑就藏在鱼的肚子里。结果自然是叉烧鱼没有吃到，自己反倒成了“叉烧鱼”。
请客吃饭既然有如此之多的好处，既能拉关系，又能搞阴谋，还能公然杀人或预谋杀人，当然也就成了中国人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时时可以祭起的法宝。甚至在与洋人办交涉时，往往也都照此办理。可惜洋人未必都“吃”咱们这一套，每每心中抱怨耽误时间。正式谈判时，也不因为吃了咱们的便稍有让步。“鬼子”的确不懂中国国情。他们不知道，中国人甚至在与上帝和神灵们打交道时，也是要请客吃饭的。从这个角度讲，它确实是一种工作需要。事实上不少人的工作也是如此—— 不是请人吃饭，就是被人请吃；不是陪人吃饭，就是被人陪吃。所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句话，后来就变成了“革命不是请客，就是吃饭”。民谣说：“工作就是开会，管理就是收费，协调就是喝醉。”是啊，不先在酒桌上“勾兑”一番，怎么协调关系呢？
人人有份，大家同吃
不过，如果以为请客吃饭就只不过吃吃喝喝，一饱口福，或拉拉扯扯，行贿受贿，则大谬不然。一般地说，在中国，求人办事，红包要送，饭也要吃。如果所托之事不大，那么，不送红包只请吃饭也行。只送红包不请吃饭则不合适。如果只送红包不请吃饭，那就多半是一锤子买卖，只有交易没有交情了。可见，请客吃饭这事，并不就是吃吃饭，送送礼，套套近乎，而是“别有用心”。
前面说过，在中国人看来，食物是生命之源。因此给人食物，请人吃饭，是一种很重的情谊；而接受他人的食品，则是受了很大的恩惠，必须加以回报。但在通常情况下，这种回报并不困难。你请了我一顿，我还你一席就是。一来一往，两下里也就扯平了。
事实上也是如此。被请的人，很少有不回请的。而且往往是被回请了以后，对方又要以“回请”的名义再请一次。或者隔一段时间，倒过来，上次回请的，这次主动先请；上次先请的，这次回请。总之是循环往复，没完没了。结果自然是谁也不欠谁的，或弄不清谁欠谁。如果其目的仅仅在于回报，岂非南辕北辙，不但还不清旧账，反倒白白便宜了商家？然而大家还是乐此不疲。
原因就在于不管谁请谁，都好歹在一起吃了饭。
一起吃了饭又怎么样呢？就有关系了。我们知道，中国人吃饭，无论家人团聚还是宴请客人，都必定是全体共食：所有的筷子，都伸向同一盘菜；所有的勺子，都伸向同一碗汤。不管上什么菜，至少在理论上人人有份，每个人都可以而且应该吃上一口的。像西方人那样，各点各的菜，各吃各的饭，甚至各付各的账，在中国人看来就简直是莫名其妙。
显然，在这里，最重要的是“人人都有份，大家一起吃”。也就是说，中国人真正看重的不是吃，或不仅是吃，而是“一起吃”。或者说，共食。请神吃饭是人神共食，请人吃饭是主客共食。因为是人神共食，所以胙肉只能吃掉不能倒掉；因为是主客共食，所以主人和客人必须吃同一种东西，甚至用同一菜盘、汤盆、饭桶。可以说，共食，才是中国人酷爱请客吃饭的秘密所在。
事实上，请客吃饭的意义也正在于此。所谓兄弟，不就是在一起吃、吃同一种东西吗？那么，如果我们也在一起吃了同一种食物，岂非也是兄弟？所以，无论你我是否同宗，也不论你我是否相识，只要在一起吃了饭，就有了同一生命来源，也就是“哥们”了。即便不是哥们吧，至少也是熟人。所谓“熟人”，也就是经过了烹煮和料理，从而具有“可食性”的人，当然可以“吃”。如果是“生人”，就“开不得口”。相反，如果关系很“熟”（已经过反复多次烹煮），又在饭桌上（正在再次烹煮中），便可以请他帮忙，对方也多半不好意思拒绝。如果拒绝，等于把已然煮熟的东西再回生，岂不夹生？在中国，做人切不可“夹生”。因为生并不要紧。火到猪头烂，生的总可以慢慢变成熟的。夹生就不好办了。再煮吧，煮不熟；不煮吧，又吃不得。算什么东西呢？
同样，餐桌上答应的事，就得努力去办。餐桌上的许诺是开不得玩笑的，否则就叫食言。言出于口，食言便意味着把吐出去的东西再吞进来，别人鄙夷不说，自己想想也恶心。何况你应承下的，又是哥们的事。说话不算话，弟兄们怎么看呢？弄不好可就真的要“吃不了兜着走”啦！
所以，中国人一旦要求人帮忙，便多半要请客吃饭。当然，请客吃饭也不一定就是有求于人，更多地还在于建立一种比较亲密的关系。因为请客吃饭的意义，不在于或不完全在于“给人吃”，更在于“一起吃”，即不完全在于“吃了人家的嘴软”，而在于“同吃一碗饭”的情谊。这种情谊使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温情脉脉，什么政策、规章、天理、王法，都有可能被它消解。
当然也不一定要请客吃饭，只要能聚在一起吃就行。聚在一起吃，就多少有些“共食”的意思。所以，即便是吃份饭，吃自助餐，也要聚在一起。关系好一些的，还要把自己的菜拨给对方，或从别人碗里夹菜吃。
餐桌上的学问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人不太喜欢分餐制。
尽管许多人都承认，分餐制科学、卫生、不浪费，但同时也认为，那种进餐方式太冷漠，太没有人情味。岂止是没有人情味，简直就是怠慢客人，好像怀疑人家有传染病。所以，越是大家都懂科学卫生，反倒越不好意思分餐。相反，为了表示大家都是兄弟，是自己人，是铁哥儿们，就必须将所有的筷子都伸向同一菜盘，这样才不分彼此，才真正是“同吃一碗饭”，也才能真正获得意味着同一血缘的生命因素。
甚至就连别人的病也无妨一并传染过来，至少要表示不怕传染。什么是兄弟？就是“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做不到这一点，至少也得“同年同月同日病”吧？要知道，“食人之食”是要“死人之事”的，那么，不妨先“病人之病”。作为主人，无妨看作酒菜之外的又一“投资”；作为客人，则无妨看作接受情谊的一种“表态”。总之，共餐的目的，是情感的交流、心灵的沟通、血缘的认同，因此不能考虑卫生，也不用顾及身体，而简直要有赴汤蹈火、视死如归的精神，所以餐桌上的流行歌曲便是“感情浅，舔一舔；感情深，打吊针；感情铁，胃出血”。一个讲义气的人，应该能够为朋友两肋插刀，献出生命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如果连喝醉酒或吃出病来的风险都不敢承担，谁还会相信你敢为友谊而万死不辞呢？
同理，吃的方式，吃的礼仪，也大有讲究：浅尝辄止表示礼貌，同时也表示生分（生就是“不熟”，分就是“不共”）；开怀痛饮表示不客气，同时也表示很亲热（亲就是“有血缘”，热就是“刚煮熟”）。又如，吃得很响表示没教养，但为了表示主人的饭菜好，或表示自己是回家而非做客，又必须吃得香。吃得香才吃得开，吃得开才好开口。当然，为了营造气氛，主人也要懂得待客之道并有所动作，比如敬菜、敬酒。敬酒的学问主要有三条：一是要注意先后次序，即尊者先，卑者次；二是在碰杯时，自己的杯子要低一点，以示谦虚；三是自己要先喝完，叫作先干为敬。这无非是表示：兄弟我为朋友两肋插刀，是不怕胃出血的了，您老人家则可随意。这种敬酒如发生在同辈之间，则被敬者也往往只好硬着头皮干下去。另外，还有一种更亲密的方式，就是喝交杯酒，或用同一酒杯喝酒，或把双方的酒相互混入，则更加是不分彼此，“吃一个娘的奶”了。饭桌上不分彼此，生活中就会同甘共苦。它也意味着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和同心同德。总之，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乎人际之间。
餐具也有讲究，而餐具中最具中国特色的则是筷子。两根筷子夹住一块食物，正像两人面对一只饭桶的那个“乡”字，本身就有共食之意义。所以用筷子给客人夹菜，几乎是宴会上不可或缺的礼仪。它表示客气，也表示和气，同时也未尝没有把对方紧紧夹住，以防脱落的意思在内。其实，中国人最早也是用刀叉的，正如中国人最早也是实行分餐制的。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件骨质餐叉，和现在西餐所用之叉在外形上就几无差别。但，筷子终于取代了刀叉，共食也终于取代了分餐。有人说，这是因为发明了桌子。有了桌子，就可以围在一起吃饭，不用像先前那样，每人面前放一张几，各吃各的了。既然大家都挤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用筷子当然要比用刀叉便当得多。
问题是，发明了桌子，为什么就一定要围在一起吃饭呢？即便围在一起，也可以像西方人那样各吃各的呀！说白了，还是中国人爱共食。那张便于围在一起吃饭的桌子，说不定原本就是为了共食而发明的。中国人喜欢过群体生活，喜欢扎堆儿抱团儿，喜欢和亲人朋友团聚，当然也喜欢围在一起吃饭。围在一起，又是共食，当然要用筷子。用筷子，无论自己进食，还是给客人夹菜，都很方便，而且既稳重，又文雅，还极富人情味。不像西方人进餐，用刀切像屠宰，用叉戳像攻击，还冷冰冰的，也不能给别人夹菜，一点人情味都没有。在中国人看来，没有人情味的饭食是绝不会好吃的，而没有人情味的进餐方式则是一点意思也没有的。
显然，对于中国人来说，饮食的味道，绝不仅仅只是食物的味道，还必须包括餐桌上特有的那种人情味。中国的菜肴，便体现了这种团结、和合、交融的群体意识和文化精神。中国菜，无论煎、炒、蒸、煮、烧、烤、炸、拌，几乎都无不是将主料和佐料混在一起下锅上桌，绝不会像西方人那样，肉是肉、鱼是鱼、盐是盐、胡椒是胡椒地各自独立，分得一清二楚。一些大菜名菜，如“全家福”“佛跳墙”“霸王别姬”之类，更是多种主料的和合，味道早已不分彼此。而且，按照中国的烹调学、营养学和食疗学的说法，这种“和合”，有利于阴阳协调，是一种极科学的做法。
当然，最好是，食物本身既味道好极了，人情味又很浓，而最能体现这双重目的的，大概就是火锅了。
火锅的文化意义
火锅简直浑身上下都是中国文化。
火锅热，表示“亲热”；火锅圆，表示“团圆”；火锅用汤水处理原料，表示“以柔克刚”；火锅不拒荤腥，不嫌寒素，用料不分南北，调味不拒东西，山珍、海味、河鲜、时菜、豆腐、粉条，来者不拒，一律均可入锅，表示“兼济天下”；火锅荤素杂糅，五味俱全，主料配料，味相渗透，又体现了一种中和之美。更重要的是，火锅能最为形象直观地体现“在同一口锅里吃饭”这样一层深刻的意义，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共食”。更何况，这种“共食”又绝不带任何强制性，每个人都可以任意选择自己喜爱的主料烫而食之，正可谓“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那样一种生动活泼的局面。所以，北至东北，南到广州，西入川滇，东达江浙，几乎无不爱吃火锅。
还有一点也是极为重要的，那就是火锅要用火。
用火，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我们民族用火的历史相当悠久，早在一百七十万年以前就已开始（云南元谋人），吃火锅则至少有八千年的历史（大约在磁山、裴李岗文化时期）。事实上，中国文化一直把会不会用火、熟食还是生食，看作进步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分野。《礼记·王制》说，东方的野蛮人叫夷，南方的野蛮人叫蛮，都“不火食”。《礼运》篇也说，我们的先民，起先也是不会用火的，只能生吞野果，茹毛饮血。后来，“圣王”出现了，“修火之利”，这才有了烹调、酿酒、服饰与建筑，也才有了礼仪，有了文化。这就正对应了列维·斯特劳斯的那个著名公式：生／熟＝自然／文化。直到现在，以用火为界限，生与熟也仍有褒贬之别，如生吞活剥与烂熟于心，生拉硬拽与熟门熟路等。此外，如生涩、生疏、生硬、生造、生僻等词，亦有明显贬义。至于“生番”，则直接指“不火食”的野蛮人；“夹生”，则往往是骂人的话；而“人生地不熟”，则是很不幸的事。
这就不可等闲视之。因此在上古，就要有人专门来管理“火食”。这个人的任务是：一、看管火堆；二、烹煮食物；三、分配食品。可见其权力和责任都很重大，工作性质也很神圣。因为神圣，所以也是“善”，而“火食”也就称为“膳食”。这人既然掌握了食物的分配权，当然也就掌握了群体的领导权。可见最早的“政府”，一开始就是“厨房内阁”。只是到了社会分工更为精细、政府职能更为多样以后，“膳食科长”才不再由“内阁总理”兼任，而另派他人专司。但在远古，这人的地位仍一直很高。传说中担任过高辛氏或颛顼氏“火正”一职的“黎”，大约就是这种专司管火和“火食”的人。
当时的族群肯定很小，族人中年轻力壮者外出采集和狩猎，年长体弱又富于经验者留家看火，并烹烤食物。外出劳动者日暮归家，寒风暗夜中大家围定火堆，享用熟食，真是何其乐也！因此，“火食”并不单单只是“熟食”，更重要的还是“共食”。所以，它也是“伙食”，即“共火而食”，故“伙”字从人从火。
共火而食的人就是伙伴。伙伴原写作“火伴”，据云起源于古代兵制。古代兵制，五人为列，二列为火，十人共一火炊煮，即为“火伴”。《木兰诗》云：“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惶。”这里的“火伴”便泛指同一军营的人，相当于今之战友。其实共火而食，古来如此。不过一般共火而食者多为家人，不足为奇。只有军营里，才是非亲非故而成“伙”。所以后来，便把不同的人因同一目的而结合成群体，称为“结伙”，并由此产生出合伙、入伙、打伙、搭伙、散伙、团伙、平伙等概念，而“火食”也就变成了“伙食”。
火锅，大概就是对原始时代和古代战争*共中**火而食的远古回忆吧！中国菜肴，无论煎炸蒸炒，一般都是在厨房里加工完成后才端上桌来，只有火锅把烹调过程和食用过程融为一体，不但把锅端上桌来，而且让火贯穿始终。这不正是一种最古老也最亲切的方式吗？围在一起吃火锅的人，不是家人，便是伙伴，不是兄弟，便是朋友，不是极富人情味吗？尤其是在北风凛冽大雪纷飞的数九寒冬，三五友人，围炉共酌，传杯换盏，浅吟低唱，真是何其乐也！白居易诗云：“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我怀疑那就是请朋友来吃火锅的邀请函。
由此可见，火锅不仅是一种烹饪方式，也是一种用餐方式；不仅是一种饮食方式，也是一种文化模式。作为饮食方式，火锅可以多人合吃，也可以一人独食，然而独食者又何其寥寥。在火锅店里，我们实难见到一人独食者。这不是为了省钱，只因独食无趣。一般地说，中国人是不喜欢独食的。独食难肥，共食才能吸取营养；独食无味，共食才会其乐无穷。如果不得已而自斟自酌，就要在想象中与人共食：“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否则就叫作喝闷酒。喝闷酒不但了无趣味，而且还会伤身。如果与友人共饮，则“酒逢知己千杯少”，喝得过量也无妨。
这就是请客吃饭的意义了。它不仅是吃喝，而且是共食；共食也不仅是聚餐，而且是同吃；同吃也不仅是同在一起吃或吃同样的食物，更是吃人情，吃血缘。有了人情和血缘，一个又一个群体才得以建立和巩固，个体也才得以生存。显然，中国人喜欢请客吃饭，并不是中国人好吃，而是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 群体意识所使然。
四 烟、酒、茶
说烟
说起来，中国居然有那么多人吸烟，似乎是没有什么道理的。
烟，即*草烟**，西文tobacco，译名“淡巴菰”。这玩意不是咱们的土特产，据说是葡萄牙水手在十六世纪的时候带到中国来的。不过这个来历，现在已很少有人记得。因为从十六世纪到现如今，好歹也有几百年的历史，就不好再算是番邦贡品，得算是国货了。这在文化史上也是常见的事。比如辣椒，据说原产南美洲热带地区，十七世纪时才传入中国。但你去问湖南人、四川人、陕西人，有几个承认吃辣椒是吃外国佐料的？
中国烟民的人数也很多，早已超过始作俑之国。而且，虽有科学家警告于前，政府限制于后，却并未发现有人数锐减之势，反倒又有不少人加入这一行列，终于在*草烟**的世界里，也形成了一个泱泱大国。
这实在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中国人按说是不该也不会吸烟的。吸烟并非祖传，而国人重传统；吸烟并无好处，而国人讲实惠；吸烟有害健康，而国人善养身；吸烟形象不佳（国产影片中流氓特务无不吸烟），而国人尚道德。这样一种既非国粹，又无实利，既碍长寿，又欠正派的嗜好，竟然能为国人欣然接受，且屡禁不止，便一定有文化上的原因。
原因仍在于群体意识。
烟和群体意识有什么关系呢？因为香烟和酒饭，甚至和音乐一样，能够使人“群”，也就是能协调人际关系。两个人见了面，递根烟过去，拍拍肩膀，说起话来就比较融洽。哪怕刚刚发生过一点小冲突的，只要递了烟，气氛也就会缓和许多。而吸烟者在受到家人（父母、妻子等）指责时，辩护的理由也有一多半是要应酬。这虽然会被视为托词或狡辩，但也有相当成分是实情。不信你去问烟民们，他们什么时候吸得多？一是需要提神的时候，比如写作时；二是需要解闷的时候，比如旅途中；三是需要应酬的时候，比如酒桌上。另外，据我观察，北方的烟民似较南方为多，也因为北方人比较豪爽，讲义气，重感情，爱交朋友。当然，他们喝起酒来也比南方人凶。
事实上，烟的一个重要文化功能就是交际。中国传统的交际之物，有酒与茶。“茶交隐士，酒结豪侠”，但都不如烟。因为你总不能一天到晚拎着一瓶酒或一壶茶，逢人就倒吧？然而怀揣一包烟，却可走遍天下。“相逢开口笑，递上一支烟”，实在是自然得很，也便当得很。求人办事时，递上一支烟，只要对方也是烟民，往往都会接过去。因为人家请你抽烟，至少也是友好的表示。况且一支烟实在微不足道，收下不算受贿，拒绝则又未免小题大做。但是，东西再小，也是人情。只要对方接了烟，也就算是领了情，开了口子，搭了桥梁，下面的文章也就比较好做，至少不会碰得灰头灰脸。俗话说：拳头不打笑脸。面对人家递过来的烟，一般人也很难拉下脸来。
烟能帮我们交人，也能帮我们识人。比方说，吸烟者多半大度、豪爽，但也可能马虎、放荡；不吸烟者往往严谨、沉稳，但也可能拘谨、小器。搞公关的人都知道，吸烟的人要比不吸烟的人好打交道。这不仅因为烟能起到敲门砖的作用，还因为吸烟者往往性格外向，不吸烟（不含戒烟）者则多内向。外向者多爱交际，爱交际者多爱聊天。聊天时，如果大家都吞云吐雾，又相互递烟，便气氛融洽，谈兴更浓。相反，如果大家都不抽烟，则久谈必有枯坐之感，难得尽兴，实际上往往也未必有神侃海聊之兴致。除女人在一起总有话说外，不抽烟的男人在一起，便多半只能谈正事（除非有酒）。他们内心有了郁闷，也往往无法找朋友排遣，或只能去喝闷酒。
通过烟，还可以看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浅。客客气气递烟，说明关系尚浅，还很生分，尚处于建立友好关系的探索阶段，或说明二者之间有一定的鸿沟（如属上下级关系）；相互抢着递烟，说明双方地位相等，或视为相等，但关系半生不熟，又都愿发展友好关系；随随便便递烟，不计较是否礼尚往来，说明关系较深，已达到无论怎样也没关系的程度；伸手到对方口袋里掏烟，掏出来还要散给别人，那就简直是亲密无间、不分彼此的铁哥们了。当然，一般地说，相互递烟，总以次数大致相等为宜。抽别人的多，或只抽别人的，便多少有些不尊重对方，也显得自己小器。至于请客吃饭时，只要被请者中有烟民，香烟实乃必备之物。如果让客人自己掏烟，是很丢面子的事。酒菜总比香烟贵，岂能因小失大？所以，在请客吃饭的宴席上，烟也往往是不可或缺之物。它的重要性，一般说要超过点心糖果之类，有时还略胜于茶。
说酒
如果说烟能打开局面，那么酒则能打破界限。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讲究内外有别、亲疏有差、长幼有序、贵贱有等，如若逾越，便是“失礼”。现代社会虽然平等多了，但年龄、资历、地位之类的差异总是存在的。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总是有界限、有隔阂的。能最有效地消除它们的，也就是酒。真正的酒席上是没大没小的，因为非如此不能尽兴。一杯下肚，全身放松；两盏入怀，宠辱皆忘。等到善于公关者以“花言巧语”强行劝酒，稍会饮酒者以“豪言壮语”自作多情时，酒会便空前热闹起来。有的高声叫添酒，有的低声唱小曲，有的换酒杯，有的换座位，总之是一派“胡言乱语”。这时，所有的人，都既无分宾主，亦无分贵贱，人人都是酒神，个个都是醉鬼，真真正正是人人平等，大家一样。亲疏贵贱，男女老少，种种差别都被酒精消解。什么规矩、防范、禁忌、礼仪，也都化为乌有，只剩下不分彼此的和睦融洽。中国人之爱喝酒，爱劝酒，爱在喝酒时猜拳行令，吆五喝六，吵吵闹闹，要的就是这种平等和融洽，亲密和热闹。
中国人喝酒的资格很老。历史学家一致认为，中国的谷物酿酒，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唯在是源于仰韶文化时期抑或龙山文化时期的问题上尚有争议，总之是十分久远。酒的种类，三代时就有很多，有澄酒，又称清酒，是久酿后又滤去酒糟的米酒；醴酒，又称醪，即老糟、捞糟，是短期内酿成的连糟糯米酒；香酒，又称鬯，是用郁金香草或香茅草加在米酒里浸泡的酒。这些酒，主要是用于以下方面：一是敬神，因为神只闻香味不吃食物，酒香扑鼻，自然敬神最宜；二是做菜，如“周代八珍”之一的“渍”，就是香酒牛肉；三是治病，即用酒浸泡药材，以便药性发散；四是公关，谓之“酬酢”。“酬”是主人敬酒，是客人回敬，“酢”今人谓之“应酬”（应即酢）。总之，酒原来是一种有实用价值的东西，并非简单的只是饮料。
然而，正如请神吃饭终于变成请人吃饭，实用的酒也终于变成了人的一种享受。据说当年有个叫仪狄的，发明了一种“旨酒”，进奉给大禹。禹喝了以后，觉得味道好极了，于是便断言“后世必有人以酒亡其国者”，结果不幸而言中。他的孙子太康，便因酒而“亡其国”。末代子孙夏桀甚至因“酒浊”而“杀庖人”，结果也*国亡**。殷的纣王，也是以肉为林，以糟为山，以酒为池，划船在酒池里豪饮，饮到烂醉时，便举行男女三千人的裸体舞会，终于弄得家破人亡。所以，“周革殷命”以后，周公便发布禁酒命令，如有群饮，于法当斩。后来，《汉律》也规定“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以后禁酒的事还很多。比如曹操，就曾下令禁酒，还因此而杀了反对禁酒的孔融。这事我在《品人录》一书中有交待，请读者参看。
其实曹操也是喝酒的，否则怎么会有“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诗句？事实上，官方要禁的，并不是酒，而是酗酒和群饮。只因酗酒和群饮屡禁不止，有时便只好连酒一并禁了。禁酗酒好理解，因为酒喝多了，便神志不清。为君者神志不清必乱政，为民者神志不清必乱礼，两者都会导致*国亡**，非禁不可。禁群饮也有道理。因为大家在一起共食，谦恭礼让，思一粥一饭来之不易，便会感念君父，更加效忠朝廷。聚在一起群饮，酒壮了胆，难免说些不忠不孝发牢骚的话，弄不好便会起心谋反，至少也会弄得秩序大乱。所以，尽管共食是大家聚在一起吃，群饮是大家聚在一起喝，都是“群”，但共食就该提倡，而群饮便要禁止。
不过，一群人聚在一起喝酒这事，当真要禁，那是禁不了的。比如国宴、家宴，给上司接风，为朋友饯行，还能不聚在一起喝点儿？于是便只好规定不得“无故群饮酒”，也就是群饮要有“正当理由”。这倒是难不住中国人。有个相声讲，某单位领导宣布，为了纪念伟大的科学家巴甫洛夫，加深对“条件反射”原理的理解，全体到烤鸭店吃烤鸭一次。结果，“学习效果”很好，同志们在酒席上都“感动地流下了哈拉子（口水）”。
于是又只好规定，即便是在一起喝酒，也要讲究礼仪。这就不怎么行得通了。因为饮酒之乐，恰在无拘无束。当年，齐威王问淳于髡：“先生能饮几何而醉？”淳于髡回答说：“臣饮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不懂。淳于髡说，如果是大王赐酒于殿堂，监视酒政的执法官站在臣的旁边，纠察失仪的御史官站在臣的背后，臣诚惶诚恐，伏地叩首而饮，不到一斗便简直醉了。如果是乡下人在一起喝酒，坐无分贵贱，席无分男女，敬酒没有时间限制，搏戏完全自由组合，抓住了异性的手也不受罚，瞪着眼睛看人也不受禁，女人的首饰乱七八糟地落了一地，鞋子袜子也乱成一团，在这种气氛下，臣便是饮八斗，也只有两三分醉。可见饮酒之乐，全在身心的放松，哪里能“行礼如仪”？
需要放松身心的人很多，帝王将相如此，平头百姓也如此。需要靠酒来结交朋友协调关系的人也很多，商界*场官**如此，市井村闾也如此。何况还有文人。文人没有酒，就没有灵感了。所以，历史上的禁酒令，常常不过一纸空文。但一来二去，弄得酒的名声不太好，却也是事实。比如说，“酒肉朋友”啦，“酒色之徒”啦，“酒囊饭袋”啦，“酒色财气”啦，都不是什么好词。
当然，名声最坏的还是“酒色”二字。酒是色媒人，三杯落肚，便色胆包天。当年西门庆*引勾**潘金莲，便正是在她“三杯酒落肚，哄动春心”之时。更有一个名叫苏五奴的，公然让自己的老婆张四娘当“陪酒女郎”。请张四娘陪酒的人，当然都醉翁之意不在酒，一门心思只想早点把苏五奴灌醉，好和四娘干那事。苏五奴便说，只要多给我钱，便是吃“?子”（蒸饼）也醉了，用不着喝那么多酒啦！这就叫“饮?亦醉”。酒既为淫乱的祸首，正统的道学先生，自然主张禁酒，或主张酒只能用于祭祀和官方的酬酢。
于是酒的地位，便逐渐地让位于茶。
说茶
中国人饮茶的习惯，显然晚于饮酒。虽然有人认为我们民族的饮茶，已有上万年的历史，但此说在学术界尚有争议。比较靠得住的文字记录，始见于西汉末年，当时称作“槚”，《尔雅》说是“苦荼”。但荼是菊科草本植物，茶是山茶科木本植物，风马牛不相及。大约是茶味之苦近于荼，才把“茶”也称作“荼”吧！郭璞注云：“（槚）树小似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又说槚叶早采的叫荼，晚采的叫茗，也叫荈，也就是老叶粗茶。到唐代陆羽著《茶经》时，才把荼字减去一横，写成了茶，荼字反倒很少有人认识，害得一些念白字的，老是把“如火如荼”念成“如火如茶”。
茶之正式得名如此之晚，可见饮茶也不会太早。商周青铜器中没有茶具，汉墓出土食品中也不见茶叶，至少说明当时饮茶尚未形成一种风气，或非生活之必须。过去曾有一种说法，认为茶原产印度，是从印度进口的。佛门多饮茶，可为明证。有人还言之凿凿，说是禅宗祖师菩提达摩带来的。达摩从天竺西来，跑到梁武帝那里谈佛论禅，结果话不投机，只好折了一根芦苇做船，渡过长江，北入嵩山，躲进少林寺的一个山洞里，“面壁而坐，终日默然”，一坐就是九年，连小鸟在肩上筑巢都没有察觉，终于双眉尽落，落地而生为茶叶，所以上品的茶叶又叫珍眉。湖北鄂西山区有“五峰珍眉”，品质甚佳，不知是否系达摩双眉一脉相传？其实《三国志》和《世说新语》中都有饮茶的记录。《三国志》上讲，韦曜参加孙皓的宴会，因不善饮酒，便代之以“荼荈”。《世说新语》云，任育长到王导家做客，因不识好歹，便问喝的是“荼”还是“茗”，被传为笑柄。可见三国两晋时，饮茶已是上流社会的高雅习俗，那时节，达摩祖师还没出世呢！
实际上，茶树原产何方，是土生土长还是印度进口，抑或“中外合资”，都不要紧，要紧的是饮茶这件事，是不折不扣的中国文化。
中国人爱喝茶，和西方人爱喝酒完全是两回事。西人饮酒乃取其汁，国人饮茶乃取其气。西方的人体科学，注意的是体液。他们曾根据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在人体中的比例，把人分为多血质、黏液质、胆汁质和抑郁质四种类型，称之为temperament。这个词，究其本源，实应译为液质，中国人却译为气质，就因为中国人是以“气”为“质”的。中国人认为，一个人的素质和品质，取决于他胸中之气：充盈着正气的是君子，充盈着邪气的是小人，充盈着清气的是雅士，充盈着浊气的是俗物。所以我们常说某人气宇轩昂，某人气度不凡，某人盛气凌人，某人一团和气，某人帅气，某人俗气，某人大气，某人小气，某人妖里妖气，某人怪里怪气，等等，就是这个道理。
气充盈天地，有清有浊，有雅有俗。就拿香气来说，香而妖，香而艳，香而浓，香而媚者，都是俗气。暴发户的如夫人，浓妆艳抹，珠光宝气，香水洒得越多，越是俗不可耐；农夫新割的稻草麦秸，被秋阳暖暖地晒过以后，则最是清香可人。因此甚至有人认为花香不如药香，酒香不如茶香，药与茶，才是至清至雅之物。
何况饮茶也是好处多多。茶能防癌，不像烟有害于健康；茶能醒脑，不像酒多喝乱志。所以历来有禁酒的，有禁烟的，却断乎不会有禁茶的。事实上，茶也是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人雅士的爱物。中国人在家里要喝茶，出门也要喝茶，上班后第一件事是泡茶，开会时更是人手一杯。到中国人家做客，虽有女宾来访摆糖，男宾来访敬烟之别，但泡茶都是必不可少的。客人来访主人捧上一杯清茶，既礼貌周全，又全无媚态，则彼此的交往，便完全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如果竟无茶水招待，那么，不是主人不通人情，便是客人不受欢迎。连茶都不泡一杯，简直等于下逐客令。
可见，茶也有交际的功能。所以，中国人不但喜欢请客吃饭，有时也要请客吃茶，比如“吃讲茶”和“吃早茶”就是。吃讲茶是旧社会江湖上用于摆平纠纷的一种手段，吃早茶则是如今商场上用来谈生意的办法之一。吃早茶不像摆酒宴那样排场，又不像只有清茶一杯那样寒酸。过于排场，谈不成事情；过于寒酸，又不好意思，只有吃早茶最为适宜。它既能让人静下心来认真谈判，又比坐在公司里唇枪舌剑讨价还价更有人情味，更便于套交情拉关系走后门，还能顺便解决一下早餐问题，岂非妙不可言？当然，无论搞阴谋，抑或谈生意，也确乎可以借此冲淡一点血腥或铜臭。
至于清朝*场官**，则又是一番风味。待客之茶，只作摆设，并不真喝。如果长官谈得不耐烦，要下逐客令，便会端起碗来，说声“请喝茶”。这时，你最好自己知趣，起身告辞。即便不告辞，长官身边的听差也会拉长声调大呼“送客”。这一绝招，不知是谁的发明，也真亏他想得出。可见，喝茶也好，饮酒也好，吸烟也好，吃饭也好，在中国确实是一种文化现象。不过本章已说得不少，读者诸君恐怕也要不耐烦了。那就还是“端茶送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