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伤疤忘了疼”是我们中国人用来形容健忘的一句俗语，面对曾经遭遇过的伤害，有些人总会选择性地加以遗忘，然后投入到暂时性失忆的快乐当中。
可是，有些伤害和疼痛永远不能忘，毕竟，知耻而后勇。毕竟，中国人拥有卧薪尝胆的勇气和毅力。
今天是2019年7月25日，对国人来说，一块125年前的同一天的伤疤必须撕开，一段沉封已久的历史也不能遗忘。
这个伤疤有关于甲午战争。梁启超说，中华民族之真正觉醒实自甲午一役始也。
一.难逃厄运的“高升号”
1894年的7月25日，朝鲜半岛牙山口岸外的丰岛海面，清政府用来运兵的商船“高升号”，遭遇埋伏在此的日本巡洋舰“浪速号”的悍然袭击，危急之中的船上中国军人，用步枪还击，当然，这完全不可能改变最终被击沉的命运。
当时”高升号”总共装有清军官兵1116人，除245人遇救获生外，其余的871名江淮子弟，全部壮烈殉国。 另有74名船上工作人员,其中只有12人获救，二副韦尔什、大车戈尔顿等5名英国人，以及舵工一名和船员56名，全部葬身海底。我相信，那一刻海浪定然为此而翻滚，白云也定是愁色满苍梧。
这便是“高升号”事件，它是丰岛海战的一部分，这一事件，标志着日本不宣而战，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灾难的甲午战争实际上由此爆发了。相比较战争中更多惨痛的伤害，这只是那场战争开始时，尚未刺痛国人的一次“微不足道”的伤害。大清依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高升号”是一艘英国商船。
英国商船在华自由穿梭，源于之前两次*片鸦**战争的耻辱。
中国政府雇佣“高升号”，源于中国政府当时“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国家战略。还记得魏源那本《海国图志》，这部被誉为“开眼看世界”的奠基之作，本来是中国人付出*片鸦**战争失败的惨痛代价换来的深刻教训和经验。书籍出版伊始，即遭清廷查禁。直到伤痕累累，清政府终于想起了那本书。
洋务运动的志士仁人们如获至宝地吸收并实践着这本书的思想，他们不仅大力师夷之长技，引进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和兵器，并派员留学西方，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大力发展近代工业。他们也深谙以夷款夷之道，即利用侵华列强之间的矛盾，借洋人之手来制约洋人。清政府雇佣“高升号”的策略便是以夷款夷的表现。
只是，这样的方式无异于火中取栗，终究会有烫手的时候。
清政府雇佣“高升号”来运兵，便是看中了它英国籍的原因。李鸿章等人颇有些天真地以为，用英国商船运兵，肯定会万无一失，毕竟，那个世纪还没有哪个国家敢盲目轻率地去挑衅日不落的大英帝国。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你算不如他算，“高升号”还是没有逃过厄运。
用外国人的船来运中国人的兵，貌似是一种聪明的方式，但这种迫于无奈的聪明之举，却也暴露了当时清王朝自身的底气不足，这何尝不是一种狐假虎威的做法。
而事件爆发后的各国政治角逐，则更耐人寻味。
二.耐人寻味的幕后交易
“高升号”被击沉后，日本政府慌而不乱，一方面极力化解与英国可能带来的外交危机，另一方面极力寻求国际舆论的支持，以推卸责任，并孤立清王朝。
事件刚一发生，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对驻英公使青木周藏作了“外交危机”的具体指示。一方面，要求青木*锁封**击沉英国商船的消息，另一方面，要求青木向西方列强明确表态，日本将严格按照国际法办事，一旦确定责任在于日本海军，则日本将立即承担所有责任。
其实，就在事件发生前几天，陆奥也曾指示青木向路透社暗地里行贿600英镑，以换取路透社对日本的“关照”。
在这种积极的控制舆论的策略下，青木成功地争取到了一些英国专家学者在媒体上公开为日本辩护。
8月3日，剑桥大学教授韦斯特莱克（John Westlake）在《泰晤士报》上刊文为日本辩护，认为日本击沉高升号是合理合法的行为。他的主要观点有三：一、高升号是为中国军方提供服务，这是一种敌对行为，不可以获得英国*旗国**和船籍的保护；二、不能因双方未宣战而禁止日本将高升号视为敌船。韦斯特莱克认为高升号已经在从事敌对活动，已非中立；三、日本能够证明高升号的清军是开赴朝鲜应对日本*队军**的，这毫无疑问是敌对行为，日本将其击沉的确有军事上的需要。
8月6日，《泰晤士报》又刊登了牛津大学教授胡兰德（Thomas Holland）同样论调的文章。他认为：即使没有正式的宣战，战争状态也已经存在了；当日本军官用*力武**威胁高升号服从其命令时，作为中立国公民的高升号船长、其也已充分了解到了战争的存在；这样，不仅敌对双方、而且中立方均明了战争的存在，宣战的义务也算完成。高升号应该清楚地知道这样完全会被日本*队军**拦截并作为战利品而被缴获，因此，日本不需要向英国道歉，也不需要向高升号的船东、或那些罹难的欧洲船员的亲属道歉或赔偿。
相比清政府而言，日本更善于掌控舆论，更善于运用国际法来说事，更善于把一件不光彩的事装饰成合乎情理、合乎国际法的高尚行为。
从8月到11月，经过两次听证会，英国官方最终裁定：当时已经存在着战争状态，高升号为交战国执行交战任务，日本*队军**有权扣留或击沉它，因此，日本在此事件中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
1895年的2月5日，英国外交部正式通知高升号的船东印度*那支**航运公司：赔偿责任应由中国政府承担。
几经周折，中国政府与印度*那支**航运公司终于商定了总数为33000多英镑的补偿，并于1903年3月完成交割。此时，距离高升号沉没已近10年之久。在此期间，中国不仅经历了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的巨额赔款，也经历了八国联军侵华后人均一两白银的耻辱的庚子赔款。
那一刻，长城在颤抖，黄河在咆哮，四万万五千万华夏儿女齐落泪！
探究英国对日本的包容，我们不难看出，列强之间的勾心斗角。英国之所以宽容日本，无非是以日本作为它在远东牵制俄国、德国的力量。只是几年后，戏剧性的结果却是，英法俄联手组成了“三国协约”，而一战中的日本，大有独霸中国的趋势。这恐怕是英国始料未及的。
三.沉痛的反思
幸运的是，时至今日，提起日本，许多有良知的国人，总有一种切肤之痛，也总有一种咬牙切齿的恨。我理解这种共有的民族情愫，尤其是在国力蒸蒸日上的今天。就像每一个长久被压抑的灵魂，在机会到来，时机成熟的时刻，总会发出一声声呐喊，释放出一些能量的。可是，越是在这种激情高昂的境况下，越应该多些理智。
那个因“炮轰”韩寒而对当今中国民族的某些悲哀痛心疾首的70后作家许知远曾说：“回到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倘若中国知识分子能在寻求富强之道时，也能意识到日本模式所蕴含的黑暗力量，近代中国之路或许也会变得不同。这一点对于正在获得富强的中国，尤其富有启发。”
历史总是势在必然地在现实中的某个时空复活，然后将愈合已久的伤口撕裂，给你，给我，也给这个现实重重地一击。诚然，遗忘过去，就是一种背叛。可是，一味地纠结在过去的某个环节也会迷失双眼，陷入僵局。
尊敬对手，甚至于崇拜仇人，也许才是真英雄，大英雄。倘若我们用心去聆听邻国日本那段多灾多难历史中铿锵的蛩音，也许，多少会为之有些动容吧？历史往前推回到150年前，中日两国同为天涯沦落者，都已处在内忧外患的风雨飘摇中。幕藩体制下的日出之国，内有森严等级下的阶级矛盾，外有黑船来航后的尊严扫地，传统日本大有日薄西山之势，新兴力量却处处受制。1863年8月，7艘英国军舰进入萨摩藩，意在用*力武**威慑对手。虽然萨摩藩并不怯战，用十余门大炮重创3艘英军舰船、造成英军伤亡60余人，代价却是鹿儿岛城整体遭到摧毁，损失惨重。继有1864年9月，英国舰队与法国、美国、荷兰组成四国舰队，共同炮击主张“攘夷”的长州藩领地，摧毁了全部沿岸炮台。
同样的情景，之前二十多年来在中国的珠江口、大沽口也曾上演。面对欧美舰队来袭，在国运多舛的时刻，一大批志士仁人走到了风雨交加的斗争中来。岩仓俱视、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当然还有初学归来的伊藤博文……他们以倒幕为前提，在大和民族危难的关头，建立了一个崭新的政权。1867年8月27日，举行了明治天皇的即位仪式，与传统即位仪式，有两点不同。一是在庭前的神案上，摆上了直径3尺6寸余的地球仪；另一点不同是改变了历来按中国唐制服饰、仪制的作法，而按照日本本土的方式进行的。这是一种态度的宣示，也是一种精神的体现，大和民族从此不再是危难来临时把头埋进沙堆的驼鸟，而是勇于挑战暴风雨的海燕。
于是，同为落难中的民族，日本在明治维新的披荆斩棘中另辟蹊径，走到了世界的华山之颠，不但与欧美列强一较高下，矛头终于也指向了那个同样落难的清王朝。
就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7月16日，出乎日本意料，英国人竟然痛快地与日本签订了新的《日英通商航海条约》。
远在澳大利亚的华人写作者雪儿简思在其《大东亚的沉没——高升号事件的历史解剖》一书中这样写道：“条约规定完全废除治外法权等，成为日本同西方列强签订的第一个比较平等的条约。条约签订后，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向青木周藏祝贺说：‘这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败清国大军还远为有利。’日本自此实行替英国牵制俄国的远东政策，换来英国对日本的支持和放任。”
历史总是那么耐人寻味，进行了三十余年洋务运动的中国，为什么又一次一败涂地？
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曾说：“中国*物文**制度，时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 ”此中似已看到蛛丝马迹。更有北洋水师覆灭之际《*东伊**佑亨致丁汝昌劝降书》：“当此之时，我国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今贵国亦不可不以去旧谋新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与*日我**本相战，其必至于败之局，殆不待龟卜而已定之久矣。”原因似乎已很分明。
弃不掉的旧制，张不开的新政，才是压垮骆驼那棵最致命的稻草。遥想当年腐朽的清王朝，为了一己私利，玩弄权术，*渎亵**制度者络绎不绝，社会前进的步伐便被牢牢地禁锢了。那个身居帝师位置的翁同龢，执掌户部，手握财政的审批权，想必是整个大清的道德标兵吧，然而竟也为一己私仇，睚眦必报，拒绝拨款给北洋水师，延误了*队军**现代化的进程。一般的官员，便可想而知。
“高升号事件”只是近代中国耻辱史的一个细节，但它却反映的是一个民族在虎狼肆虐的时代风云中必然任人宰割的命运。
但愿我们都有一种反思的精神，唯有反思，才能使人进步，唯有反思，才能使一个民族屹立不倒！
写于2019.07.25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