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民同说，当时，在快餐店刷盘子洗碗的工资比做家政高一点。如果是星期天，从早到晚在快餐店干一天，能赚到五十块美金。
当时这五十块美金是什么概念呢？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
以一九八六年为例，美元与人民币之比为一比三点四五。那一年职工的工资还没怎么涨。副教授的月工资也就一百出头一点，肯定不会超过－百五十元人民币。
当时美元的民间比价是一美元等于七块钱人民币左右。当时有些同学要考托福，都是按照这个比价私底下找朋友托人换的。那五十美元就等于三百五十元。
我们就按照官方汇率和民间比价折中一下，取平均数来计算。那么，美国一个洗碗工一天的收入就相当于我们副教授两个多月的工资。
因此，那个年代能在美国刷盘子洗碗，并不是丢人的事，而是令人向往的。如果一位副教授有机会去美国做访问学者，都想利用业余时间找一份这样的工作，以便回国时能带回家一部彩电。
这时候，几年之前还很时髦的“三转一响”已经是小儿科了，取而代之的三大件是彩电、冰箱和洗衣机。
易民同依靠洗碗和做家政，总算度过了艰难的第一年。第二年，他考了GMAT，从工科转行学MBA。这时候，他的导师会从课题经费中给他提取一些补贴，学校也免除了他的学费。他的日子才过得轻松了许多。
他太太是一位非常能干的女性。她从医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在杭州的医院里当医生。九十年代初，来到夏威夷和他团聚，并在夏威夷把服装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他们在上海买了房，带儿子在上海读到小学毕业。然后一家三口再去洛杉矶定居。现在，易民同在洛杉矶做会计师已经十几年了。儿子也已经大学毕业了。
前些年我去洛杉矶时，易民同开车带我遊览了街景。我们先去了好莱坞和星光大道。经过唐人街之后，他又带我参观了宿营在帐篷里或者干脆露宿街头的无家可归者们。
他还对我说起在美国头几年的艰辛。让我特别记忆犹新的是，有一次他骑着摩托车在公路上出了交通事故，摔晕了过去，过了很久，还是等自己渐渐苏醒过来，慢慢地爬起来，然后推着摩托车，忍着头晕，一步一挨地走回租住的宿舍。这段只有不到两公里的路，他走了一个多小时。
这件事使我颇感意外，我问他：“你来的是假美国吧？”
他回答说，是真的，是在美国的飞地夏威夷。他当时在夏威夷大学读书。
我正要细问，他手机响了，是另一位同学的来电。于是我们又换了另一个话题。
易民同父母亲退休后住在上海。所以，他在上海置办了房产，在徐汇、虹口各有一套房子。
他每两年回来一次。他每次回来，我们在上海的几位同学都要去他家做客。我们几位同学相聚时，要聊的话题很多，聊着聊着，时间就不知不觉地溜走了。
自从二零二零年新冠疫情爆发以后，出门时间少了，在家时间多了。于是我就动手写这本拙作。当我写到易民同时，很自然地回想起他这段既惊悚又不可理喻的经历。
我俩已经好几年没见面了，眼下是新冠疫情的第二年。我在上海家中，他在洛杉矶。两地时差十五个小时，我这里是上午十点，他那边是晚上七点。美国退休晚，虽然他已经六十好几，还仍然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他刚从办公室回到家中。
我用微信的语音电话呼叫他，他马上就接听了。我们彼此寒暄几句之后，我就开门见山地说出了我在多年前没有弄清楚的这个疑惑。
他很平静地对我讲述了这段不平凡的往事。
那是在一个暑假，他骑着一部小排量的摩托车，从打工的地方返回住处。他正在道路上正常行驶，猛然发现，从对面方向有一辆大摩托车左转弯快速地冲过来，也许他是想掉头？等他发现后，再紧急刹车已经避让不及了。
撞车后摔倒，然后他就不省人事了。
具体过了多长时间他也不知道。因为那几天他的头都是晕的，当时没法看手表计算时间。
他醒过来睁开眼，只觉得头晕得厉害，身体的其他部位没发现有什么异常。
他的小摩托车就立在路边，摩托车上有一张纸条。他虽然头晕，但意识还是清醒的。他认得这张纸条是交通警察留下的，上面写着肇事者的姓名、电话和地址。
这要不是听他亲口说出来，谁的脑洞再大，也无法构思出这样的情节。
谁都知道美国是一个最讲*权人**的国家，在那儿，人们的生命安全应该最有保障。可是怎么会发生易民同所遇到的这种不可思议的情景呢？
如果是在国内，警察不可能放走肇事者，陷入昏迷状态的受害者，肯定会被及时送往最近的医院。我相信，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会这样做。
夏威夷虽然是美国的飞地，但和美国本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法律体系是完全相同的。
难道这位美国警察就能确保陷入昏迷状态的受伤者没有生命危险吗？易民同虽然外表没有流血，但是他陷入了深度昏迷、人事不知，这难道是装出来的吗？如果他颅内大出血怎么办？为什么不抓紧这段黄金时间来抢救他呢？
我这样质问易民同，易民同该质问谁去呢？他说，谁都知道警察这事做得不对，但这就是事实。就像在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五日，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德里克·肖万因*力暴**执法，导致黑人男子乔治·弗洛伊德在被跪死一样，本不应该发生的事件，它就这样实实在在地发生了，而且就在万人敬仰的美国土地上。
他把这张纸条放在口袋里收好，慢慢地推着摩托车往回走。
他回去就睡觉。第二天好一点，去医院拍片，发现颅内有鸡蛋大的一块瘀血。幸好颅内没有大出血，加上他年轻，他休息了一个月，然后再去拍片检查，发现颅内的瘀血消散了。
易民同运气好。不知道他是被上帝保佑的，还是被我们的老天爷保佑的，他总算逃过了这一劫。
他休息了一个多月，只好休学了一个学期。
他的律师说，肇事者既没钱，也没房，但有一份最低保险，最高保额是三万五千美元。
通过律师，他得到了这笔保费，把其中的三分之一付了律师费，他还剩下了两万多美金。这笔钱作为了他这次受害的补偿。整个过程都是由律师操办的，他至今也不知道这位肇事者是长成什么样子的。
如果要控告那位警察，首先就要付一笔可观的律师费。由于这个事件对当事人易民同没有造成严重后果。起诉之后，审判结果究竟会怎么样，谁都没有把握。考虑再三，他最终选择放弃了。
这虽然是一件令人匪夷所思、难以理喻的事情，但确实是真实发生过的，这是千真万确的。在夏威夷警察局，应该有案底可查。易民同的名字，用的是汉语拼音。
易民同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
何迎耀的上铺是从福建来的纪爱林，他比我小一岁。他是个才子，吟诗作词，儒雅风流。福建自“*革文**”之前就是高考红旗，录取分数线全国第一。在福建的考生想进我们学校，必须在四百分之上。在我们省，这个分数可以进复旦、南大了。
和解世雄同住一个宿舍的有川建武、曾力军、宫三友、黄公明，还有一位年纪比较小的同学叫代永顺，他是六一年出生的。他家住在江城附近的江中县。
江中是位于长江中间的一个小岛。这个县虽然人口不足二十万，是个袖珍县，但这里人杰地灵。江城市的各行各业都有代永顺的扬中老乡。
那个年代流行一句顺口溜，叫作“三个公章，抵不上一个老乡。”意思就是，如果出去办事，恰好遇到讲同样方言的老乡，双方会立马生出一种亲近感，办起事情来就方便多了。
代永顺毕业后被分配在江城机械厂，不久即调到团市委工作。八十年代末，他被调到东方红镇任镇长。他是我们两个班走上从政道路较早的一位同学之一。后来他担任了江城市港务局局长，林大江和我来江城时乘坐的东方红大轮所停靠的三号码头也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